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艾子
一桩毛泽东不承认的婚姻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曾说：“我14岁时，父母给我娶了一个20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几乎没有想到她。”
这是毛泽东的第一次婚姻，已经出版的许多书籍上都有所描述。
美国著名作家、记者索尔兹伯里在《长征秘闻》中谈到毛泽东的第一次婚姻时，说：“毛15岁时，他父亲曾强迫他与一个比他大四五岁的女子结婚。他出于礼仪参加了婚礼，但拒绝与她接触。由于这桩不圆满的婚事，这个女子的名字始终没有透露过。”
英籍作家韩素音女士也在《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一书中猜测说：“毛不肯和那位姑娘有任何联系，这使新娘一家备受闲话与羞辱，直到今天，韶山人还不肯说出新娘姓什么。我们仅知道她比他大四五岁，容貌秀丽。”
那么，毛泽东所说的“20岁的女人”，即他的原配妻子到底是谁呢？
1911年编撰的《（湘潭）中湘韶山毛氏三修族谱》卷十三中，记载了毛泽东第一次婚姻的情况：“泽东，字润之，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辰时生，配罗氏，光绪十五年九月二十六丑时生，宣统二年正月初二寅时卒。”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原配叫罗氏。
罗氏真名叫做罗一姑，人称大秀，家住湘潭县杨林乡赤卫村楼门前（今属韶山市杨林村），生于光绪十五年（即公元1889年）9月26日，比毛泽东大四岁另两个月。毛泽东曾对斯诺说：“我14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20岁的女子。”这可能是毛泽东在罗氏的虚年龄的基础上进行了夸大，也有可能是斯诺记录有误，因为当时毛泽东和斯诺对话时，毛泽东用的是汉语，而斯诺是用英语提问的，中间由翻译相互传达，出现错误也在所难免。同样，毛泽东在《毛泽东自传》里说“我父母在我16岁时就给我娶了一个20岁的女人”，也是按虚年龄计算的。
罗氏家境较富裕，有田产，不乏读书之人，在当地也算是颇具声望的大户。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罗氏，聪明贤惠、知情达理。她在家中排行第二却是长女，因此操持家务也是一把好手。
而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是个勤俭持家、精明能干的人，他之所以给儿子找了一个“大媳妇”，也是有他自己的盘算的。一是毛、罗两家本是世交，上两辈就有亲戚关系。罗氏祖母毛氏，是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的堂姊妹，即韶山冲毛咏堂之女，亦即毛泽东的姑祖母。旧时社会上习惯于以表兄妹结亲，谓之“亲上加亲”，并视为美举。
二是毛顺生想要拴住毛泽东的心。当时，毛泽东虽然辍学在家务农，但毛顺生总觉得他人大心大，不够安分。他知道山外有山的道理，担心毛泽东的心要飞出山外。毛顺生一心一意地想要毛泽东学习商业，继承他辛辛苦苦创下的产业并发扬光大。他坚信，女性的温柔是可以消磨男人的凌云壮志的，养家糊口的担子重了，毛泽东想飞也飞不走。
三是为了亟待解决的家庭劳力问题。毛家当时有水田20余亩，毛顺生又长年在外从事贩卖生意，虽然农忙时家里请了一个长工，但里里外外仍靠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一个人操持。文氏既要照顾年迈的公公毛翼臣，又要照料毛泽东兄弟三人，当时毛泽东的小弟弟毛泽覃尚只有两岁，文氏时常要带他下田劳作，肩上的担子实在太重了。而当时罗氏年方十八，温顺善良、身高体壮，是一位操持家务的好手。因此，毛顺生见到这位表侄女后，甚为喜爱，在给大儿子毛泽东讨了一个媳妇的同时，无疑也给家里添了一个上等的劳动力。
而罗家见毛泽东年仅14岁，虽未到男子成熟的年龄，但长得一表人才，而且聪明好学，知书明理，才华出众；加之毛家的家境也好，又是亲戚，可谓门当户对。因此，罗家欣然答应与毛家结为秦晋之好。
1907年，毛、罗两家的老人“合八字”、“订庚”、“择吉”、“发轿”、“拜堂”，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就完成了旧时结婚的所有仪式。毛泽东和他的原配夫人罗氏就在这看似热闹非凡的传统婚庆中，被两方的老人撮合到了一起。
少不更事的毛泽东，根本就没有想到父母会这么早为自己操办婚事，因此心中闷闷不乐。为顾及父母和亲友的面子，他只好默默忍受着这桩“痛苦的婚姻”。美国作家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这样写道：
可怜的毛泽东呆若木鸡。出于某种考虑，泽东有礼貌地接受了这种生硬的可怕的仪式，他规规矩矩地向每位来宾磕头。惊恐万分的新娘被揭去红盖头，像新买来的商品第一次接受检查。但是他绝不与这位比他大六岁的新娘住在一起，并发誓说决不碰她一根头。
对于这桩婚姻，不管毛泽东的态度如何，毛、罗两家的老人都是满意的，尤其是毛顺生和文氏。罗氏嫁到毛家后，为毛家增添了劳力，也成为文氏最得力的助手。而18岁的新娘罗氏，当时也是幸福的，虽然自己比毛泽东大4岁，但是她是通过明媒正娶嫁到毛家的，是毛家的长媳，其地位已得到族人的认可。从此，罗氏以“生为毛家人，死为毛家鬼”的姿态，进入角色，开始适应毛家的生活。但她万万没想到，从两家大人给毛罗两人提亲时起，就已经开始了这场婚姻的悲剧，罗氏将在毛家度过她婚后寂寞而短暂的生活。
罗氏嫁到毛家时，正值毛家人丁兴旺、家业发展顺利之时。罗氏在毛家克尽儿媳之责，帮助婆母文氏夫人干些针线女红之类的活计，颇为相得。她很体贴丈夫，为他端茶送饭，洗衣浆裳，和弟媳王淑兰（毛泽民的发妻）相处得也很好。
毛泽东对父亲的包办婚姻心存不满，他秉承了父亲的倔犟性格，渐渐滋生了反叛心理，但他没有采取“逃婚”等方式来反抗，而是采用既默认又不顺从的独特方式来应付这场婚姻--坚决不和罗氏同房。
刚开始，毛顺生和文氏还以为自己的儿子毛泽东性格内向，不爱说话。渐渐发现毛泽东和罗氏之间好像有一种隔阂，于是他们就开始劝导毛泽东。但任凭他们怎么劝导，毛泽东就是不与罗氏同房。母亲见他年龄小，而且这种事也不能过多地明说，也就暂且作罢。毛顺生大骂毛泽东“大逆不道”之后，也只能赞同文氏的意见，心想过段时间儿子是会转过弯来的。
后来，毛泽东也改变了策略，他坚持每晚睡前一个人坐在外面看书，累了一个人另“困”。由于毛泽东看书时用毛毯挡住了窗子，父母大人以为儿子已经“转过弯来”，心中窃喜。罗氏脸皮又薄，不好意思同婆婆等人讲，抑郁一天天淤积在心。
罗氏在毛家度过了她短暂的人生旅程上的最后三年。1910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初二），罗氏因患细菌性痢疾去世，年仅21岁。毛泽东和家人怀着不同的感慨，将罗氏埋在上屋场对面的楠竹坨，坟茔离后来安葬的毛泽东父母墓只有几十步远，绿荫一片，宁静安详。年轻的罗氏静静地陪伴着他的阿翁阿婆，躺在这里已近百年。她未能看到他的丈夫毛泽东后来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未能看到她的丈夫与他的战友们所开创的千秋基业，未能享受到新中国的幸福生活。最遗憾的是，她没能看到新中国妇女的翻身解放和婚姻自由。
建国后不久，一封由北京邮来的交“罗鹤楼老先生启”的信件，寄往罗家。这正是毛泽东的亲笔信。收信人罗鹤楼便是罗一姑的父亲。毛泽东向罗府全家表示问候，并说如罗老先生身体尚健，欢迎他去北京走走。遗憾的是，罗鹤楼老先生已于1943年12月去世了。关山阻隔，毛泽东不知这个情况，才有了这封迟到的信件。
1925年2月，毛泽东回乡搞农民运动，常去杨林一带走村串户，访贫问苦。罗家是去杨林的必经之路。毛泽东因此常去罗家。这期间，毛泽东与罗老先生，还有他的侄儿罗石泉交往甚多。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后来罗石泉加人了中国共产党，连罗鹤楼老先生也成了农协的积极分子。
“马日事变”后，罗鹤楼和侄儿罗石泉自然受到牵连。国民党反动派抄了罗鹤楼的家，逮捕了罗石泉，对他们进行了种种迫害。50多岁的罗鹤楼只好携家带口，远走洞庭湖区种湖田。罗石泉罚重款后，经人保释出狱，去华容一带当上了教书先生，过着流离颠沛的生活。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才回到家乡。回家不久，罗鹤楼老先生就去世了，终年72岁。
新中国成立后，罗石泉在家乡教小学。前面说到的毛泽东写给罗鹤楼的信，便是由罗石泉代为复信的。毛泽东收到他的信后，即给他写信：来信收悉，十分想念你们。承蒙关注，极表谢意。
1950年5月，毛岸英受父命回乡，专门约请罗石泉到他居住的毛氏公祠见面叙谈。毛岸英依乡例叫他“舅舅”，赠他鹿茸、茶叶及人民币20万元（旧币），详细询问了他的家庭生活和身体状况，转达了父亲对他的问候。
那时，罗石泉已经61岁，年老多病，家口众多。他任教的小学是族立学校，薪水没有保证，生活十分困难。岸英回京后，向父亲谈了罗家的情况，毛泽东当即请人为他汇去300万元（旧币），以解燃眉之急。弟媳王淑兰从北京回韶山负责招待所的工作后，毛泽东又嘱咐她：要常去罗家看看，他们都是受苦人。王淑兰记着大哥的嘱托，曾多次和九弟毛泽连去罗家看望他们，并送去大米、黄豆和豆腐干等物。
从以上的事实不难看出，毛泽东当年不满意的只是那桩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而对罗氏和罗氏家族，却没有丝毫的嫌弃之情。相反地，正是因为这桩婚姻的不幸，他对罗氏一家更加充满了关心和同情。
一桩毛泽东不承认的婚姻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曾说：“我14岁时，父母给我娶了一个20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几乎没有想到她。”
这是毛泽东的第一次婚姻，已经出版的许多书籍上都有所描述。
美国著名作家、记者索尔兹伯里在《长征秘闻》中谈到毛泽东的第一次婚姻时，说：“毛15岁时，他父亲曾强迫他与一个比他大四五岁的女子结婚。他出于礼仪参加了婚礼，但拒绝与她接触。由于这桩不圆满的婚事，这个女子的名字始终没有透露过。”
英籍作家韩素音女士也在《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一书中猜测说：“毛不肯和那位姑娘有任何联系，这使新娘一家备受闲话与羞辱，直到今天，韶山人还不肯说出新娘姓什么。我们仅知道她比他大四五岁，容貌秀丽。”
那么，毛泽东所说的“20岁的女人”，即他的原配妻子到底是谁呢？
1911年编撰的《（湘潭）中湘韶山毛氏三修族谱》卷十三中，记载了毛泽东第一次婚姻的情况：“泽东，字润之，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辰时生，配罗氏，光绪十五年九月二十六丑时生，宣统二年正月初二寅时卒。”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原配叫罗氏。
罗氏真名叫做罗一姑，人称大秀，家住湘潭县杨林乡赤卫村楼门前（今属韶山市杨林村），生于光绪十五年（即公元1889年）9月26日，比毛泽东大四岁另两个月。毛泽东曾对斯诺说：“我14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20岁的女子。”这可能是毛泽东在罗氏的虚年龄的基础上进行了夸大，也有可能是斯诺记录有误，因为当时毛泽东和斯诺对话时，毛泽东用的是汉语，而斯诺是用英语提问的，中间由翻译相互传达，出现错误也在所难免。同样，毛泽东在《毛泽东自传》里说“我父母在我16岁时就给我娶了一个20岁的女人”，也是按虚年龄计算的。
罗氏家境较富裕，有田产，不乏读书之人，在当地也算是颇具声望的大户。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罗氏，聪明贤惠、知情达理。她在家中排行第二却是长女，因此操持家务也是一把好手。
而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是个勤俭持家、精明能干的人，他之所以给儿子找了一个“大媳妇”，也是有他自己的盘算的。一是毛、罗两家本是世交，上两辈就有亲戚关系。罗氏祖母毛氏，是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的堂姊妹，即韶山冲毛咏堂之女，亦即毛泽东的姑祖母。旧时社会上习惯于以表兄妹结亲，谓之“亲上加亲”，并视为美举。
二是毛顺生想要拴住毛泽东的心。当时，毛泽东虽然辍学在家务农，但毛顺生总觉得他人大心大，不够安分。他知道山外有山的道理，担心毛泽东的心要飞出山外。毛顺生一心一意地想要毛泽东学习商业，继承他辛辛苦苦创下的产业并发扬光大。他坚信，女性的温柔是可以消磨男人的凌云壮志的，养家糊口的担子重了，毛泽东想飞也飞不走。
三是为了亟待解决的家庭劳力问题。毛家当时有水田20余亩，毛顺生又长年在外从事贩卖生意，虽然农忙时家里请了一个长工，但里里外外仍靠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一个人操持。文氏既要照顾年迈的公公毛翼臣，又要照料毛泽东兄弟三人，当时毛泽东的小弟弟毛泽覃尚只有两岁，文氏时常要带他下田劳作，肩上的担子实在太重了。而当时罗氏年方十八，温顺善良、身高体壮，是一位操持家务的好手。因此，毛顺生见到这位表侄女后，甚为喜爱，在给大儿子毛泽东讨了一个媳妇的同时，无疑也给家里添了一个上等的劳动力。
而罗家见毛泽东年仅14岁，虽未到男子成熟的年龄，但长得一表人才，而且聪明好学，知书明理，才华出众；加之毛家的家境也好，又是亲戚，可谓门当户对。因此，罗家欣然答应与毛家结为秦晋之好。
1907年，毛、罗两家的老人“合八字”、“订庚”、“择吉”、“发轿”、“拜堂”，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就完成了旧时结婚的所有仪式。毛泽东和他的原配夫人罗氏就在这看似热闹非凡的传统婚庆中，被两方的老人撮合到了一起。
少不更事的毛泽东，根本就没有想到父母会这么早为自己操办婚事，因此心中闷闷不乐。为顾及父母和亲友的面子，他只好默默忍受着这桩“痛苦的婚姻”。美国作家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这样写道：
可怜的毛泽东呆若木鸡。出于某种考虑，泽东有礼貌地接受了这种生硬的可怕的仪式，他规规矩矩地向每位来宾磕头。惊恐万分的新娘被揭去红盖头，像新买来的商品第一次接受检查。但是他绝不与这位比他大六岁的新娘住在一起，并发誓说决不碰她一根头。
对于这桩婚姻，不管毛泽东的态度如何，毛、罗两家的老人都是满意的，尤其是毛顺生和文氏。罗氏嫁到毛家后，为毛家增添了劳力，也成为文氏最得力的助手。而18岁的新娘罗氏，当时也是幸福的，虽然自己比毛泽东大4岁，但是她是通过明媒正娶嫁到毛家的，是毛家的长媳，其地位已得到族人的认可。从此，罗氏以“生为毛家人，死为毛家鬼”的姿态，进入角色，开始适应毛家的生活。但她万万没想到，从两家大人给毛罗两人提亲时起，就已经开始了这场婚姻的悲剧，罗氏将在毛家度过她婚后寂寞而短暂的生活。
罗氏嫁到毛家时，正值毛家人丁兴旺、家业发展顺利之时。罗氏在毛家克尽儿媳之责，帮助婆母文氏夫人干些针线女红之类的活计，颇为相得。她很体贴丈夫，为他端茶送饭，洗衣浆裳，和弟媳王淑兰（毛泽民的发妻）相处得也很好。
毛泽东对父亲的包办婚姻心存不满，他秉承了父亲的倔犟性格，渐渐滋生了反叛心理，但他没有采取“逃婚”等方式来反抗，而是采用既默认又不顺从的独特方式来应付这场婚姻--坚决不和罗氏同房。
刚开始，毛顺生和文氏还以为自己的儿子毛泽东性格内向，不爱说话。渐渐发现毛泽东和罗氏之间好像有一种隔阂，于是他们就开始劝导毛泽东。但任凭他们怎么劝导，毛泽东就是不与罗氏同房。母亲见他年龄小，而且这种事也不能过多地明说，也就暂且作罢。毛顺生大骂毛泽东“大逆不道”之后，也只能赞同文氏的意见，心想过段时间儿子是会转过弯来的。
后来，毛泽东也改变了策略，他坚持每晚睡前一个人坐在外面看书，累了一个人另“困”。由于毛泽东看书时用毛毯挡住了窗子，父母大人以为儿子已经“转过弯来”，心中窃喜。罗氏脸皮又薄，不好意思同婆婆等人讲，抑郁一天天淤积在心。
罗氏在毛家度过了她短暂的人生旅程上的最后三年。1910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初二），罗氏因患细菌性痢疾去世，年仅21岁。毛泽东和家人怀着不同的感慨，将罗氏埋在上屋场对面的楠竹坨，坟茔离后来安葬的毛泽东父母墓只有几十步远，绿荫一片，宁静安详。年轻的罗氏静静地陪伴着他的阿翁阿婆，躺在这里已近百年。她未能看到他的丈夫毛泽东后来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未能看到她的丈夫与他的战友们所开创的千秋基业，未能享受到新中国的幸福生活。最遗憾的是，她没能看到新中国妇女的翻身解放和婚姻自由。
建国后不久，一封由北京邮来的交“罗鹤楼老先生启”的信件，寄往罗家。这正是毛泽东的亲笔信。收信人罗鹤楼便是罗一姑的父亲。毛泽东向罗府全家表示问候，并说如罗老先生身体尚健，欢迎他去北京走走。遗憾的是，罗鹤楼老先生已于1943年12月去世了。关山阻隔，毛泽东不知这个情况，才有了这封迟到的信件。
1925年2月，毛泽东回乡搞农民运动，常去杨林一带走村串户，访贫问苦。罗家是去杨林的必经之路。毛泽东因此常去罗家。这期间，毛泽东与罗老先生，还有他的侄儿罗石泉交往甚多。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后来罗石泉加人了中国共产党，连罗鹤楼老先生也成了农协的积极分子。
“马日事变”后，罗鹤楼和侄儿罗石泉自然受到牵连。国民党反动派抄了罗鹤楼的家，逮捕了罗石泉，对他们进行了种种迫害。50多岁的罗鹤楼只好携家带口，远走洞庭湖区种湖田。罗石泉罚重款后，经人保释出狱，去华容一带当上了教书先生，过着流离颠沛的生活。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才回到家乡。回家不久，罗鹤楼老先生就去世了，终年72岁。
新中国成立后，罗石泉在家乡教小学。前面说到的毛泽东写给罗鹤楼的信，便是由罗石泉代为复信的。毛泽东收到他的信后，即给他写信：来信收悉，十分想念你们。承蒙关注，极表谢意。
1950年5月，毛岸英受父命回乡，专门约请罗石泉到他居住的毛氏公祠见面叙谈。毛岸英依乡例叫他“舅舅”，赠他鹿茸、茶叶及人民币20万元（旧币），详细询问了他的家庭生活和身体状况，转达了父亲对他的问候。
那时，罗石泉已经61岁，年老多病，家口众多。他任教的小学是族立学校，薪水没有保证，生活十分困难。岸英回京后，向父亲谈了罗家的情况，毛泽东当即请人为他汇去300万元（旧币），以解燃眉之急。弟媳王淑兰从北京回韶山负责招待所的工作后，毛泽东又嘱咐她：要常去罗家看看，他们都是受苦人。王淑兰记着大哥的嘱托，曾多次和九弟毛泽连去罗家看望他们，并送去大米、黄豆和豆腐干等物。
从以上的事实不难看出，毛泽东当年不满意的只是那桩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而对罗氏和罗氏家族，却没有丝毫的嫌弃之情。相反地，正是因为这桩婚姻的不幸，他对罗氏一家更加充满了关心和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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