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朋友写的，本人有删减。
我出生于1947年，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多年期间，一直都居住在上海，我是这三十年里发生很多事情的亲身经历者。每个人的经历会有不同，以下只是从我眼里所看到的，所能回忆起的，和我个人所感受到的那三十年。
一，五十年代：
我还能依稀记得抗美援朝时的一些片段：父母带着我往一个捐献箱里塞入钱，那时一块钱叫一万块，捐钱是为了捐献飞机大炮，打“美帝野心狼”。那时大家做公共场所的卫生工作，如扫街掏阴沟等，不是叫大扫除，而叫爱国卫生运动，据说是因为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东北发动了细菌战。我长大一些后，经常听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等的英雄故事，我对这些英雄是无限的崇拜。我一直被教育，是美帝国主义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是他们先越过了三八线，一直把战火烧到了我国边境鸭绿江。记得当时有关抗美援朝教育的展览馆里都有一张照片，拍的是美国的国务卿杜勒斯战前正在三八线的地方拿望远镜朝北方窥望，这张照片就是用来证明是美帝国主义首先发动了侵朝战争，这才有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志愿军的入朝反侵略战争。三八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时连我们小学生都知道，那时我们男女同学如果同桌，中间一定会划一条线，就称之为三八线，表示谁都不可越界。我的大哥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几个月，就毅然报名参了军，那时他才17岁，正在上海读高中二。家里有一张他参军出发前全家的合影，照片中大哥很瘦小，他还是家里的长子长孙。他后来告诉我，他那时还没有上了刺刀的步枪高，但时刻准备上战场牺牲自己，去跟美帝国主义拼命。
然而现在在网上，很容易就能找到当年有关朝鲜战争爆发的真相：原来是北朝鲜先发动了战争，侵入了南朝鲜。他们后来被打得落花流水，马上就要完蛋了，中国这才卷入了战争。中国面对的不光是美帝国主义，而是由十几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战后，中国因为支持侵略者，受到了联合国的严厉经济封锁和制裁。我大哥的那支部队当时没有被派上前线，否则，他也有可能成了18万志愿军烈士中的一员。现在我有时候想：怎么这样大的谎话都敢对老百姓撒啊！
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叫“除四害”的全国运动。“四害”是：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除四害”是一个宣传很广，人人皆知，人人参加，而且持续很长时间的运动。我记得无数次在夏秋季节参加燃起毒烟熏蚊子的活动，我也记得读小学时，天气暖和的季节里每天都会守在垃圾桶边打苍蝇，然后把死苍蝇放在火柴盒里交给老师，我们也用拌了磷化锌的油条来毒杀老鼠，然而最好玩的事是轰麻雀。轰麻雀是全上海的统一行动：每次轰麻雀时，全市的学校停课，工厂歇工，机关闭门，男女老少能上屋顶的都上去，大家挥竹杆，敲锣打鼓，或敲脸盆锅盖，不让麻雀有歇脚的地方，直到麻雀精疲力尽而摔下来死去。要说苍蝇，蚊子，老鼠不但传播疾病，还很扰人，当然要列为害人虫去消灭。麻雀为什么也在四害之列呢？原因据说是麻雀在夏熟秋收之季吃粮食，历来的农民只能用稻草人放在田里来吓吓麻雀，如今人民发动起来了，就可以用人民战争的手段来消灭麻雀。轰麻雀运动几年后，麻雀的数量可能是少了，但田里的害虫却多了，那时又没有那么多杀虫药可用，人们在束手无策之际，不禁要问：夏熟秋收时粮食在田里成熟的时间才十几二十天，那一年四季其余的三百多天，麻雀在吃什么东西呢？我想：既然要花这样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搞这样大规模的“人民战争”，怎么可能就没有人问这样一个简单问题呢？麻雀吃田里的粮食，这种小鸟又飞不远，要轰也应到农村去轰，为什么全上海市区要弄成如此大阵势，停工停学停商停机关，大家爬屋顶来轰麻雀呢？我不知道城市停转一天是多大的代价，化这样的代价又能从小麻雀口中夺下多少粮食来呢？真让人弄不明白这笔账是怎么算法的？也弄不明白：究竟要在怎样的情怳下，才能让领导者们做出这种决策的？
1957年我才10岁，我当然不能明白“反右”是怎么一回事，只是知道，亲戚长辈中，父母的朋友里，有人成了右派，然后有的就被送离了上海，到什么地方去改造了。从父母的口中听到，这些家庭无论在经济，孩子和老人照顾等等，当时都出现了大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当时的事，政治的阴影而且还影响这些家庭很多很多年。许多年后，我才明白了其中的原因。我现在想：怎么世界上会有这种混帐逻辑呢？怎么这样的下三烂贱招都能对自己的老百姓用出来呢？
1958年是很热闹的一年，大跃进开始了。上面说：“以粮为纲，以钢为纲”。上海市区没有地方种粮食，人们就炼钢。我就读的小学里，有人在操场的一角也砌了个炉子，说是要炼钢。我们孩子的积极性一向高，捡来了很多焦炭，耐火砖，柴火，废铜烂铁等等东西，每天晚上，好象都有人在炉子边忙活，烟雾燎绕的，最后到底炼出了钢没有，那些忙碌的人们也没告诉大家。砌这种炼钢炉，上海不是一二家，而是几乎所有的单位都砌了，那时一个单位如果不砌个炉子炼钢，是落伍跟不上大跃进步伐的表现，就是犯了“右倾”的错误。砌这种叫做“土高炉”的东西来炼钢，不光是城市，也是一个全国性的运动，我记得那时看电影前放的新闻短片，沿铁路两边的农田里，竟然全是这样的“土高炉”，晚上点火开炼，那是一条绵延几百里的“火龙”，景色煞是壮观。现在很多的年青人不理解当年的“土法炼钢”怎么会毁了那么多山林树木，以至于后来洪水频发，这是因为他们想象不出那场面有多大，延续的时间有多长！我不知道这个“土高炉”炼钢的主意当年是谁想出来的？一个只要读过高中化学的人就会知道炼钢的化学反应原理和必要的反应条件，拿泥巴砌个炉子，烧些柴火，放些废铜烂铁在里面烧，就叫“土高炉”炼钢，那根本就是在胡扯蛋！问题的荒谬是：怎么这样一个荒唐的主意居然能在全国推广，发动了那么多人力，消耗了那么多材料，不知道“炼”出些什么废渣来，怎么还能持续那么长时间都没有人来阻止呢？58年那年全国的钢产量说是1070万吨，真不知道这个数据里有多少是垃圾！
然而更荒唐的事是农村的粮食产量。当年我家里有父母读的“文汇报”和我读的“少年先锋报”，58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报纸的头版几乎每天都有粮食产量的新记录产生，从亩产几千斤谷子，节节攀升，一下子就到了一万斤，然后是二万斤，三万斤，一直到亩产十几万斤谷子。当时这叫做“放卫星”，这是效仿苏联在57年放了世界上第一颗真正的“人造卫星”。一颗又一颗的“高产卫星”放上了天，以致于国家领导人要认真讨论“粮食太多吃不完怎么办”这样的“严肃”问题。这些亩产几万斤新记录的产生，不是光说说的，居然还都有人煞有介事地全程监督：稻子从田里割起，脱粒，过磅，都有人记录，如同今天的“公证员”。当时还有一张很有名的照片，是一个小孩居然可以坐在稻田里的生长着的稻子上面而不会掉下来，用以证明稻子确实长得好。当然还有火箭导弹大科学家钱先生，他也来证明即使亩产一万斤谷子，仅仅只利用了太阳能的百分之一，所以亩产万斤，理论上是可行的。
58年我才11岁，从没去过乡下，也不会知道一亩地到底能产多少斤粮，我当然全部相信了报纸上的话。后来文革期间我下乡做农民，在我干活的那个农场里，一亩地好的话大概能收三，四百斤麦子，或五，六百斤稻谷。我们也有几块“样板田”，那是为了上级领导来视察工作时看的（你懂的），一亩能打个八百多近千斤稻谷。直到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从报上读到，袁隆平先生培育的超级杂交水稻也只能亩产二千斤左右。我想，凡是下过乡，只要在田里真正干过几年农活的知青们，都不会不知道一亩地到底能产多少斤粮食这样的起码常识。我直到现在还常常纳闷，当年那些骗子们是怎么能够造出这种可笑的弥天大谎的呢？这种荒唐的谎话一个又一个地登在党和国家的报纸上那么长时间，为什么居然没有一个人出来讲半句真话揭穿谎话呢？哪怕是有人能站出来大喝一声，叫这种无聊庸俗的游戏应该停止了也好啊？也不至于后来弄出这样大的灾难来啊？稍稍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这样一个有这么多人口的农业国家里，粮食造假是要出大事的，这些骗子们在造假的时候难道就不怕“现世报应”吗？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因为战争，灾荒饿死人的惨事，但你有没有听说过因为大家拍大了胆，吹牛说谎，然后转眼就导致了全国规模的饥荒，大量饿死人的事吗？我们有很多领导，都说自己是农家出身，他们难道是真地不知道这是谎话吗？还是他们虽然出身于农家，却是从未真正干过什么农活，也从来就不知道一亩地到底能打多少粮的“农家少爷”呢？
仅仅是“大跃进”后的第二年，1959年，我还在上小学，一切物资的供应就很紧张，日子就已经开始非常难过了：我和我的大部分同学家里都养了鸡。上海的住房本来就挤，但家家户户在非常有限的空间里一定还会按排好一个鸡笼子。养鸡很脏也很臭，但养鸡是为了吃鸡蛋，市场上事实已没有鸡蛋可卖了，再臭也只能忍。我后来知道：那年就在“伟人”刚写下了著名的诗句“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兴冲冲地上庐山让大家庆祝大跃进伟大胜利的时候，彭德怀却大刹风景，在庐山上抛出了“万言书”，痛陈虚假下的万端毖病，“为民请命”。当然，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毫无悬念地成了反党和反革命分子。现在回顾在庐山会议以及以后十几二十年的日子里，满朝文武，真不知还能数出几个人算是“男儿”，“爷们”！
二，六十年代：
我一直弄不清楚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究竟是从59年算起还是从60年算起，在我的记忆里，我从60年上初中起，一直到66年高中毕业，在这6年里，饥饿是我的一个很主要的回忆。我读莫言先生的“吃相凶恶”一文，感到他文章里写的那个饥饿的孩子就是我，尽管莫言先生那时生活在很贫穷的山东农村，而我却生活在号称最繁华的大城市上海。1960年我13岁，正是发育长身体，胃口最好的时候，可那时根本没什么东西可吃，来喂饱自己的肚子。我的父母把配给的一点点肉食和营养物都留给了我们孩子，我当时还不懂得孝敬他们，应该要留一点点肉食给他们。我记得他们得了浮肿病，小腿上用手指一按一个坑。很多年后，我读到医学生物化学书时才知道，这是由于食物里长期缺乏蛋白质所引起的病。一个人其实每天并不需要吃很多蛋白质，一般情怳下，大概有相当于一个鸡蛋的蛋白量，就可以基本满足全身蛋白质代谢的需要了。但当时人们的营养摄入就仅仅靠严格控制的每月二十几斤不到三十斤的粮食（这是上海地区的定粮，朋友告诉我其他地区好象还没这么高）来维持，上海和南方地区的主食是大米，里面没什么蛋白质，得浮肿病就成了当时上海和南方人的普遍现象。北方的主食是面粉，玉米，里面的蛋白质含量高，可能得浮肿病的人会相对少一些。
说段当年我不可能知道，近年来才从官方透露出来的事情吧：前几年我有一次在报纸上（可能是上海的新民晚报）看到一则报道，说是上海接待了一个来自内蒙古的特别参访团，这篇报道介绍了该参访团在上海的一些活动，以及直到把参访团送走的全部经过。为什么这是个特别参访团呢？原来他们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由上海送去内蒙古草原牧民家里的孤儿。“三年自然灾害”时，上海孤儿院里的孩子数量突然大增，但孤儿院根本就没有牛奶，奶粉，或其他的营养物来养活这些襁褓之中的孩子，孩子们就开始大量死亡。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于是孤儿院领导向上海市政府求助，但上海市政府也无法弄到牛奶，奶粉。正在一筹莫展时，内蒙古的一个主要领导人（可能是乌兰夫）来上海开会，上海市政府的领导就向他求救，请他帮了弄些奶粉来。但这位内蒙古领导人说，他也没有奶粉，唯一的办法是把孤儿们送去内蒙古草原牧民们的蒙古包里去养。于是就有了把大量的孤儿们送去内蒙古的这样一个按排和救命措施。很多年后，当年在蒙古包里幸存下来的孤儿们都长大了，但他们的长相，体格都与当地其他的牧民们不一样，也许他们的善良的养父母们根本就没有想要瞒他们，他们终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可能人数也众多，他们便联合起来，给上海市政府写信，希望能回他们的出生地看看。上海市政府同意了，并接待了这个参访团，这就是这篇报道的由来。我读了这个报道后整整一天心口都被堵着，我能想象这些孤儿们是怀着怎样的期盼来上海的：谁不想能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或其他任何一个亲人呢？谁不想能回到自己当年的出生地，如今是那么繁荣和富裕的大上海生活呢？他们毕竟是上海的孩子啊！但他们最后只能再次黯然离开，回到草原上去。我也能想象上海市政府的那些接待人员，他们对这次任务的感受，我想他们的心一定也碎了！
我们读历史知道，中国自秦汉以来二千多年，只有匈奴，蒙古，辽，金等北方游牧民族由于生产手段落后，资源缺乏而贫穷，于是屡屡不得不来抢掠以农耕为生的汉民族，所以这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汉民族为保护自己生命和财产而修筑的万里长城。然而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在中国最富饶，工商，教育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区顶端的上海市，居然会养不活上海社会的最弱势，最可怜的一个群体：孤儿！却要把这些孤儿送去千里之外，还在过最原始放牧生活的内蒙古草原牧民的蒙古包里养活，这是什么世道！这真的算是个什么世道！
现在很多人对文化大革命中年青的红卫兵们和革命群众太多的残暴行为不能理解，他们天真又纯情地问道：象北京女师大附中的宋XX，和一帮正是花样年华的少女们，怎么就能把她们的女校长给活活打死呢？难道她们就没有一点点人性吗？他们怎么就能把刘少奇，彭德怀，以及千千万万无辜的人活活折磨而死呢？他们怎么就能把那么多中国社会的精英，无数文学家，科学家，戏剧家，音乐家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去自杀呢？他们怎么能把张志新的喉管割断，然后拉去枪毙呢？这种事情今天看来骇人听闻，但在那个年代，一个小学生就能非常干脆利落地回答你：“世上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当时的理论就是：“世上只能有阶级的爱和恨，所以也不可能有普世意义的所谓的人性”。我们学习的最高榜样雷锋同志的名言就是：“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所有的宣传和教育都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的最核心最精髓部分，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从来就是不可能调和的，从哲学的高度讲，只能是“一分为二”（领袖的斗争哲学观），而不可能是“合二而一”（这是哲学家杨献珍的理论，文革前就被批得一塌糊涂，我不知道现在的“和谐论”是否与此有些关系）。所以阶级斗争的实质，就是你死，我活！这些人既然都是阶级敌人，他们就是应该去死的。而且不光是死了就算了，没那么容易，还要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才能永保革命江山万年红！年青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们就是抱着这样的坚定理念，而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如今善良的人们常常纳闷：为什么至今也不见这些当年的红卫兵懴悔呢？（此文完成时网上刚读到几篇有良心的懴悔和道歉的文章——笔者）请问：从来就没讲过理论有什么错，早已深入了人心，至今也还在高高地供奉，膜拜，懴哪门子悔啊？
说起懴悔，二次大战后，德国人认错了，懴悔了。但日本人不认错，也不懴悔，每年去“靖国神社”拜“鬼”，他们认为这些人是为国而死，是他们国家之英烈，他们拜不拜，别国人管不着。中国政府严正地对日本人说，你们“拜鬼”，严重地伤害了被你们侵略过，伤害过的邻国人民的感情，日本不反省历史，没有未来。这话讲得是何等好啊！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在那三十年里，中国有多少人被害死，怨死，饿死？如果仍旧去高高地供奉，膜拜当年的罪人，会深深地伤害那些被迫害，被欺辱而死的家人的感情。当年千千万万被迫害的人，冤死的人，他们的家族，后代毕竟还都在，你叫他们怎么可能忘记这种惨痛呢！今天，有什么理由还要往他们的伤口上去撒盐呢？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我高中也就要毕业了，正准备高考，6月18日晚上，我们所有的高三学生被叫到学校听中央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那天宣布：“高考暂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再考”。至于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后会结束，那天的新闻联播节目里没有讲。随后而来10年的文化大革命，我从19岁到29岁，目睹和经历了全部过程。
文革一开始，各地各级的党组织就抛出了普通老百姓的档案材料，让一些左派，党员，以及紧靠党组织，积极要求入党入团的革命群众写大字报揭发这些人。6月1日，人民日报发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很快，各单位果然有大量的牛鬼蛇神被揪了出来。这些人多是些老师，教授，医生，工程师，技术人员，各种各样的文化人物，如演员，作家，大小知识分子和多多少少有小辫子被人握着的人，还有早已划为是地富反坏右的阶级敌人，等等，他们纷纷被打入“牛棚”。这些人，从来就是各次运动的祭品，他们也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天，在劫难逃，其中的一些，受不了侮辱，折磨，害怕，绝望，于是就跳楼，上吊，投河，服毒，卧轨，自我了断。我就读的中学里，在66年文革刚开始的几个月里，就有二位老师自杀了。其中一位是从桥上跳河而死，另一位家在外地的老师是挂在梧桐树上死了，因为大字报揭发说他是个“漏网地主”。其实后来人人都知道，这种“漏网”的什么什么罪名全都是无中生有，胡说八道！但二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白白地断送了，留下的是孤儿寡母还要背着他们“畏罪而死”的莫大罪名而忍辱负重。那时的上海，苏州河黄浦江，以及铁路轨道旁，经常有死尸发现是太正常不过的事了。马路上或机关学校的墙上，也常有“某某人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死有余辜！”的大标语，这种标语就是说有人自杀了。苟且偷生的其余“牛鬼蛇神”们，则等待着文革结束时给他们定罪戴上帽子，然后任凭发落，每次的政治运动不都是这样吗？
这样弄了一段时间，但是运动好象没有就要结束的样子，于是各地各级的党组织（还有文革工作组）又开始整一些平时不那么驯从，常常要讲“怪话”，发“牢骚”的人了，让那些左派，紧靠党组织，和积极要求入党入团的革命群众收集这些人的反党言行（俗称“黑材料”），准备对他们来“秋后算帐”。然而，整这些人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首先，这些平时不那么听话的人的出身，家庭背景往往没问题，是货真价实的“红五类”。第二，这些人他们清楚，如果这次被打下去，过去的右派和各种反党分子的下场也就是他们今后的下场，一辈子完了，所以怎么也要争个鱼死网破！于是他们把矛头索性直指各级党支部，党委：单位里既然有那么多牛鬼蛇神揪出来，平时你们就是这些牛鬼蛇神的大红伞，你们自己才是黑帮分子。这就是各地各单位出现的大大小小的“蒯大富”，也就是后来的造反派。而对立面，则是党组织和一大帮子的左派，党员，以及紧靠党组织，积极要求入党入团的革命群众，这就是后来的保皇派，这才是真正的你死我活斗争。当然，开始时天平并不平衡，大大小小的“蒯大富”们根本不是训练有素的“组织力量”的对手，他们最后的抗争手段常常只能是绝食和请愿。
也正是这个时候，文革一开始就离开北京，而把文革运动事务都扔给刘少奇管的“伟人”，在长江里游完泳后回到了北京。他写了他的第一张大字报，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这次运动的重点不是整群众，而是整党内的走资派，整群众是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那是一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又何其毒也！”这篇大字报的发表， 天平开始迅速向另一边倾斜，大大小小的“蒯大富”们拿到了反击的尚方宝剑，被历次运动整得心惊胆战的老百姓也不可能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去支持专整群众的刘少奇和各级党支部，党委，工作组。于是，“伟人”又一次证明了自己才是人民的“大救星”。66年底，各地保皇势力开始土崩瓦解，造反派们夺了权，并冲击各地各单位最机密的地方“档案室”，第一要发现和烧掉的就是这些领导和保皇派们整他们，可以将他们置于死地的“黑材料”。这些“黑材料”的被曝光，让造反派和被整的老百姓们义愤填膺，群情激昻，他们终于看到：你们领导的手段原来这么狠这么“黑”啊！原来权力是如此重要，真的是掌握他人的“生杀大权”啊！于是，运动开始时专整别人的领导们和一些保皇派也终于尝到了被人整，被人打倒的滋味。67年4月1日，随着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的发表，刘少奇被彻底打倒。随后，他更被戴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而踏上了一只脚，并宣布被永远开除出党和永世不得翻身。后来有人说，文革的这一场开锣戏本身就是一个精心设计好的圈套，刘少奇无论是主动或被动，这个圈套他总是要钻的。
造反派是被解放而且得势了，那么一开始被打进“牛棚”的“牛鬼蛇神”们有没有随着得以解放呢？起初，这些“牛鬼蛇神”们还天真地以为可以一起来参与批判，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自己的迫害呢，但很快，他们就知道那根本是白日做梦。随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北京六厂二校经验推广，更是把这些人钉死锁死在“牛棚”里了。大小知识分子本身就是文革的对象，否则怎么会叫“文化大革命”呢？知识分子于是被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资本家，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之后的第九位，正式被御赐名为“臭老九。”记得 北京六厂二校的经验中一条叫做“引而不发，帽子拿在手中”。这条经验是说，对这些关在“牛棚”里的“牛鬼蛇神”们不要急于给他们戴上帽子和结案发落，而是要让他们每天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哪一天，在什么地方，什么帽子会突然戴到自己的头上。“耍人如耍猴”，让这些“牛鬼蛇神”们每日痛苦不堪，惊恐万状，而当权整人者就自已很得意，很快感。整人已整到了这种心理上的虐待和变态，而且还要把这种变态虐待的手段当作先进经验来推广到全国，今天回想起来，还是令人发指，毛骨竦然！
文革其间，我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了无数的悲惨事件，其中包括亲眼见人跳楼自杀，看见过卧轨而被碾得肢离破碎的残尸，见到过绝望无助的人拿刀斧砍杀自己而血流满身，见老人（可能是地主或资本家）被人毒打求饶发出哀叫。文革初期，在我就读的学校里，见到过从北京来的年龄很小的女红卫兵（当年大概只是初一或初二的样子，现在也应是60出头的老太太了）莫名其妙就用带有大铁（铜）扣的军用皮带抽打她根本不认识，当时被打成“牛鬼”的一个老师，直到那老师满头满脸都是鲜血。我也见过上海的电视直播批斗“黑帮”大会时，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位工人老师傅猛抽著名电影女演员白杨的嘴巴。后来我读到了更多的文革人间惨剧和回忆录，所有这些真实的，血淋淋的事情里，加害与人者的残忍和无耻，以及被害人之惨苦和走投无路，根本不是文革前我所受的各种阶级斗争教育课里的故事所能相比较。
1967年夏天，文革已经一年了，各地的造反派们夺了权后又互相内斗，真刀真枪真炮甚至真坦克地开始武斗。上海的武斗虽然不象外地那么火热，但很多厂的工人都在打派仗，不怎么干活，尤其是铁路和海港码头，没人装卸货物，就是外轮来了也没人理睬，这样的结果就得拿真金白银外汇来赔人家所耽搁的时间。当时管着几亿人口吃喝拉撒，当家的周总理是真正急了，他责令上海市一定要解决这问题。我和我的同学那年都20岁了，没有书念，没工作做，也没一文钱收入，正好就被招去铁路和海港码头干活。我们每天要干很脏很重的体力活，才能获得4毛钱工资，虽然少，但聊胜于无，也能部分充果腹之用。干了一年后，1968年夏，我们又被叫回学校，说要重新分配，因为领袖发表了“屯垦戍边”的指示。那次重新分配，我们班里有约10%的人去了黑龙江军垦农场种田戍边，有一半人进了上海的工厂，其余的人被分配去崇明农场。我是被分配去崇明农场中的一个，从此开始了几年的农民生活。在我们之后，66届初中，67届的初中和高中，分配的去向可能与我们大致相同。但到了68年底，领袖又有了新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68，69二届，无一漏网，一律去外地插队，当时就叫做“一片红”。在上海，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老三届”的 初中和高中学生的全部去向。
文革期间，全国可能共有一千多万（有说是1700万）初中和高中的学生上山下乡，这些人现在年龄最小的也应有五十多岁了。当年的知青现在开办了很多网站，“白头知青在，闲坐说往事”。我是一个老知青，常去这些网站里闲逛。我们这些背朝青天，面对黄土，辛苦了多年还基本，或根本养不活自己的知青里，我好象真没有发现有什么人同意“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说法。对上山下乡的体验，人们更多的是无奈，无望，无助地逆来忍受。有人死了，有人病残了，也有血淋淋的控诉：无辜的女知青被强奸，或不得不以身交易来换取回城的指标。
当然也有些知青对当年的生活从各种角度，情结或怀念出发，不无豪迈地说：“青春无悔。”我知道确有几个知青是自愿下乡，如邢燕子，侯隽等等，但就我所认识的和相处过的所有知青里，却没有一个是真正意义的自愿下乡，都是在没有其他任何选择下而只能下乡。
“悔”与“不悔”的前提是你当初有没有选择，如果没有其他选择，谈什么“悔”和“不悔”！也有些知青今天在说“当年农村的艰难生活锻练了我”。不错，今天的领导人中就有很多都是知青出身，那段经历一定对他们今天的执政很有帮助。另外一定也有不少知青凭着磨炼出来的毅力，成了优秀企业家或各行各业的精英。但我一直认为，“锻练”之说仅仅是属于这些极少数“成功人士”的“专门用语”。而绝大部分回城后的老知青，由于被剥夺了上学和读书的机会，在改革开放的浪潮里因为没有学历，没有专业知识而被彻底边缘化，他们中很多人今天还生活在社会贫困的底层。我想，他们大概是没有什么底气来说什么“锻练”不“锻练”这种话的。
我在上山下乡最高潮的年代里，曾到火车站送过一次车，那是亲戚家才十几岁的孩子出发去远方的外地插队落户。记得火车汽笛声响起时，站台喇叭里欢快的音乐也响起，官方组织的锣鼓队也敲起来了，然而，一片凄呖的，撕心裂肺的哭声同时也从站台上的亲人堆里迸发出来！朋友，你经历过这种场面吗？你听到过那种哭声吗？那个场面真的让我震撼，流泪，永世也难忘。
三，七十年代：
1971年9月13日，林彪仓惶出逃，结果摔死在外蒙的戈壁滩上。这消息一开始是严密封锁的，但到9月底的时候，我周围好象所有的人都知道林彪出事了。要说那年代人们早已习惯了“某某人被打倒，某某人出事了”这种小道新闻，但林彪出事，还是一件大事。
1971年我24岁，做了一年的工人和三年的农民，我已经没有象刚从学校跨出来时那么幼稚无知了，任何事情心里面也会问个“为什么？”如果形容“林彪事件”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就象爆炸了一颗原子弹，那是一点也不为过分的。林是中国的第二号人物，他是“伟人”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在1969年九大时还不合常理地把他当接班人这件事写进了党的章程里。当他和“伟人”一起在公众面前出现时，人们心中敬爱的周总理都要退后在十几步之外。然而，也正是这样一个好话说尽，好事都被他做绝了的人，现在却“摊上大事了”，当然，所有的人都要会问：“林彪为什么要谋逆，投敌呢？”要知道，这两个罪名中的任何一个，在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是要灭九族的。
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看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所以林彪的死，才有了仍流传于坊间的各种传奇和野说。
很多年后，我和朋友们聊天，谈到林彪摔死的事。我们胡侃：“假设当年林彪没摔死，跑了出去，那又会怎样呢？”大家居然一致感叹：那老百姓日子就会更难过。
1972年，我被幸运地调回上海，进了一所中学做老师。这是因为从文革开始后，中学老师受到了最大的冲击，数量大减，长时间又没有新的师资补充，造成中学里老师奇缺。那时大学停办，没有师范生可用，所以领导们就想起了我们这些还在农场里种地的66届高中生。我属滥竽充数，居然也被选中，这样倒也让我终于告别了农村。我做老师的时候，中学已不再分初中和高中，而是改成了全部共四年，这是因为贯彻毛的“学制要缩短，教育要改革”的指示。课程保留了语文，数学，政治，外语，但没有了物理，化学和生物，这些课程改成了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这二门。我教的第一届学生是在73年毕业，我去的时候他们已是中学三年级了，其实我也没有给他们上过多少时间课，因为大部分时间都是和他们在一起“拉练”，学工和学农。都快中学毕业了，可一半左右的孩子却还是半文盲（我教书的地方是上海较差的地区，俗称“下只角”，上海好的地区可能情怳好些）。他们无法读报纸，读书，读小说（除了毛选，其实那时也没什么书和小说可读），更不用说写文章（那时就是写大批判文章，批林批孔，批儒尊法等等）。他们也不能解最简单的数学方程，因而常常缺乏从数学里应该学到的基础计算能力和必要的逻缉思维能力。至于理化和生物的知识就更可怜了，因为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的教科书完全编得一塌糊涂，你从名称上就能想象得出来有多糟糕：物理成了工业基础，化学和生物成了农业基础！其实无法怪孩子们，这些孩子在文革开始的66年是小学三年级，他们的学习从此就中断了，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再回到学校里的？我在农村的时候，那已是68年以后的事了，才听说过有“复课闹革命”这一说法，至于他们是否回了校，回校后是在“闹革命”还是真的复课再学些文化知识，只有天晓得！
我教的另一届学生应该在77年毕业，他们的情怳还不如73届，他们理应在67年进小学，但恰好正是文革最乱的阶段，于是被全体夺去了上学的权利！我也不知道这一届的学生是什么时候才到学校里去学识字和算术的。我一共做了6年老师，却从未给学生有过一次测验，更不要讲考试，平时也从来没有家庭作业。当时认为，测验和考试，都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典型的例子是有个叫张铁生的人因为反对考试，交白卷而被捧为了“反潮流”的英雄。那时孩子中盛行的是“读书无用”论，而官方的理论也是“书读得越多越反动”。孩子毕业后的去向只有两条：留城做工人，或下乡当农民。是做工人还是当农民，这完全根据家里哥哥姐姐是几个工几个农，什么个人道德表现，学习成绩，等等，根本不可能考虑。这样的情怳，有谁还读书！由于孩子没有读书的风气，上课纪律也是一塌糊涂，那时还要雪上加霜，中央弄个“黄帅”事件来狠批师道尊严（黄帅是北京一个小学里的女小学生，因为写了些反对老师的日记，也被捧为“反潮流”的英雄）。我们老师进教室上课，压得住堂的还马马虎虎，压不住堂的老师，常被学生欺辱，他们下课回办公室，时常只闻长嘘短叹之声，只见眼泪纵横之容！
我现在常看中央电视台“边疆行”，“大山大川行”等等节目，每当我看到贫困山区的孩子们背着书包，要走崎岖甚至是危险的山路去上学，看到清贫的老师坚守在破烂的教舍里给孩子们上课，看到四川地震救灾的帐篷送到灾区后，第一是送给医院和学校用，他们把孩子的读书几乎看作和治病救命一样的重要，我因为自已做过老师，常常会为这些事情而动容，泪流满面。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各民族里，历来是最重视教育的民族之一，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延续几千年，就是得益和依赖于教育。然而文革期间，国家任意糟蹋，作贱老师，大量知识分子被整倒整死，大中小学一律停课达数年，全国所有的孩子没有书念，全部绌学，以后也弄得他们不想读书。大学五年不招生，71年起才招少量的工农兵学生说是来“上管改”（“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简称，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办法根本行不通）。我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一个有师范学历的人，应该不会不懂“百年树人”的道理，他又何至于要把中国的教育摧残到这般地步呢？这哪里是教育改革，这分明是把我们这个民族往死里整啊！要知道，就连最无耻，最凶恶的日本鬼子在当时的沦陷区里，尽管他们有刺刀有枪，也不敢让学校随便停课啊！这十年，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最黑暗的一页！
中国近年来出现的一些贪官，恶劣如文强，刘志军一类，他们的行为让普通的百姓目瞪口呆，匪夷所思。现在人们常常把这么多贪官污吏的出现指向体制的问题，体制固然是问题，我却想这些人之所以能堕落到如此地步，是否也与他们的成长过程有关，因为我发现这些“官爷”中的很多人，66年文革开始时都是还在小学或更晚一些年龄段。当时社会的动乱，让他们只学会了无法无天和刁横混世之术，失学，又造成他们文化素养和知识结构的严重缺陷，再加上往往没有好的家庭教养，从来就不懂礼义廉耻为何物，几个因素加在一起，才孵育出了这等货色来。
自1960年以来，在上海，东西都是要凭票供应，那些票证有粮票，布票，油票，糖票，肉票，豆制品票，香烟票，肥皂票，草纸票，等等等等。至于冻鱼，冻鸡，冻鸡蛋（没错，是冻鸡蛋），瓜子糖果之类，那是要过年时才按户口的大小配一份，五人以上之家算是大户，以下则是小户。当时的票证多如牛毛，五花八门，举个草纸的例子吧，男人一个月凭票可买一刀，一刀草纸是象现在的打印纸大小约有25，26张左右。女人则多一些，一个月可买一刀半。有个电影，潘虹演的，戏里她的丈夫要出差一星期，她掀开床褥，拿出一叠草纸数了七张给他，可以看到人们已经养成的那种生活习惯。这种电影里的细节，我们那一代人看了大家会心一笑，但现在的年青人大概是不大会看得懂的。经历了那个年代的人们还学会了一种特殊的本领：对粮食份量的估算无比精确。如今在饭桌上，我们那一代人都能对一碗米饭或一个馒头说出到底是一两还是一两半，绝不会看走了眼让人缺斤短两蒙了我的“口粮”去。至于牛肉，那时只供给回族的居民，回民凭票才能买到一点点，不会轻易让给他人。所以在上海，汉族老百姓吃牛肉已经是很遥远很遥远以前的美好往事了。
现在有人（可能是比较年青的人）在网上说，76年四人帮倒台时当时党中央说的“经济已到了崩溃的地步”这句话不实，他们用数据说，76年的经济比66年好多了，66年没崩溃，怎么76年会崩溃？我读后很是感叹：我是一个老百姓，不懂经济数据，也不可能来判断国家经济崩溃不崩溃，是真是假这种大事，但我经过了那个年代，知道当年那些柴米油盐的日子，真的是很难过。这种日子，现在的年青人是很难想象的。
76年10月6日，在毛死后不到一个月，以毛的夫人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抓起来了。不象当年林彪死后，中央化了快一个月的时间，才酝酿出了一个文件来告诉老百姓有关林彪的故事。四人帮的被抓，第二第三天全国就都传遍了。我想：当时的党中央是知道的，也很有信心：根本不需要对老百姓解释为什么要抓四人帮！还需要理由吗？不需要的，就是这样的！
一年后的冬天，77年，我30岁，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想起离66年6月18日那天晚上宣布高考暂停，已过去了整整十一年半。
我出生于1947年，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多年期间，一直都居住在上海，我是这三十年里发生很多事情的亲身经历者。每个人的经历会有不同，以下只是从我眼里所看到的，所能回忆起的，和我个人所感受到的那三十年。
一，五十年代：
我还能依稀记得抗美援朝时的一些片段：父母带着我往一个捐献箱里塞入钱，那时一块钱叫一万块，捐钱是为了捐献飞机大炮，打“美帝野心狼”。那时大家做公共场所的卫生工作，如扫街掏阴沟等，不是叫大扫除，而叫爱国卫生运动，据说是因为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东北发动了细菌战。我长大一些后，经常听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等的英雄故事，我对这些英雄是无限的崇拜。我一直被教育，是美帝国主义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是他们先越过了三八线，一直把战火烧到了我国边境鸭绿江。记得当时有关抗美援朝教育的展览馆里都有一张照片，拍的是美国的国务卿杜勒斯战前正在三八线的地方拿望远镜朝北方窥望，这张照片就是用来证明是美帝国主义首先发动了侵朝战争，这才有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志愿军的入朝反侵略战争。三八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时连我们小学生都知道，那时我们男女同学如果同桌，中间一定会划一条线，就称之为三八线，表示谁都不可越界。我的大哥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几个月，就毅然报名参了军，那时他才17岁，正在上海读高中二。家里有一张他参军出发前全家的合影，照片中大哥很瘦小，他还是家里的长子长孙。他后来告诉我，他那时还没有上了刺刀的步枪高，但时刻准备上战场牺牲自己，去跟美帝国主义拼命。
然而现在在网上，很容易就能找到当年有关朝鲜战争爆发的真相：原来是北朝鲜先发动了战争，侵入了南朝鲜。他们后来被打得落花流水，马上就要完蛋了，中国这才卷入了战争。中国面对的不光是美帝国主义，而是由十几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战后，中国因为支持侵略者，受到了联合国的严厉经济封锁和制裁。我大哥的那支部队当时没有被派上前线，否则，他也有可能成了18万志愿军烈士中的一员。现在我有时候想：怎么这样大的谎话都敢对老百姓撒啊！
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叫“除四害”的全国运动。“四害”是：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除四害”是一个宣传很广，人人皆知，人人参加，而且持续很长时间的运动。我记得无数次在夏秋季节参加燃起毒烟熏蚊子的活动，我也记得读小学时，天气暖和的季节里每天都会守在垃圾桶边打苍蝇，然后把死苍蝇放在火柴盒里交给老师，我们也用拌了磷化锌的油条来毒杀老鼠，然而最好玩的事是轰麻雀。轰麻雀是全上海的统一行动：每次轰麻雀时，全市的学校停课，工厂歇工，机关闭门，男女老少能上屋顶的都上去，大家挥竹杆，敲锣打鼓，或敲脸盆锅盖，不让麻雀有歇脚的地方，直到麻雀精疲力尽而摔下来死去。要说苍蝇，蚊子，老鼠不但传播疾病，还很扰人，当然要列为害人虫去消灭。麻雀为什么也在四害之列呢？原因据说是麻雀在夏熟秋收之季吃粮食，历来的农民只能用稻草人放在田里来吓吓麻雀，如今人民发动起来了，就可以用人民战争的手段来消灭麻雀。轰麻雀运动几年后，麻雀的数量可能是少了，但田里的害虫却多了，那时又没有那么多杀虫药可用，人们在束手无策之际，不禁要问：夏熟秋收时粮食在田里成熟的时间才十几二十天，那一年四季其余的三百多天，麻雀在吃什么东西呢？我想：既然要花这样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搞这样大规模的“人民战争”，怎么可能就没有人问这样一个简单问题呢？麻雀吃田里的粮食，这种小鸟又飞不远，要轰也应到农村去轰，为什么全上海市区要弄成如此大阵势，停工停学停商停机关，大家爬屋顶来轰麻雀呢？我不知道城市停转一天是多大的代价，化这样的代价又能从小麻雀口中夺下多少粮食来呢？真让人弄不明白这笔账是怎么算法的？也弄不明白：究竟要在怎样的情怳下，才能让领导者们做出这种决策的？
1957年我才10岁，我当然不能明白“反右”是怎么一回事，只是知道，亲戚长辈中，父母的朋友里，有人成了右派，然后有的就被送离了上海，到什么地方去改造了。从父母的口中听到，这些家庭无论在经济，孩子和老人照顾等等，当时都出现了大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当时的事，政治的阴影而且还影响这些家庭很多很多年。许多年后，我才明白了其中的原因。我现在想：怎么世界上会有这种混帐逻辑呢？怎么这样的下三烂贱招都能对自己的老百姓用出来呢？
1958年是很热闹的一年，大跃进开始了。上面说：“以粮为纲，以钢为纲”。上海市区没有地方种粮食，人们就炼钢。我就读的小学里，有人在操场的一角也砌了个炉子，说是要炼钢。我们孩子的积极性一向高，捡来了很多焦炭，耐火砖，柴火，废铜烂铁等等东西，每天晚上，好象都有人在炉子边忙活，烟雾燎绕的，最后到底炼出了钢没有，那些忙碌的人们也没告诉大家。砌这种炼钢炉，上海不是一二家，而是几乎所有的单位都砌了，那时一个单位如果不砌个炉子炼钢，是落伍跟不上大跃进步伐的表现，就是犯了“右倾”的错误。砌这种叫做“土高炉”的东西来炼钢，不光是城市，也是一个全国性的运动，我记得那时看电影前放的新闻短片，沿铁路两边的农田里，竟然全是这样的“土高炉”，晚上点火开炼，那是一条绵延几百里的“火龙”，景色煞是壮观。现在很多的年青人不理解当年的“土法炼钢”怎么会毁了那么多山林树木，以至于后来洪水频发，这是因为他们想象不出那场面有多大，延续的时间有多长！我不知道这个“土高炉”炼钢的主意当年是谁想出来的？一个只要读过高中化学的人就会知道炼钢的化学反应原理和必要的反应条件，拿泥巴砌个炉子，烧些柴火，放些废铜烂铁在里面烧，就叫“土高炉”炼钢，那根本就是在胡扯蛋！问题的荒谬是：怎么这样一个荒唐的主意居然能在全国推广，发动了那么多人力，消耗了那么多材料，不知道“炼”出些什么废渣来，怎么还能持续那么长时间都没有人来阻止呢？58年那年全国的钢产量说是1070万吨，真不知道这个数据里有多少是垃圾！
然而更荒唐的事是农村的粮食产量。当年我家里有父母读的“文汇报”和我读的“少年先锋报”，58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报纸的头版几乎每天都有粮食产量的新记录产生，从亩产几千斤谷子，节节攀升，一下子就到了一万斤，然后是二万斤，三万斤，一直到亩产十几万斤谷子。当时这叫做“放卫星”，这是效仿苏联在57年放了世界上第一颗真正的“人造卫星”。一颗又一颗的“高产卫星”放上了天，以致于国家领导人要认真讨论“粮食太多吃不完怎么办”这样的“严肃”问题。这些亩产几万斤新记录的产生，不是光说说的，居然还都有人煞有介事地全程监督：稻子从田里割起，脱粒，过磅，都有人记录，如同今天的“公证员”。当时还有一张很有名的照片，是一个小孩居然可以坐在稻田里的生长着的稻子上面而不会掉下来，用以证明稻子确实长得好。当然还有火箭导弹大科学家钱先生，他也来证明即使亩产一万斤谷子，仅仅只利用了太阳能的百分之一，所以亩产万斤，理论上是可行的。
58年我才11岁，从没去过乡下，也不会知道一亩地到底能产多少斤粮，我当然全部相信了报纸上的话。后来文革期间我下乡做农民，在我干活的那个农场里，一亩地好的话大概能收三，四百斤麦子，或五，六百斤稻谷。我们也有几块“样板田”，那是为了上级领导来视察工作时看的（你懂的），一亩能打个八百多近千斤稻谷。直到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从报上读到，袁隆平先生培育的超级杂交水稻也只能亩产二千斤左右。我想，凡是下过乡，只要在田里真正干过几年农活的知青们，都不会不知道一亩地到底能产多少斤粮食这样的起码常识。我直到现在还常常纳闷，当年那些骗子们是怎么能够造出这种可笑的弥天大谎的呢？这种荒唐的谎话一个又一个地登在党和国家的报纸上那么长时间，为什么居然没有一个人出来讲半句真话揭穿谎话呢？哪怕是有人能站出来大喝一声，叫这种无聊庸俗的游戏应该停止了也好啊？也不至于后来弄出这样大的灾难来啊？稍稍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这样一个有这么多人口的农业国家里，粮食造假是要出大事的，这些骗子们在造假的时候难道就不怕“现世报应”吗？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因为战争，灾荒饿死人的惨事，但你有没有听说过因为大家拍大了胆，吹牛说谎，然后转眼就导致了全国规模的饥荒，大量饿死人的事吗？我们有很多领导，都说自己是农家出身，他们难道是真地不知道这是谎话吗？还是他们虽然出身于农家，却是从未真正干过什么农活，也从来就不知道一亩地到底能打多少粮的“农家少爷”呢？
仅仅是“大跃进”后的第二年，1959年，我还在上小学，一切物资的供应就很紧张，日子就已经开始非常难过了：我和我的大部分同学家里都养了鸡。上海的住房本来就挤，但家家户户在非常有限的空间里一定还会按排好一个鸡笼子。养鸡很脏也很臭，但养鸡是为了吃鸡蛋，市场上事实已没有鸡蛋可卖了，再臭也只能忍。我后来知道：那年就在“伟人”刚写下了著名的诗句“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兴冲冲地上庐山让大家庆祝大跃进伟大胜利的时候，彭德怀却大刹风景，在庐山上抛出了“万言书”，痛陈虚假下的万端毖病，“为民请命”。当然，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毫无悬念地成了反党和反革命分子。现在回顾在庐山会议以及以后十几二十年的日子里，满朝文武，真不知还能数出几个人算是“男儿”，“爷们”！
二，六十年代：
我一直弄不清楚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究竟是从59年算起还是从60年算起，在我的记忆里，我从60年上初中起，一直到66年高中毕业，在这6年里，饥饿是我的一个很主要的回忆。我读莫言先生的“吃相凶恶”一文，感到他文章里写的那个饥饿的孩子就是我，尽管莫言先生那时生活在很贫穷的山东农村，而我却生活在号称最繁华的大城市上海。1960年我13岁，正是发育长身体，胃口最好的时候，可那时根本没什么东西可吃，来喂饱自己的肚子。我的父母把配给的一点点肉食和营养物都留给了我们孩子，我当时还不懂得孝敬他们，应该要留一点点肉食给他们。我记得他们得了浮肿病，小腿上用手指一按一个坑。很多年后，我读到医学生物化学书时才知道，这是由于食物里长期缺乏蛋白质所引起的病。一个人其实每天并不需要吃很多蛋白质，一般情怳下，大概有相当于一个鸡蛋的蛋白量，就可以基本满足全身蛋白质代谢的需要了。但当时人们的营养摄入就仅仅靠严格控制的每月二十几斤不到三十斤的粮食（这是上海地区的定粮，朋友告诉我其他地区好象还没这么高）来维持，上海和南方地区的主食是大米，里面没什么蛋白质，得浮肿病就成了当时上海和南方人的普遍现象。北方的主食是面粉，玉米，里面的蛋白质含量高，可能得浮肿病的人会相对少一些。
说段当年我不可能知道，近年来才从官方透露出来的事情吧：前几年我有一次在报纸上（可能是上海的新民晚报）看到一则报道，说是上海接待了一个来自内蒙古的特别参访团，这篇报道介绍了该参访团在上海的一些活动，以及直到把参访团送走的全部经过。为什么这是个特别参访团呢？原来他们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由上海送去内蒙古草原牧民家里的孤儿。“三年自然灾害”时，上海孤儿院里的孩子数量突然大增，但孤儿院根本就没有牛奶，奶粉，或其他的营养物来养活这些襁褓之中的孩子，孩子们就开始大量死亡。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于是孤儿院领导向上海市政府求助，但上海市政府也无法弄到牛奶，奶粉。正在一筹莫展时，内蒙古的一个主要领导人（可能是乌兰夫）来上海开会，上海市政府的领导就向他求救，请他帮了弄些奶粉来。但这位内蒙古领导人说，他也没有奶粉，唯一的办法是把孤儿们送去内蒙古草原牧民们的蒙古包里去养。于是就有了把大量的孤儿们送去内蒙古的这样一个按排和救命措施。很多年后，当年在蒙古包里幸存下来的孤儿们都长大了，但他们的长相，体格都与当地其他的牧民们不一样，也许他们的善良的养父母们根本就没有想要瞒他们，他们终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可能人数也众多，他们便联合起来，给上海市政府写信，希望能回他们的出生地看看。上海市政府同意了，并接待了这个参访团，这就是这篇报道的由来。我读了这个报道后整整一天心口都被堵着，我能想象这些孤儿们是怀着怎样的期盼来上海的：谁不想能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或其他任何一个亲人呢？谁不想能回到自己当年的出生地，如今是那么繁荣和富裕的大上海生活呢？他们毕竟是上海的孩子啊！但他们最后只能再次黯然离开，回到草原上去。我也能想象上海市政府的那些接待人员，他们对这次任务的感受，我想他们的心一定也碎了！
我们读历史知道，中国自秦汉以来二千多年，只有匈奴，蒙古，辽，金等北方游牧民族由于生产手段落后，资源缺乏而贫穷，于是屡屡不得不来抢掠以农耕为生的汉民族，所以这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汉民族为保护自己生命和财产而修筑的万里长城。然而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在中国最富饶，工商，教育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区顶端的上海市，居然会养不活上海社会的最弱势，最可怜的一个群体：孤儿！却要把这些孤儿送去千里之外，还在过最原始放牧生活的内蒙古草原牧民的蒙古包里养活，这是什么世道！这真的算是个什么世道！
现在很多人对文化大革命中年青的红卫兵们和革命群众太多的残暴行为不能理解，他们天真又纯情地问道：象北京女师大附中的宋XX，和一帮正是花样年华的少女们，怎么就能把她们的女校长给活活打死呢？难道她们就没有一点点人性吗？他们怎么就能把刘少奇，彭德怀，以及千千万万无辜的人活活折磨而死呢？他们怎么就能把那么多中国社会的精英，无数文学家，科学家，戏剧家，音乐家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去自杀呢？他们怎么能把张志新的喉管割断，然后拉去枪毙呢？这种事情今天看来骇人听闻，但在那个年代，一个小学生就能非常干脆利落地回答你：“世上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当时的理论就是：“世上只能有阶级的爱和恨，所以也不可能有普世意义的所谓的人性”。我们学习的最高榜样雷锋同志的名言就是：“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所有的宣传和教育都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的最核心最精髓部分，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从来就是不可能调和的，从哲学的高度讲，只能是“一分为二”（领袖的斗争哲学观），而不可能是“合二而一”（这是哲学家杨献珍的理论，文革前就被批得一塌糊涂，我不知道现在的“和谐论”是否与此有些关系）。所以阶级斗争的实质，就是你死，我活！这些人既然都是阶级敌人，他们就是应该去死的。而且不光是死了就算了，没那么容易，还要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才能永保革命江山万年红！年青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们就是抱着这样的坚定理念，而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如今善良的人们常常纳闷：为什么至今也不见这些当年的红卫兵懴悔呢？（此文完成时网上刚读到几篇有良心的懴悔和道歉的文章——笔者）请问：从来就没讲过理论有什么错，早已深入了人心，至今也还在高高地供奉，膜拜，懴哪门子悔啊？
说起懴悔，二次大战后，德国人认错了，懴悔了。但日本人不认错，也不懴悔，每年去“靖国神社”拜“鬼”，他们认为这些人是为国而死，是他们国家之英烈，他们拜不拜，别国人管不着。中国政府严正地对日本人说，你们“拜鬼”，严重地伤害了被你们侵略过，伤害过的邻国人民的感情，日本不反省历史，没有未来。这话讲得是何等好啊！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在那三十年里，中国有多少人被害死，怨死，饿死？如果仍旧去高高地供奉，膜拜当年的罪人，会深深地伤害那些被迫害，被欺辱而死的家人的感情。当年千千万万被迫害的人，冤死的人，他们的家族，后代毕竟还都在，你叫他们怎么可能忘记这种惨痛呢！今天，有什么理由还要往他们的伤口上去撒盐呢？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我高中也就要毕业了，正准备高考，6月18日晚上，我们所有的高三学生被叫到学校听中央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那天宣布：“高考暂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再考”。至于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后会结束，那天的新闻联播节目里没有讲。随后而来10年的文化大革命，我从19岁到29岁，目睹和经历了全部过程。
文革一开始，各地各级的党组织就抛出了普通老百姓的档案材料，让一些左派，党员，以及紧靠党组织，积极要求入党入团的革命群众写大字报揭发这些人。6月1日，人民日报发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很快，各单位果然有大量的牛鬼蛇神被揪了出来。这些人多是些老师，教授，医生，工程师，技术人员，各种各样的文化人物，如演员，作家，大小知识分子和多多少少有小辫子被人握着的人，还有早已划为是地富反坏右的阶级敌人，等等，他们纷纷被打入“牛棚”。这些人，从来就是各次运动的祭品，他们也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天，在劫难逃，其中的一些，受不了侮辱，折磨，害怕，绝望，于是就跳楼，上吊，投河，服毒，卧轨，自我了断。我就读的中学里，在66年文革刚开始的几个月里，就有二位老师自杀了。其中一位是从桥上跳河而死，另一位家在外地的老师是挂在梧桐树上死了，因为大字报揭发说他是个“漏网地主”。其实后来人人都知道，这种“漏网”的什么什么罪名全都是无中生有，胡说八道！但二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白白地断送了，留下的是孤儿寡母还要背着他们“畏罪而死”的莫大罪名而忍辱负重。那时的上海，苏州河黄浦江，以及铁路轨道旁，经常有死尸发现是太正常不过的事了。马路上或机关学校的墙上，也常有“某某人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死有余辜！”的大标语，这种标语就是说有人自杀了。苟且偷生的其余“牛鬼蛇神”们，则等待着文革结束时给他们定罪戴上帽子，然后任凭发落，每次的政治运动不都是这样吗？
这样弄了一段时间，但是运动好象没有就要结束的样子，于是各地各级的党组织（还有文革工作组）又开始整一些平时不那么驯从，常常要讲“怪话”，发“牢骚”的人了，让那些左派，紧靠党组织，和积极要求入党入团的革命群众收集这些人的反党言行（俗称“黑材料”），准备对他们来“秋后算帐”。然而，整这些人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首先，这些平时不那么听话的人的出身，家庭背景往往没问题，是货真价实的“红五类”。第二，这些人他们清楚，如果这次被打下去，过去的右派和各种反党分子的下场也就是他们今后的下场，一辈子完了，所以怎么也要争个鱼死网破！于是他们把矛头索性直指各级党支部，党委：单位里既然有那么多牛鬼蛇神揪出来，平时你们就是这些牛鬼蛇神的大红伞，你们自己才是黑帮分子。这就是各地各单位出现的大大小小的“蒯大富”，也就是后来的造反派。而对立面，则是党组织和一大帮子的左派，党员，以及紧靠党组织，积极要求入党入团的革命群众，这就是后来的保皇派，这才是真正的你死我活斗争。当然，开始时天平并不平衡，大大小小的“蒯大富”们根本不是训练有素的“组织力量”的对手，他们最后的抗争手段常常只能是绝食和请愿。
也正是这个时候，文革一开始就离开北京，而把文革运动事务都扔给刘少奇管的“伟人”，在长江里游完泳后回到了北京。他写了他的第一张大字报，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这次运动的重点不是整群众，而是整党内的走资派，整群众是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那是一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又何其毒也！”这篇大字报的发表， 天平开始迅速向另一边倾斜，大大小小的“蒯大富”们拿到了反击的尚方宝剑，被历次运动整得心惊胆战的老百姓也不可能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去支持专整群众的刘少奇和各级党支部，党委，工作组。于是，“伟人”又一次证明了自己才是人民的“大救星”。66年底，各地保皇势力开始土崩瓦解，造反派们夺了权，并冲击各地各单位最机密的地方“档案室”，第一要发现和烧掉的就是这些领导和保皇派们整他们，可以将他们置于死地的“黑材料”。这些“黑材料”的被曝光，让造反派和被整的老百姓们义愤填膺，群情激昻，他们终于看到：你们领导的手段原来这么狠这么“黑”啊！原来权力是如此重要，真的是掌握他人的“生杀大权”啊！于是，运动开始时专整别人的领导们和一些保皇派也终于尝到了被人整，被人打倒的滋味。67年4月1日，随着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的发表，刘少奇被彻底打倒。随后，他更被戴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而踏上了一只脚，并宣布被永远开除出党和永世不得翻身。后来有人说，文革的这一场开锣戏本身就是一个精心设计好的圈套，刘少奇无论是主动或被动，这个圈套他总是要钻的。
造反派是被解放而且得势了，那么一开始被打进“牛棚”的“牛鬼蛇神”们有没有随着得以解放呢？起初，这些“牛鬼蛇神”们还天真地以为可以一起来参与批判，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自己的迫害呢，但很快，他们就知道那根本是白日做梦。随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北京六厂二校经验推广，更是把这些人钉死锁死在“牛棚”里了。大小知识分子本身就是文革的对象，否则怎么会叫“文化大革命”呢？知识分子于是被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资本家，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之后的第九位，正式被御赐名为“臭老九。”记得 北京六厂二校的经验中一条叫做“引而不发，帽子拿在手中”。这条经验是说，对这些关在“牛棚”里的“牛鬼蛇神”们不要急于给他们戴上帽子和结案发落，而是要让他们每天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哪一天，在什么地方，什么帽子会突然戴到自己的头上。“耍人如耍猴”，让这些“牛鬼蛇神”们每日痛苦不堪，惊恐万状，而当权整人者就自已很得意，很快感。整人已整到了这种心理上的虐待和变态，而且还要把这种变态虐待的手段当作先进经验来推广到全国，今天回想起来，还是令人发指，毛骨竦然！
文革其间，我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了无数的悲惨事件，其中包括亲眼见人跳楼自杀，看见过卧轨而被碾得肢离破碎的残尸，见到过绝望无助的人拿刀斧砍杀自己而血流满身，见老人（可能是地主或资本家）被人毒打求饶发出哀叫。文革初期，在我就读的学校里，见到过从北京来的年龄很小的女红卫兵（当年大概只是初一或初二的样子，现在也应是60出头的老太太了）莫名其妙就用带有大铁（铜）扣的军用皮带抽打她根本不认识，当时被打成“牛鬼”的一个老师，直到那老师满头满脸都是鲜血。我也见过上海的电视直播批斗“黑帮”大会时，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位工人老师傅猛抽著名电影女演员白杨的嘴巴。后来我读到了更多的文革人间惨剧和回忆录，所有这些真实的，血淋淋的事情里，加害与人者的残忍和无耻，以及被害人之惨苦和走投无路，根本不是文革前我所受的各种阶级斗争教育课里的故事所能相比较。
1967年夏天，文革已经一年了，各地的造反派们夺了权后又互相内斗，真刀真枪真炮甚至真坦克地开始武斗。上海的武斗虽然不象外地那么火热，但很多厂的工人都在打派仗，不怎么干活，尤其是铁路和海港码头，没人装卸货物，就是外轮来了也没人理睬，这样的结果就得拿真金白银外汇来赔人家所耽搁的时间。当时管着几亿人口吃喝拉撒，当家的周总理是真正急了，他责令上海市一定要解决这问题。我和我的同学那年都20岁了，没有书念，没工作做，也没一文钱收入，正好就被招去铁路和海港码头干活。我们每天要干很脏很重的体力活，才能获得4毛钱工资，虽然少，但聊胜于无，也能部分充果腹之用。干了一年后，1968年夏，我们又被叫回学校，说要重新分配，因为领袖发表了“屯垦戍边”的指示。那次重新分配，我们班里有约10%的人去了黑龙江军垦农场种田戍边，有一半人进了上海的工厂，其余的人被分配去崇明农场。我是被分配去崇明农场中的一个，从此开始了几年的农民生活。在我们之后，66届初中，67届的初中和高中，分配的去向可能与我们大致相同。但到了68年底，领袖又有了新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68，69二届，无一漏网，一律去外地插队，当时就叫做“一片红”。在上海，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老三届”的 初中和高中学生的全部去向。
文革期间，全国可能共有一千多万（有说是1700万）初中和高中的学生上山下乡，这些人现在年龄最小的也应有五十多岁了。当年的知青现在开办了很多网站，“白头知青在，闲坐说往事”。我是一个老知青，常去这些网站里闲逛。我们这些背朝青天，面对黄土，辛苦了多年还基本，或根本养不活自己的知青里，我好象真没有发现有什么人同意“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说法。对上山下乡的体验，人们更多的是无奈，无望，无助地逆来忍受。有人死了，有人病残了，也有血淋淋的控诉：无辜的女知青被强奸，或不得不以身交易来换取回城的指标。
当然也有些知青对当年的生活从各种角度，情结或怀念出发，不无豪迈地说：“青春无悔。”我知道确有几个知青是自愿下乡，如邢燕子，侯隽等等，但就我所认识的和相处过的所有知青里，却没有一个是真正意义的自愿下乡，都是在没有其他任何选择下而只能下乡。
“悔”与“不悔”的前提是你当初有没有选择，如果没有其他选择，谈什么“悔”和“不悔”！也有些知青今天在说“当年农村的艰难生活锻练了我”。不错，今天的领导人中就有很多都是知青出身，那段经历一定对他们今天的执政很有帮助。另外一定也有不少知青凭着磨炼出来的毅力，成了优秀企业家或各行各业的精英。但我一直认为，“锻练”之说仅仅是属于这些极少数“成功人士”的“专门用语”。而绝大部分回城后的老知青，由于被剥夺了上学和读书的机会，在改革开放的浪潮里因为没有学历，没有专业知识而被彻底边缘化，他们中很多人今天还生活在社会贫困的底层。我想，他们大概是没有什么底气来说什么“锻练”不“锻练”这种话的。
我在上山下乡最高潮的年代里，曾到火车站送过一次车，那是亲戚家才十几岁的孩子出发去远方的外地插队落户。记得火车汽笛声响起时，站台喇叭里欢快的音乐也响起，官方组织的锣鼓队也敲起来了，然而，一片凄呖的，撕心裂肺的哭声同时也从站台上的亲人堆里迸发出来！朋友，你经历过这种场面吗？你听到过那种哭声吗？那个场面真的让我震撼，流泪，永世也难忘。
三，七十年代：
1971年9月13日，林彪仓惶出逃，结果摔死在外蒙的戈壁滩上。这消息一开始是严密封锁的，但到9月底的时候，我周围好象所有的人都知道林彪出事了。要说那年代人们早已习惯了“某某人被打倒，某某人出事了”这种小道新闻，但林彪出事，还是一件大事。
1971年我24岁，做了一年的工人和三年的农民，我已经没有象刚从学校跨出来时那么幼稚无知了，任何事情心里面也会问个“为什么？”如果形容“林彪事件”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就象爆炸了一颗原子弹，那是一点也不为过分的。林是中国的第二号人物，他是“伟人”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在1969年九大时还不合常理地把他当接班人这件事写进了党的章程里。当他和“伟人”一起在公众面前出现时，人们心中敬爱的周总理都要退后在十几步之外。然而，也正是这样一个好话说尽，好事都被他做绝了的人，现在却“摊上大事了”，当然，所有的人都要会问：“林彪为什么要谋逆，投敌呢？”要知道，这两个罪名中的任何一个，在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是要灭九族的。
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看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所以林彪的死，才有了仍流传于坊间的各种传奇和野说。
很多年后，我和朋友们聊天，谈到林彪摔死的事。我们胡侃：“假设当年林彪没摔死，跑了出去，那又会怎样呢？”大家居然一致感叹：那老百姓日子就会更难过。
1972年，我被幸运地调回上海，进了一所中学做老师。这是因为从文革开始后，中学老师受到了最大的冲击，数量大减，长时间又没有新的师资补充，造成中学里老师奇缺。那时大学停办，没有师范生可用，所以领导们就想起了我们这些还在农场里种地的66届高中生。我属滥竽充数，居然也被选中，这样倒也让我终于告别了农村。我做老师的时候，中学已不再分初中和高中，而是改成了全部共四年，这是因为贯彻毛的“学制要缩短，教育要改革”的指示。课程保留了语文，数学，政治，外语，但没有了物理，化学和生物，这些课程改成了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这二门。我教的第一届学生是在73年毕业，我去的时候他们已是中学三年级了，其实我也没有给他们上过多少时间课，因为大部分时间都是和他们在一起“拉练”，学工和学农。都快中学毕业了，可一半左右的孩子却还是半文盲（我教书的地方是上海较差的地区，俗称“下只角”，上海好的地区可能情怳好些）。他们无法读报纸，读书，读小说（除了毛选，其实那时也没什么书和小说可读），更不用说写文章（那时就是写大批判文章，批林批孔，批儒尊法等等）。他们也不能解最简单的数学方程，因而常常缺乏从数学里应该学到的基础计算能力和必要的逻缉思维能力。至于理化和生物的知识就更可怜了，因为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的教科书完全编得一塌糊涂，你从名称上就能想象得出来有多糟糕：物理成了工业基础，化学和生物成了农业基础！其实无法怪孩子们，这些孩子在文革开始的66年是小学三年级，他们的学习从此就中断了，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再回到学校里的？我在农村的时候，那已是68年以后的事了，才听说过有“复课闹革命”这一说法，至于他们是否回了校，回校后是在“闹革命”还是真的复课再学些文化知识，只有天晓得！
我教的另一届学生应该在77年毕业，他们的情怳还不如73届，他们理应在67年进小学，但恰好正是文革最乱的阶段，于是被全体夺去了上学的权利！我也不知道这一届的学生是什么时候才到学校里去学识字和算术的。我一共做了6年老师，却从未给学生有过一次测验，更不要讲考试，平时也从来没有家庭作业。当时认为，测验和考试，都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典型的例子是有个叫张铁生的人因为反对考试，交白卷而被捧为了“反潮流”的英雄。那时孩子中盛行的是“读书无用”论，而官方的理论也是“书读得越多越反动”。孩子毕业后的去向只有两条：留城做工人，或下乡当农民。是做工人还是当农民，这完全根据家里哥哥姐姐是几个工几个农，什么个人道德表现，学习成绩，等等，根本不可能考虑。这样的情怳，有谁还读书！由于孩子没有读书的风气，上课纪律也是一塌糊涂，那时还要雪上加霜，中央弄个“黄帅”事件来狠批师道尊严（黄帅是北京一个小学里的女小学生，因为写了些反对老师的日记，也被捧为“反潮流”的英雄）。我们老师进教室上课，压得住堂的还马马虎虎，压不住堂的老师，常被学生欺辱，他们下课回办公室，时常只闻长嘘短叹之声，只见眼泪纵横之容！
我现在常看中央电视台“边疆行”，“大山大川行”等等节目，每当我看到贫困山区的孩子们背着书包，要走崎岖甚至是危险的山路去上学，看到清贫的老师坚守在破烂的教舍里给孩子们上课，看到四川地震救灾的帐篷送到灾区后，第一是送给医院和学校用，他们把孩子的读书几乎看作和治病救命一样的重要，我因为自已做过老师，常常会为这些事情而动容，泪流满面。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各民族里，历来是最重视教育的民族之一，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延续几千年，就是得益和依赖于教育。然而文革期间，国家任意糟蹋，作贱老师，大量知识分子被整倒整死，大中小学一律停课达数年，全国所有的孩子没有书念，全部绌学，以后也弄得他们不想读书。大学五年不招生，71年起才招少量的工农兵学生说是来“上管改”（“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简称，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办法根本行不通）。我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一个有师范学历的人，应该不会不懂“百年树人”的道理，他又何至于要把中国的教育摧残到这般地步呢？这哪里是教育改革，这分明是把我们这个民族往死里整啊！要知道，就连最无耻，最凶恶的日本鬼子在当时的沦陷区里，尽管他们有刺刀有枪，也不敢让学校随便停课啊！这十年，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最黑暗的一页！
中国近年来出现的一些贪官，恶劣如文强，刘志军一类，他们的行为让普通的百姓目瞪口呆，匪夷所思。现在人们常常把这么多贪官污吏的出现指向体制的问题，体制固然是问题，我却想这些人之所以能堕落到如此地步，是否也与他们的成长过程有关，因为我发现这些“官爷”中的很多人，66年文革开始时都是还在小学或更晚一些年龄段。当时社会的动乱，让他们只学会了无法无天和刁横混世之术，失学，又造成他们文化素养和知识结构的严重缺陷，再加上往往没有好的家庭教养，从来就不懂礼义廉耻为何物，几个因素加在一起，才孵育出了这等货色来。
自1960年以来，在上海，东西都是要凭票供应，那些票证有粮票，布票，油票，糖票，肉票，豆制品票，香烟票，肥皂票，草纸票，等等等等。至于冻鱼，冻鸡，冻鸡蛋（没错，是冻鸡蛋），瓜子糖果之类，那是要过年时才按户口的大小配一份，五人以上之家算是大户，以下则是小户。当时的票证多如牛毛，五花八门，举个草纸的例子吧，男人一个月凭票可买一刀，一刀草纸是象现在的打印纸大小约有25，26张左右。女人则多一些，一个月可买一刀半。有个电影，潘虹演的，戏里她的丈夫要出差一星期，她掀开床褥，拿出一叠草纸数了七张给他，可以看到人们已经养成的那种生活习惯。这种电影里的细节，我们那一代人看了大家会心一笑，但现在的年青人大概是不大会看得懂的。经历了那个年代的人们还学会了一种特殊的本领：对粮食份量的估算无比精确。如今在饭桌上，我们那一代人都能对一碗米饭或一个馒头说出到底是一两还是一两半，绝不会看走了眼让人缺斤短两蒙了我的“口粮”去。至于牛肉，那时只供给回族的居民，回民凭票才能买到一点点，不会轻易让给他人。所以在上海，汉族老百姓吃牛肉已经是很遥远很遥远以前的美好往事了。
现在有人（可能是比较年青的人）在网上说，76年四人帮倒台时当时党中央说的“经济已到了崩溃的地步”这句话不实，他们用数据说，76年的经济比66年好多了，66年没崩溃，怎么76年会崩溃？我读后很是感叹：我是一个老百姓，不懂经济数据，也不可能来判断国家经济崩溃不崩溃，是真是假这种大事，但我经过了那个年代，知道当年那些柴米油盐的日子，真的是很难过。这种日子，现在的年青人是很难想象的。
76年10月6日，在毛死后不到一个月，以毛的夫人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抓起来了。不象当年林彪死后，中央化了快一个月的时间，才酝酿出了一个文件来告诉老百姓有关林彪的故事。四人帮的被抓，第二第三天全国就都传遍了。我想：当时的党中央是知道的，也很有信心：根本不需要对老百姓解释为什么要抓四人帮！还需要理由吗？不需要的，就是这样的！
一年后的冬天，77年，我30岁，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想起离66年6月18日那天晚上宣布高考暂停，已过去了整整十一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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