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80年代末以来，由于广大干部和群众普遍滋长起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泽东时代社会风气的怀念之情，出版界也兴起了“毛泽东热”。有关毛泽东生平活动的各种题材的作品不断间世，其中有些生动地宣扬了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作风，再现了领袖的风采神韵，深受读者欢迎。然而在近年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如同产品成为名牌即有假冒，借“领袖热”谋利并不惜造假的现象也在文坛出现。有的人凭想象编造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活动和言论，并迎合人们的猎奇心理，专门杜撰“决策内幕”和生活“揭秘”。这类历史膺品，再经某些小报和“剪刀作者”、“复印机作者”以讹传讹，更是谬种广布。对此等造假和传讹之风，一些历史当事者和家属及社会上有识者，皆愤慨不已。为端正出版界风气，制止歪曲领袖现象的行为，亦应针对这类不正之风开展“打假”。
对领袖个人生活情节任意的杜撰
过去长时间里广大群众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私生活知之较少，“领袖热”兴起时人们的注目点首先对准此类问题。近年来，描写毛泽东个人生活的不少作品反映了过去人所鲜知的真情，如毛泽东爱吃红烧肉等趣闻一时脍炙人口。与此同时，对毛泽东婚姻生活的误传、编造和曲解却也随之而发。
1984年贺子珍去世后不久，就出现了一篇自称是“根据贺子珍生前口述”及其亲属和江西省委方志纯等领导人“所提供的大量材料写成的，’一个伟大的平凡的女性—贺子珍》。这篇纪实题材的作品描写了毛泽东的家庭生活，并以大量笔墨记述了贺子珍上庐山与毛泽东相见的情景。其中有彭德怀与毛泽东“争吵”被贺子珍在门外听到的场面，有毛泽东与贺子珍重逢的长篇对话，还有所谓毛泽东陪贺子珍在“明月”下观景并吟诗，以及所谓因康生告密江青赶到庐山来“大骂”，贺子珍被迫提前下山等。
应该承认作者的文才，文中毛泽东与贺子珍的言谈及表情写得绘声绘色、细致入微。此文一出，不少刊物小报将其作为信史转载，至今还有人在所编的书中收录此段描写。然而当时笔者即感到文中所写与史实不符，1985年夏天为此专门访问过到京开会的方志纯。方志纯作，1959年陪贺子珍上庐山见毛泽东的当事者，说明此文严重虚假。毛泽东事先间过方志纯有关贺子珍的情况后，决定由方安排这次会见。除方志纯、朱旦华夫妇和杨尚奎、水静夫妇以及个别卫士外，并无他人知情。会见只有一个多小时，贺子珍心情悲伤，根本没有什么赏月吟诗的雅兴。至于彭德怀在场、康生发现后告密、江青上山大闹等情节，都系凭想象编造。对此，1992年水静在《家庭》杂志发表了题为《我陪贺子珍上庐山见毛泽东》的回忆录，也澄清了这一事实。 来自 海疆在线
在此书中，对毛泽东与贺子珍关系的其它一些描写及毛泽东家庭其他成员的介绍，也有许多违反事实之处。如描1949年10月1日贺子珍在广播里听到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中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顿时发病，“全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她却在这一刻倒下过了……”，事实是，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未讲此话，只是在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讲过“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5页)。近年来一些书籍、文章及电视台的介绍，也在此犯了史实错误。至于贺子珍听到广播中毛泽东的声音发病，是1954年的事。近年来描写毛泽东与江青关系的作品也有不少，其中亦有许多不实。例如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合后的所谓“约法三章”，粉碎“四人帮”后即有一些传闻前一时期台湾刊物登载所谓国民党军攻占延安时缴获的“王若飞日记”(只是公布其内容而非“原件”手迹)，里面记录了这样的“约法三章”：
“第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要求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年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对于这个“约法三章”，不仅国内一些小报登载，《毛泽东之谜》等书还不加说明地将其作为信史叙述。笔者根据对当事人的采访及考证，证明这个所谓“王若飞日记”内容全不可信。1938年末毛泽东与江青结合虽然确在党内一些领导中引起反对意见，然而这确实是党中央认可的“结婚”。此后江青的名份已是毛泽东的夫人，决不是所谓“负责照料，生活起居”。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根据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观念和党内干部婚姻问题上已形成的准则，也不可能允许这种不伦不类、封建家庭通房丫头式的“不能以夫人自居”的“照料生活”者与领导者公开同居。
近年孙晓、陈志斌写的所谓战史文学“三级跳”之一《东方的落日》，也以相当多的篇幅编造所谓毛泽东与江青的生活细节，其中还包括许多私房话，如让江青抱怨自己多年“连个名分都没有”，又如何受丈夫安慰。书中还称“江青对叶剑英的印象一直不错”，中央开会讨论毛泽东与江青“热恋”问题时，“叶剑英发表了相反的意见，他认为，毛泽东的个人生活确实需要有人照顾，江青应该留下。”别的且不论，从史实看此说即纯系谣言。熟悉抗战史的同志都知道，毛泽东与江青结合时叶剑英根本不在延安，而是在国统区从事统战工作，也根本未参加过这种会。 来自 海疆在线
更有甚者，某些作者还以自己的封建观念来编造毛泽东的言行。如《中国妇女》杂志上一篇文章描写毛泽东收养侄儿毛远新时，竟编造毛泽东的话称“这是毛家的一条根，我得留下。”毛远新的生母朱旦华已经对此公开辟谣。还有的作品描写毛岸英时，也把毛泽东描写得类似封建家长对嫡长子寄予厚望，一也是极为荒谬的。
由于历史的进步，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生活状况已经可以公开报道。不过，即使是描写普遍公民的生活，随意编造或踌播谣言诽谤他人，都是法制国家所不能允许的。对于那种凭自己想象随意编造领袖或名人的生活细节以哗众取宠和谋利的行为，当然必须严禁，某些情况下还应追究责任。
凭想象编造领袖活动之谬
近年来一些书籍和文章描写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政治军事活动时，也出现大量凭想象编造以至谬误层出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作者对这些问题无知，却又偏要成书。这种胡编乱造不仅是创作上不负责任，还容易出现政治性错误。
毛泽东的军事决策过程，近年来也成为人们关心的热点。“黑雪—出兵朝鲜纪实”、《喜玛拉雅山的雪—中印战争实录》和《冰点下的对峙—— 1963-1969年中苏边界之战实录》等书即就此大作文章。其实，《黑雪》的大量描写只是小说式的虚构。至于后两本所谓“实录”，其对中印边界反击战和中苏边界冲突中决策过程的描写不仅是凭空编造，作者还将自己因缺乏地理、历史和民族、外交等方面的知识所造成的大量错谬加在其编造的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话中，以致书中所谓领导人的言谈中违反历史常识的谬误百出。在涉及严肃的外交、民族和领土问题上如此胡乱编造，是很不负责的表现，严格讲来对领袖人物的形象也是一种裹读。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及中苏关系的问题，近年来也成为描写毛泽东的作品中的一个热点，在这方面由干讹传也造成了假史料传播。赫鲁晓夫回忆录包括《最后的遗言里面确实披露了一些过去人们不知的历史情况，但是这一回忆是作者七十几岁时只凭自己的记忆口述整理而成的。由于他的偏见和记忆错误，回忆录中一些内容并不合乎历史。如书中赫鲁晓夫称毛泽东在1949年不肯解放上海，曾“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不要拿下这个城市”，还解释说“那里有600万人口，要是占领上海，我们就得给这些人吃的”。这些与解放战争的历史显然不符。有的作品不加考证地将这段回忆当信史引用，这种传谣在社会影响上同样也起了造假的作用。
近几年的作品中不仅对毛泽东的描写有许多失实之处，对周恩来等人的描写也同样。例如有一则关于周恩来逝世时联合国如何反应的消息，在国内一些书刊、小报甚至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都作为信史引用。其中说1976年周恩来去世时，“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雅尔”发言要各国代表起来哀悼，并间哪一个国家领导人“能只有一位夫人”等。熟悉现代国际知识的人，一看便知其假。因为在周恩来去世时联合国的秘书长根本不是德奎利雅尔，而是瓦尔德海姆。至于世界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终身只有一位夫人者，也为数众多。西方国家竟选时，在生活上有丑闻者、曾经离过婚者往往很难当选。尽管引用这一内容的主观愿望是称颂周恩来廉洁朴素的生活作风，其效果也会使假历史传播。
毛泽东当年有一句名言“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可是近年来一些大写历史题材的作者既未认真研究过历史，又不下功夫去调查研究，只是靠蜻蜓点水式的采访或干脆闭门虚构猎奇，以吸引读者。这里充分暴露了作者的无知、懒惰和写作中的庸俗化倾向。前几年出版的林青山所写的《林彪传》，作者连林彪在井冈山的红四军任职这一党史基本知识都不清楚，将林彪写成鄂豫皖即大别山的红四军成员，而这厚达两大部的《林彪传》却以庸俗编造吸引买者，书中甚至出现了大段林彪与叶群的“床上戏”描写。如此之行，令人浩叹!当今仍沿用过去枯燥说教式的写法固不可取，作者确应该注意大众的喜好，但是也不应迎合或助长某些读者的低级趣味。为对历史、对出版事业负责，对那些没有调查研究、靠胡编滥造惑众的作品，应坚决批驳，决不能听之任之。
“剪刀作者”和“复印机作者”的推波助澜
一些编造领袖人物活动的造假之作泛滥，近年来社会上兴起的一批“剪刀作者”、“复印机作者”所“编”之书刊，亦起了推波助澜、促其传播的作用。
前些年文坛论及收入时有人称“写书不如编书，编书不如出书”。、“毛泽东热”之后，编领袖人物的书也成风潮。不能否认一些编者在资料整理上的努力和作用，可是相当大一批编者却是以出书谋利为目的，只是将他人已出版的作品现成取来，自己如幼儿搭积木一般进行组合，加一题目即可成书。如今书摊上观之，所编有关毛泽东的书有相当大一部分属抄来抄去，内容雷同。这不仅是信息浪费，许多还系翻窃他人著作的违法行为，因为不少“编”者卖书获利后，非但不向其所收录内容的原作者付酬，甚至不告之。
过去均言文坛抄袭可恶，毕竟还是费力“抄”了一遍。如今技术手段进步，许多编者列窃他人之作，已不费笔力，用剪刀、复印机即可。一些编者之名纯属子虚，出版单位之称亦冒用他名或纯粹“莫须有”。此类编者和出版者，又专门喜好猎奇式地编造领袖人物活动之作。一些小报、杂志的编辑也贤愚不辨、真假难分，登载一些貌似情节生动、实则虚假充斥的所谓“历史揭秘”。
例如题为“纪实”的《黑雪》中描写毛泽东、周恩来在出兵前的决策，特别是斯大林、周恩来“莫斯科会谈”一章，本系小说虚构，历史上也无此莫斯科会谈。一些小报、杂志却将其当成信史转载，山东大学出版的《周恩来的外交艺术》一书，还将其引为史实根据，如此以讹传讹，竟以假当真了!
在所谓战史系列“三级跳”中的《喜玛拉雅山的雪》中，还有大篇对“毛泽东主持”决定对印反击的“西山军事会议”的描写。其内容纯属杜撰，所编出的大段国家领导人讲话更把中印边界的历史、现状和军事形势讲错。一些小报和非法印刷品对此却大感兴趣，转载或翻印这一历史上子虚乌有的会议“内幕”。正所谓“铜钟弃毁，瓦釜雷鸣”，如同生产、流通领域的假冒伪劣产品冲击优质产品一样，文坛上造假之作盛行，也使许多人认假历史为真。
今年春天，出席全国人大会议的一些代表严厉诸责了文坛乱写、乱出有关领袖人物作品的歪风，随之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新闻出版管理部门以前也查禁过有严重错误的作品，如《雪白血红》、《喜玛拉雅山的雪》等书。不过因法纪在某些时候执行不严，图书市场秩序未完善，加之前一段文化领域正常的批评开展不力，非法出版、造假等歪风仍未能很好遏制。有的以“纪实”、“实录”之名造假者面对有实据之批评，还以理亏气壮的态度反诬别人不通文学。其实，查文学辞典，对纪实、实录的注明均为对真实情况的记述，不能允许虚构，而此类作品之封页简介又均有“史料翔实”等自诩。在兜售作品时自吹如何真实，遇到别人据实批评又以自编的“文学理论”声称可以虚构，岂非逻辑不通、自相矛盾?联想在拜金主义影响下，一些造伪劣产品的厂商大作吹嘘得天花乱坠的广告，一旦被戳穿即蛮不讲理地强辩，这等行径也就不足为奇。不过观此歪风，也可使人看到文坛上的一些作派同样到了可悲可叹的程度!
在公开出版的作品中描写毛泽东的活动，是一项严肃的事情。坚决剔除描写和宣传毛泽东中的一切不实，是真实地再现毛泽东形象的需要，也是人民的要求和忠于历史的正直作者的责任。打击假丑恶，才能扶持真善美，在文化领域也开展“打假”，才能保证创作和出版的健康风气，为广大读者提供真正优质的精神产品。来自 海疆在线
请阅读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