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8年夏秋到1961年夏秋，公共食堂经历了一轰而起──大批散伙──强令恢复──中共中央批准解散的过程。
公共食堂一轰而起后，大吃大喝了两个月，没有粮食，不少食堂散了伙。相当多的食堂是开开停停。以甘肃省榆中县金崖公社红柳沟大队为例，1958年8月，前后不到十天，全队54户、308人都加入了食堂。初办时每人每天口粮一斤，实际上还多一些，以后就放开肚皮吃饭，那时还能吃到蒸馍、面条、米饭等，节日也可以吃到包子、花卷。由于人人可以吃饱，干部和炊事员多吃多占不显得突出，群众意见不大。1959年4月，粮食定量下降，先是7两半，后是半斤，干部和炊事员多吃多占显得突出，群众意见很大，办了9个月的食堂散了伙。1959年11月，上级又动员办食堂，大家不愿意，就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有十几户就勉强加入了食堂，其余户直到1960年4月份，将队里分给的、自留地的粮食吃完以后，也先后加入了食堂。当时的口粮每人每天半斤。吃糊糊，有时断炊。群众怨言很多。中央“十二条”下来后，于1960年12月份又开始回家去吃饭，实际是散了伙。从此食堂再没恢复，这一段也是9个月时间。前后两阶段同共经历了一年半时间。据本书作者在各地调查了解，全国多数地区的情况和榆中县差不多。
面对公共食堂开开停停的状况，毛泽东还是持乐观的态度。1958年11月底，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说：
食堂吃冷饭，有饭无菜，也会垮掉一批，认为一个不垮，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搞得不好而垮，这是很合理的，总的来说，垮掉是部分的，暂时的，不垮是永久的，总的趋势是发展和巩固。
我是到处讲倒霉的事，无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党分裂……打游击。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规律管着，不管怎样，这些倒霉的事总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历史上多次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
1959年春夏之交，饥荒已经很严重，舆论上对食堂的批评也大胆一些。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宣教动态》上客观报道说：在陕西省商城县城关公社召开的党员和社员代表大会上，不少基层干部、代表对农村食堂提出了不少意见。有人干脆提出：要“掀倒食堂”，“解散食堂”。有的虽然未明显提出解散食堂，而却说出了一大堆缺点。
此时，面对严重的饥荒，中共中央不得不向农民作出一些退让。1959年5月26，《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夏收分配的指示》第6条中提出，“认真地整顿公共食堂”，提出了“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方针，规定了“口粮分配到户，分配到社员，在公共食堂吃饭的，粮食交给食堂，节约归个人：不在食堂吃饭的，粮食全部分给个人保管使用。”，五六月分中共中央允许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允许社员私养家畜和家禽。按照中央精神，农村公共食堂在1959年上半年进行了初步整顿。主要的措施是：实行了“粮食分配到户、自愿参加、口粮依人定量、节余全部归己”的原则：按照便于生产，便于社员的原则，调整食堂规模，一般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食堂：根据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采取各种灵活办法，尽量给社员以方便：建立必要的民主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等。这些措施仅属应急性质，并不是解决食堂问题的根本办法，但使食堂初办时的混乱现象有所好转。
中央文件说是“积极办好，自愿参加”，“口粮分配到户”但到基层，农民的“自愿”被各级干部以种种办法剥夺。“口粮分配到户”变成了“口粮指标到户”，粮食还由生产队掌握。浙江省委在起草《为争取1960年粮油工作的继续大跃进而奋斗》的讲话稿时，起草者按照中央文件的意思写的是“以人定量，分配到户，凭票吃饭，节约归己”，审稿人改为“以人定量，指标到户，凭票吃饭，节约归己”。本书作者在12个省调查，指标到户，粮食由生产队掌，不仅仅浙江如此，也是全国各地的普遍情况。为什么各地干部不愿分粮到户呢？因为粮食一旦分到社员家中，他们就不到食堂吃饭了，食堂就要垮台。1960年冬，浙江宁波地区停伙的396个食堂当中，有176个是分粮到户造成的。
在整顿中，有的地区的农村，从实际情况出发，取消了供给制，解散了公共食堂。1959年5月上旬，中共四川省泸州地委召开了县委书记会，同意暂时停办食堂。隆昌县解散了98.72％（包括以前垮的一部分），富顺县解散了75.5％（以前垮的在外），合江县解散了63％（包括以前垮的），叙永解散了75％（包括以前解散的少部分），泸县、古蔺解散了大部分。安徽省书记处书记张恺帆在无为县蹲点，看到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也解散了四千多个食堂。
河北省在1958年秋后有30多万个食堂，参加食堂的有3500万人，占全省农业人口的99％以上。1959年6月底，河北省只有食堂49004个，比原来减少了83.6％，加入食堂的户数只有164万户，占总农户数的19.65％，较原来减省了80％。
食堂纷纷垮台的情况，毛泽东是很不满意的。
1959年6月22日，毛泽东赴庐山开会的专列上，接见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和书记处书记史向生等人，毛泽东对他们说：“食堂要坚持下来，又可以坚持下来。我不是要你们的食堂垮，我是希望能够坚持下来。”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上庐山的船上，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重申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提出按人定量，分配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他要求在这个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轰而散。还说，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积极维持：一为湖北号召自愿，拟从少到多，30％－50％，将来80％。吃饭基本要钱，一部分不要钱。四川老小不要钱，湖北半供给制。供给制部分要少，三七开，四六开，可以灵活。供给制不能否定。
到了秋收季节，粮食上场了，饥饿短暂缓解，毛泽东开始反击了。1959年8月5日，毛泽东对中共湖南湘潭地委工作组的一个报告中批道：
印发各同志。此件值得一看。一个大队的几十个食堂，一下子都散了：过一会，又都恢复了。教训是：不应当在困难面前低头。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一类事情，是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风吹是不应当的，也不可能的。某些食堂可以一风吹掉，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乃至大部分人，又要办起来。或者在几天之后，或者在几十天之后，或者在几个月之后，或者在更长时间之后，总之要吹回来的。孙中山先生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类。困难总是有的，错误也一定要犯的，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观主义的思潮，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是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相违反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反的。
1959年上半年整顿农村公共食堂的工作，因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斗争而被迫停止下来。七、八月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谈到食堂问题时说：“过早地提出吃饭不要钱”，“提倡放开肚皮吃”，“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周小舟认为食堂“不利于节粮、养猪、造林、积肥，而且浪费劳力，吃得不愉快”。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怕取消供给制就不够进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这几位说真话的高级干部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这些正确的意见也被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罪证。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7月23日的长篇讲话中，强调“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有些散了，还得恢复。”他说坚持不解散食堂的“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毛泽东对解散食堂的批评不仅停留在“悲观主义思潮”上，而是重重地扣上了一顶政治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毛泽东对安徽省么书记处书记张恺帆解散食堂的十分愤怒，说他“蓄意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宣传机器紧跟毛泽东，密切配合，为公共食堂大唱赞歌，对批评公共食堂的意见大加鞭挞。1959年9月20日，《人民日报》转发了《中国妇女》的专论《办得对，办得好，办得适时》，驳斥“食堂“办早了，办快了，办我了”的说法。1959年9月22日，《人民日报》以《公共食堂前途无量》题发表社论。用论战式的风格、政治高压语言说：“当多数农民积极支持公共食堂的时候，不但远在天边的帝国主义者为此而大吵大闹，就是近在眼前的一些死抱住习惯势力不放的人们，也借口某些食堂局部的暂时的缺点，指手划脚地议论起来。”接着，社论自己设问自己回答的方式批驳了对公共食堂的一些不同意见，高调地歌颂了公共食堂的好处，指出了公共食堂的“光辉前景”。社论最后写道：“帝国主义者对我们公共食堂的造谣诬蔑，除了又一次暴露他们的无耻和无知之外，还能再有什么呢”？“他们担忧和害怕的，不正是我国劳动人民所欢喜和热爱的吗”？“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果他们坚持他们的脱离人民群众的观点，也学着帝国主义者的腔调，把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这些新生事物看作眼中钉，那么他们迟早就会发现，被人民抛弃的将不是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将是他们自己。”当时党报在批评把国内的不同意见时，总是把这些不同意见和被当作万恶不赦的“帝国主义”挂上钩。
各省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时，都找出了本省的“张恺帆”。四川最为激烈。四川省委在泸山会议之前就即时“纠正”了解散食堂的问题。1959年5月22日，中共四川省委得知泸州解散食堂的情况以后，当即严肃指出，这是右倾，责令地委限期恢复。几天以后，李井泉又亲自打电话批评地委，限7天内将食堂恢复起来，并且严厉指出：富裕农民干部搞垮食堂，其目的是企图搞垮人民公社，反对社会主义，因此，对抵制恢复食堂的干部要给以严厉批评。对搞垮食堂又带头抢购食品的坏分子，要立即逮捕。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各县的公共食堂又大部分恢复起来，由于没有粮食，还有些食堂无法恢复。庐山会议以后，中共四川省委对泸州解散食堂的作法进行了政治清算，地委几位主工领导人都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共四川省委指示：“通过大辩论，使不巩固的公共食堂迅速巩固起来，被右倾分子所解散的或被拖夸的食堂迅速恢复起来，。……同时整顿基层组织，撤换那些右倾分子，树立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公社化的积极分子的领导优势，把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的领导权掌握在这些人手里。”
由于开展了反右倾斗争，用强大的政治高压坚持公共食堂，垮了的食堂又被迫恢复了起来。据国家统计局1960年1月份统计，截至1959年年底，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3919000个，参加食堂吃饭人数约4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分省统计如下：
90%以上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河南（97.8%），湖南（97.6%），四川（96.7%），云南（96.5%），贵州（92.6%），上海（94.5%），安徽（90.5%）：
70%－90%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北京（87.4%），新疆（85.1%），浙江（81.6%），广西（81%），广东（77.6%），河北（74.4%），山西（70.6%）：
50%－70%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湖北（68.2%），福建（67.2%），江西（61%），陕西（60.8%），江苏（56%），宁夏（52.9%）：
50%以下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甘肃（47.7%）、山东（35.5%）、青海（29.9%）、吉林（29.4%）、黑龙江（26.5%）、辽宁（23%）、内蒙（16.7%）。
另据中央办公厅整理资料，1960年2月底统计，在公共食堂吃饭人数占农村人口数的比例，河南为99％，河北为86.1％，山西为81％，甘肃为63.3％，山东为55.4％，黑龙江为40％，辽宁为33％，吉林为29.4％。
但是，因没有粮食，到了1960年新年刚过，公共食堂又有解散的趋势。这时，中共中央加紧了对公共食堂的巩固和提高工作。
怎样巩固食堂的？中共中央经常采用典型引路的办法，即通过总结介绍一个先进典型的经验，让全国效法。典型，即具有普遍意义的个案。在极权制度下，任何个案都具有普遍意义。在这种制度下，相隔千里的两个生产队都实行同样的制度和同样的政策，生活方式也没有多大差别。
贵州省是中共中央抓的第一个典型。1960年2月24日，中共贵州省委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两天后中共中央就向各省、市、县党委批转了这个报告。按语中说：“富裕中农阶层中反对人民公社的分子，为了破坏人民公社，首先是破坏公共食堂。我们为了巩固人民公社必须办好食堂。”3月4日，毛泽东又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3月6日，中共中央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名义再一次下发各省。毛泽东的批语是：
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写得很好，现转发给你们，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中央所以这样下断语，是因为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时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全国仿行，不要例外。仿行时要有步骤，要有坚强领导，要提高干部和群众觉悟，要走群众路线。在1960年一年内，全国食堂达到贵州现时水平，也就很好了。在领导不强的地方可能一年达不到，那就1961年达到也可以。即使更长一点时间达到也可以。总之一定要达到，并且还要提高。请你们在今年春季专为食堂问题开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是为至要。此件及附件，可登党刊，并可转发公社党委。
后来的事实证明，贵州省是饿死人比较多的省份之一，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推算，从1958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89.59万，妇女闭经、子宫下垂而少生人口116.97万。1960年是大饥荒最为严重的一年（见本书第23章表23－3）。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贵州省委的报告是怎样“科学总结”的呢？
报告说，全省农村公共食堂13万多个，80%左右是巩固的或基本巩固的。报告说，“要办好食堂，社员自留地势必转交给食堂”。报告认为，“富裕中农同我们作斗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食堂。”他们“千方百计地搞垮食堂，这就是挖人民公社的墙脚。”“食堂是我们必须巩固的社会主义阵地”
在落实贵州经验中，中共中央还批转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干部参加公共食堂的规定”，要求所有的农村支部书记和队干部，除因病等特殊情况以外，一律参加公共食堂，不得独自立灶起伙：所有的参加公共食堂的干部必须同社员群众一样，按照定额吃，不得单立小灶额外吃好的：所有到农村的各级干部，必须到公共食堂去吃饭。这几条规定没有监督和惩治办法，实际很难落实。
196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文件，向全国各地推荐了《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1959年底全国公共食堂情况》三个材料。其中，《河南省公共食堂情况》中说，河南全省公共食堂近336000个，在食堂就餐的人数占农村总人口的99%，基本办得好的一类食堂占66%，二类食堂占31.2%，三类食堂只占2.8%。毛泽东对此深信不疑，说使人看了高兴。毛泽东在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
请你们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习贵州河南等省那样作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从省到社四级，都应组织生活福利委员会，派一个懂得政治、热心肯干、善于分析问题、勤于到食堂考察研究、而没有一点官僚主义作风的书记去当领导。在每一个食堂内都组织一个食堂管理委员会。
中央办公厅整理的《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是根据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八个省的电话汇报整理的。这时正值全国批判彭德怀、反右倾运动的高潮，各省的汇报当然不敢说公共食堂不好。
《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中说，“目前多数食堂是办得好的”。文中说“办得好”有五条标准：种了菜，养了猪；吃得饱，吃得好；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进行了炊具改革；讲究卫生。还说，“各地结合整社，纯洁和调整了食堂工作人员队伍……培训了管理员、炊事员、保管员”。“许多食堂进行了炊具改革，河南省一半的食堂实现了炊具机械化”。“食堂管理工作有了很大的改善…….山东建立了生活福利委员会……河南建立了伙食管理委员会……不少地方建立了社员生活委员会”。
《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一文指出，办好食堂需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口粮分配实行“指标到户，粮食分到食堂”，即社员只能得到指标，见不到粮食，粮食一律由食堂掌握，这比1959年庐山会议前的“粮食到户”向左迈进了一步。中共中央在这一条下面批注：“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必须坚决逐步实行”。第二，随着集体生活的发展，自留地的作用逐步缩小，要逐步限制和减少自留地。第三，坚持粮菜混吃，节约用粮。第四，除了食堂以外，还要全面安排群众生活，如黑龙江省全省农村搞综合性生活站。第五，关键在于领导，如甘肃通渭县由于领导严重右倾，全县2800多个食堂只剩下十几个，至今还没有恢复（此时，通渭县由于断粮，已是饿殍遍地，全县人口1960年减少了三分之一，请看本书“甘肃不甘”一章──本书作者注）。
根据中共中央的上述精神，农村公共食堂在1960年春季再次进行整顿：一是调整食堂工作人员，坚决撤换所谓反社会主义的“富裕中农”。如河南的信阳、洛阳、许昌三个专区，清洗各类“不纯分子”或调换不称职的管理、炊事人员2万8千多人。这里的所谓“不纯分子”、“不称职的”，主要是指富裕中农。二是重新没收社员的自留地。三是普遍实行统一用粮、指标到户、实物到堂、凭票吃饭节余归己的原则。粮食分到食堂，使社员不得不到食堂吃饭。这些措施，使得公共食堂大面积恢复。到1960年4月，据河北、山西、陕西、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川、贵州等十四个省的统计，参加食堂的户数达到农村总户数的88.9%，参加食堂的人数占农村总人数的88.6%，其中河南省达到99%。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像抓生产一样抓生活》，乐观地认为：“我国各地农村的公共食堂，自从今年春季普遍整顿以来，越办越好”，“我国农村公共食堂已经进入健全发展的新时期”。
实际上，食堂维持下去十分困难。中共中央坚持逆水行舟。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提出了以食堂为中心安排好群众生活的要求，并且发出了“书记下伙房，政治到食堂”的号召。12月，中共中央在批转一个省的报告中更加强调指出，“食堂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尖锐所在”，要求“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在“政治到食堂”、“抓食堂就是抓阶级斗争”的思想指导下。农村公共食堂又进行了整顿。如河北省从省到公社抽调14万名脱产干部下乡，对18万个食堂大力进行整顿，“清洗了坏分子”，“撤换了徇私舞弊的炊管人员”，打击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和富裕中农。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从共产主义的理想出发，竭尽全力、动用各种政治手段、组织手段和专政手段，保护公共食堂，使它不致于解散，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某种理想，给群众造成了巨大有灾难。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