高饶事件（一)

毛泽东心目中的接班人 

　　刘少奇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在延安整风中就上升为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位。1943年3月20日重新组成的三人中央书记处，刘少奇就是三位书记(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之一，排名在毛泽东之后。由此奠定了他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但到建国后，毛泽东心目中的接班人已经改变。 

建国初期，毛、刘政见出现分歧。 

　　先建设新民主主义，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精华所在。1949年3月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强调：“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并且指出：“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 高岗就在二中全会闭幕后，天津的资本家均在消极观望，整个城市生产停顿，市面混乱。1949年4月，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去天津。刘少奇在同天津资本家代表谈话时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是有功劳的……今天资本主义剥削是合法的，愈多愈好。”刘少奇的这番话是为了解除资本家害怕清算他们剥削行为的顾虑，鼓励他们迅速恢复生产。 

　　但是，建国后，毛泽东仍认为工作中心是阶级斗争，而不是发展经济。 

　　1950年5月份， 毛泽东把天津市委书记黄克诚召到北平，向他汇报天津接管和城市民主改革等情况。黄克诚将在天津四个月来的工作情况汇报完了之后，毛泽东留他一起吃晚饭。他 们边吃边聊，突然间，毛泽东停下筷子，问黄克诚：“你认为今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黄克诚回答说：“当然是发展生产。”毛泽东严肃地摇了摇头说：“不 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问题。” 

刘少奇与高岗产生矛盾。 

　　看来，刘少奇对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并不知情，他继续按二中全会的精神指导工作。当时，与高岗主持的东北局在两个问题上直接发生了矛盾。 

　　一、1949年5月31日，根据东北局社会部部长邹大鹏反映东北城市工作中有宁左勿右的偏向，刘少奇起草并签发了《中央关于对民族资本家政策问题致东北局电》，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查并纠正。 

　　 但高岗对刘少奇在天津有关对资产阶级政策的讲话，不予苟同。他对东北局几个常委说：“少奇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右的，华北局执行这方面政策中有右的倾向，就与这些讲话有关系。” 

　　二、东北的土地改革完成得较关内要早，有一部分富裕中农成了新富农，他们买车马、放贷，甚至买进或租进土地。这些新富农中，有一部分是土改时的积极分子、村干部，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 

　　在对待新富农的问题上，高岗的意见是：对于坚持剥削的党员，应劝其退党，问题严重的，必须开除出党。 

　　刘少奇则认为：党员成为富农后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太早了。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了家，要交公也交不出去，国家也不会要他的油房要他的马，不得已他只好暂时私有，如果将来集体化时，能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  

　　高岗明确表示反对刘少奇的意见，他在1950年3月召开的东北地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点名批评与刘少奇观点相同的张秀山(东北局组织部长兼秘书长)，批示省、市委仍按东北局先前的决定办。 

在毛、刘分歧中高岗频频得分。 

　 　高岗在党代会上批评张秀山，张秀山不服，于是争吵起来，高岗说：“刘少奇的谈话和对东北局的批复我给毛主席看了，主席不同意他们的意见。”据高岗说，他 把刘少奇的信送给毛主席看，毛主席气得发抖，脸色都变了，叹气说：“少奇同志有些重大问题也不向我请示商量，就擅自做主，出了不少乱子。” 刘少奇 毛泽东 

　　与东北局意见相同的是中共山西省委，华北局主要负责人薄一波、刘澜涛认为，山西省委的意见涉及党的农村工作方针，随即向分管党的日常工作的刘少奇请示。刘少奇明确表示：现在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骤，条件不成熟。……不要急于搞农业生产合作社。 

　　毛泽东得知华北局与山西省委的不同意见后，即要杨尚昆通知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到他住处谈话。毛泽东明确表示不支持他们，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并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以及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 

　　1951年9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10月14日，高岗给中央写了《关于东北农村生产互助运动的报告》。毛泽东看后，十分赞赏，于17日批给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同志。 

　　1952年1月10日，高岗在东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右倾思想》的报告，不指名地批评了刘少奇、薄一波有关先机械化再合作化，以及对待富农经济政策等观点。毛泽东认为高岗这个报告很好，后来在《东北日报》和《人民日报》上发表，并印成“活页文选”发行全国。 

　 　在对待农业互助合作问题的争论中，高岗得到毛泽东的全力支持，大获全胜。后来高岗在东北局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批评，说：“你们的意见是错误的，我不 能支持你们。”“你们的思想落后于群众的觉悟，作了广大群众的尾巴。你们被富农经济的假象迷惑了眼睛，至今毫无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这是危险的。” 

　　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对待城乡资本主义政策上的分歧，高岗与毛泽东是完全一致的。 

　　此外，1951年党 内在工会工作的方针政策上也发生了争论，邓子恢、李立三、刘少奇都主张工会应有相对的独立性，在国家利益、长远利益与工人的个人利益、眼前利益的关系上实 行“公私兼顾”的方针，但高岗表示反对，强调工人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一致性。最后，毛泽东对李立三主持的全国总工会的工作进行批 评，李立三被指责犯了了“工团主义”、“经济主义”、“主观主义”三大错误，被免去全总副主席、党组书记的职务。高岗又一次占了上风。 

　　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将各中央局的主要负责人调中央工作。其中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高岗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当时的国家计委，与政务院平行，直属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有“经济内阁”之称。高岗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从延安整风到共和国建立之初，一直是步步高升的。 

据曾任高岗秘书的李锐说： 

　　习仲勋跟我说过，1949年进城后谁接班？就是高岗。那已经很明显了嘛!高是国家副主席，又是国家计委主任。国家计委与政务院平行，实际是经济内阁。高很得意…… 

　 　毛泽东曾经对高岗说过：“中国革命大而言之全国，小而言之陕北，都有一个圈圈，井冈山是红军的圈圈，陕北是八路军的圈圈，我们靠着这两个圈圈赢得了革命 的胜利。现在有人又说还有一个圈圈，那就是白区的圈圈，是红区和白区两个圈圈，制造思想上的混乱，不可不察。”高岗日后多次借用这段话指责刘少奇搞白区圈 圈压红区圈圈。 

“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高岗，关西汉子，身材魁梧，满脸麻子，大嗓门，急脾气，讲究美食，爱好女色，跳舞、狩猎、打麻将，无所不会，无所不精。 

饶漱石，江西人，中等单细的个头，举止文雅，为人处事谨小慎微。此人无甚爱好，穿着朴素，但却是个心机极深的钻营投机专家。 

高岗与饶漱石从来没有在一起共过事，最终走到一条黑道的机 

缘，是1952年秋的“五马进京”。  

邓小平 邓子恢 

　　“五马进京”是指1952年 秋，刘少奇考虑到国家进入建设时期，向毛泽东建议将各中央局的书记抽调进京，调整、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毛泽东和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五大 书记进京：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率先进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担任中宣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而东北局的高岗职位是最高的，进京之前，他已担任了中央人民 政府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主席，这时中央又安排他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建国初期，国家计划委员会直接受国家主席领导，有“经济内阁”之称。高岗在党内 的地位也迅速飚升至毛、刘、周、朱之后，是第五号人物，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 

　　高岗权倾一时，飞扬跋扈，除了毛泽东以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高岗被调到中央担任了国家计委主席，他和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饶漱石权欲熏心，对中央给予如此之高的安排仍不满足。 

　　早在1950年 春，高岗与刘少奇就围绕着东北富农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高岗认为：“今后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一方面应该是奖励农民生产发家，勤劳致富，使绝大多数农民上 升为丰衣足食的农民；而另一方面，又必须使绝大多数农民由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向发展。”刘少奇则认为：“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 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要防止急性病。转变得早了，是不对的。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一个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业的集体农庄是巩固 不了的。”毛泽东当时虽没有对这场争论公开表态，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谈话的不满，形于颜色。 

　　1951年4月， 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写了一份题为《把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认为“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然 而，华北局并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认为“逐渐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 的”。华北局的意见得到了刘少奇的肯定，但毛泽东并不同意刘少奇和华北局的意见。 

　　10月14日， 高岗写了一份关于东北农村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在报告的批语中指出：“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 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和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织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同时不要轻视和排斥不愿参加 这个运动的个体农民。”至此，这场发端于东北富农问题的争论，最后以毛泽东对高岗等人的明确支持而宣告结束。 

　 　但是，刘少奇对东北局左倾错误的批评，高岗一直耿耿于怀，而更令他难以接受的是，刘少奇总是位居他之上。他认为，一个白区党的领导人，凭什么占有如此重 要的地位？高岗甚至认为自己的这个计划委员会主席也是名不符实，因为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是事无巨细都要管。高岗满肚子的怨愤，在东北竟找不到合适的人诉说， 他是孤掌难鸣啊！ 

　　到了1953年1月，情况发生的变化，华东局书记饶漱石调到北京，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高岗和饶漱石早就相识，进京以后很快便情投意合、沆瀣一气，共同演出了一场配合默契的双簧。 

　　出于资产阶级个人野心的急剧膨胀，他们四处煽风点火，造谣生事，大肆攻击刘少奇、周恩来。他还反对党内设总书记，主张多设几个副主席，并有目的地进行拉拢活动，为能够当上党的副主席铺平道路。 

　 　高岗对饶漱石说：“现在党内有个圈圈，周恩来有个摊摊，咱们要搞个根据地的大圈圈。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是根据地党，也就是军队的 党，另一个就是白区的党；说什么刘少奇是代表白区党的正确路线代表，如果没有我们这些拿枪杆子的党，哪里有什么白区的党。”高岗对刘少奇在党内形成的地位 就是不服，他说他要等待时机讨回公道。 

　　195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新税制的通告，毛泽东读报后有意见，批评新税制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1953年1月15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的信中，对新税制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接着，毛泽东建议撤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政务院党组干事会，规定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直接接受中共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 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经中央决定、批准后方能执行。同时，中央对政务院进行了重大改组，把政务院中的八个部划归国家计委主任高岗领导，又对政务院的工作 进行重新分工，周恩来仅负责外交工作。 

　　当时，毛泽东对刘少奇以及周恩来的某些言行十分不满，对能够紧紧跟上自己思路的高岗的一些做法比较欣赏。 

　　高岗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以为毛泽东已经不信任周恩来，政务院总理将要重新择人。中央政治局中人细细数来，无论资历，还是才干，总理一职，舍我其谁也？ 

1953年6月12日至8月12日，全 国财经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高岗、饶漱石在会上利用新税制的问题，无限上纲，说薄一波的新税制是布哈林的和平改造，有意将会议的内容引向“批薄射刘”的混 战中。他向陶铸挑唆说：“薄一波是刘少奇的人，刘少奇对你的工作，从来就没有支持过，你应狠狠地攻一攻新税制的问题。” 

　 　高岗找到陈正人说：“刘少奇对你有成见，连建委副主任和中组部副部长都不让你当；你可是井冈山时期的老革命啊，主席讲过，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 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一个圈圈，周恩来一个圈圈，咱们也要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你是从大正统出来的，又在小正统工作过，怎么能排挤你呢？井冈山的同志还 有几个？太不像话！” 

　　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经高岗搅和，一些人对新税制的问题纠缠不清，薄一波两次检讨不得通过，非要薄一波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方肯罢休，薄一波拒绝了。 

　　会议主持人周恩来可犯了难，他的会议总结该如何去作呢？只得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薄一波可以不检讨了。你的会议结论难做，可以‘搬兵’嘛！把陈云、小平同志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 

　　陈云从北戴河赶了回来，邓小平从外地赶了回来，他们都在财经会议上讲了话，认为薄一波有错误，但不是路线错误，不能随随便便提两条路线的斗争。同时又指出薄一波几年来的中财委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改了就好。这样，全国财经会议才走上预期的方向。 

　　但是，由于高岗、饶漱石“明反薄一波，实反刘少奇”的目的部分达到，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等纷纷作检讨，并在8月12日的怀仁堂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点名批评。 

　　初尝政治斗争甜头的高岗、饶漱石乘胜出击，想要拱倒刘少奇。 

　　1953年9月至10月，在第二次全国组织会议召开期间，高岗、饶漱石利用安子文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一事大做文章，把名单散发给所有与会代表并扩散到南方各地。其目的是“明斗安（子文），实反刘（少奇）”。会上，安子文受到警告处分，高、饶阴谋又告得逞。 

高岗饶漱石合谋推倒刘少奇周恩来 

　　1952年春，毛泽东在万寿路的新六所暂住。一天，毛泽东起床后，保健医生照例观察了一下他的健康情况，医生正要走时，毛泽东对他说：“王医生，你代表我去看看漱石同志，他刚从华东来到北京，身体不太好，看看他需要什么治疗，帮助他安排一下。” 

　　饶漱石被临时安排在颐和园靠近北侧的一所院子里。不大的一个单独院落，有北房和东厢房，院内长着花草树木，显得很幽静、别致，是个很好的调养身体的地方。 

　　王医生（并兼毛泽东的秘书）踏进饶漱石的临时住所时，饶漱石带着忧虑的神态在门内站着，算是迎接了。王医生将毛泽东叫他来的用意当面陈述后，饶漱石请他坐了下来，说：“王秘书，请你转告毛主席，我身体没有什么不好，不需要药物治疗，也不需要住院。”  

　　比他年轻很多的夫人则很关心地说道：“他患肾虚、肾衰，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孩子。”王医生问道：“要不要请专家会诊看看？” 

　　“不用了。我的病多年了，多次治疗也不见效果，算啦。”饶漱石忧心忡忡，拒绝了王医生的建议。 

　　第二天下午，饶漱石夫妇从新六所毛泽东的办公楼里走了出来，正好碰到王医生，饶漱石兴奋地说：“王秘书，这可好了，我算是向毛主席说清楚了。”一席话把王医生说得莫名其妙。 

　　原来当毛泽东把饶漱石调到北京时，他大概是认为撤了他的职。因此，他来北京后，未敢去找毛泽东。当毛泽东派了王医生去看他之后，他才来找毛泽东。 

　　1953年初，饶漱石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随着地位的上升，他更加洋洋自得起来，他对一些同事说：“我在中央的资格，当副总理绰绰有余。想当初，刘少奇也曾在我领导之下工作呢。” 

　　利用饶漱石对刘少奇的长期不满，1952年底调任国家计委主席的高岗趁机拉拢他，企图联合起来推倒刘少奇、周恩来，共同夺取党中央大权。为此，高岗不止一次地建议毛泽东重用饶漱石。 

　　饶漱石调任中央组织部长后，就马上推荐高岗欣赏的东北局组织部长郭峰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他秘密指示：尽快查阅刘少奇、周恩来及“刘、周的亲信薄一波、安子文”等人的档案，以便从中找出“问题”来。 

　 　高岗只看到了毛泽东对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不满，却并不明白这决不意味着对二人的彻底否定。实际上，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既看重高岗的突击 作用，更不能舍弃刘少奇、周恩来这两支主力军。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对高岗的提拔重用，虽然含有对刘少奇、周恩来在某些工作中的不满成分，但更主要的是对 刘少奇、周恩来的一种刺激和触动。高岗永远也理解不了毛泽东的深邃思路。 

　　在高岗看来，既然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那就由我高岗取而代之吧。 

　　于是，“高饶事件”发生了。 

高岗的叛国言论和与刘少奇的分歧 

　　1949年7月，高岗随刘少奇赴苏联访问。 

　　7月27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高岗表现得十分兴奋，高岗建议把东北宣布为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苏联当时有十六个加盟共和国）。高岗认为，这样做可以避免东北遭到美国侵袭，并且可以成为南进击败蒋介石斗争中的最可靠的基地......高岗发言结束后，与会者的苏联人报以掌声，但是刘少奇显然对此非常生气。 

　　这时，斯大林站了起来，对坐在第一排的高岗说：“张作霖同志！”大会随即一阵骚动。斯大林所说的“张作霖”就是土匪出身的“东北王”、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 

会 后，科瓦廖夫与刘少奇、高岗坐一辆汽车回中国代表团的下榻地。在车上，刘少奇批评了高岗的背叛，高岗为自己辩护。回到住地，高岗用俄语困难地对科瓦廖夫 说，他想在一个秘密场合向科瓦廖夫报告中共高层领导内部的一些情况，他还提到，他要讲一个很重要的关于某些中国领导人对待中苏关系虚伪和反苏行为的问题。  

　　科瓦廖夫作为斯大林的特使，于1948年6月来到中国。当年12月，他回到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了在中国的工作。1949年1月，科瓦廖夫陪米高扬重新回到中国，在西柏坡与中共高级领导进行了十分重要的秘密谈话。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科瓦廖夫又陪同毛泽东访问苏联。 

　 　科瓦廖夫听了高岗的话，立即走到二楼，通过秘密电话向斯大林报告了这一切。斯大林承认他对高岗的批评是过于严重了，但他说他必须这样做，否则中国领导可 能会误解形势。斯大林禁止科瓦廖夫去听高岗的情报，说他还要去中国工作，不要卷入中国领导层的争吵中去。但是，斯大林另外派了一个同志去听取高岗的陈述， 并将谈话内容报告了斯大林。 

　　三天后，斯大林在孔策沃乡村别墅为高岗举行了一个送别招待会。在招待会上，斯大林竭力调解高岗和刘少奇的矛盾，甚至建议他们俩为友谊干杯。刘少奇为了不使主人扫兴，显然很勉强地干了这杯酒。 

　　第二天早上，高岗搭机回国，他的情绪很低，中国代表团没有一个人来送行。那天晚些时候，在与刘少奇的会谈中，斯大林说：“我那天对高岗批评得太重了，你也是，我们都没有什么根据，请把我的意见转告给毛泽东同志。” 

　　刘少奇大概很好地完成了这一委托，因为不久高岗即被任命在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中担任很重要的职位：副主席。 

　　1949年9月，一个香港代表团访问了毛泽东，要求允许他们到东北去看看。毛泽东同意了。这个代表团回到北京，又见到毛泽东并谈了他们对东北的印象。 

　 　他们说，东北的秩序很好，但感觉不到是中国在那里进行统治，倒好像是有点来自北方的邻国。最使他们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几乎看不到毛泽东的照片，而斯大林 的照片在东北却到处都是。毛泽东听到这个情况后很生气，当天就把高岗召到北京来参加政治局会议，议程只有一个，即讨论“照片问题”。 

　　香港资本家看到的情况是真实的。事情是这样的：1948年底一个苏联新闻电影制片工作者小组来中国访问，他们感到在共产党解放沈阳后，却看不到斯大林的照片，感到失望。高岗听了这种意见，就命令沈阳和东北其他城市赶制斯大林画像，并把画像挂起来，当然也有可能以此来表示他对毛泽东的不满。 

　　政治局的会议一直开到晚上，大约清晨4时左右，高岗气势汹汹地跑来告诉科瓦廖夫开会的情况，刘少奇第一个发言严厉批评高岗。他把高岗在莫斯科建议把东北改为苏联第17个加盟共和国的事与东北不挂毛泽东画像的问题联系起来；周恩来接着发言，他指责高岗背叛，企图把东北让给苏联，他建议把高岗开除出政治局，甚至是中央委员会。毛泽东没有发言，只是在投票时，支持谴责“高岗路线”的决议，并同意把斯大林的照片从全中国摘除。 

　　高岗走后，科瓦廖夫立即向莫斯科作了报告。 

　 　第二天，刘少奇等中国领导人向科瓦廖夫解释了关于照片的事。中国领导人说，这些照片的质量太差了，必须拿掉。最后，科瓦廖夫就照片的事与毛泽东谈了一次 话，双方同意在苏联军事部门（那时苏军还占领着我国旅顺等军事要地）、中苏合营工厂企业以及共产党、青年团中央委员会里，斯大林的画像不拿下来。 

　第 二天，斯大林拍来一个电报，支持毛泽东、刘少奇谴责高岗。科瓦廖夫把电报念给毛泽东听，但他只念了前面的一部分，谴责高岗的那一段没有念。有人发现他漏念 了一段，并将此事报告了莫斯科，过了一天，科瓦廖夫收到一份很严厉的批评他的电报，他只好再去见毛泽东，并把电报的内容全部念给毛泽东听，毛泽东对他作的 补充很高兴。 

　　1949年底，毛泽东开始了第一次访问苏联，并祝贺斯大林70寿辰。在欢迎毛泽东的宴会上，斯大林表现得非常好客。宴会和席间谈话都是在轻松自如的气氛中进行的。 

　 　不过在那次宴会之后，斯大林有好些天不与毛泽东会面，也没有委托别人去见毛泽东。这时，毛泽东开始流露出不满，说他被关在为他安排的住所里，什么也不给 他看，没有人跟他会面；因此他声称如果再这样下去，他就回国。于是，他们再一次与毛泽东会面了，是在斯大林的别墅举行的午宴上。斯大林这时竭尽全力来满足 毛泽东的请求，同中国搞好关系，并显示自己完全站在毛的一边。 

　　斯大林希望博得毛泽东对他们的好感，因此拿苏联驻中国代表寄来的附有他与高岗谈话纪录的几份文件之后，干脆就把它们转送给毛泽东了。 

　 　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之所以这样做，是基于以下几个理由。斯大林是一个不相信任何人的人。他认为，我们收到的那些秘密情报正是高岗所传递的这一事实，毛 泽东迟早会知道。那样一来斯大林就会陷入微妙的处境：仿佛是他挑动人们反对北京政府。因此斯大林便借此机会表明他完全信赖毛泽东，不愿意从一个反对中国领 导的人那里获取情报。 

　 　赫鲁晓夫记得，有一次他们有几位在中国的人报告了某一城市举行青年联欢晚会的情况。参加晚会的人酒喝多了，青年人开始对他们说了些含有敌意和挑衅的话： “把你们那个姓高的弄到你们那儿去吧，他是你们的人，不是我们的人。”这件事还是发生在高岗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时候。可见高岗违反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苏 政策的行动，那边都知道了。赫鲁晓夫认为：或许斯大林在出卖高岗的时候认为他反正已经被揭露了。他对斯大林的这种做法感到愤慨。 

高岗的革命生涯 

　　1905年，原名崇德的高岗出生于陕西省横山县，后入榆林师范学校就读。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后，高岗来到甘南西北地方部队，开展兵运工作，并参加了多次武装起义，成为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 

1932年1月，高岗就任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队委书记。1933年8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吉泰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11月，临时总指挥部决定将部队改编为红26军42师，师长王吉泰，政委高岗，参谋长刘志丹。1934年1月，高岗因犯错误被撤去了师政委的职务。 

　　1935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 

　　此后不久，随着红军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陕北和陕甘边区连成一片，西北革命根据地最后形成。 

　　同年9月间，徐海东、程子华率红25军到达陕北与西北红军会师。为统一红军的领导，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 

　　红15军团成立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陕北恶性发展。9月下旬，肃反开始，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一批西北根据地的创建者和领导者被扣押，一些同志被无辜杀害。西北革命根据地面临严重的危机。 

　　在这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毛泽东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刀下留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11月底，中央组织部召开平反大会，郑重宣布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人无罪释放。会后，中央立即派高岗去内蒙古地区开展工作。为此，高岗在毛泽东面前多次表示，他这条命是毛主席给他的，他一辈子也忘不了毛主席救命之恩。 

　　1936年4月， 刘志丹在战斗中中弹牺牲。刘志丹牺牲后，中央又将高山从内蒙古调回，让他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成为陕北红军中的最高领导 人，成为几乎无可争议的西北根据地的代表人物，受到了毛泽东的器重，同时也开始了他以陕北正确路线代表自居的心理历程。 

　　抗日战争全面暴发后，国共再次合作。八年抗战期间，高岗的工作职务是相对稳定的。这不仅在于他的才能，在于他的陕北根据地“老人”资历，毛泽东对他的看重，也是一个因素。毛泽东把高岗看作本地干部的代表，非常器重，常加表扬。 

　　高岗当时主要的职务是主特西北地区党的工作和陕甘宁边区参议会。 

　　1938年5月，高岗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1941年初，高岗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同年5月，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与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合并组成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岗任书记。 

　　当时，中共中央设有四个中央局，即：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华中局，书记为刘少奇；西北局，书记为高岗。 

　　1939年1月15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隆重开幕，会上高岗当选为参议会议长，以后连选连任，直到1946年4月。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高岗进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跻身于中央决策圈。 

　　据说在延安，高岗只害怕两个人，一个自然是毛泽东，另一个是贺龙——当时的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司令员。就连朱德总司令，他都不买账。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为了抢占东北，下了大本钱，一下子向东北派去了10万军队、3万干部,中央委员就有20个,其中包括高岗。 

　　高岗是1945年9月19日被中央派往东北的。和他一起去的有李富春、林彪、罗荣桓、张闻天，先他一天去的有彭真、陈云。高岗于1945年11月任北满军区司令员。不久即改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1947年底，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 

　　在辽沈战役中，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在前方，高岗主特后方工作。当时东北支前很有本钱，弹药、粮食、汽油相当充足，前方要多少就可以提供多少。所以，高岗这个后方“首脑”做得是很有面子的。 

　　1949年，林彪率四野入关后，高岗相继担任了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难怪有人称其为“东北王”。 

　　当时全国6个中央局、6个大 军区，除开东北，都是党政分开的，至少是两人搭档。西北局，第一书记是彭德怀，西北军区司令员是彭德怀，政委是习仲勋。华北局，一度第一书记是刘少奇兼， 第二书记是薄一波，华北军区司令员是聂荣臻，政委是薄一波。华东局，第一书记是饶漱石，华东军区司令员是陈毅，政委是饶漱石。中南局，第一书记是林彪，中 南军区司令员是林彪，政委是罗荣桓。西北局，第一书记是邓小平，西南军区司令员是贺龙，政委是邓小平。唯有东北例外，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东北军 区政委三副担子，由高岗一肩挑。 

　 　高岗作为东北局书记，在领导东北局工作时也确有独到之处，中央和毛泽东对他的工作是满意的。高岗也一直以为自己在陕北是有功的，在东北是有成绩的。渐 渐，功劳和荣誉在高岗心目中发生了异化，他对自己只当了一名位居最后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心中愤愤不平。于是，攫取更高职务、更大功利的欲望使他难以自 己。 

西北局高干会议 

　　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中共西北局在延安所举行的高干会议，体现了党、政、军最高层的整风过程。这是中共历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会议所制定的群众路线，先是在陕甘宁辖区实施，后又在全国范围推广。 

　　会议一开始，来自各单位的267名主 要领导干部集中学习文件、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并检查党的纲领在边区实施的情况。在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两篇很长的报告。第一篇是分析斯大林的“论党的布 尔什维克化”；第二篇是讨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刘少奇和任弼时各作了三天报告，林伯渠、贺龙、朱德、康生、陈云和叶剑英也分别作了重要讲话。实际上 除了留苏派外，所有主要领导干部都发表了重要讲话。不过在会议上居支配地位的人物，除了毛泽东便要数高岗。高岗过去和当前在发展边区方面所推行的政策都受 到赞扬，他在党中央的地位在这一时期也明显上升。 

　　西北局在1942年间在边区各地大兴实地调查，这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具有典型意义。在全会之后安排分组讨论，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认清工作中的种种问题。批评有时也在大会上进行，至少有70名干部在全体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与会者都要写日记或笔记，记下自己的心得体会，在小组会上进一步讨论。 

　　会议解决了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边区党史问题，统一领导问题和边区当前的任务。 

　 　会议对边区早期的党史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解决了历史遗留的一些主要问题。先是由陈正人在关于整党的报告中提出了党史中的问题，接着是围绕对党的忠诚和正 确路线等问题进行了几周的讨论，然后由高岗作了两场带有总结性的报告。边区党“最老资格、最忠诚的干部”要求犯有错误的干部作检讨并改正错误。“忠诚分 子”指的是1935年前团结在刘志丹周围从事游击战争的核心领导层，包括高岗、习仲勋、马文瑞、张邦英、王世泰和刘景范。 

　　1934年7月成立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是谢子长同志，郭洪涛同志担任政委，贺晋年同志任参谋长。在此期间，谢子长与郭洪涛及陕北特委同志一道创建并领导了陕北根据地、陕北红军。中央代表团的成员是朱治理、聂洪钧等人。 

　　会议肯定高岗等本地干部的领导与战略。受到攻击的是高岗报告中严厉指责的党中央的代表朱理治和聂洪钧的左倾错误。1935年曾发生逮捕当地干部的事件，虽然毛泽东等人到了陕北之后就迅速对在1935年被捕的本地干部进行了平反，但朱治理等人仍身居高位。在1942年的整风运动中，高岗等人才得到完全肯定，原来他们的那些领导人受到了批判。不过，这两个被批判的领导人当时都没有被免去职务。 

　　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提高了高岗的地位，使他成为地方问题方面公认的权威。 

阎红彦提出：“高岗品质恶劣，不可信赖”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之际，高岗成为各中央局书记中唯一同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人，尽管是六位副主席中的最末一位，究其一生，可谓是其政治生命中的“辉煌”顶点，同时也是“终点”。 

　　虽然高岗的职务一路攀升，但对于他的“品质恶劣，不可信赖”，早就有人提出来了。 

　　1942年的一天，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高岗找阎红彦，要求阎红彦证明他是红军陕甘游击队的队委负责人之一。阎红彦说：“组织晋西游击队时没有你，成立反帝同盟军时没有你，陕甘游击支队成立时，你只是三支队二大队的政委，不是陕甘游击队的队委负责者。”  

　　当年高岗在临镇战斗中，离开了部队，后来又回到部队。任游击队总指挥的阎红彦和组织上都认为高岗是临阵逃脱，决定给他留党察看的处分。 

　　1945年阎红彦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会上高岗被提名为中央委员候选人。阎红彦认为不妥，直接向刘少奇、任弼时同志反映，遭到误解和批评。高岗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阎红彦仍不屈服，上书中央陈情：“高岗品质恶劣，不可信赖，请中央记录在案备查。”事后还主动向高岗本人说明此事。 

　　直到1955年，高饶事件发生后，中央调阅了阎红彦1945年反映高岗的几条意见的书面材料，并调他进京参加高岗问题座谈会。他在会上的发言得到了主持会议的彭德怀的肯定和表扬。1958年3月，在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说：“阎红彦同志，很对不起你，把你冤枉了十多年。” 

饶漱石与刘少奇的“不解之缘” 

　　饶漱石1903年出生于江西临川县钟岭(后为临川区)。早年入上海大学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前后，饶漱石主要随中央代表团在赣东北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饶漱石曾赴英、法、苏学习一年左右。 

　　1929年 初，饶漱石从苏联回国后到东北工作，任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代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曾与唐宏经等成功组织过著名的哈尔滨皮鞋厂大罢工。领导过时任中共满洲 省委宣传部长的刘少奇。刘少奇当选为中共六大中央委员后，是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热门人选之一。这使饶漱石深感不安，几次向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反映刘少奇 的所谓“问题”。不久，刘少奇正式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无法“代理”的饶漱石只好重新做青年工作。由此，饶漱石与刘少奇之间产生了隔阂。 

　　1930年至1931年，饶漱石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一年，1932年 初出狱后调上海做工会工作。此时，刘少奇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和党团书记，又是饶漱石的顶头上司。这 使饶漱石暗暗切齿，他曾对亲信不满地说过：“刘少奇就是跟我不去，我搞青年运动，他要掺乎；我改搞工会运动，他又来牵头。” 

　　饶漱石多次向中央组织部长康生打“小报告”：“刘少奇是个可疑分子。1929年8月10日，满洲省委组织奉天纱厂工人举行罢工。由于混入奸细，满洲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刘少奇等省委负责人也被拘留。但他入狱不到两个月就被释放，其他同志却莫名其妙地被处决。当时，很多同志都怀疑刘少奇同敌人做了一笔交易。当然，这有待查证。” 

　　1939年11月，饶漱石到新四军工作，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书记为新四军政委项英）。由于项英对中央和毛泽东不满，叶挺是党外人士，所以毛泽东对饶漱石甚为重视，亲切地称他为“小姚”，让他和叶、项共同负责华东方面的军政事宜。 

　　1941年1月9日，在皖南事变已经发动、新四军政委项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擅自离队的情况下，饶漱石、叶挺领衔以东南局名义向中央发出两封电报，一封电报痛陈敌情，另一封电报则要求临机处置，以饶漱石代替项英。11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致电叶、饶，肯定了他们的临机处置方案。毛泽东在电报中称：“希夷、小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希望全党全军服从叶、饶指挥，执行北移任务。” 

　　但是，饶漱石正式取代项英后仍感不满足。14日， 当他得知项英、袁国平已经遇害的“噩耗”后，却执意要求叶挺下山同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谈判。他后来承认：“这是借国民党之手再搞掉叶挺，自己就 可以成为新四军唯一的领导者。”结果，事情的发展正中饶漱石的下怀：因项英、袁国平“遇害”，叶挺下山被扣，他一下子身兼数职——中共中央东南局代书记、 新四军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41年5月20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由于邓子恢长期在安徽工作，饶漱石正式代理政治部主 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与中共中央中原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同时成立华中军分会，刘少奇担任华中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饶漱石担任华中局副书记兼军分会 常委。刘少奇又是饶漱石的上级。饶漱石极为不快，曾在一些干部中散布不满说：“我这一辈子算倒了血霉了，总也摆脱不了刘少奇的阴影。” 

　 　后来，当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前往华中地区检查工作时，饶漱石又向周恩来打小报告：“新四军消灭了韩德勤顽固派、解放了一些大县城之后，刘少奇就轻敌了，他 在城里大办党校、鲁艺、抗大等，就是不抓备战。当日寇由七路进攻增加到九路时，刘少奇吓得丢下军队，逃到安徽去了，只留下陈毅去指挥作战。......刘 少奇的地主资产阶级腐化生活早已引起了同志们的极大不满，他每天吃特灶，不管谁给他送礼他都敢要，家里藏满了罐头、干鱼、烤香肠之类的东西。听说延安生活 极端艰苦，但在我们这里他就像在天堂上一样，不仅对同志们没有感情，就是对他的老婆也是又打又骂。总之，刘少奇是小人！小人！” 

　　和饶漱石的小鸡肚肠相比，刘少奇的心胸宽广得多，他实事求是地向周恩来指出饶漱石的长处：“饶漱石不错啊，很聪明，很能干，是个年轻的政治家。建议中央很好地重用他！” 

　　1942年3月，饶漱石接替因工作需要调回中央的刘少奇，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 

　　临行前，刘少奇特地召集华中局、军分会的几位领导当面交代：“华中局、新四军的工作应以陈毅同志为领导中心，他领导工作有经验，军队工作搞了很久。华中局书记和政治委员由饶漱石代理，实际工作还是要依靠陈毅同志。” 

　　对此，饶漱石深为不满，对刘少奇的积怨进一步加深。这就为后来高、饶合作打击刘少奇、周恩来埋下了伏笔。 

　　饶漱石给康生打的小报告所揭露的事情，到20世纪60年代的“文革”中，成了打倒刘少奇的“罪证”之一。 

　　1943年1月10日，为粉碎日军的“扫荡”，代军长陈毅、代政委饶漱石将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由江苏盐城迁至安徽盱眙黄花塘，使这里成为抗日的指挥中心。同年10月16日，饶漱石借整风之机，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批斗陈毅，并私下以新四军军部名义致电延安，罗列出陈毅的“十大错误”，说陈毅“一贯反对毛泽东同志”、“反对政治委员制”等，要求中央另派干部来接替陈毅的工作，史称“黄花塘事件”。 

　　然而，毛泽东是了解和相信陈毅的。由于毛泽东的干预，“黄花塘事件”没有公开化，但他却像个噩梦一直缠绕着陈毅。 

饶漱石从“小姚”到野心家 

　　寡言笑少交往的饶漱石，被人认为“心胸狭窄，权欲很重”，“一讲权威，二讲权术”。杨尚昆领教过他的嘴脸。1928年杨尚昆主持上海总工会工作时，饶漱石在他手下工作多年，杨尚昆一直呼他为“小饶”，饶对杨恭敬有加。十多年过后，两人于1946年在延安再度见面，饶漱石已贵为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杨尚昆仍叫他“小饶”，饶漱石像没有听见似地擦肩而过。杨尚昆追上去改口叫：“饶政委！”饶漱石这才停住脚步，故作亲切地说：“是你呀，小杨。” 

　　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饶漱石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8月，他正式担任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和八路军领导人朱德、彭德怀、新四军军长陈毅相提并论。 

　　1947年春，山东、华中解放军进行了统一整编，共同组成华东野战军和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华东军区由陈毅任司令员，饶漱石为政委，辖鲁南、鲁中、胶东、渤海、苏北、苏中等六个军区及滨海分区和东江纵队，共约36万人。由山东军区政委到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的地位进一步上升。 

　　建国后，饶漱石先后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按照当时的惯例，各大军区军政委员会主席是由各大军区司令员兼任的。为此，毛泽东曾两次提议由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但陈毅觉得自己 已经兼任上海市市长一职，就谦让说：“让饶漱石同志挑起这个重担吧。”于是，毛泽东指示华东局进行研究。饶漱石知晓后对陈毅说：“你既然那么忙，我就挑起 这个担子吧。”结果他根本没有把事情提到华东局会议上讨论，就用华东局名义呈报中央：鉴于陈毅同志身兼数职，建议中央任命饶漱石同志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 席。结果，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会上通过了任命饶漱石、高岗、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分别为华东、东北、中南、西北、西南五大区主席的决议，饶漱石如愿以偿。 

一份给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1949年12月初，毛泽东在去莫斯科的路上，命令在沈阳停车，并邀请科瓦廖夫一起去参观市容。沈阳所有大的建筑物上都挂着斯大林的半身像，毛泽东的画像几乎几乎看不到，毛泽东对此很不高兴。 

　　回到火车站，市委书记向毛泽东报告说，东北工人和高岗、林彪准备了一车皮礼品送给斯大林祝贺他70岁生日。这节车现在就挂在毛泽东车厢的后面。毛泽东听后指示说：“把这节车卸下来，把礼品也卸下来，一半送到高岗家，一半送到林彪那里，对他们俩说，我已经准备了来自全国的礼品送给斯大林，东北至今还是中国的一部分......” 

　　1949年12月，毛泽东应斯大林的邀请访问苏联。12月24日，这时的东北中长铁路苏方负责人科瓦廖夫向斯大林递交了《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说，中共中央有亲美派的势力，这一派的代表便是刘少奇。可是，中央领导却支持他们。惟有高岗和他们不一样，所以，刘少奇便组织对高岗的批判。 

　　12月28日，斯 大林带着莫洛托夫等，来到毛泽东下榻的莫斯科近郊的别墅，将科瓦廖夫的报告当面交给毛泽东：“看看吧，你可能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斯大林还说：“这是科 瓦廖夫自己写的，不是我们授意的。科瓦廖夫只是一个技术员，不懂政治，也没有政治经验，或许在政治上完全是个门外汉。他如果往政治里钻，就会像老鼠钻进风 箱里一样。”他还告诉毛泽东，科瓦廖夫已不适宜再去中国了。 

　　毛泽东接过那份报告，当时并没说什么。隔了几日，他把汪东兴叫去，对汪东兴说：“最近斯大林同志交给我一份有关中国问题的信。这封信涉及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问题，我看是有人提供材料，让别人写，告洋状。” 

　　高岗虽然没有直接参与科瓦廖夫的报告，但是，高岗确实向科瓦廖夫泄露了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情况。1949年5月间， 刘少奇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到天津视察，批评了城市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在为中央起草的通知中，刘少奇批评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本家的问题上有 “左”倾错误。高岗对此极为反感，他让秘书收集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并整理成一份材料，材料中说：刘少奇反复强调中国不采取苏联模式，其实质是对抗苏联；刘 少奇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的社会关系，和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材料还说，在我们党的上层领导人中总是潜伏着这个帝国主义或那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影 响。科瓦廖夫曾经阅读过这份材料。 

　 　高岗还向科瓦廖夫谈起共产国际解散时，刘少奇为中央起草的一个决定，这个决定说，中国共产党早就能够独立地处理自己的事，我们党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就 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相结合的实例。高岗告诉科瓦廖夫，这个决定如此强调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不是已经表明，中共中央早就对共产国际不满吗？对共产国 际的不满，意味着什么呢？不是意味着对斯大林同志不满吗？高岗特意告诉科瓦廖夫，苏军情报组一负责人在延安工作时，就注意到，凡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人，大 多在整风时受到批判，因此，他的结论是中共中央排斥“莫斯科派”。 

　　师哲将斯大林给的“绝密文件”翻译出来，送给毛泽东，说：“这是一份暗地告我们状的小报告。” 

　　毛泽东看了文件，笑着说：“这真是挑拨离间!不过斯大林能把这样的材料给我们看，说明他是识大体、顾大局的，说明他不仅警惕性很高，不轻易中人家的离间计，也说明他虽然对我们有些怀疑，但总的来说，对我们是信任的，诚恳的，愿意友好合作的。” 

　　毛泽东尊重斯大林，就在斯大林送给他“秘密文件”、表示歉意之后，他对师哲说：“斯大林的不少意见是正确的，在当时起了重要作用。例如1928年7月间， 在莫斯科召开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我们党的有些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等基本理论搞不大清，争论不休。斯大林指出，当时中国的社会性 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 备暴动。这些，对指导当时中国的革命，都起了重要作用。” 

饶漱石深夜求见毛泽东 

　　1952年元 旦前后，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 经济情报）运动。在华东局领导运动期间，饶漱石害了眼病。他的眼睛本来就出奇的大，这一病，红得吓人。医生检查的结果，是眼神经持续呈痉挛状态。 

　　出于关心，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向中央去电建议饶漱石应该离职休养。仅仅12个小时之后，毛泽东亲自以中央名义来电，同意饶漱石休息两个月，各项职务由陈毅代理，由谭震林主持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日常实际工作，并要粟裕陪同饶漱石来北京。 

　　中央的来电，让饶漱石起了疑心：让粟裕陪我进京，分明有点武装押送的味道嘛…… 

　　到北京后，饶漱石住进了北京医院。 

　　就在饶漱石到京后第三天，他听到了一个消息，中央决定派彭真去华东帮助开展“三反”和“五反”工作。这下，他的怀疑加深了。于是，他闹着要出院，最后医院拗不过他，同意他出院休养。他被临时安排在颐和园内的一所院子里住下来。 

　　很快，饶漱石又听到消息：彭真不去上海了，中央改派薄一波去。 

　　对饶漱石触动和刺激最大的，是这天秘书向他报告的毛泽东关于华东局干部任职的两份批示和电报。毛泽东在批示中同意陈毅的建议，上海市工作由陈丕显负责实际工作。华东局工作，在饶漱石病假期间由谭震林代理书记。并将此意见发电给陈毅和华东局及上海市委。 

　　此时，饶漱石断定，是陈毅在背后整他。中央听信了陈毅的“小报告”，对他不信任了。 

　　这天晚上，饶漱石没有吃饭。他加服了安眠药，早早就睡下了，可怎么也无法入睡，他伸手打铃，叫来秘书，要求秘书和中央办公厅联系，他要立即见毛主席。秘书看了看手表，已是夜半三时，便委婉地劝他说：“半夜三更，不知毛主席休息了没有，是否等明天再谈……” 

　　饶漱石大声说：“毛主席的工作习惯我知道，他夜间工作，白天休息。” 

　　秘书又小心翼翼地提醒说：“半夜三更求见……是不是有点太突然了？” 

　　饶漱石眼睛一瞪，说：“用你啰嗦？快去联系！” 

　　不大一会儿，秘书进来，对他说：“联系过了，田家英秘书接的电话。他问是否有紧急情况，如无，能否等到明天再说？” 

　　饶漱石大叫起来：“告诉他，当然有急事！不能等！” 

　　这段时间，毛泽东在万寿路的新六所暂住。田家英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他不困，让他来嘛。” 

　　“漱石同志，眼睛好些了吗？”毛泽东一见到饶漱石，立即走向相迎，热情地询问。 

　　“感谢主席关心，有所好转了。”饶漱石眨眨眼睛说。 

　　“眼疾可不能掉以轻心……”毛泽东说。 

　　“眼疾嘛，倒在其次……”饶漱石欲言又止。 

     毛泽东东抽出两支烟，递给饶漱石一支，自己点燃一支，笑眯眯地问：“夜半出动，军情似火。哪里来的军情啊？” 

　　饶漱石勉强笑笑，说：“睡不着，心里有话，憋得慌，想找主席谈谈心。” 

　　“好哇。你来京这么久，我也没顾上去看你。你来得正好，我也正想找你谈谈哩。”毛泽东爽快地说。 

　　饶漱石说：“主席派王医生去看我，我很受感动。”饶漱石猛吸两口，即把香烟掐灭，便滔滔不绝地从自己入党开始讲起来为。毛泽东偶尔插话。 

　 　绕了个大弯子，饶漱石最终回到落脚点上：“主席，我在华东工作，十几年了。王明路线，我不沾边。在新四军，项英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我是不同 意的，和他有斗争。解放战争中，华东有几仗没有打好，解放区有些问题没有处理好，领导人之间，比如我和陈毅同志，也有些疙疙瘩瘩的事。我工作中有缺点错 误，这我承认。但是不是犯了了路线错误？” 

　　饶漱石说完，直直地望着毛泽东，等候答复。毛泽东呷了口茶，笑笑说：“漱石啊，谁说你犯了路线错误了？你说出来，我找他辩论去！” 

　　“主席真说我没有犯路线错误？”饶漱石惊喜地问。 

　　“没有嘛……怎么,你希望人家说你犯了路线错误吗?”毛泽东幽默地反问一句。 

　　“既然我没有犯了路线错误,”饶漱石气呼呼地说,“为什么要用粟裕同车陪同的方式调我进京?像是押解。又为什么我前脚走，后脚就任命了取代我的新的书记?是不是华东那边有人打我的主意?主席,我想不通!” 

　　“让粟裕陪同，是让你有个照应,纯綷是为你好嘛。”毛泽东解释说,“如果这个做法给你以《苏三起解》的感觉的话,责任在我，是我这么安排的，我这里向你道歉。” 

　　饶漱石赶紧做了个劝阻的动作，说：“不，不，我不要主席道歉，我只是一吐为快。” 

　　毛泽东又对他做一些解释。这时，毛泽东已经明了饶漱石深夜求见的用意，就正色说：“我向你重申，中央是信任你的，这点你不必多心。如果你自己认为健康能够支持，可以立即让你回华东工作！” 

　　饶漱石听到这里，顿时高兴起来：“感谢主席和中央对我的关心。主席是高明的医生……我一定照主席说的去做，既来之，则安之，安心治疗，争取早日重返工作岗位。” 

　　“这就好嘛。” 

　　饶漱石看看手表，已经同毛泽东谈了三个小时。窗外天色已明，他赶紧辞出。 

　　饶漱石走后，毛泽东对田家英说：“漱石此人，过于敏感。” 

　　从这次谈话后，饶漱石即放心地转入了长期休养。 

毛泽东不想当国家主席了 

　　1953年3月4日，毛泽东获悉斯大林突患脑溢血的不幸消息，即以个人名义向斯大林发去慰问电。 

　 　第二天，斯大林病逝了。噩耗传来，毛泽东悲痛得流下了眼泪。几天后，他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吊唁后，在返回的路上，他神情抑郁，默默无言。车行到长安街快到 中南海时，突然冒出一句：“我不想当国家主席了，想尽快从这个位置上退下来。”车上除了司机，只有秘书叶子龙。司机当然不便插话，叶子龙闻言，回头望望毛 泽东，感到毛泽东像是自言自语，并没有同自己谈论此事的意思，也就没有搭腔。毛泽东言罢便又陷入沉思，不再说什么了。 

　　毛泽东虽然没有明说，但他肯定从斯大林的去世中受到了启发和触动。斯大林身兼数职，是苏共的总书记、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还是大元帅、国防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工作的紧张劳累可想而知。他突患脑溢血，不能不说与此无关。而凭他74岁 的年龄，也确实去世得太早了些。毛泽东对于夜以继日的工作，早就习惯了。他所不情愿的，是把宝贵的时间、精力用在迎来送往的纯粹是礼仪性的活动上。国家主 席，在他看来纯粹是个礼仪性的职务。他想卸掉这个职务，腾出时间、精力多看点书，多研究点党和国家的大事。要不，身上那么多头衔，还不把人累死了！毛泽东 还有一个考虑，一个人权力过于集中，一旦不在了，对党，对国家，对社会，震动太大。他从斯大林的突然去世中深深感受到了这一点，他已经预见到苏联下一步政 权的交接班会出现麻烦。因为除了斯大林，现在领导班子中谁成熟呢？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米高扬……还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人物。接班人问题，斯大林 抓晚了。毛泽东决心从中汲取教训。 

　 　毛泽东提出分一线、二线，显然是为了培养接班人。七大党章规定，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决议之下处理日常工作。毛泽东设想，在一线工作的，也就是书记处 的同志，在政治局领导下处理日常事务，这样可以通过实践积累经验，树立威信。就接班人选而言，毛泽东还是钟情于刘少奇。 

　　如果按照党、政府、人大这三驾马车的设计：党，毫无疑问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即使毛泽东退居二线，也必然保留党主席的位置。政府，周恩来本来就是政务院总理，即使实行部长会议制，部长会议主席也非他莫属。只有人大是新产生的，该由谁来干呢？看来只有刘少奇了。 

　　不是还有国家主席一职吗？毛泽东不想当了，谁来填补这一空缺呢？ 

　　另外，如果设立党的总书记或副主席，谁来出任也是个令人关注的问题。 

　 　以当时党内的位置排列和呼声，除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之外，就是高岗了。朱德年事已高，另当别论。高岗是不甘心居刘少奇、周恩来之下的。他认为 刘少奇政治上不成熟，有右倾思想，不该成为党内的一二号人物，不能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周恩来事务主义严重，缺乏雄图大略，也不是理想的政府首脑人选。他 决定在这个关键时刻，下狠心拱倒刘少奇和周恩来。只要刘、周一倒，他就可以一跃成为毛泽东的唯一助手，可以成为党的一二号人物，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接着，高岗就开始了打倒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一系列活动。 

高岗拱陶铸“放炮” 

　　1953年6月12日夜晚，怀仁堂灯火通明。 

　　周恩来步履矫健地走了进来，高岗紧随其后。 

　　全国财政会议召开预备会议。 

　　还在5月6日，毛泽东就会议的议题和准备工作专门写了一封信给陈云、薄一波、李富春，对这次财经会议做了指示。 

　　就在会议临召开前的一周，毛泽东又专门写信给杨尚昆，要求将关于新税制的几个文件印发给参加会议的各同志。 

　　此次会议由高岗主持，他宣布会议的主要议程有三项：一是经济建设问题；二是财政问题；三是资产阶级问题。 

　　周恩来就目前形势和建设新中国的基本情况发表讲话后，预备会议即告结束，进入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 

　　会后第二天，来京参加全国财经会议的陶铸，如约来到东交民巷８号高岗的家中赴宴。 

　　此时的陶铸是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华南分局第四书记、广西省委代理书记。 

　　陶铸是高岗的老战友，他们在延安时就熟悉，后又同在东北战斗过。黄埔军校出身的陶铸，1940年后,由新四军进入延安，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长。陶铸和高岗都是抗日战争结束后受命赴东北的。到东北后，高岗任北满军区司令员，陈云任政委；陶铸任辽西军区政委，邓华任司令员。一年半后，高岗提升为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成了陶铸的上级。1948年9月东北野战军和东北军区分开，东北军区由高岗领导，下辖13个军区，高岗就更是陶铸的直接首长了。 

　　陶铸来京开会，高岗早就有意和他谈一谈。开过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后，高岗叫住了陶铸：“老陶呀，你这次来，我得还愿呀。” 

　　陶铸一时想不起是怎么一回事，不觉一愣。 

　　高岗提醒说：“忘了？在沈阳时，一次打猎，我打赌输了，欠你一顿饭。” 　 

　 　“啊！对，对。”陶铸一下子想起来了，那还是东北刚刚解放，他任沈阳市委书记时，一次陪高岗打猎，天上飞过一只鸟，高岗举枪就射，结果没有打中。他在旁 边努了努嘴，说声“可惜”。高岗的枪法本来不错，这下不满意了，打赌说如陶铸能打下飞鸟来，他高岗请客。当又一只鸟飞来时，陶铸拔出枪来，只听“叭”的一 声，那只鸟一头栽落下来。高岗连连说：“我请客，我请客。”可是，战争年代戎马倥偬，未等高岗诺言兑现，陶铸就南下了。 

　　“怎么样啊？”高岗笑眯眯地盯着陶铸。 

　　陶铸笑答：“那我就当仁不让，讨还酒债喽。” 

　　高岗说：“就这么定了。明天晚上六点半，到我家里。” 

　　陶铸准时来到了高岗家里，被引进会客室，秘书说：“高主席请您稍候，他一会儿就来。” 

　　陶铸见茶几上放着一份材料，便随手拿起来溜了一眼，《几种有代表性的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的字样便映入眼帘。他感到好奇，便翻看起来。 

　　这份材料把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对东北富农党员问题的谈话，对山西省委关于合作社问题的意见的批评，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提法，抄成“档案”的形式作为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性观点来批判。 

　　陶铸粗略地浏览了一下，就看出材料虽未点名，但指的是刘少奇。他摇摇头，把材料重新放到了茶几上。这时，高岗进来了。 

　　饭桌上，几杯酒下肚，高岗和陶铸都打开了话匣子…… 

　 　当陶铸说到“眼下，最让我头痛的，是那里（广西）的干部、群众普遍文化程度低，工业基础相当落后……”时，高岗就摆摆手说：“不对，不对。根据我的体 会，关键是干得顺手。我在东北就没有觉得难，为什么？因为干得顺手。可是到了北京就不行了。要说工作的难度，在天子脚下工作难度才大呢。其他地方的难度， 就小巫见大巫喽。” 

　　陶铸点点头：“京官难当嘛。历朝历代都如此。” 

　　高岗说：“我这个京官是感到难当。原因，我想过了，是因为两条：第一，我高某人不甘平庸，想为党为国为民干点事。这，你应当了解。” 

　　陶铸点头。 

　　“第二嘛……唉！”高岗长叹一声，“我这个副主席夹在中间，左顾右盼，弄得不好，就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陶铸有点不以为然：“党内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嘛，谁对就听谁的嘛……当然，毛主席英明伟大，总是正确的。” 

　　高岗又摇着头说：“你这是书生气。党内的事情复杂得很，可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 

　　乘着酒兴，高岗紧盯着陶铸问：“你对新税制有什么看法？” 

　　当陶铸说了“新税制是个右的东西，是错误的东西”时，高岗高兴地点着头：“你的看法很对。毛主席批得很厉害。新税制是薄一波的杰作，主要是他搞的。当然，他背后有大人物支持，我不说你也知道……” 

　　高岗接着又说：“这次会议的方针，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我希望大家能勇敢发言。怎么样，老陶，你来带个头，放头炮！” 

　　陶铸没有吭声。高岗举杯道：“老陶啊，为全国财经会议的胜利召开，为你老陶高质量的头一炮发言，干杯！”没等陶铸表态，高岗自己就率先喝了个底朝天。 

　　陶铸没有干，他说：“别的酒能干，这杯酒不能干。不是我陶铸胆小怕事，实在是我没有资格按你说的打头炮。我地处一隅，消息闭塞……” 

　　“老陶啊，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哪。你什么时候变得世故起来啦？” 

　　陶铸哈哈大笑…… 

中央财经会议风波 

　　1953年6月12日开始的全国财经会议,一直开到了8月11日。会议时间之长，议题之多，斗争之激烈，结局之出人意料，都创下了历史纪录。 

　　会议一开始是平和、正常的。到了7月13日，薄一波做了第一次检讨之后，会议的气氛立即变得紧张起来。 

　　高岗和饶漱石看到时机已到，四处鼓动大家向薄一波“放炮”、“开火”。 

　　高岗和饶漱石在发言中，抓住几件事向薄一波猛攻。 

　　一件是“东北一党员的信”。这封信揭露高岗及东北个别干部贪污腐化，信的署名为“东北一党员”。这封信通过薄一波于1952年1月27日转给了毛泽东。薄一波在转这封信时，给毛泽东写了几句话：“这封检举信是叙述东北三个阶段的贪污浪费情况，写信的人是响应主席的号召，衷心爱护党的；而对贪污腐化则表示愤慨。”毛泽东把这封信批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传阅。这件事高岗大为不满，认为是薄一波和他过不去，故意给他抹黑。 

　　第二件是“鞍钢检查组”问题。鞍钢无缝钢管厂８号高炉发生爆炸事故，死11人,伤15人。1952年8月，由中监委和中财委联合组织了一个检查组去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调查组认为这是鞍钢没有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不仅造成了事故，还推迟了建设进度。高岗对此也大为不满，认为这是嫉妒东北的工作，专挑东北的毛病。 

　 　高岗声色俱厉地批评说：“同志们批评一波同志，说财政部是独立王国，财大气粗，对地方不尊重。那么，一波对中央意见就尊重吗？还是照样不尊重！岂止是不 尊重，简直就是作对！财政部不讲政治，没有政治，有财无政！薄一波作为财政部长，简直是一霸，是财霸！薄一波这次犯错误，我认为绝不只是工作方法问题，经 验不足问题，而是思想品质问题，作风和路线问题。他几次采取不光明正大的手段，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投机取巧。这个，我是有证据的，我有充分的证据……” 

　　薄一波感到越来越不对头，因为高岗把刘少奇说过的一些话，比如1947年土改中说过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1949年在天津讲话中的一些观点，1950年有关东北富农党员问题讲话中的观点,1951年有关山西互助合作批语中的观点等等，统统安到他薄一波的头上加以批判。薄一波本想反驳，但还是忍住了。 

　　高岗发言后，有不少人随声附和。 

　　薄一波的检讨通不过。 

　　8月1日，薄一波做了第二次检讨。但他的检讨仍然没有获得通过。 

　　会议要求薄一波做第三次检讨时，薄一波的火气终于爆发了，他坚决地拒绝了。 

　　周恩来去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完周恩来的汇报后说：“恩来，我理解你，你确有难处。结论做不下来，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同志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 

　　此时，陈云和邓小平正因病在外地休养。 

　　陈云到会后说，大家批评新税制是有道理的，但税收减少是有多方原因的，更不存在两条路线。邓小平说，大家批评错误，揭露缺点，出发点只有一个，那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陈云和邓小平讲话后，会议气氛很快起了变化。 

　　高岗和饶漱石尽管心中不满，但此时已无力回天，只好停止进攻，暂时罢休。 

　　8月9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周恩来总理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结论讲话稿。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在大家充分发表意见之后，毛泽东特意问：“一波同志，你还有什么意见？” 

　　一直沉默的薄一波便直言不讳地说：“我有错误……但有些具体事情还说不清楚，有些批评意见还弄不明白。” 

　　薄一波话音刚落，高岗霍地站起来，指着薄一波大声说：“你说不清楚，是你根本不想说清楚！你这是什么态度？” 

　　毛泽东打断了高岗：“高岗同志，你的态度就好吗？你为什么不准上书的人写信给中央？东北的工作为什么就不能检查？东北各省出了错误，你东北局还不是要进行批评、检查？” 

　　“主席，薄一波的错误性质和我们东北不一样……” 

　　毛泽东沉下脸来：“你不要为自己辩护！” 

　　“我……”高岗还想争辩。 

　　“你要干什么？”毛泽东厉声斥道。 

　　高岗此时满脸涨红，不情愿地坐下来。 

　　毛泽东不再理会高岗，转而对大家说：“恩来同志的结论，就这么定了。” 

饶漱石与高岗“并肩战斗” 

　　在新税制的风波中，高岗在政治上捞了一把。接着是政务院的改组。根据这些迹象，高岗认为：毛泽东对刘少奇、周恩来不信任了，把刘少奇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的惟一助手，准备将来做领袖。高岗打起了如意算盘。 

　 　于是他主动出击了。他找来饶漱石，谈话中谈到刘少奇提出的试行中央各部部长集体办公的制度。高岗说：“最近毛主席对刘少奇同志不大满意，有过两次比较严 厉的批评，主席对我又这样信任，要我多管点事。可是你知道，书记处是刘少奇负责的，我如果管多了，少奇会怎么想，别的同志会怎么看，我真怕造成误会啊。” 

　　高岗知道饶漱石和刘少奇关系密切，就进一步试探：“和少奇共事，我感到一时还不太适应。你和他共事时间长了，你又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请你介绍一下他的一些特点，我好努力适应他，和他搞好配合。” 

　　饶漱石一下听出高岗的意思是在摸他的底。他已经看出高岗的权力在扩大，地位在上升，决心靠拢他，就附和说：“少奇同志在不少重大问题上的确表现得有些右倾，像对过渡时期的指导思想问题；跑到天津那一番讲话，说资本家剥削有功，剥削得越多越好......”他又说，“外界都认为我是刘少奇培养起来的，这不符合实际嘛。培养是党培养嘛，怎么成了个人行为？” 

　　高岗听着听着，心里一阵高兴，赞同地说：“饶部长，你说得很对。我们两个完全一致。” 

　 　为了权力，两个野心家一下靠拢了。高岗利用一切机会飞短流长，散布自己的反刘观点。高岗不仅散布言论，而且擅自将整理出来的刘少奇的“右倾”材料在高级 干部中散发。他对饶漱石说：“主席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搞部长会议，让我来搞政治局。”又说什么“毛主席把我当作左右臂，依靠我 去做经济工作。我离开了北京，毛主席休假就不放心。” 

　　谨小慎微的饶漱石认为高岗取代刘少奇已成定局，忘却刘少奇对他的知遇之恩，下定决心与高岗“并肩战斗”。 

　 　刘少奇当时分管中组部，饶漱石认为政治大势对高岗有利，刘少奇失势的趋向越来越明显，现在不仅应该跟刘少奇保持距离，还要拉开与刘少奇的距离，并付之行 动。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安子文顶住了饶漱石的压力，没有落井下石。因此会议还没有结束，饶漱石就在组织系统开辟第二战场，在中组部部长会议上，指责安子文 犯了一系列错误，进而由批判安子文变为讨伐刘少奇。此时高饶进入“蜜月”阶段，凡是高岗推荐的干部，饶漱石全盘同意；高岗反对的干部，饶漱石一概排斥，并 公开说：“今后中组部要以原东北局的组织部为核心。” 

　　饶漱石了解到安子文曾到刘少奇那里反映过情况，更是暴跳如雷，说安子文“有意挑拨是非，制造分裂”，并以中组部检查官僚主义不彻底为由，安排重新开会，逼安子文作检讨，特别是就安子文起草“政治局名单”问题，煽动中组部干部批斗安子文，说这是党内斗争的教训。 

　 　饶漱石对安子文的围攻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达到顶点。饶漱石还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把矛头直接对准刘少奇：“在处理我与安子文的关系上，少奇同志 感情用事，把问题扩大了。如果少奇同志发言不慎，这个领导小组会要出问题。”刘少奇对自己爱护有加的部下的一系列反常行为百思不得其解，还以为是两人之间 出现了误解，因而采取了宽宏大量的高姿态，对于中组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主动承担了责任。这等于给饶漱石一个体面的下台机会，但饶漱石仍坚持自己“原则 正确，方法错误”。 

　　对此，毛泽东对饶漱石说：“你不要认为你做过大区第一书记，你还没有在中央工作过呢！你什么都对？为什么你斗争一个‘吏部尚书’（指安子文），不给中央打招呼？！” 

　　饶漱石看到毛泽东动怒了，才老实一点。 

　　1953年秋天，毛泽东生病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打电话给正在外地的高岗说：“我们大家都要劝主席多注意休息。”高岗立即吩咐秘书：“你要注意，一接到毛主席病重的消息，我们就要立刻返回北京，因为现在党内没有一个人能撑起来。” 

　　1953年 底，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饶漱石活动得更加厉害。高岗亲自到华东、中南等地挑拨离间，捏造所谓“两党论”、“军党论”，把党分成“根据 地和军队的党”、“白区的党”两部分，胡说“党是军队创造的”，并以“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自居，企图改组党的领导，由他任党中央副主席或总书记并兼 任政务院总理，饶漱石任副总理。 

　　高岗按照他的“军队的党”和“白区的党”的逻辑继续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他找了西北局的彭德怀和中南局的林彪，以争取他们对自己的支持。 

　 　高岗对林彪讨好地说：“我坚持向主席建议，林总当部长会议主席最合适。因为，林总打遍了大半个中国，当个部长会议主席，不是绰绰有余吗？”林彪以自己的 身体有病为由，提出不要再提这个建议了。至于党内设副主席或总书记，林彪说：“你身体好，那就你干吧。”临行时，叶群告诉高岗：“林彪同志说，说什么也不 能让刘少奇一伙执政。如果他们一伙执政，他死也不能瞑目。”高岗听了很受鼓舞。 

陈毅与饶漱石的恩恩怨怨 

　　在新四军时，陈毅和饶漱石是对老搭档。 

　　饶漱石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从苏联回国的。回国后分到皖南任中共东南局副书记，负责地方工作，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项英领导之下。那时的饶漱石，默默无闻。 

　　相比之下，陈毅的资历和名气当然大得多。新四军一组建，编为四个支队，陈毅是第一支队司令员。后来中央决定成立华中指挥部，任命叶挺为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在叶挺未到达前，陈毅代理总指挥之职，政委是刘少奇。 

饶漱石的发迹，始于“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发生时，饶漱石和叶挺军长一起指挥突围。由于饶漱石平时对刘少奇很尊重，反对项英的机会主义错误，受到刘少奇的赏识。突围中，毛泽东接受了正在华中指挥战事的刘少奇建议，当即电令饶漱石负责新四军军部的一切政治行动。 

　　1941年1月20日，“皖南事变”发生后半个月，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到７月份，邓子恢调任师政委，饶漱石才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 

　　但饶漱石在党内的职务却高于陈毅。当年5月，党中央决定将东南局和华中局合并，由刘少奇、饶漱石、陈毅、曾山组成中共中央华中局，刘少奇任书记，饶漱石任副书记。 

　　1942年1月，中央决定刘少奇回延安参加七大。在刘少奇建议下，饶漱石就代理了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这样，陈毅和饶漱石就正式开始搭班子。5月，饶漱石率领工作组到淮南去检查工作期间，华中局书记及新四军政委由陈毅代理。 

　 　陈毅和饶漱石的才能、资历、工作方式及为人大不相同。对这两位代理书记的比较、议论就在华中开始了。干部们称赞陈毅的多，话传到饶漱石的耳朵里，心胸狭 窄的饶漱石既嫉妒，又有压力。尤其是中央在９月份发来的一个通知，提出抗日根据地要实行党政军民一元化领导，今后究竟谁担任华中局书记，饶漱石就忐忑不安 了。 

　　为了挤走陈毅，饶漱石利用当时党内整风正在深入的机会，一手制造了“黄花塘事件”。 

黄 花塘是新四军军部所在地。饶漱石抓住陈毅历史上曾将毛泽东的红四军前委书记职务选掉，平时心直口快、说话随便的毛病，将与陈毅工作中的一些分歧无限上纲， 在新四军军分会会议上，趁陈毅作整风自我批评的机会，抛出了陈毅有“十大错误”的材料。材料说：第一，在历史上，陈毅一贯反对毛泽东；二，陈毅一贯对抗中 央；第三，反对政治委员制度，不尊重政治委员……对于饶漱石的这种打击陷害，陈毅理直气壮地逐一批驳。他气愤地警告饶漱石：“你这次向我发难是你权力欲、 名利欲的大爆发。常言道，小黠大痴，小隙沉舟。你一意孤行，必有翻船之日。” 

　　会后，饶漱石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刘少奇发去一份长达一千五百字的电报。电报结尾是：“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健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帮助我们。”饶漱石又鼓动一些干部联名给中央发电报批评陈毅。 

　　陈毅也向中央发去电报，报告了事情的经过。他着重检讨了自己说话随便等错误和缺点，并要求去延安学习。 

　　1943年3月初， 陈毅带着满腹委屈到达延安，见到阔别十年之久的老战友毛泽东，心情十分激动，感到有一肚子话要倾诉。但他不知毛泽东对他是什么态度，心中不免惴惴不安。因 此，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毕恭毕敬，没有推心置腹。毛泽东对他这种公事公办的谈话态度很不满意，生气地说：“你这个陈毅，我们十年不见面了，老战友，老 朋友，你怎么这个样子！有人说了什么，大家交交心嘛，你这样子我还能跟你说话吗？” 

　 　可是当陈毅想把“黄花塘事件”的满腹委屈向毛泽东倾诉时，毛泽东却给他浇了冷水：“如果你谈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那很好，我可以召集一个会议，请你说三 天三夜。至于与小姚（即饶漱石）的问题，我看还是不要提，一句话也不要提。关于这件事，华中曾经有个电报发到中央来。这电报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 看，但是我看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 

　　陈毅说：“那我就不看，华中的事也不提。” 

　　毛泽东露出笑容：“我欢迎你这个态度。” 

　　抗战胜利后，中央慎重地考虑了陈毅的工作。当时对派往东北主持军事工作的人选有两个：陈毅和林彪。中央考虑华中更需要陈毅，便由毛泽东找陈毅谈话。 

　　陈毅考虑到与饶漱石的关系，不大情愿：“回华中去工作恐怕没事做，不起作用。” 

　　毛泽东宽慰他说：“怎么不起作用？只要你坐在那时就起作用！” 

　　陈毅爽快地说：“既然你这么说，我这就回华中，请中央放心。” 

　　中央决定：饶漱石为书记及政委，陈毅为军长及副书记。 

　　这样，离别华中一年半之后，陈毅又回到了新四军，继续和饶漱石共事。直到全国解放，坐镇华东。 

　　毛泽东比谁都清楚，要说了解饶漱石，莫过于陈毅了。 

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 

　　1953年12月，陈毅由上海到北京参加全国军事系统高干会议期间，毛泽东两次约谈。头一次，是12月7日夜， 毛泽东向陈毅询问他所了解的饶漱石情况，陈毅不明底里，按一般情况下尽量说同级干部优点的习惯，说了几句，毛泽东听后反应冷漠。陈毅感到困惑，出来后迎面 接撞见汪东兴，便疑惑地提起此事。汪东兴提醒他：“主席问你，是要听你说真实情况。”陈毅恍然大悟，马上折回去，把他所接触到的饶漱石的言行向毛泽东和盘 托出。 

　 　陈毅说：“铙这个人，阴一套，阳一套，善于耍手腕，善于政治投机。我最反感的是他近年来常在我耳边议论刘少奇同志。尤其是今年以来，他在背后散布了不少 针对少奇同志的流言蜚语。以我之见，他大概是觉得少奇不行了，就想表明自己不是少奇培养的，和少奇划清界限。他要另寻政治靠山了。做共产党人，要讲党性； 做人，要讲良心。离开少奇，他能有今天吗？现在他竟把矛头对准少奇，真叫人寒心哪。这样的人，不可交啊……” 

　 　听着陈毅吐出真言，毛泽东面露欣喜之情，并且把已经掌握了的高岗、饶漱石不正常活动的情况告诉了陈毅。几天后，第二次约见陈毅，专门谈高、饶问题，其中 主要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问题。毛泽东告诉陈毅：“不要伤风，不要失去灵敏的嗅觉，要警惕非法活动。”又说：“你推让是不对的（指谦让华东军政委员 会主席）谦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对野心家就不让，让给他会使党受损失。” 

　　1953年12月下旬，马上就要进入60周岁的毛泽东，要离开北京到杭州去休假。说是休假，其实他还要在那里主持起草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他本该马上动身，但还是被高岗的事情耽搁了。 

　　临行前，他依照过去的惯例，提议在他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鉴于当时情况，心情很不好。他抽着烟，只看着眼前的一块空地，说道：“主席号召全党要谦虚，我看还是由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好。” 

　　书记处其他人不赞成轮流负责。 

　　周恩来说：“还是按以前的老规矩办吧，仍由刘少奇同志负责，我们积极配合他。” 

　　“不妥不妥。”高岗有些沉不住气，把椅子往前拖了拖，力排众议，“主席的威望不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能够代替的。轮流吧，搞轮流可以发挥每一个人的作用。” 

　　“再过几天我就满60岁了。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可我觉得我还不够耳顺。今天达不成协议，下次再说吧，散会。”毛泽东宣布散会。 

　　这期间，高岗的活动更猖獗，发生了他想拉拢邓小平、陈云等人的事。 

　　高岗对陈云说：“要设党的副主席，怎么也得有你一个，我一个。”陈云笑了笑问：“你是想革命还是想做官？” 

　　高岗对邓小平说：“毛主席要分一二线，设党的副主席，刘少奇并不成熟，他只能干些力所能及的事，这么重要的位置，对他不适宜。”邓小平态度明确地说：“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 

陈云和邓小平都觉得高岗滑得太远了，党内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于是，他们分别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邓小平、陈云向毛泽东汇报高岗的问题 

　　一天，陈云来到毛泽东的会客室，毛泽东劈头问道：“你电话里说有急事面谈，什么事这么急啊？是不是为‘一五’计划的事呀？” 

　　陈云回答：“‘一五’计划的事还未考虑成熟。我是想向主席反映一下高岗同志的问题。” 

　　毛泽东略感惊异：“高岗？他怎么啦？” 

　　“我看他有点不正常。”陈云说，“他主动找到我门上，同我谈对党和国家体制调整的看法。散布了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有些话很出格。” 

　　毛泽东一扬眉：“他都说些什么？” 

　　“他说主席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周恩来搞部长会议，由他来搞政治局。谈到究竟是增设总书记好，还是增设副主席好，他说他不赞成设总书记，赞成设副主席。” 

“对人选他说了什么吗？” 

　 　“他谈得最多的是人选。对部长会议人选，他主张林彪，说了一大堆推崇林彪的话。他对少奇同志意见特别大，坚决反对少奇当总书记，也反对少奇当党的副主 席。他对恩来也不满意。他说主席已经不满意，不信任少奇和恩来了。他说如果实在要设副主席的话，就多设几个，他一个，我一个。” 

　　毛泽东惊问：“这是原话？” 

　　“一点不错。”陈云说得很肯定，“我当即表示了反对。正是他这个话，使我感到问题严重。我认为应当向党报告，向主席报告。我怀疑高岗同志不光向我，还向其他同志散布过什么。至于背后封官许愿，拉拉扯扯，搞非组织活动，性质就更严重了。” 

　　毛泽东一言不发，只是凝神倾听。 

　　陈云问：“高岗要我向主席转达他的意见，我没有答应。他说他要直接找主席谈，不知他来谈过了吗？” 

　　毛泽东没有回答，反而提出个问题：“你过去同高岗一起工作过，你看他的主要毛病是什么？” 

　　陈云想了想：“自视甚高，目空一切，喜欢玩弄权术，老虎屁股摸不得。” 

　　毛泽东脸上露出了笑容：“你这不摸了吗？” 

　　陈云也笑了笑，随即严肃地建议：“主席，高岗这个情况，我认为得想点办法赶快解决了。” 

　　沉默了片刻，毛泽东说：“陈云同志，你做得很对。高岗同志这个情况，我要做点调查研究。” 

　　就在陈云谈过之后，毛泽东还没来得及找人详细了解情况，邓小平又来向他汇报了。 

　　一开始，邓小平显得十分谨慎地说：“主席，我了解到高岗同志的一些情况，我认为问题严重，不知好不好谈？” 

　　毛泽东因为事先听了陈云的汇报，就鼓励说：“你大胆地谈嘛。” 

　　邓小平说：“近日高岗同志找我谈话，谈了他对党和国家体制调整变动的意见。” 

　　毛泽东故意问：“他高岗对人对事有意见，难道还不能讲吗？” 

　　邓小平回答：“有意见当然可以讲。但我认为有两点高岗输了理：第一，应当光明正大地讲，当面讲，会议上讲，向党讲，而不应当背后随便不负责任地散布、议论。第二，应当与人为善，实事求是，而不应当夸大其词，恶意攻击，对别人全盘否定。” 

　　毛泽东点头表示同意。 

　 　邓小平进一步说：“高岗反对少奇、恩来同志，是打着主席的旗号。他说主席不满意、不信任少奇同志了，信任他高岗。这样的话，危害特别大，别人很难相信， 也很难不信，因为不可能来找主席核实。高岗还有些庸俗。他当面对我说了些吹捧的话，让人很不舒服。他正式找我谈判，要我和他采取共同行动，一起拱倒少奇同 志。” 

　　毛泽东专注地听着。 

　　邓小平继续说：“我来中央工作不久，就零星听到一些对少奇不利的议论，比如说少奇有‘摊摊’。财经会议，组织工作会议，对少奇的议论甚至攻击，就更是公开的了。这里面饶漱石同志配合得很紧，给人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感觉。” 

　　毛泽东插话：“新官上任，刚来即斗。” 

　　邓小平说：“高岗同饶漱石是这边一炮，那边一斗。” 

　　毛泽东不再说什么，邓小平继续说：“我劝高岗同志，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合适。我看他鬼迷心窍，根本听不进去。” 

　　毛泽东盯着邓小平问：“你看高岗的最终用意是什么？” 

　　邓小平沉思片刻：“在其位，谋其政，是分内之事。不在其位，而谋其政，怕是有个人图谋了。” 

　　毛泽东听到邓小平出语如此尖锐，不由得盯着邓小平多看了几眼。 

　　邓小平走后，毛泽东吩咐卫士，“告诉叶子龙，让他通知少奇、恩来，请他们马上到我这里来开会。” 

　　三人一起落座后，毛泽东神情严肃：“请你们二位来，是想通个气，关于高岗、饶漱石的问题。” 

　　刘少奇和周恩来一听，略显惊异。 

　　毛泽东接着说：“陈云、邓小平同志先后跟我反映，近来高岗、饶漱石活动厉害。他俩主要是针对你俩，反对你俩，要把你俩拉下来。” 

　　刘少奇闷声闷气地说：“不怕。” 

　　毛泽东说：“你不怕，我怕。我胆子小，怕天塌下来，怕党内出现分裂。” 

　　周恩来说：“我也怕。” 

　　毛泽东说：“没有不透风的墙。高岗、饶漱石在背后散布你俩的议论，不知传到你们耳朵里没有？” 

　　刘少奇说：“多多少少听到那么一点。像安子文私拟的那个名单，高岗说是我授意的，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说我不赞成陈正人担任建委副主任或中组部副部长，不支持陶铸在广西的工作，这都是挑拨，没有的事。还说我有‘摊摊’。” 

　　周恩来插话：“说我有个‘圈圈’。” 

　　刘少奇接着说：“财经会议抓住薄一波不放，矛头是对着我的。组织会议大整安子文，矛头更明显，甚至点了我的名。” 

　　毛泽东幽默地说：“高无高风，饶不饶人。” 

　　周恩来说：“高岗是反对我当总理的，他主张林彪。” 

　　毛泽东纠正：“他名义上主张林彪，实际上主张他自己。打倒了你们，到时候林彪也没有了，我也没有了。” 

　　周恩来忧心忡忡：“主席呀，我们党刚刚胜利，刚刚建国，目前最需要的是党内团结，带领人民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如果这个时候内部纷争，对我们的事业很不利呀。” 

　　“恩来说得对。”毛泽东说，“但解决高岗的问题，正是为了维护党的团结。高岗是在搞非法组织活动，是在搞分裂活动。他的手法，是打着拥护我的幌子，编造我的讲话，说我不满意你们，不信任你们。少奇，恩来呀，我对你们有批评，但我是信任你们的。你们是左膀右臂呀。” 

　　毛泽东转向刘少奇：“高岗对我谈过对你的意见，我让他直接找你谈清问题，他找你谈过没有？” 

　　刘少奇气愤地回答：“他从没主动找过我，倒是我两次主动找过他。我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做了检讨，他不但不谅解，还对人说我不肯进行自我批评。这一点，他就不如彭德怀同志。彭总对我有意见，就主动找我谈。谈开来，疙瘩就解开了嘛，至少知道疙瘩在哪里嘛。” 

　　毛泽东接着问周恩来：“高岗找你谈过吗？” 

　　周恩来回答：“没有。” 

　 　毛泽东想了想：“对高、饶的问题，要解决。办法是先搞点调查研究。我搞，你们也搞。看看他究竟搞了哪些活动，究竟意欲何为。然后再处理。处理的办法，不 外乎那么几种。一种，个别谈，认识到了，做个自我批评，写个检讨，重打锣鼓另开张。这样最好。一种，开会批，整风，让他威信扫地，羞于见人，失去市场，促 使他痛改前非。再不行，对你不起，老子就只好采取断然措施了。”毛泽东仿佛自言自语：“高岗、饶漱石，两个人重要，还是中央的团结重要？是两个人重要，还 是国家的长治久安重要？” 

　　刘少奇和周恩来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眼神，但谁都没有吭声。 

　　在此前的一天，高岗突然跑到罗荣桓家里，提出中国也要搞部长会议制度，让林彪当部长会议主席。罗荣桓吃惊地问：“这是党中央的意图吗？”高岗说：“中央没有议过，毛主席也不知道，我们先议一议。” 

　 　罗荣桓当时严肃地指出：“这样重大的问题我们来议不妥当！由林彪当部长会议主席也不妥。我们部队还有一、二、三方面军的，还有第十五军团的，谁干什么要 由党中央毛主席统一安排。”义正词严地把高岗顶了回去。后来揭露和批判高岗的反党阴谋活动时，罗荣桓因病没有出席会议，他写了书面发言，积极参加了反对高 岗阴谋活动的斗争。 

　　毛泽东已初步掌握了高岗活动的情况，也进行了一些调查。一天，罗瑞卿来看望主席，问起主席的身体。毛泽东开玩笑说：“我这是政治感冒，鼻子不灵。” 

　　“没睡好觉吧?” 

　　“是啊。睡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睡在床上，一种是睡在鼓里，若不是其他同志向我反映高的问题，我还蒙在鼓里哩!” 

　　于是，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共中央工作。那天到会有二十来人。毛泽东目光炯炯地扫视会场，发出不指名的警告： 

　　“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8号 车水马龙。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我们的古人林黛玉讲，不是东风压 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现在呢，不是阳风阳火压倒阴风阴火，就是阴风阴火压倒阳风阳火。他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 批人。” 

　　会场里静极了，与会者都全神注视着毛泽东，等待他下一句要说出这个“别人司令部”是谁，但毛泽东戛然而止，不再往下说了。其实与会者者知道说的是谁，何况毛泽东已经指明了“东交民巷8号”。 

　　此刻高岗、饶漱石坐不住了，情知不妙。 

　　两天之后，毛泽东避开了他的政治局委员们，只是请来他身边所有的卫士和工作人员，在怀仁堂乒乓室，权作餐厅，一起吃了一顿汤面，共同度过了他的60大寿。 

　　1953年12月26日晚， 毛泽东去杭州路过上海作短暂停留时，向前来迎接的谭震林、张鼎丞、粟裕三位华东负责人说了饶漱石的问题。这时，中央已决定调张鼎丞到中央组织部任第一副部 长，张鼎丞问毛泽东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对党对人民忠诚老实，这是很好的。对阴谋家、野心家可不能老实呀！对阴谋家、野心家老实是要上当的。” 

　　1953年12月中旬，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捷沃西安来中国参加鞍钢扩建的落成典礼。由于高岗曾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兼东北军区政治委员，现在又是国家副主席、计 划委员会主席和主管工业的负责人，捷沃西安在东北时，高岗不仅亲自作陪，而且利用接待外宾的机会，有意识地突出自己，抬高自己的地位。 

　　在12月17日上午，高岗与计委的两位副主席李富春、贾拓夫在计委办公室商量由谁陪同苏联客人去鞍山的问题时，他们三人都想去，争议了好久。按理说，李富春去比较合适，高岗不一定非去不可。最后还是李富春、贾拓夫让了步。 

　 　高岗坚持要去东北，的确另有原因，但那不是想和苏联人接触，而主要是因为，一是由于他在毛泽东面前为饶漱石说话而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二是在毛泽东离开北 京期间，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已成定局。因此，他想借此机会去沈阳向东北局的同志打招呼，消除一些过去对刘少奇不利的影响。 

　　因此，12月26日举行过庆典活动之后，高岗便急急忙忙赶到沈阳，于28日召开东北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加强党内团结的指示，一改往日对刘少奇的态度，强调刘少奇在历史上的功绩和在党内的重要作用，要求大家拥护刘少奇在毛主席外出休养期间主持中央的工作；同时，也要求东北全党团结在以林枫为核心的东北局周围，搞好工作。 

　　显然，他是在做补救工作，但为时已晚。他从沈阳回到北京后，就不再上班，开始准备反省检查。 

1954年1月初，一天半夜12点，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话给马洪，说明天捷沃西安和尤金要去上海，你立即转告高岗，请他送他们上飞机，一定要去，这是中央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