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程永明《天皇裕仁传》的时候，“日本军国主义”一词经常从我脑海里蹦出来。这个词专门用来概括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之间的日本体制，中国人耳熟能详，不过，提起“军国主义”的具体内容和症状，又不甚了了。也难怪，近代日本太奇葩了。
首先，它三权不分立，首相非民选，肯定不算英美式的宪政制度。。当时的日本，别说内阁和军部对立，军部本身也有陆海之争，甚至陆军、海军各自也内斗激烈。体现在政治上，日本内阁的倒台率堪称世界第一，东条英机够牛了吧，也才当了3年多首相，终因战事糜烂下台。和德国、意大利式的法西斯制度不同，在日本是找不到“最终责任人”的，用丸山真男的话说，这是“无责任体制”，政出多门、朝令夕改的情况屡见不鲜。
正因如此，关于战争罪责至今是一笔糊涂账——谁都有份，谁又都不是拍板者。例如松井石根，因纵容南京大屠杀战后被判绞刑，实际上松井患肺结核未指挥南京战役，论直接责任，当属身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朝香宫鸠彦。但他是裕仁叔父，战后皇族均未被审判，反倒是松井成了替罪羊。日本国内颇有为之叫屈的。
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就更模糊了。举凡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太平洋战争，均非裕仁下令。并且裕仁高寿，战后又做了30多年“虚君”，给后人造成了他一直是枚“橡皮图章”的印象，无论臣僚做什么决策，哪怕内心反对，也只能盖章。
真相不是这样的。确实，历史上大多数天皇没有实权。德川幕府统治年间，日本政治中心是江户，天皇作为权力象征幽居于京都，受严格控制，史称“不践寸土”。直至德川末期，维新志士为扳倒幕府，刻意抬高天皇的权威。为此，他们建构了“万世一系”的神话，称天皇乃天照大神的直系后代，拥有统治日本的绝对正统性。
1889年，伊藤博文以普鲁士模宪法为模板，制定了明治宪法。开宗明义第一章即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明治宪法把国家主权内置于皇权，与斩断君权神授的英美宪政背道而驰，史学家祢津正志称作“神敕主权”。造神运动自明治时代起，至裕仁登基，已深入人心。天皇是“现人神”，供国民膜拜、追随。据说抗战中调查日俘，结果显示对上级不满的甚多，对天皇则百分之百崇仰。
为加强中央集权，特别是为压制议会，明治宪法还规定“天皇统率陆海军”。这样一来，军部和内阁分别隶属于天皇，后者不仅管不住前者，而且按照“陆、海军大臣由现役武官充任”的惯例，还要被牵着鼻子走。祸患自此埋下。
明治时代，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元老既是天皇重臣，又是军内大佬，尚能主导局势。随着元老凋零，尤其是山县因在裕仁婚事中作梗而失势，至裕仁上台仅存西园寺公望一位元老。加之裕仁从小被当作军人培养，由乃木希典等宿将灌输了一大套军人思维。他学得也很不赖，做皇太子时游历欧洲，曾与英国国王畅谈一战。登基后裕仁频频视察军队，戎装照经常登上大众传媒，一副“陆军天皇”的形象。
在“战神”天皇的统治下，军部势力崛起，把日本硬生生地拽入无边战火。那为什么很难找到天皇发动战争的直接证据呢？一方面日本并非独裁国家，天皇不像希特勒、斯大林那样能牢牢地掌控政权，他的权威既然由包括军部在内的势力所奠定，就必须与之分享。另一方面，皇室能在有名无实中征绵延千年，必然有两把刷子。那就是“帝王学”。
日本的帝王学幽深复杂，精髓则与中国的黄老学一致，讲究“无为而无不为”。表面上君主清静无为，但通过奖惩等手段，不动声色地驾驭臣子。换言之，帝王学就是成功学，教人满足私欲却而无需负相应责任。这和韦伯马克斯•韦伯的“责任伦理”截然相反，属现代政治文明的反面。近现代日本的“无责任体制”，看来是有观念基础的，何况天皇是“现人神”，而神怎么可能犯错呢，又怎能为人类的错误负责呢？
裕仁无疑深谙帝王学。程永明举了个典型例子，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裕仁主动提议免去闲院宫的陆军参谋总长和伏见宫的海军军令部总长职务，使皇族免于罪责。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果然放过了皇族，反而是偷袭珍珠港前已倒台的近卫文麿畏罪自杀。难怪很多人嘲笑他是“日本第一蠢人”。
不过，再高明的掩盖也会留下蛛丝马迹。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发动的，裕仁以最高统帅的身份发表敕语表彰关东军，并追认擅自越境的驻朝日军为合法。时任驻朝鲜军司令林铣十郎后来还做过几个月首相，足见裕仁对这位“越境将军”的态度。得到天皇默许的军部有恃无恐，炮制了各种“事变”，反正只要能成功，天皇都会承认。这也让发生事变就指示“不扩大”的内阁里外不是人——国内舆论指责内阁软弱，国际舆论指责内阁和军部唱红白脸，阴险狡诈。
这套东方权谋哄不住中国人，也未必哄得住欧美人——别忘了，人家也有马基雅维利主义。二战结束之初，美国有意彻底废除天皇制，或至少迫使裕仁退位，但冷战来临，美国改变战略，决定保存天皇，也不追究皇族责任。
首先，它三权不分立，首相非民选，肯定不算英美式的宪政制度。。当时的日本，别说内阁和军部对立，军部本身也有陆海之争，甚至陆军、海军各自也内斗激烈。体现在政治上，日本内阁的倒台率堪称世界第一，东条英机够牛了吧，也才当了3年多首相，终因战事糜烂下台。和德国、意大利式的法西斯制度不同，在日本是找不到“最终责任人”的，用丸山真男的话说，这是“无责任体制”，政出多门、朝令夕改的情况屡见不鲜。
正因如此，关于战争罪责至今是一笔糊涂账——谁都有份，谁又都不是拍板者。例如松井石根，因纵容南京大屠杀战后被判绞刑，实际上松井患肺结核未指挥南京战役，论直接责任，当属身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朝香宫鸠彦。但他是裕仁叔父，战后皇族均未被审判，反倒是松井成了替罪羊。日本国内颇有为之叫屈的。
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就更模糊了。举凡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太平洋战争，均非裕仁下令。并且裕仁高寿，战后又做了30多年“虚君”，给后人造成了他一直是枚“橡皮图章”的印象，无论臣僚做什么决策，哪怕内心反对，也只能盖章。
真相不是这样的。确实，历史上大多数天皇没有实权。德川幕府统治年间，日本政治中心是江户，天皇作为权力象征幽居于京都，受严格控制，史称“不践寸土”。直至德川末期，维新志士为扳倒幕府，刻意抬高天皇的权威。为此，他们建构了“万世一系”的神话，称天皇乃天照大神的直系后代，拥有统治日本的绝对正统性。
1889年，伊藤博文以普鲁士模宪法为模板，制定了明治宪法。开宗明义第一章即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明治宪法把国家主权内置于皇权，与斩断君权神授的英美宪政背道而驰，史学家祢津正志称作“神敕主权”。造神运动自明治时代起，至裕仁登基，已深入人心。天皇是“现人神”，供国民膜拜、追随。据说抗战中调查日俘，结果显示对上级不满的甚多，对天皇则百分之百崇仰。
为加强中央集权，特别是为压制议会，明治宪法还规定“天皇统率陆海军”。这样一来，军部和内阁分别隶属于天皇，后者不仅管不住前者，而且按照“陆、海军大臣由现役武官充任”的惯例，还要被牵着鼻子走。祸患自此埋下。
明治时代，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元老既是天皇重臣，又是军内大佬，尚能主导局势。随着元老凋零，尤其是山县因在裕仁婚事中作梗而失势，至裕仁上台仅存西园寺公望一位元老。加之裕仁从小被当作军人培养，由乃木希典等宿将灌输了一大套军人思维。他学得也很不赖，做皇太子时游历欧洲，曾与英国国王畅谈一战。登基后裕仁频频视察军队，戎装照经常登上大众传媒，一副“陆军天皇”的形象。
在“战神”天皇的统治下，军部势力崛起，把日本硬生生地拽入无边战火。那为什么很难找到天皇发动战争的直接证据呢？一方面日本并非独裁国家，天皇不像希特勒、斯大林那样能牢牢地掌控政权，他的权威既然由包括军部在内的势力所奠定，就必须与之分享。另一方面，皇室能在有名无实中征绵延千年，必然有两把刷子。那就是“帝王学”。
日本的帝王学幽深复杂，精髓则与中国的黄老学一致，讲究“无为而无不为”。表面上君主清静无为，但通过奖惩等手段，不动声色地驾驭臣子。换言之，帝王学就是成功学，教人满足私欲却而无需负相应责任。这和韦伯马克斯•韦伯的“责任伦理”截然相反，属现代政治文明的反面。近现代日本的“无责任体制”，看来是有观念基础的，何况天皇是“现人神”，而神怎么可能犯错呢，又怎能为人类的错误负责呢？
裕仁无疑深谙帝王学。程永明举了个典型例子，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裕仁主动提议免去闲院宫的陆军参谋总长和伏见宫的海军军令部总长职务，使皇族免于罪责。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果然放过了皇族，反而是偷袭珍珠港前已倒台的近卫文麿畏罪自杀。难怪很多人嘲笑他是“日本第一蠢人”。
不过，再高明的掩盖也会留下蛛丝马迹。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发动的，裕仁以最高统帅的身份发表敕语表彰关东军，并追认擅自越境的驻朝日军为合法。时任驻朝鲜军司令林铣十郎后来还做过几个月首相，足见裕仁对这位“越境将军”的态度。得到天皇默许的军部有恃无恐，炮制了各种“事变”，反正只要能成功，天皇都会承认。这也让发生事变就指示“不扩大”的内阁里外不是人——国内舆论指责内阁软弱，国际舆论指责内阁和军部唱红白脸，阴险狡诈。
这套东方权谋哄不住中国人，也未必哄得住欧美人——别忘了，人家也有马基雅维利主义。二战结束之初，美国有意彻底废除天皇制，或至少迫使裕仁退位，但冷战来临，美国改变战略，决定保存天皇，也不追究皇族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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