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京后的相处
七二年学部从干校迁回北京。我家因下去之前退掉了房子，被安排住在学部大院八号楼二层。这是一座筒子楼，过去是招待所。顾伯伯有家不能归，也同住在这一层楼上。这时，运动重点已转向清查“五一六”，人们忙着打派仗，顾不上他们这些“死老虎”。伯伯便利用这难得的安宁，开始着手他那庞大的探索研究。
这段时间是母亲与顾伯伯交往最多的阶段，几乎每晚都与他长谈。顾白天去北京图书馆收集资料、写读书笔记，晚上跟母亲谈他的思想。他说很喜欢这样的谈天，等于梳理思想。母亲常对他的一些精辟见解赞叹不已，称他是天才的思想家，每天都能“分泌”出精彩的思想。对他学问的评价：一是博，二是深。有时母亲不同意他的某些观点，于是两人争执不休，面红耳赤。甚至为某个字的读音也要辨清孰是孰非。不过，这些都只是学术之争，丝毫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
经过多年的痛苦思考，顾伯伯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形成一整套思想体系，其最大特点是具有前瞻性。这就是为什么在他故去几十年后的今天，人们读他的遗著，还会感到深受启迪。一次他对我们说：“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老农，面对大片金黄色的麦浪，只等开镰收割了。”写到这里，我的心一阵绞痛。我知道他有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花十年功夫对东、西方历史作一个彻底的比较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他甚至已经想好了将要写成的那本书的书名——《东西方哲学思想史》。遗憾的是上帝竟如此不照顾他，刚开始工作两年，病魔便无情地夺去了他的生命！
顾伯伯很注意跟上时代，站在学术最前沿。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须提及当时经济所图书馆馆长宗井滔先生（已故）。宗过去在中央研究院（经济所前身）就搞图书管理，懂好几国外文。他是个有心人，文革期间，其他单位图书馆大多陷于瘫痪，他却一直坚持购进国外最新图书、期刊，当中只断过一、两年。据我所知，顾伯伯最后两年读的书当中，历史学文献大部分来自北图；而经济学文献则大部分来自经济所图书馆。宗不断地进书，顾不断地读书，这种情景在文革期间极为罕见。可以这样说，顾伯伯当年能够及时了解并吸收六、七十年代西方经济学，宗井滔功不可没。
顾伯伯学术水平高，英文又好，所里一些勤奋好学的人在这期间常向他请教。他跟我们开玩笑说：“最近收了几个学生。”“牛鬼蛇神”收学生，文革期间也是个稀罕事。就我所知，他的得意门生是吴敬琏，其他人还有赵人伟、张曙光、林青松等，当然也包括我母亲。他跟这些人讨论问题，指导他们读书、翻译西方经济学论文，对提高他们的学术水平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七十年代初，我随父亲去兰州。为躲避上山下乡，考入甘肃省歌舞团拉小提琴。七三年因患肝炎回北京养病,这也是我跟顾伯伯接触最多的一段时间，每天晚饭后跟妈妈一起到顾伯伯那儿谈天是我们生活中最大的乐趣。
顾伯伯有时看到母亲和我非常亲密，说：“真羡慕你有这样一个好女儿。你们看上去不像是母女，倒像是姐妹。”母亲说：“我的教育比你成功，因为我从来不对孩子讲假话。自从咪咪懂事后，我把自己对各种事物的真实看法讲给她听。从镇压反革命到公私合营，从反右到大跃进、人民公社、直至文化大革命。我不仅把她当作孩子，还当作好朋友；而你过去只跟夫人讲真心话。在子女面前，两个人却统一口径，一律‘正面教育’。让他们‘听党的话，坚定不移地跟党走’。他们看到你多年来为‘党’所不容，视为异己，怎么能接受这个现实？又怎么能不背离你而去？恕我直言，你跟几个孩子的关系发展到今天，自己也要负一部分责任。”伯伯听了这番话陷入沉思，竟无言以对。现在看来，他当时那样做恐怕有难言之隐。作为多次挨整的人，对子女讲真心话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为了安全起见，只能心里想一套，嘴里说一套。这样的教育，再加上社会上强大的宣传攻势，孩子们对他产生误解就在所难免了。笔者认为，顾的家庭悲剧是那个时代造成的，他们全家每个人都深受其害。这不能具体怪谁。正如他所说：“是整个时代使然。”
那年我十九岁，还很不成熟，对伯伯的许多学术思想并不能真正理解。不过，在我眼里，他从来就不是什么“右派”、“牛鬼蛇神”，而是一位极有学问的师长。我常向他请教各种问题，大到国家大事，小到个人生活，每次都能得到清晰明确的答案，绝无模棱两可。用母亲的话来形容就是“clear cut”。一次他跟母亲开玩笑说：“咪咪已经把我当成她的‘忏悔神父’了。”
一天，伯伯问我有没有考虑过将来做什么。当时我正自学英语，同时漫无目的地浏览各种文科书籍。那个时候还没有考大学这一说，依我的初中文凭，没敢多想。于是回答：“想当小学教师。将来要是有机会，能翻译一、两本有价值的英文书介绍给中国读者，就很知足了。”他听了以后直摇头，说：“你给自己订的目标太低。有道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一个人所能取得的成就，绝不可能超过当初给自己制订的目标。所以订目标时一定得高标准，然后朝着这个目标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走到之后，再重新订一个更远的目标。人的生活要是没有目标，就没有中心，如同行尸走肉。”今天回想起这些话，虽然是对我的指点，实际上道出了他的人生观。他对自己就是这样要求的，也是这样做的。
那段时间，顾伯伯完全沉浸在学问当中，已经到达忘我的地步。他每天大量阅读，写读书笔记。每周读的书能开出一个长长的单子。不过，对于天才与勤奋的关系，他跟母亲的观点倒惊人地一致。谈到爱迪生，他说：“尽管爱迪生把成功归结为99%的汗水加1%的灵感，可是若没有那1%，他也就什么都不是了。”笔者认为，顾准是天才与勤奋的完美结合。他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有人说顾准恃才傲物，这倒不冤枉他。一次谈到“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语录时，他不无得意地说：“我的看法反其道而行之：‘骄傲使人进步，虚心使人落后。’”
我父亲跟顾伯伯也是好朋友。他是水电部高级工程师，七十年代初从水电部干校分配到兰州修造厂。厂里指派他做翻砂工，一干就是好几年。在那些年月里，他念念不忘自己的专业，每次回北京探亲，都要去王府井外文书店，购买大量国外最新技术资料（影印本）。父亲回来后，一家四口挤在一间12平方米的房子里，根本无法静下心来读书。他发现顾伯伯每天都去图书馆，就跟他商量能否借用一下他的地方，顾欣然应允。于是每天早上顾去北图，父亲去他的房间读书，晚上顾回来，父亲再把地方让出来。有时父亲买一些酒、肉、小菜请顾伯伯吃，跟他谈天说地。父亲在北京探亲一个月，看了一个月书，拉了一个月计算尺（那时还没有计算器，更谈不上计算机）。顾把这一切看在眼里，非常感慨，问我：“你将来是想做父亲那样的人呢，还是做母亲那样的人？”我跟母亲很谈得来，颇受她的影响，于是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想做母亲那样的人。”可他却说：“我看你还是做父亲那样的人更好。他们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国家建设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人材。”
顾伯伯告诫我：“读书不能死读。千万别以为凡是印成铅字、变成书的就是正确的。有些名人、伟人写的书照样有荒谬之处。读书得既钻得进去，又能拔得出来。自己站得高，才能看出书中的问题。”今天读过顾伯伯遗著的人都会发现：他做学问最大的特点就是独立思考，绝不盲从于任何人。
他还提醒我说：“你现在很努力，这很好。不过作为女人一生要过两关：结婚和生孩子。多数妇女结婚后就不再搞事业了，一心扑在家里。而生孩子后仍能坚持搞事业的，更是凤毛麟角。我希望你将来能够闯过这两关。”
一次他问起我对毛泽东的看法。我说：“别的不知道，单凭他解放后干的这些事，可以说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可伯伯却说：“你的看法不全面。依我看他这个人是年轻时的英才，晚年时的昏君。”接着解释道：“过去我们在解放区工作，有时对一些问题感到困惑，不知该怎么做。这时毛可能会写一篇文章，就此问题加以论述，往往令人茅塞顿开。你想想，当时那么多人跟着他闹革命，其中不乏具有真才实学的知识份子，他要是没两下子，别人也不会服他。可惜这个人只会打天下，却不懂国家建设，总是搞搞好，弄弄乱，搞搞好，弄弄乱……”
顾伯伯在思想上颇受基督教某些教义的影响，认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实现大同，“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他所奉行的座右铭是：“宁可天下人负我，勿让我负天下人。”正是本着这一原则，他对所有过去整过他、害过他的人，一律宽恕。母亲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圣经》中的那句话：“别人打了你的左脸，伸出右脸也让他打。”是奴隶主义哲学，不足取。她说：“我的观点针锋相对，即：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顾伯伯则争辩道：“人类社会正是因为有强烈的报复之心，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才总是争斗不已。如果大家都怀有宽容仁爱之心，这个世界会好得多。”对于他们的讨论，我感到非常有意思。顾伯伯随后借给我一本中英文对照的《新约全书》，建议我读一读。这本书是1962年他在北京东安市场旧书摊儿上淘到的，上面有他的签名。在他去世后作为纪念品留给了我，一直珍藏至今。
顾伯伯在谈天中，偶尔也回忆过去的一些经历。他讲述过这样一件事：刚解放时进驻上海，组织上分配一座小洋楼给他住。房主是个大资本家，解放前夕携全家逃走。他看到房子里有全套高级家具，感觉不妥，认为应当上交。他母亲多年一直过苦日子，不同意交。做为孝子，他心里很矛盾。为了说服母亲，甚至跪下了，解释道：组织上分配的只是住房，并不包括这些家具。最后，在他的坚持下，还是叫人把家具拉走了。走笔至此，不禁感慨万分。今天，很多共产党干部腐化了。顾伯伯当年的清廉与现在这些贪官污吏的所作所为简直有天壤之别。
还有一次他以开玩笑的口吻说：“你知道解放初期我是做什么的吗？我专干那敲骨吸髓的勾当。我是上海税务局局长，专跟有钱人过不去，上海和平饭店就是靠我收税收来的。那个外国老板实在交不起重税，只好以和平饭店抵账。为了收税当时得罪了不少人。有一次收到一封恐吓信，里面装着两颗子弹。信上说：‘你再这样干下去，小心自己的脑袋！’为了安全起见，组织上给我配了两个警卫员，整天跟在身后。那个时候我们真是一心为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当谈到蒙冤的问题时，他说：“这个国家没有法，我是申诉无门啊！”
七二年学部从干校迁回北京。我家因下去之前退掉了房子，被安排住在学部大院八号楼二层。这是一座筒子楼，过去是招待所。顾伯伯有家不能归，也同住在这一层楼上。这时，运动重点已转向清查“五一六”，人们忙着打派仗，顾不上他们这些“死老虎”。伯伯便利用这难得的安宁，开始着手他那庞大的探索研究。
这段时间是母亲与顾伯伯交往最多的阶段，几乎每晚都与他长谈。顾白天去北京图书馆收集资料、写读书笔记，晚上跟母亲谈他的思想。他说很喜欢这样的谈天，等于梳理思想。母亲常对他的一些精辟见解赞叹不已，称他是天才的思想家，每天都能“分泌”出精彩的思想。对他学问的评价：一是博，二是深。有时母亲不同意他的某些观点，于是两人争执不休，面红耳赤。甚至为某个字的读音也要辨清孰是孰非。不过，这些都只是学术之争，丝毫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
经过多年的痛苦思考，顾伯伯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形成一整套思想体系，其最大特点是具有前瞻性。这就是为什么在他故去几十年后的今天，人们读他的遗著，还会感到深受启迪。一次他对我们说：“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老农，面对大片金黄色的麦浪，只等开镰收割了。”写到这里，我的心一阵绞痛。我知道他有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花十年功夫对东、西方历史作一个彻底的比较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他甚至已经想好了将要写成的那本书的书名——《东西方哲学思想史》。遗憾的是上帝竟如此不照顾他，刚开始工作两年，病魔便无情地夺去了他的生命！
顾伯伯很注意跟上时代，站在学术最前沿。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须提及当时经济所图书馆馆长宗井滔先生（已故）。宗过去在中央研究院（经济所前身）就搞图书管理，懂好几国外文。他是个有心人，文革期间，其他单位图书馆大多陷于瘫痪，他却一直坚持购进国外最新图书、期刊，当中只断过一、两年。据我所知，顾伯伯最后两年读的书当中，历史学文献大部分来自北图；而经济学文献则大部分来自经济所图书馆。宗不断地进书，顾不断地读书，这种情景在文革期间极为罕见。可以这样说，顾伯伯当年能够及时了解并吸收六、七十年代西方经济学，宗井滔功不可没。
顾伯伯学术水平高，英文又好，所里一些勤奋好学的人在这期间常向他请教。他跟我们开玩笑说：“最近收了几个学生。”“牛鬼蛇神”收学生，文革期间也是个稀罕事。就我所知，他的得意门生是吴敬琏，其他人还有赵人伟、张曙光、林青松等，当然也包括我母亲。他跟这些人讨论问题，指导他们读书、翻译西方经济学论文，对提高他们的学术水平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七十年代初，我随父亲去兰州。为躲避上山下乡，考入甘肃省歌舞团拉小提琴。七三年因患肝炎回北京养病,这也是我跟顾伯伯接触最多的一段时间，每天晚饭后跟妈妈一起到顾伯伯那儿谈天是我们生活中最大的乐趣。
顾伯伯有时看到母亲和我非常亲密，说：“真羡慕你有这样一个好女儿。你们看上去不像是母女，倒像是姐妹。”母亲说：“我的教育比你成功，因为我从来不对孩子讲假话。自从咪咪懂事后，我把自己对各种事物的真实看法讲给她听。从镇压反革命到公私合营，从反右到大跃进、人民公社、直至文化大革命。我不仅把她当作孩子，还当作好朋友；而你过去只跟夫人讲真心话。在子女面前，两个人却统一口径，一律‘正面教育’。让他们‘听党的话，坚定不移地跟党走’。他们看到你多年来为‘党’所不容，视为异己，怎么能接受这个现实？又怎么能不背离你而去？恕我直言，你跟几个孩子的关系发展到今天，自己也要负一部分责任。”伯伯听了这番话陷入沉思，竟无言以对。现在看来，他当时那样做恐怕有难言之隐。作为多次挨整的人，对子女讲真心话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为了安全起见，只能心里想一套，嘴里说一套。这样的教育，再加上社会上强大的宣传攻势，孩子们对他产生误解就在所难免了。笔者认为，顾的家庭悲剧是那个时代造成的，他们全家每个人都深受其害。这不能具体怪谁。正如他所说：“是整个时代使然。”
那年我十九岁，还很不成熟，对伯伯的许多学术思想并不能真正理解。不过，在我眼里，他从来就不是什么“右派”、“牛鬼蛇神”，而是一位极有学问的师长。我常向他请教各种问题，大到国家大事，小到个人生活，每次都能得到清晰明确的答案，绝无模棱两可。用母亲的话来形容就是“clear cut”。一次他跟母亲开玩笑说：“咪咪已经把我当成她的‘忏悔神父’了。”
一天，伯伯问我有没有考虑过将来做什么。当时我正自学英语，同时漫无目的地浏览各种文科书籍。那个时候还没有考大学这一说，依我的初中文凭，没敢多想。于是回答：“想当小学教师。将来要是有机会，能翻译一、两本有价值的英文书介绍给中国读者，就很知足了。”他听了以后直摇头，说：“你给自己订的目标太低。有道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一个人所能取得的成就，绝不可能超过当初给自己制订的目标。所以订目标时一定得高标准，然后朝着这个目标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走到之后，再重新订一个更远的目标。人的生活要是没有目标，就没有中心，如同行尸走肉。”今天回想起这些话，虽然是对我的指点，实际上道出了他的人生观。他对自己就是这样要求的，也是这样做的。
那段时间，顾伯伯完全沉浸在学问当中，已经到达忘我的地步。他每天大量阅读，写读书笔记。每周读的书能开出一个长长的单子。不过，对于天才与勤奋的关系，他跟母亲的观点倒惊人地一致。谈到爱迪生，他说：“尽管爱迪生把成功归结为99%的汗水加1%的灵感，可是若没有那1%，他也就什么都不是了。”笔者认为，顾准是天才与勤奋的完美结合。他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有人说顾准恃才傲物，这倒不冤枉他。一次谈到“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语录时，他不无得意地说：“我的看法反其道而行之：‘骄傲使人进步，虚心使人落后。’”
我父亲跟顾伯伯也是好朋友。他是水电部高级工程师，七十年代初从水电部干校分配到兰州修造厂。厂里指派他做翻砂工，一干就是好几年。在那些年月里，他念念不忘自己的专业，每次回北京探亲，都要去王府井外文书店，购买大量国外最新技术资料（影印本）。父亲回来后，一家四口挤在一间12平方米的房子里，根本无法静下心来读书。他发现顾伯伯每天都去图书馆，就跟他商量能否借用一下他的地方，顾欣然应允。于是每天早上顾去北图，父亲去他的房间读书，晚上顾回来，父亲再把地方让出来。有时父亲买一些酒、肉、小菜请顾伯伯吃，跟他谈天说地。父亲在北京探亲一个月，看了一个月书，拉了一个月计算尺（那时还没有计算器，更谈不上计算机）。顾把这一切看在眼里，非常感慨，问我：“你将来是想做父亲那样的人呢，还是做母亲那样的人？”我跟母亲很谈得来，颇受她的影响，于是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想做母亲那样的人。”可他却说：“我看你还是做父亲那样的人更好。他们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国家建设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人材。”
顾伯伯告诫我：“读书不能死读。千万别以为凡是印成铅字、变成书的就是正确的。有些名人、伟人写的书照样有荒谬之处。读书得既钻得进去，又能拔得出来。自己站得高，才能看出书中的问题。”今天读过顾伯伯遗著的人都会发现：他做学问最大的特点就是独立思考，绝不盲从于任何人。
他还提醒我说：“你现在很努力，这很好。不过作为女人一生要过两关：结婚和生孩子。多数妇女结婚后就不再搞事业了，一心扑在家里。而生孩子后仍能坚持搞事业的，更是凤毛麟角。我希望你将来能够闯过这两关。”
一次他问起我对毛泽东的看法。我说：“别的不知道，单凭他解放后干的这些事，可以说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可伯伯却说：“你的看法不全面。依我看他这个人是年轻时的英才，晚年时的昏君。”接着解释道：“过去我们在解放区工作，有时对一些问题感到困惑，不知该怎么做。这时毛可能会写一篇文章，就此问题加以论述，往往令人茅塞顿开。你想想，当时那么多人跟着他闹革命，其中不乏具有真才实学的知识份子，他要是没两下子，别人也不会服他。可惜这个人只会打天下，却不懂国家建设，总是搞搞好，弄弄乱，搞搞好，弄弄乱……”
顾伯伯在思想上颇受基督教某些教义的影响，认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实现大同，“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他所奉行的座右铭是：“宁可天下人负我，勿让我负天下人。”正是本着这一原则，他对所有过去整过他、害过他的人，一律宽恕。母亲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圣经》中的那句话：“别人打了你的左脸，伸出右脸也让他打。”是奴隶主义哲学，不足取。她说：“我的观点针锋相对，即：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顾伯伯则争辩道：“人类社会正是因为有强烈的报复之心，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才总是争斗不已。如果大家都怀有宽容仁爱之心，这个世界会好得多。”对于他们的讨论，我感到非常有意思。顾伯伯随后借给我一本中英文对照的《新约全书》，建议我读一读。这本书是1962年他在北京东安市场旧书摊儿上淘到的，上面有他的签名。在他去世后作为纪念品留给了我，一直珍藏至今。
顾伯伯在谈天中，偶尔也回忆过去的一些经历。他讲述过这样一件事：刚解放时进驻上海，组织上分配一座小洋楼给他住。房主是个大资本家，解放前夕携全家逃走。他看到房子里有全套高级家具，感觉不妥，认为应当上交。他母亲多年一直过苦日子，不同意交。做为孝子，他心里很矛盾。为了说服母亲，甚至跪下了，解释道：组织上分配的只是住房，并不包括这些家具。最后，在他的坚持下，还是叫人把家具拉走了。走笔至此，不禁感慨万分。今天，很多共产党干部腐化了。顾伯伯当年的清廉与现在这些贪官污吏的所作所为简直有天壤之别。
还有一次他以开玩笑的口吻说：“你知道解放初期我是做什么的吗？我专干那敲骨吸髓的勾当。我是上海税务局局长，专跟有钱人过不去，上海和平饭店就是靠我收税收来的。那个外国老板实在交不起重税，只好以和平饭店抵账。为了收税当时得罪了不少人。有一次收到一封恐吓信，里面装着两颗子弹。信上说：‘你再这样干下去，小心自己的脑袋！’为了安全起见，组织上给我配了两个警卫员，整天跟在身后。那个时候我们真是一心为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当谈到蒙冤的问题时，他说：“这个国家没有法，我是申诉无门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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