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绥远起义前，刘万春反对、破坏绥远起义，丑行累累，臭名远扬。9月19日，绥远起义时，刘万春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但起义一年后，1950年11月，他却暗中派一名营长到香港与国民党特务联络，获得国民党政府的委任状。我地下工作者当时缴获了这些罪证。11月26日，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向人民解放军23兵团司令员董其武将军通报了这一严重情况，在公安部长罗瑞卿的指挥下，立即扣捕了刘万春等人。1977年，我人民政府在关押刘万春27年后，通过特赦释放了这个罪人。
但刘万春并不老老实实认罪。出狱后，他利用写文史资料，捏造事实，歪曲历史，千方百计美化自己，公然把自己打扮成绥远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以董其武将军为首的广大绥远起义人员，看了刘万春的文章后，十分愤怒，纷纷要求有关方面组织文章，反驳刘万春。内蒙古政协和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非常重视这一问题，采取果断措施，组织了多篇文章，揭露、批判、反驳了刘万春的可耻行为。
董其武副主席不顾年迈，亲自写文章，并向一些起义干部写信，发动大家反击刘万春。1981年1月22日，董其武副主席给他的一位部属王越同志写了这样一封信：
王越同志：
你好。很久没有通信，看了你的信以后，很喜欢。
你来（信）谈到刘万春写的绥远起义一文，绥远多数同志看了愤愤不平。
刘万春完全脱离事（实），虚构一套，妄想摆脱他的反动事实，给自己涂脂抹粉，其实欲盖弥张（彰），不这（样）写，人们还不愿意揭他的反动鬼脸。他这样写，反激起人们的义愤。如胡景通（邓宝珊部二十二军副军长兼师长）对刘万春说（起义前胡在绥远），你不这样，人们还许忘了，你在绥远起义前的作为，绥远大人小孩皆知，你能哄了人吗？
我的《绥远起义回顾》一文，应当在六十五、六十六或者六十七早就登出来。一直压到刘万春虚构一套完成后，才登了我的回忆，於六十九期，紧跟登上刘万春虚构文章，以欺骗历史、欺骗后人，更欺骗编纂文史资料的人。其阴险鬼诈，瞪眼骗人的技俩可见而知的。
何树声同志给全国政协的批驳刘万春的文章很好。是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是极为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也完全体现了文史资料“求实”、“存真”根本要求。
现在，军事展览馆负责同志问，登刘万春的稿是谁审查的，军事科学院也问登刘万春这稿是谁审查的。到现在还没人承担。
北京，现仅出一篇反拨（驳）稿，是郝德振写的，再还没（其他）人写的。听说，有鲁志浩同志一篇反拨（驳）文稿，我还没看到。
我的《绥远起义回（顾）》初稿、二稿，关（于）绥远暂划线作缦（缓）冲，傅派人，第三稿才有王克俊之名，因我那时我不在北平。参与的人没有写克俊的名。我（问）潘纪文后，潘告诉是王克俊，才添了他的名字。改正。见了同志（请向大家）说明。
欢迎绥远同志多写反拨（驳）文章，以达到文史资料“求实”、“求真”的目的，以教后人。我每天事务太多，彻天忙个不停。但身体还好。唯双耳由于感冒注意（射）“青（庆）大霉素二十三针”，致使双耳听（力）损失太大，但已晚矣。知注特及。
你年富力强，思想一向进步，学习努力，工作积极，争取为社会主义祖（国）及早完成四化而奋斗。祝
你好，并致敬意
董其武 一月二十二日
董副主席在这封信里提到的何树声，是当时的包钢党委书记，是1949年亲历过、推动过绥远起义的共产党人。他是第一个写文章批驳刘万春的。他的文章发表后，董其武副主席立即写信给以鼓励。从何树声同志1981年1月26日写给董其武的一封信中，我们可以得知这一情况。何在信中说：
“其武同志： 惠书昨日收到，敬悉。您对我那篇文章予以赞许，愧莫敢当。我写这篇文章，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写出历史的真实情况。
和平解放绥远，是我国解放战争中的重大事件之一。您在这个重大历史 事件中，为人民立了功劳。您受到人民的尊敬，是理所当然的。但我觉得这么一个大事件，还反映得不够。因此，我总想有时间的话再详细写一写，特别是看了刘万春在文史资料上发表的那篇文章之后，以及看到其他人也写过一些材料后，更加强烈了。但年代久远，好多详情细节都记不太清楚了，而我又没有积累什么资料，全凭脑子记忆，困难还是很多的。我希望能得到您慷慨支持，提供一些宝贵的资料，以便更好地把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写好。您提供的三点补充意见，今后再写时可考虑进去。”
据董其武副主席的日记记载，早在1981年1月11日，他就“同杨格非同志阅读包钢党委第一书记何树声同志为文史资料写的批驳刘万春捏造事实，虚构绥远起义经过的文章。” 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尖锐的批驳刘万春说：
“刘万春妄图美化自己，欺骗后人。事实上绥远起义的反对者、破坏者是刘万春为首的鄂友三、乔汉魁等人，指使人游行示威是他，砸报馆、砸坏印刷机、打伤好几个人是他，指挥人暗杀工作组人员王士鑫同志的也是他。起义后，他还派部下到香港与台湾特务组织进行联系，传递情报，并接受蒋介石的委任。党宽大、特赦了他，他反而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鬼迷心窍，妄想以写‘文史资料’把自己说成‘起义的领导者’，这必将引起公愤，引起曾被毛主席派到绥远帮助工作的老干部们的不满。鲁志浩、何树声同志为了恢复历史的真面貌，纠正视听，写文章批驳了他，把人民忘记了的他的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罪恶事实又都想起来了。”
据了解，董其武副主席除了给王越同志写信，还给内蒙古地区的其他起义将领写了信、打了招呼。同时，给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文史委和全国政协文史委反映了他的意见，很快就引起了方方面面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
1981年6月4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军事组组长刘琦同志专门给董其武副主席打电话，就《文史资料选辑》第69辑上刊登的刘万春歪曲、捏造历史事实的文章，向董副主席作了汇报，告诉董副主席“全国反应很大”，请示如何处理。
6月19日，董其武副主席当年的办公厅主任李忠孚，也写信向董副主席汇报了内蒙古地区如何准备开展批驳刘万春的工作。信的原文如下：
军长：你好！
很久没有通信。关于批判揭发刘万春歪曲绥远起义的历史问题，已采取了有力措施，获得开展。情况是这样的：
五月十一日到十七日，内蒙政协召开了第一次全区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协主席、副主席、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全区县盟市及部分旗县政协负责文史资料工作的同志，以及自治区有关单位。会上传达了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的文件和精神，制定了内蒙进一步开展文史资料工作的计划。
在分组讨论中，围绕中央写文史资料要贯彻“求实存真”的方针，联系实际，我提出了刘万春在绥远起义中玩弄阴谋诡计，表面应付，背后破坏捣乱，起义后又秘密派人去香港与台湾联系，被我地下工作人员扣捕等种种反革命事实。然而，中央宽大释放后，他反而借写文史资料，美化自己，把他打扮成绥远起义的领导者和促进者，这严重违反了中央的“求实存真”方针。必须予以纠正，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会上许多同志是绥远起义的知情者，都说刘万春反对起义是人所共知的，看了他的文章，大家很有意见，应据实订正，保持历史的本来面貌。大家一致建议，由文史资料委员会组织座谈，澄清是非，公开发表。会议简报分送全国政协文史办及自治区党政各机关及有关部门和领导。
全国政协文史办接到简报后，极为重视，六月四日专函内蒙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要组织座谈，澄清是非，公开发表。
内蒙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已于六月十三、十六两日，分两召集起义人员组织座谈。参加座谈的有王崇礼、康保安、李忠孚、卢健飞、赵淑普、赵国民、杨维垣、王度、孙英年、李竭忠、崔维 、张鸿恩……四十多人。大家都揭发了刘万春破坏起义的种种事实，痛斥刘万春的阴险诡诈，卑鄙无耻，混淆起义和反起义的界线，妄图蒙蔽党来解脱他的反动罪行，恢复他原有待遇，真是无耻之尤。
现正由座谈的人把发言的内容写成书面稿，送内蒙文史资料委员会汇总整理后，即报送全国政协文史办审核，公开发表，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现将内蒙文史会议五月十四日第四期简报及文史资料委员会组织座谈的通知附上，请一并录阅。
顺祝
您和夫人健康长寿！
李忠孚
1981年6月19日
8月11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柴夫同志又亲自来到董其武副主席来家，与董其武副主席和杨格非同志再次面谈了《文史资料选辑》第69辑上发表刘万春文章的问题。
8月22日，董副主席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初步思考后”，在日记中写了4条批驳刘万春的话：
1、绥远和平起义后没有进行配合解放军进军宁夏的作战。
2、从来没有设过绥远卫戍总司令之职，更没有任命刘万春担任这个莫须有的职务。
3、张庆恩在北平解放后，跑回南京，又窜包头，他打电话要来归绥见我，被我拒绝。他自己仍拟来绥市，我当即乘了一个火车头，迎至美岱召，拒绝他前往。他要送我一块好手表，我没有接受。根本没有张到归绥一事。
4、没有我派潘秀仁、张遐民、苏挺等人去广州找阎锡山之事。
9天之后，8月31日，董副主席又在日记中进一步把上面4条批驳的文字展开，更加详细而准确地批驳了刘万春的捏造。
他首先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拟在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提出，为了使文史资料达到了求真求实的目的，对于刘万春在《文史资料选辑》第69辑上写的《绥远起义亲身经历》一文，提出我所知道的真实情况，以便核实事实，为历史负责，为后代子孙负责。”
然后，他从以下4个方面展开批驳：
1、1949年1月21日夜我在归绥从广播里听到傅先生与中共达成和平协议，宣布北平和平解放，我很想知道北平和平解放的详情，随即向北平傅先生处打电话，要求派飞机接我到北平看看。1月22日我飞到北平，傅先生在中南海居仁堂与我作了一次长谈。1月23日我回绥时，傅先生说，“回去告诉咱们的干部，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可以把大家的家属送到兰州、宁夏，那是可以的，日本人到不了那里。不要看现在解放的地方小，很快全国都要解放，除非你有钱，把你的家属送到外国去，否则你没有立足之地”等等。根本没有刘文（第156页）所说的“你回去对寿山（刘万春字）说，要给绥远干部做好思想工作，免得仓促发生问题”这些话。
2、绥远根本没有过卫戍总司令一职，当时，张伏波是归绥警备司令，陈玉甲是包头警备司令，于霖瑞是后套警备司令，我是绥远保安司令兼华北“剿总”驻绥指挥所主任。哪里来的刘万春任卫戍总司令一职之事呢？
3、1949年农历腊月三十，我们前沿部队与解放军前哨冲突时，绥远省党部主任委员潘秀仁（建设厅长），省党部副主任委员张遐民（财政厅长）和文教厅长苏挺、省党部委员杜品三均已到绥西。哪有我“3月初亲函派张到广东找阎锡山要钱”之事呢？
4、刘文说的傅派他“出兵援助宁夏解放”是不存在的。傅先生到包头时，马鸿逵之堂兄马鸿宾专程赴包头见傅，并要求起义。毛主席复电着当地起义。绥远起义后，傅先生于9月20日离绥返京，赶去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怎么能说傅先生接到电令，着刘率第320师（师长马逢辰）、骑兵第2旅、保安第10团进至宁夏磴口三圣宫地区呢？当时宁夏的马鸿逵跑了，马的儿子也跑了，徐永昌坐飞机也跑了。宁夏已落到了解放军之手，在这个时候，毛主席怎么会着傅派部队协助解放宁夏？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这么一回事。
8月3日，内蒙文史资料委员会也给董其武副主席写信，报告“ 关于刘万春写文史资料颠倒历史之事”。信中说：
“为了明辨是非，这里曾专对这一问题，开座谈会讨论，并综合大家意见，证明他的虚捏，转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兹阅您给卢健飞同志的信，所刊各项，更足以证明刘万春的虚妄。您是当时领导起义的首要，所了解的，更为直接深刻，更能作为有力的证明。因此，愿将此信，转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不知您意如何？请为赐告。另由健飞同志函陈。”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可以看到：为反驳刘万春捏造事实，歪曲绥远起义历史真相这件事，从1981年年初到8月底，在董其武副主席的带动下，反驳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内蒙和全国政协文史委都编发了不少反驳文章，基本上消除了刘万春那篇错误文章在社会上造成的恶劣影响。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共产党员王树声、鲁志浩等同志，本着为人民负责、为历史负责的精神，积极参加反驳刘万春的斗争，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当年，内蒙文史资料委员和全国全国政协文史办的领导和同志们，是有极端负责精神的，是有功劳的。
但是，令人没有想到的事情却在2003年和2006年发生了。
这两年，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有人先后抛出两篇为刘万春翻案的文章。而且，这两篇文章的编、审机关都在人民政协。
在纪念人民政协成立60周年，纪念绥远起义60周年的今天，我郑重地将这一严重问题公布于世，希望能引起各界的高度重视。并希望有关方面能认真思考以下问题：
为什么在董其武副主席的著作《董其武日记》2001年公开出版之后，还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董其武副主席的日记中反驳刘万春的文字，为什么有些人视而不见，置之不理，坚持要写与历史事实完全违背、与董其武副主席和1981年写批驳文章的那些同志的观点完全对立的翻案文章？
刘万春在出狱之后，仍不死心，继续在幕后策划翻案，为什么有关方面没有引起警觉，反而将其安排到人民政协当委员？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那两篇为刘万春翻案的“奇文”，究竟是什么货色吧！
为了便于阅读，我只摘抄两篇“奇文”的主要段落和关键词语：
“奇文”之一：《忆往·感言·望年情——忆刘万春先生》。
这篇文章写道：
“我和刘老（注：刘万春）是通过1985年7月10日去京和他长谈多年别后情怀与日后往来书信，才加深了了解和建立了深厚感情的。八年交往使我感到刘老秉性耿直、讲义重情，爱国爱族、不争名利，与人为善、是非分明。”
“从和刘老一见面他就问我绥远人民对他持何看法，就使我深感老人视自己的声誉为生命。急盼我能给他一个满意答复，而我却无言以对。在两个多小时的亲切交谈中，使我深感他军人作风十足，他豪放爽直的品德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两家虽断绝来往30多年，但父辈们结下的深情厚谊使我们成了真正的忘年交（刘老长我33岁）。
通过此后八年之书信往来和我政策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对一些人说他是反对绥远起义的顽固派，两面三刀和偷派军直一营长去香港和从台湾赴港的特务联系，搞反革命活动等说法，进行了深入思考，并联系刘老1956年已查清是受害者，1977年无罪释放连续三届担任北京市政协委员的事实，证明了他在绥远和平起义中所起的作用，不可抹杀。正如他所说：‘从所周知，当时部队由我指挥，如果我不同意，国民党政府派高官到绥，以各种手段拉拢，妄图破坏绥远起义，若自己心不诚，志不坚，绥远起义是不会实现的。’这和一些忆文说他反对起义，并为难董其武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原因除了他在信中谈到是他决定和董率部于九月十九日起义外，另一点便是1989年3月17日，他不顾年已90岁高龄，参加了在京解放军总后勤部礼堂举行的向董其武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并与从台赴京的董的部分亲友见面和叙旧，藉以表达对董的感恩与无限哀思。”
“1949年绥远起义后的第二年11月底刘老赴京参加抗美援朝会议期间，于11月24日晚在看文艺节目时，被华北军区人员叫出礼堂扣捕，原因是他偷派一营长李某去香港和国民党特务机关联系，并带回蒋介石给刘万春等人的委任状。同时被扣的还有鄂友三和张扑两人。而从刘老无罪释放后，给我的三次来信看，所说的事实和上述说法以及某些忆文出入较大。归纳他给我写的三信内容，是北京军管会军法处杨处长专案审理，经过六年的调查与审讯，最终结论是‘李营长在事实面前承认自己潜逃后，为提高自己的身份冒充军长代表，去港搞反革命活动的。’杨处长当庭宣判，刘老师是受害者。然而不知何故，直拖到1977年才被释放，也未给书面结论。27年牢狱生活，从判无期徒刑到最后无罪释放，他共写100多封申诉书，特别写给毛主席的信，是冒着危险，经过绝食斗争才转呈上去的。毛主席作了批示：‘要实事求是弄清楚。’从而说明，刘老是无辜的。
我所以这样认为，可根据以下几点认真分析：
一、抗战胜利后，傅问刘道：‘你看今后会太平吗？’刘回答说，‘八年抗战八年离乱，该让老百姓有休养生息的机会了。八路军占领的城市可派人去交涉和平解放，为什么非打不行？’而1949年2月13日他和杨植霖代表就和平解放绥远问题举行会谈，不正是刘老行动之表现吗？
二、1945年底刘率部接受绥远地区沿线防务后，以坐视不援友军进行内战，而遭蒋介石饬令‘撤职查办，押解来渝’。被傅关押在绥军法处10个月，表明他不愿与共产党为敌。
三、1948年底，邓宝珊给刘来电话说：‘我和宜生（傅作义）研究认为北平形势进行和平谈判为宜，你是否同意，速电告’。刘复电：‘东北失败，华北孤立，和谈是上策’。
四、1949年9月初傅将军去美岱（召）路过归绥时，住了一夜，向董、刘和张濯清等人传达了毛主席、周副主席对绥和平起义的指示。随后，又在美岱村召集绥、包两地高级将领开了两天会议，就一同去到包头坐镇。从而说明，刘老在傅先生亲临绥远指导起义和犒赏绥官兵之感召下，是不会去作亏对傅先生和绥远人民的事。另外，他于抗战初期由山西马延寿旅参谋长归编到傅部后，和傅共事多年之部属情感从一些忆文中也有所记载。
五、1949年9月，国民党政府为破坏绥远起义，派徐永昌来绥封官许愿，17日，任命刘为九兵团副司令，但他迄未到职，说明他并未被高官厚禄所收买。而在起义通电上是第二个签名者。
六、1949年9月26日，根据中共的指示他率部支援宁夏，将盘踞在宁夏磴口县的国民党改编的德王李宗（守）信部击溃。随后彻底解放了宁夏。至于他是否另有图谋，那必须以既成事实为依据。
七、一位50岁的将军，在绥远军政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的‘今天，我在绥远人民面前郑重宣誓，努力学习，改造自己，决心做毛主席的一个好干部，做人民的一个忠实的勤务员。最后我希望绥远人民经常监督我，指导和帮助我。’一番肺腑誓言还会出尔反尔吗？
八、起义后，部队内部从下级干部闹不团结，不合作，影响到高级军政干部之间闹矛盾，刘军长与两位正副政委之间不团结，是因何而起，内幕不知。1950年军法处专案组审讯时，不到几分钟宣布退庭，并说你是军人，懂得军法。军法就是命令，没有申诉权和上诉权，以及从判刘老无期徒刑起到无罪释放，坐牢27年，不给写书面结论。这些都不能不令人思索。”
“奇文”之二：《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他们——记绥远“九一九”和平起义通电上签字的四位回族人士》，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称：
“在‘九一九’和平起义的过程中，绥远省的回族群众和回族上层人士，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用实际行动响应和支持和平起义。以董其武将军为首在起义通电上签名的39人之中，就有4位回族人士。……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
他们是刘万春……”
“据《中国回族名人辞典》介绍：刘万春……1942年12月任35军副军长、国民党第九兵团副司令兼第111军军长及绥远省卫戍总司令。”
“刘万春先生曾是抗战后期伪绥远省军界要员，‘九一九’起义的重要人物之一，被称为绥远和平起义的‘第三号’人物。
“1949年9 月19日上午，董其武、刘万春等38人终于在起义通电上签字。……刘万春第二个在起义通电上签名”。
“绥远和平起义后，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刘万春率部支援宁夏，并于9月26日，将盘踞在宁夏磴口县的国民党改编的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李守信部击溃。随后彻底解放了宁夏。”
读这两篇“奇文”的引文，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位写文章为刘万春翻案的作者，均不是绥远起义的亲历者，也不是绥远起义历史事实的专门研究者，其中一个是以刘万春自己“说的话”和刘万春自己“写的三封信”为据，信笔写翻案文章的；另一个是不从本质上把握刘万春这个人，只靠“第二个在起义通电上签名”这一表象来随便概括刘万春是“绥远和平起义的‘第三号’人物”。这第二个作者，在他的文章中虽然也摘引了不少9.19起义人员揭露刘万春破坏起义的文字，但他不以这些起义亲历者的揭露为据，而是以“第二个在起义通电上签名”为据，为刘万春张目，呼唤“历史将永远记着他们！”“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看看这两篇“奇文” ，再对照一下董其武副主席日记里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为刘万春翻案的理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以刘万春编造的“无罪释放”为例。稍有点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关押了27年的刘万春，是在党的宽大政策下，特赦出狱的。党把一个无罪的起义将领，一关就是27年，有这种可能吗？两位翻案文章的作者，硬是凭刘万春出狱后写的3封自吹自擂、凭空捏造的信，来为刘翻案，实在荒唐！
发生这样的事，应当引起我们思考些什么呢？
假如董其武副主席还活着；假如他的忠实追随者、绥远起义的将士们康保安、李忠孚、卢健飞、杨维垣、孙英年、李竭忠、张鸿恩、郝德振……都还活着；假如绥远起义的见证人、共产党员潘纪文、何树声、鲁志浩、曹文玉都活着，还会有人敢为刘万春翻案吗？
假如今日负责编审文史资料的同志们，都能象当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军事组组长刘琦同志、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柴夫同志那样，打电话，甚至来到到家里与重要当事人核对史料，那翻案文章还会出笼吗？
如果今日正义大行其道，为真理而鼓与呼者受到推崇，这两篇翻案文章还会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无人反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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