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波电台”到“珍宝岛” 中苏关系破裂
中苏关系在50年代初期非常密切。但是1956年苏共20大以后，特别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中苏两国所处的国际地位不同，对国际战略格局和国际共运的一些方面的认识产生了一些分歧，苏联企图将中国拉入其“美苏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全球战略，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染指中国国家主权，导致了中苏关系从友好到恶化的转变。
1958年4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希望由中苏共同建造一座大功率的长波电台，以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信中还具体提出，建造电台的费用由苏联出大部分，中国出小部分。虽然中国对这种军事设施也有需要，但因为事关国家主权，中方在对苏方提议表示同意的同时，提出费用由中国全部承担，欢迎苏联提供技术帮助，建成后可由两国共同使用，并建议两国政府就此签订一项协议。但是，苏联对中国政府的意见没有重视，仍然坚持共建、共管和共同拥有。
长波电台问题尚未结束，苏联又向中国提出建立共同潜艇舰队的问题。当时在中国海军工作的苏联海军专家不断向中国谈到现代海军舰艇发展趋向，并建议中方向苏方订购新的海军装备。考虑到苏方的建议和意见，中方于1958年6月28日向苏联方面提出，希望苏联在中国海军建设方面给予中国新技术的帮助。后来，赫鲁晓夫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中国方面表示，希望同中国商议建立一支共同的潜艇舰队。毛泽东听后当即表示：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
毛泽东将中方的不满和意见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转告苏方。毛泽东告诉尤金：“你们帮助我们建海军嘛！”“为什么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这是个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毛泽东非常坦率地向尤金表达了他多年来对苏联的积怨和对苏联两个建议的强烈不满。
尤金立即向赫鲁晓夫汇报了毛泽东的不满和愤怒。1958年7月31日，赫鲁晓夫匆匆来到北京，就“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之事向毛泽东解释。他推脱说关于长波电台的问题是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提出的，没有经过苏共政治局的讨论。赫鲁晓夫在看到中国领导人在主权问题上的坚定态度以后，同意由中国人自己搞，苏联可以提供贷款帮助，所有权是中国的。至于联合舰队问题，赫鲁晓夫说，这是因为尤金大使传达错误而造成的误会。围绕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所发生的争执，给中苏关系投下了阴影。
由于中国和苏联所处的国际地位不同，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两国在对国际格局的认识，以及外交战略，特别是对美政策上出现了一些分歧。如苏联热衷于推行美苏合作，主宰并维护世界和平；而中国仍然面临着来自美国的敌视和威胁，反对美国的威胁仍然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项主要任务。苏联希望把中国纳入到苏联的全球战略中，而中国在外交上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原则，这样在双边关系上就存在着控制和反控制的矛盾。
如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指责中国1958年炮击金门，教训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的稳定性”，埋怨中国给苏联“制造了困难，”说什么“美国支持蒋介石，我们宣布支持你们，这样就造成了大战前的气氛”。他甚至暗示中国可以策略性地让台湾独立，以便“创造一切条件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根绝战争”。在遭到中方的拒绝后，赫鲁晓夫污蔑中国“象公鸡好斗一样热衷于战争”。
又如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夕，中印边界发生了印度挑起的第一次边界武装冲突。此前，中国政府多次向苏联通报说明中印边界分歧的状况和事实。但是，苏联不顾事实真相，更不顾中国政府的劝阻和多次解释，匆匆于9月9日发表了“塔斯社声明”，声称这一事件“令人痛心”，对中印边界冲突笼统地表示“遗憾”。这一貌似中立，实则批评中国，偏袒印度的声明，将中苏分歧公开。通过这样的作法，苏联在向世界表明，更是向美国表明，苏联不同意中国在重大外交事务上的立场和政策。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明确认为，苏联正在执行一条“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总路线。
苏联在对外政策中为了追求苏美平起平坐，一方面不断宣传其强大的“火箭——核盾牌”不仅保障着苏联的安全；另一方面却违背诺言，撕毁合同，拒绝帮助中国发展核力量。并于1963年7月25日与美国和英国签署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即部分核禁试条约，企图阻止中国建立自己核力量。
在中国拒绝苏联将中国拉入其战略计划后，苏联采取了一系列恶化两国关系的步骤，恶化双边关系，以期压中国屈从苏联的压力：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招回苏联在华专家，并中止按协定应派来中国的大批专家。中方复照苏联政府表示，苏联的决定无论从法律上、道义上和政治上说，都是无法辩解的，违背了两国政府的协议和合同，更何况中苏之间曾签署的同盟条约明确规定，“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复照表示希望苏联重新考虑并改变招回专家的计划，表示愿意挽留在华工作尚未期满的全部苏联专家。但是，苏联以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回了在中国帮助工作的1390名苏联专家，撕毁了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2个协定和两国科学院签订的1个议定书以及340多份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00多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
由于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国防、经济、文化和科技研究等部门的250多个企事业单位担负着重要的任务，他们撤走时带走了所有的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给中国建设急需要的设备，使中国一些重大的设计和科研项目中途停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一些正在实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产。苏联专家的突然撤走，不仅使中国的经济建设受到严重的损失，而且使中苏关系受到严重的伤害。
苏中央主席团和苏共中央全会1964年10月召开会议，解除赫鲁晓夫党内外一切职务。中央研究决定派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率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活动，探询改善中苏关系的可能性。但是，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醉醺醺地对着周恩来和贺龙嚷道：“不要让让任何鬼来扰乱我们的关系。”“不要在政治上耍魔术，不要让任何的毛，任何赫鲁晓夫再妨碍我们。”“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现在你们该把毛泽东搞下台了。中国代表团不得不立即离开了大厅，并于第二天向苏方提出了抗议。虽然勃列日涅夫以苏共中央的名义就马利诺夫斯基所为向中国代表团表示道歉，但是，苏联新领导人表示，在同中国共产党的分歧方面，他们与赫鲁晓夫是完全一致的，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议。中国利用苏联领导人更迭之机改善双边和两党关系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中国改善中苏关系的努力遭到拒绝后，中国认为勃列日涅夫为代表的苏联新领导人执行了一条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不仅原定的中苏双边边界谈判没有恢复，中苏之间的边界冲突进一步增加。如从中苏第一次边界冲突到勃列日涅夫上台的1964年10月，中苏间发生边界纠纷1000余起。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边界冲突不断增加，规模也不断扩大，从1964年10月到1969年3月共发生4189起，其中，由苏联挑起的珍宝岛事件是规模最大的武装冲突，它不仅对中苏关系，而且对整个中国外交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珍宝岛是中苏界河乌苏里江中的一个小岛，原本是乌苏里江中国一侧江岸的一部分，后因江水冲刷成为岛屿，枯水期仍与中国江岸相联。根据国际法和中苏1964年边界谈判时所达成的协议，处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无可争议地属于中国，而且它一直处于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的管辖之下。在苏联一次次在中苏边界挑起武装冲突，特别是在乌苏里挑起流血事件不断升级的背景下，终于在1969年3月2日和15日两次派出包括装甲车和坦克在内的重武器，侵入珍宝岛，突袭正在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部队，并向中国境内纵深进行炮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还击，击退了苏军的挑衅。“珍宝岛事件”是苏联对中国威胁的升级，中国在谴责和抗议苏联对中国的挑衅的同时，不得不认真对待苏联对中国的严重威胁，并考虑对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
苏联在“珍宝岛事件”中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却没有获得任何领土进展。1969年8月13日，苏联在中苏边界的西段，中国新疆裕民县的铁列克提地区出动300多人，在两架直升机和数十辆坦克的掩护下对一支23人的中国边防巡逻队发动突然袭击，造成中方边防队21人当场死亡，2人受重伤。
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首都机场会见了参加胡志明葬礼，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为了避免边界冲突，两国总理在会晤中确定了四项原则：（1）维持边界现状；（2）避免武装冲突；（3）在有争议的地区，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4）双方发生争论时，由边防部门联系解决。
但是，中苏政府首脑的北京首都机场会晤并没有使双边关系得到实质的改善，中国领导人不得不把苏联对中国的侵略当作一种现实的政治加以考虑。为对付这种现实的威胁，中国开始调整外交战略，中国外交也就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张清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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