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切献给党

我从前的家里每个人有自己的书架。我妈妈的书架上有一本精装本的《把一切献给党》。作者是吴运铎，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封面上自传中的男主人公面对镰刀斧头的旗帜高举右手在宣誓，扉页上有题词，祝贺我的妈妈加入共青团，希望她继续努力争取早日入党。贺词下的日期表明那是在她毕业后工作的第一年。

我问妈妈要求过入党吗，她说从来没有，因为她明白党不是象她那样家庭背景的人能入的。几十年以后临近她退休，党变得特别欢迎她那样出身的人加入。单位里动员她，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组织上的人说，“我，刀枪不入”。

见她不入共产党，就有朋友劝她入民主党。劝的人自嘲入一个吃喝玩乐党。由共产党出钱，大家在一起玩，有何不好？她笑笑说，你们热闹吧，我说了的，我刀枪不入。

我想起妈妈的时候，会想到她的刀枪不入。我常常地想，一个人要经过什么样的修炼才能够成就刀枪不入？

我的妈妈已经走完她的一生。我回首望去，试图分辨出她在人生旅途上起程时的样子。看到她从前的样子，见过她的刀枪不入，我便能想象她内心的经历。

怎么开始呢？用那首著名的诗开始吧。那个时候我妈妈和诗的朗诵者一个年纪。

        所有的，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

我妈妈不是少年布尔什维克，不至于那样飞扬地拥抱新生活。1949年解放军进入南京时，她在南京的中央大学附中住校念高中。

中大附中男女分班。女生穿布旗袍的校服，戴三角形的校徽，照规定剪清汤挂面式的短发。校服的颜色很难看，灰不灰黄不黄的，她们称之为黄狗皮。校服难看，但是必要，尤其在中大附中。国民政府的首都在南京，城里显贵云集。附中的女学生无论何种背景全体一袭布旗袍。进来校门便没有娇小姐，只有本分的学生。训育主任权力极大，学生头发稍哪怕有半个卷，直接就是一剪刀下去的命运。口红更是想都不要想的奢望，除非想要被开除。

校门紧闭，校外的反饥饿反内战与她们好似不相干。她们守着安静的课桌，生活的全部就是念书。数学国文，国文数学，偶尔捉弄一下讨厌的舍监。她们为各门功课用功，不偏科。在英文课上她们用英文名字，妈妈的名字是Lily，和她的中文名有一点谐音。自初中开始延续至大学毕业后的几年，书信她都用英文签名。她们看翻译小说，看英文小说，不看《红楼梦》。她们爱好莱坞明星。

妈妈的画画得很好，曾经想考美术学校，但外公不同意。应同学要求她照着美国电影画报画明星像，贴在宿舍里各人的床头。她说她画了好些张的嘉宝，费雯丽和英格丽·褒曼。我问过，中国的明星呢？她摇头。从前艺人的社会地位很低，而上海滩上电影女演员们的花边新闻也弄得这一拨清汤挂面的女学生清高。她说赵丹、周旋这些人在解放后才成了艺术家。她们当时，电影看归看，没有一个人要把胡蝶或者周旋挂在床前。在她们的心目里，好莱坞的明星才是真正的明星。我说你们够崇洋的。她也承认，又说这并不完全是崇洋造成的。

她们崇洋，但不象沪上的那些女生一味地崇洋，不会因为知道如何优雅地将黄油抹匀在面包片上而沾沾自喜。这一点应该归功她们的老师。她们的老师简直是痛心疾首地不断纠正她们的崇洋风气。英文老师说，芙萝伦婷这样的名字和中国的翠花没有区别。音乐老师讲，不要以为‘哎呀我的小妹送哥哥’是下流，因为‘you told me you love me’是和它一样的，可是前者的旋律却美很多。她们中间的少数人日后也许会进入那种权贵阶层的社交场合，她们的老师希望全体学生能够面对西洋不卑不亢，有中国人的格。

妈妈有一本中学毕业纪念册。 我从这本纪念册中同学的留言里得知她当时的形容。这是一本有点奇特的纪念册，从时间上看留言开始于1948年11月，结束于1949年7月，并且相当一部分的留言写在48年的冬天里。初冬并不是毕业的季节，是很多同学随家长撤离到台湾去。

匆匆分别的同学们并没有太多的离愁别绪，除了表达少年人的志向和祝愿，大多数人不识人间甘苦，想到的只是快乐。从前在一起时快乐，祝以后的日子快乐也一定会快乐，将来重逢肯定非常快乐。有一位直接出国了，写希望不久的将来家乡见。看不出来那是一整个民国即将灭顶的灾难时刻。她要好的朋友多数都走了，这些人以后没有重逢。

也有少数敏感悲观的同学，有人写魔鬼和荆棘。有一位写道，

让生命短促吧，否则羞辱会太长   -- XX谨录莎士比亚名言以赠

当时她觉得好笑，以后觉得可怕。预兆早就有，只不过当时她没有读懂。

她们对去留无所谓，谈不上没走的羡慕走的。外公决定留下来。外公说他才不会去那个小岛呢。班上不少同学的家长也作了同样的选择。三年前她们经历过一次告别，抗战胜利后告别四川。觉得这一次也没有什么不同，过几年大家就又见面了。

从纪念册里看，妈妈是个娇小的、艺术气质的学生。一众女同学成天圈在学校里看不见外面的世界，就一致看她是个艺术天才。她比同班同学年纪稍小一点，头发细软，外号古美人。大概温柔是她的第一特质，以至于这个词出现的频率最高。

她的第二特质是天真幼稚。一位同学评，“你还缺少生活的经验，你象一朵在阳光里的花朵，经不住风雨的。” 另有一位同学语重心长地告诉她，“你的稚气可爱使人难以忘怀，但是老成处事是必要的，同意吗？”。更有一位居然说，“我坚信你会听我的话去做一个好孩子的。”有分歧的是有人说她活泼，有人说她文静，也许她有时候活泼有时候文静。

她相当的害羞，有一点胆怯。她不主动说话，总等别人先向她开口。她习惯被羡慕。她有一个闺蜜圈子，有人在留言里表达插不进去的自卑和遗憾。

她同桌的一位，全班数学第一，外号叫老古董。她们刚刚开始对自己的人生有小小的打算，做绮丽的梦。有几位预备毕了业就嫁人，家里已经开始张罗。老古董决心一路读成女博士，计划大学之后放洋。多数人没有想那么远，只想按步就班地考进大学去。妈妈说她们那时只期待两件事的水到渠成，一是上大学，二是毕业后穿时髦衣裳，脱下黄狗皮一样的校服。

在留下的同学里，有几个人和她成为一生的朋友。有一个和她从幼儿园就开始同班，一直同班到高中毕业。两个人性格迥异，好一阵歹一阵的做同窗，钩小指头和好了无数回，不嫌丢人地写进毕业纪念。进大学她俩居然还是同学，但不同系。直到成了大学生，俩人才定下心来珍惜青梅竹马的友谊。她们俩的父亲也是一辈子的朋友。

还有一位是个军医的女儿，周末勤务兵就来学校扛小姐的衣服被子回家去洗。军医的女儿外号叫胖娃娃，白白胖胖的，性情随和。胖娃娃似乎喜欢妈妈的三哥。三哥后来出国去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留下的闺蜜们以后没有一个能够人生如意。

班里有一个同学信教，总躲在角落里查经。她们偏执地认为这个同学是因为家里没有能力供留洋才去跟洋牧师套近乎，很瞧不起她另找捷径。她们背地里叫她Rice Christian。文革时这个同学把圣经藏在米缸里，被红卫兵抄了出来。斗争会上这个同学说，因为她把圣经看得和粮食一样重要。得知消息妈妈和她的几位密友都沉默了。

附中的生活是清教徒式的。早晨这边她们进食堂，那边舍监一把锁锁死宿舍的门。晚自习之后她们才可以回到睡觉的房间。下午课后有一小段时间休息，她有时弹一点钢琴，有时画一点画。她还爱唱歌，是合唱团的成员，合唱团用的歌本封面是她设计的。学校里有个小池塘，她们找一根竹竿去钓鱼，就觉得很有野趣，很开心。我从纪念册里知道她会弹钢琴，向她问起，她说那是客厅里的玩意儿，会与不会，都不必当回事情。那个时候她们真的没有什么值得烦恼的。有个闺蜜是简·奥斯汀迷，把《傲慢与偏见》读了好多遍，学着书中的人物烦恼自己的鼻子不够挺，照着镜子捏鼻梁，想要有只英国小姐的鼻子。

时间到了一九四九年的春天，街上的法国梧桐树开始长新叶子，阳光洒落在树顶，在明亮的街上留下斑驳的树影。等到夏天浓荫蔽日，阴影的路面印一些太阳的光斑。校门里面的日子让她们感觉生活会永远都是这样的。

四月中旬时局已相当混乱，国民政府的撤离进入尾声。附中保持继续上课，真正做到了弦歌不缀。22日，南京成为不设防的空城。诺大的一个城，民国时代的风云人物只剩下一个还在城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23日夜晚百万雄师过大江。24日解放军从下关进入市区。

附中离下关不远，学校让学生回家去。解放军的队伍在街心整齐行进，她们在人行道上贴着墙根静静地走，各人走各人的，一同走过梧桐树下的中山北路。这是她第一次看见革命队伍。

妈妈说至少她本人没有见过居民敲锣打鼓地迎接解放军入城，但附中地下党校友回忆说那天学校让同学们到学校附近的挹江门一带欢迎解放军。看样子确有学生去欢迎，但是否校方安排的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那天学校让我妈妈回家去了。历史是胜者的抒怀，挹江门城楼现在是渡江胜利纪念馆的所在地。

城市在军管之下，回学校上课后不久，解放军的卡车开进学校大门。车上的人用喇叭向学生们唱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她们一拨人坐在操场边上冷冷地看，没有一个人响应。唱的人自己情绪高涨了一会儿，觉得没意思，车子就开走了。

但是很快地学校里开始有解放军来演讲，大家都明白了什么叫解放区，知道自己被解放了，还应该去解放别人。所有的，所有的日子都来了，新生活象江水一样涌进校门。

抗战期间为了躲避轰炸，妈妈的家从重庆搬到乡下，她去白沙镇上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附中念初中。她高中的死党朋友里有好几位是她在白沙的同学。相比较重庆白沙是个世外桃源，有个老师在音乐课上教《延安颂》。一群少女跟着位年青的男老师唱山头的塔影，月色里河边的流萤。她们热血沸腾地唱古老的城墙，唱抗战到底。

从前音乐老师没有讲过延安在哪里，现在她们知道了延安在解放区里。她们不觉得自己的生活暗无天日，晴朗的天也就对她们缺乏号召力。但是古老中国的美丽是她门在歌声中神往的，她们理解的解放区有宝塔的倒影映在月光下的河水里。那首初中里学到的歌这时候神奇地催化她们去接受新生活。

五月份，革命一词出现在她那本跨度八个月的临别赠言里，唯有一次：

我将与你与我以往的生活、朋友告别，而去迎接着这艰巨的革命潮流，此刻我的心绪的确很乱。最后希望你，把握时代的尖端，发挥潜在的力量。-- XX于附中离别前夜，49年5月18日

五月，政权易手不到一个月。这一位应该也是个把费雯丽挂在床头的女孩，她投身革命不是因为和某个地主有血海深仇，是少女对神一样突然降临的新理想的憧憬和冲动。她没做到义无反顾，不知道日后她是否成熟为一个坚强的革命者。也许她从一开始就表现的‘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使她终究无法成为那样的铁血斗士。

六月份，解放军来附中招西南服务团。妈妈的一个闺蜜报了名，把她也一起拉去。那一天清晨军队来人将报名的学生装上卡车准备出发，教导主任发现她站在车上大吃一惊。主任在车厢下仰头问她，你家里知道吗？她回答不知道。教导主任说，你不能去！

主任坚持要她下车，军队干部给教导主任讲革命道理。主任说，“那些我不管，她家里人不知道，她就不许去！”。

妈妈一生感恩她的教导主任。她说如果不是主任将她拦下，她早就出事了。她不在西南的大山里出事，也会在部队上出事，革命的队伍容不得她这样的人的。

二十年以后妈妈做了相同的事情。她追到南京火车站，把我的两个表姐从前往内蒙古的知青队伍里拖了出来。月台上锣鼓喧天红旗招展，众人欢送知识青年奔赴广阔天地。她在大庭广众中说，“我不管别的，你们的妈妈不知道，你们就不许去！”她说的话简直是当年教导主任的翻版。以后大家再谈起，讲她胆子够大的，光天化日之下破坏上山下乡。她不置可否。她的胆子是教导主任借她的。

我的猜测该不会有错。这位教导主任在她的纪念册里用毛笔书写一页临别赠言：

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教育家教学生，应该以此为究竟；自己教育自己，也应该以此为究竟。

在他的签名下，他郑重地加盖了一方红印。透过这方印我看到那个时代的老师。能遇到这样的老师，三生有幸。

西南服务团离开后，学校恢复平静，她们着手准备高考。解放区的天不能天天唱，严肃的东西开始登场。从小她们学的是三民主义，此时宣布改考新民主主义。这新的主义她们从前听都没听说过，一本《新民主主义论》发下来，全体都傻眼了。她们乖乖地坐下来，急着学会新主义。但要命的是这毛主席的书老师也是第一回读，新主义比较旧主义，老师在堂上手比足划，越说学生越糊涂。旧私塾给小孩启蒙时古文先背后讲，或者根本不讲，教小孩背熟了日后自己慢慢理解。在此关头能帮忙她们过这一道坎的，只有旧传统。早晨她们不背英文了，背新主义。

一个考生知道自己的强项弱项。考试那天早上，妈妈紧张地直打嗝。外婆准备了鸡蛋和蟹壳黄烧饼，但她没有了唾液无法吞咽。一个新的主义就这样加进来她的生活，以后左右了她的一生。

伴随着新主义还有更多的新思想，她那样衣食无忧的天真脑瓜，照单全收。周末从学校回家，饭桌上一顿丰盛的晚餐等着她，饭桌边她认真地向父母说，知道吗，不是你们把我养大的，是工农把我养大的。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哥哥姐姐这时已经全部离开家，家中只有三个人。外公闻言看看她，朝她笑笑，不作评论。外婆就象没有听见，只管瞧女儿吃饱喝足。外婆生了八个孩子，头尾间隔二十二年。儿女们长大的年月她家的饭桌上各种思潮都来造访过，潮涨潮落。她似懂非懂，见多不怪。这最末一潮虽然听上去邪乎，但她并不恼火。以她自己的话说，且等它自生自灭！后来妈妈明白了自己是多么的无礼，一再地和自己的孩子说这件事。她手里端着父母的饭碗对父母说我不是你们养的，她的爹爹看她一眼又朝她笑笑，一句话都不说。

1949年的南京在当下的一些怀旧文章里变得温情脉脉。写者徜徉在民国时代权贵们居家的颐和路上，看见往事里的蔷薇。我以为一位49年去了台湾的作家忆述得比较确切，他说那时候是政府抛弃人民，人民抛弃政府。这大概就是南京人不那么怀旧的缘故。渡江而来的队伍以一种新兴向上的面貌建立一个给人民希望的新政府，很快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妈妈已经在大学里。志愿军来学校招英文翻译，又一个她的同学拉她一起去参军。如果说上一回她是稀里糊涂地跳上卡车的，这一次她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她回家和爹爹商量，爹爹陪她去报名，成一条新闻报道出来。但是军队没有收她，给她的说法是考虑她的家庭情况，她不适合参军。她想想也对，她的哥哥们在美国，她不合适去打美帝。同学从朝鲜寄回军装照，她留在学校里继续用功。

大学毕业妈妈被分配到东北，她感到不公允，因为她是功课最好的学生。这是她人生里遇到的第一个不公，委屈憋在心里。她当时并不知道内幕，她还太缺少人生的经验。三十年后她得知真相，她只垂了一下眼睛。已经有太多的不公，不公已经成了天经地义。

妈妈很喜欢东北人直率热情的性格。冰天雪地里一个单薄的南方姑娘需要照顾，也被照顾得很好。她对东北的另一个印象是那里解放早，人民思想觉悟高。开会发言每个人都能说一套一套的革命道理，让她直感自己是从国民党老巢里来的，差距很大。她在那里入了团，学会了溜冰。她还认识了一个女孩，那个女孩告诉她自己的父母在长春围城时饿死了。

她在东北的第三年，外公向政府要求让女儿回南方。妈妈把自己全部的衣服和生活用品留给那个女孩，穿一件空心棉袄登上火车。她带回来一本《把一切献给党》。

妈妈回到江南的山青水秀中，在父母身边度过一段温馨恬静的闺阁时光。是这一段父母的垂爱，让我日后能为她感到一点宽慰。

可以讲她在家门以内是个小姐，但出了家门她是个求上进的青年。她不曾喜欢自己的工作，可她一辈子尽职尽责地工作，完全是良知使然。她毫无政治前景可言，却照样积极不误。不止她一个人，几乎她们那一辈的人，都是那么一个勤勉忘我的劲头。全力全心地工作，工资只能维持家庭温饱。从马克思理论里学到剩余价值，却没有人问自己的剩余价值都到哪里去了。我记忆里的妈妈是骑一辆墨绿色的26型女式自行车天天早出晚归的妈妈，我既没听过她弹琴，也没见过她画画。

1957年外公家的大铁门换作木门，铁门被送进炼铁炉子。十几年以后大木门改成小木门，那时候我们已经扫地出门在外，不知道原因。

改造院门只是一个折射，1949年以后革命者按照自己的信念对人民实施了一系列思想改造，直至改造出来一个文革。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三十年时间里，普通百姓对改造一词都耳熟能详。

在风云际会、何去何从的1949年我的外公选择了新政权。他对新时代充满期许，真心诚意地拥护政府的各项主张。我猜想他对于改造也是配合和担当的。他一生无党无派远离政治，由于他的声望，政府也不为难他。没有人听见过他评论思想改造，但是有人注意到他在1957年以后态度的变化。他在文革前离世，家人说幸好他走得早。虽然他的墓碑后来被红卫兵砸了，可他若是个唯物主义者应该不以为忤，不过我不知道他是还不是。

倒是我妈妈，还有她一起留下的高中同班们，还有她那一辈很多的人，全程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运动，接受了一波又一波的改造。前三十年要求她们爱党如父母，以后要求她们儿不嫌娘丑，她们都照要求去做。1980年代妈妈的六个附中同学恢复联系，每年春节聚会一次。她们已经是六个神情清朗的小老太婆，我从旁观看，难以辨认当年的小姐身影。每个人都符合妇女顶半边天的定义，应该都属于改造的合格品。她们不回忆少女时代，根本不提从前怎样。都是经受住了起落的人，个个豁达。

文革结束我进初中。电影院重映大型歌舞剧《东方红》，电影里人们打着腰鼓欢唱解放区的天。我记得当时有个第二次解放的说法。第一次解放的时候我妈妈是一个小姑娘，向父母说她是工农养活的。第二次解放时她认为这个提法首先就荒唐，但她那时还没有达到刀枪不入的境界。是第二次解放以后的十年里继续发生的一些事，最终帮她修成正果。

象我这样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了解文革反而是在文革结束之后。我零散地知道了家里过去遭遇的一些事情，但我不完全清楚，因为家人几乎不谈。

有一阵子报纸杂志上有很多回忆和控诉的文章，为数相当的作者是大小革命家们的子女，给人印象他们是最大的受害者。普通人没有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只有读文章的份。后来出现伤痕文学，多半为当年革命小将的直白控诉，还来不及反思。他们的作品在我上中学时是流行读物。用文学评论的八股腔调说，我和我的同学们从这些作品里得知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命运。

我妈妈她们那些人都不控诉，只闭紧嘴在记忆里掘个坑，把过往葬掉。后来我领悟到这是维持尊严的做法，也包含着一种透彻。

我的父亲很少和儿女交流，一整场的文化大革命，我只听他谈论过一句，“我们家这只小船总算划过来了，没有翻船。”很多年以后我才去猜这一句感叹背后的意思。年轻的时候我们只关心自己的感受，不以为父母也有想法。

我刚升进大二，父亲作为访问学者出国，也和他的家人团聚。

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我妈妈的三哥被省政府邀请回来参加记念活动。日程全满他只能在乱哄哄的饭局上和妹妹见面。他说，借一步说话，把妹妹带到门外。在门外他告诉妹妹我父亲不打算回国了，问她可知道？妈妈平静地回答，我猜到了。

我妈妈自己不愿意出国，她总讲出国是你们年轻人的事。但是她从来没有写信给我的父亲说“你给我回来！”，此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吧。

不久她收到父亲的一封信。父亲在信里向她解释自己的行为，论及他的信仰，请妈妈出国。念这封信，我相当地震撼。

妈妈最终叹了口气，去公安局申请护照。这是在她退休的前一年。

我和她一起准备行装。她从哥哥的书架上抽出一本《唐诗宋词解析》，朝我一笑，“这下我有闲工夫了。”她又抽出一套《三国演义》，看着书名她轻轻地说，“那个时候的人活得比较爽。”

她从自己的书架上取下毕业纪念册，我们一起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又读到那一句，让生命短促吧，否则羞辱会太长。妈妈把册子递给我，“送你了！”

然后她取了英文的《茵梦湖》和五线谱的《英文歌曲101首》，两本都是她高中时的书。

妈妈有只小木匣，收着她儿时的玩具，太不起眼，才劫后余生。她从里面拣出两只象牙雕的动物，给我一只象，让我把一只牛交给在北京的哥哥。木匣子里有一面铜镜和一只古人的胭脂盒。 她拈出来瞧瞧又放回去，“都是小姑娘的东西，你收着吧。”说着将一整只木匣推给我。

家里有好几本相册，她把自己从童年到结婚前的一册放进箱子里。她交代我，“以后你们走，各人把自己的相片带走。”

妈妈锁上箱子离开家，丢一双儿女在身后。她再也没能够回国。

出国几个月后妈妈在给我的信中谈到家里一位朋友在国外令人唏嘘的境况。我妈妈是个最普通的人，没有多少人认识她，她只对我一个人意义重大。和我妈妈不同，那一位的名字以前可以从媒体上听到。他本意希望人们遗忘他的，且将他的名字遗忘吧。他们夫妇，和我的父母，还有我知道的另一些他们那一辈的人，在他们人生将暮未暮的时候选择离开，是我一生无法释怀的。

我念大学的时候流行於梨华的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小说写早年台湾留学生在美国求学求生的故事。书中描述男主人公，两手空空的出来，拳头里攒着希望。可我的妈妈连希望都没有，她已经把一切都献给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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