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吴晗画传》，作者：王宏志 金若年，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江青和吴晗本来没有接触。有一次毛泽东请吴晗吃狗肉，江青也在场。席间，毛泽东和吴晗谈论历史，谈得很热烈。江青不懂，也凑上来插嘴。吴晗指出她说的不对，江青立即满面怒容，但在毛泽东面前也不好讲什么。后来，在《海瑞罢官》彩排时，江青看了几次，很不以为然。1962年，江青找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正副部长，别有用心地提出要批《海瑞罢官》，她耸人听闻地说：“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几位部长没有理她。1964年下半年江青亲自出面，在北京找人写批判《海瑞罢官
》的文章，没有得逞。她就于1965年春，得到毛泽东允许，到上海找老搭档张春桥组织人写，决定由姚文元执笔。这时周恩来也听到江青一伙准备批《海瑞罢官》的消息。
尽管吴晗已在当天得知《文汇报》发表了批他的文章，他并没有在意，第二天照样外出开会。回来时，他和往常一样回家先去西屋书房，翻阅当天报纸。吴晗刚在书桌前坐下，袁震匆匆走进来，她脸色煞白，用手指着书桌上那张头天的《文汇报》，呆了片刻，一言未发就走了。吴晗拿起报纸，一排黑字大标题赫然入目：《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署名姚文元。吴晗迅速看了一遍，发现这篇文章断章取义，牵强附会，蛮不讲理，读了令人气愤。他本不想去同这种小人计较，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不得不认真再看一遍，发现文章最后武断地定下调子：《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
一天散会后，周恩来请吴晗同乘车，对他诚挚地说：“吴老晗（这是周总理对吴晗的亲昵称呼），有人说你写《海瑞罢官》有影射。”吴晗忙说：“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周恩来说：“那你打个报告，说明一下好了。”吴晗回去立即写了报告，谈《海瑞罢官》写作的前前后后和用意。他天真地认为，这样以后就没有事了。
姚文元用了几个月时间把批《海瑞罢官》的初稿炮制出来，张春桥亲自修改。江青一伙暗藏这篇文稿来往于京沪路上，在七八个月里几易其稿。江青还特别交待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说，这文章“不叫周恩来看。”1965年11月10日，江青一伙终于在上海《文汇报》上抛出了这篇文章。 在社会主义时期作为一名为繁荣社会主义文教事业而呕心沥血的共产党员，看到姚文元这种恶毒攻击，愤慨极了。吴晗隐约感到，这文章不是姚文元一个人写的，后面还有人，他越想，心情越沉重。姚文元文章出笼后，广大读者，尤其是文化学术界人士，既震惊，又气愤。北大历史系教授、吴晗的老同学邵循正赶来看他。邵循正见吴晗的心情沉重、忧郁，这在他们相处的几十年中是从未有过的，坐了好一会儿，邵循正才说：“学术问题，多作点自我批评就是了。”吴晗苦笑一下，摇了摇头说：“不那么简单，这是有来头的。”两位老友沉默了。
就在吴晗心情沉重的同时，一艘航行在三峡的船舶上，头等舱里有几位老年人无心观赏两岸的壮丽景色，都在争相传看《文汇报》上刊登的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这是全国政协组织的参观团，刚刚从四川等地的三线工程参观归来。他们之中大都熟悉吴晗，看了姚文不禁大吃一惊。胡愈之斩钉截铁地说：“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吴晗是不会反党的。”周培源说：“吴晗是进步的历史学家，哪里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回到北京后，与吴晗多年共事的王麦初，忙到吴晗家探问，吴晗心情沉重，又怕老朋友担心，就很有把握地说：“我写的《海瑞罢官》，经上面（指党中央和北京市委负责同志）看过，有的还修改过，不会有问题的，你放心吧。我怎么会反党？”
史学界更为气愤。北大副校长、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说：“吴晗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凡事也有一个‘一分为二’，一个同志写的文章难道没有一点正确的东西？”他还公开申明：“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的。”另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愤慨地说：“这是姚文元陷人于罪。”《中国历史小丛书》责任编辑张习孔，以羽白的笔名发表文章，引用毛泽东的话斥责姚文元的文章是：“神气十足，但是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
广大读者也都纷纷写文章反驳姚文元。仅《文汇报》就收到读者来信来稿三千多件。批《海瑞罢官》的来势很猛，姚文出笼十天后，上海就出了单行本。11月底北京各报不得不相继转载姚文。《北京日报》在转载时，前边加了由彭真定稿的按语，强调毛泽东一贯提倡的“百家争鸣”方针，指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人民日报》转载时的按语也强调“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服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这个按语是由周恩来亲自定稿的。1966年2月7日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强调学术问题应通过“百家争鸣”辨明是非，希望对学术讨论中“左”的偏向加以适当限制。对《海瑞罢官》的讨论，提纲中明确指出是学术讨论性质，“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在这前后，彭真派崔月犁两次去看望吴晗，表明党对吴晗是关心和信任的。北京市委召开工作会议时，彭真还和吴晗谈话，要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吴晗听了很高兴，知道组织上是把《海瑞罢官》的问题看成学术上的问题。邓拓为了把问题引向学术讨论，还化名向阳生写了一篇题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的文章，以学术探讨的口气对吴晗的道德继承论提出不同意见。文章最后特别提出：“吴晗同志有什么意见，我也希望他继续写出文章，把自己的思想真正同大家见面”，“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研究。”
市委的关怀和邓拓的启发，使吴晗更相信党和人民是了解他的，只要作自我批评就会得到谅解。他于是写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于12月27日发表在《北京日报》上。文章首先对学术批评和讨论表示欢迎；然后他把近年研究海瑞的情况开列了一个时间表，以说明研究海瑞并不是为了影射庐山会议；文章还就有关《海瑞罢官》涉及的学术问题做了说明和解释。在一些问题上，吴晗违心地承认了错误。这篇自我批评发表之后，不少读者和熟悉吴晗的人都认为吴晗这样做很好。但江青一伙却借此对吴晗发动规模更大、调门更高的批判，诬陷吴晗研究海瑞的“一味极为重要的药方便是骂皇帝”，急于从吴晗这儿打开突破口。江青得意地叫嚣：“一个吴晗挖出后就是一大堆啊！”春节时，吴晗到小妹家，同小妹夫李超（当时在三线工作，回来过春节），谈了一上午，李超对他说你是个世界观改造问题。吴晗听了有点宽慰。
1966年3月北京郊区正是春耕季节，可是农民却不得不放下农活，去参加一个接一个的批判会。在昌平县大东流村召开的一个批斗流氓小偷的会上，有个农民在揭发批判时，竟说这个流氓小偷受了吴晗影响而腐蚀的。恰好主席台下前排坐着的几个人中就有吴晗。原来北京市委领导为了保护吴晗，在这年3月由万里出面，让吴晗下乡参加“四清”，让他换个环境。吴晗下去时化名李明光。但那时江青一伙已经把矛头指向包括吴晗、邓拓、廖沫沙在内的“三家村”。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声讨“三家村”的恶浪。大东流村也不例外。这天会上发言的人把流氓小偷犯罪同吴晗联系起来，对吴晗是个刺激。他心里很不是滋味，脸上泛起灰白色。散会以后，吴晗回到住处，陪他下乡的秘书郭星华来看他，见他脸色难看，就说那人在批判会上的发言牵强附会，劝他不要想的太多。
在农村这段时间，有一次郭星华问他：“你当时为什么要写《海瑞罢官》，他们把你和彭德怀挂上了。”吴晗说：“写海瑞是乔木同志约我写的，说毛主席提倡海瑞精神，我是研究明史的，应该写。”他接着说：“我实在想不通，彭德怀也是好人啊，即使为彭德怀说几句好话，也不能算是敌人啊！”他又说：“批判我学术上有问题，我接受，说我是为彭德怀翻案，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想不通。”
1966年乌云翻滚的5月，一天下午，七岁的小吴彰低着头离开景山学校，慢慢向家中走去。他觉得周围一切都变了，几个月来常听小朋友说他是“大坏蛋”的儿子，他感到抬不起头来。这天，老师布置写批判吴晗的稿子，尤其一定要他写。他幼小的心灵里塞满了疑团：爸爸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听党的话。这样的爸爸会是坏蛋吗？他的姐姐吴小彦那时在北长街小学上五年级，在她的心目中，爸爸是那么慈祥可爱，令人尊敬，他绝不会是坏蛋。这些天来她从学校回来，一看到爸爸妈妈就止不住哭，吴晗把她搂过来说：“彦，爸爸知道你委屈，爸对不起你，等你长大了就知道爸爸是好人了。”他俩从学校领回的批判稿，还得由吴晗夫妇痛苦地代为起草，再由他俩含着泪水抄好上交。
就在这个月，从围剿吴晗开始的逆流蔓延到全国各地，到处都在揪“三家村”、“四家店”和所谓的“走资派”。斗争方式从文的批判发展到武的揪斗。吴晗的日子自然更不好过了。《五？一六通知》里，他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帽子。从此，吴晗从心灵到肉体都遭受到迫害，而且逐步升级。
从1966年下半年到1968年3月，吴晗被捕入狱之前，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吴晗几乎天天被揪斗。吴彰回忆：“爸爸三天两头被拉出揪斗。学校要斗，区里要斗，县里要斗，这里要斗，那里也要斗。”多数情况是拉到大大小小的会场上去斗，有时就在家中的院子里斗。有一次，在烈日下，一群红卫兵把吴晗跪绑在枯树干上，往他脖子里灌晒得滚烫的沙子，还抡起皮带抽，揪头发，拧耳朵，用各种办法侮辱他。他家的大门口和院子里贴满了“绞死”、“砸烂”的大标语。吴晗积攒收藏的珍本古籍全部被抄走。他绞尽脑汁写出的全部书稿和抄录的卡片，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材料”，一页不剩地抄走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郭沫若等人同吴晗往来的书信手迹也给抄走了。家里的许多东西被当作四旧砸烂了，包括外国友人送的礼品以及电视机，甚至连吴晗珍藏的小彦从三岁起画的图画，也都在“这是什么玩艺儿”的斥骂声中，付之一炬。吴晗一家夜里也不得安宁，进入梦乡以后常常被猛烈的砸门声惊醒，小吴彰吓得缩在袁震怀里。这伙人翻过围墙，破门而入，把吴晗从床上拉起来斗。
孩子们是信任爸爸的。吴小彦认定爸爸不是坏蛋。有一次，一伙人让吴晗跪在地上，围成一圈，你一拳我一脚地打他，小彦当时正爬在海棠树上，见此情景，赶忙跳下飞奔过去，朝着正踢吴晗的一个人踢了一脚，大声叫：“回你家打你爸爸去吧！”跪在地上的吴晗为女儿出了一身冷汗，他生怕小彦挨打，由于小彦的勇敢行为，这人不再打吴晗了。还有一次，深夜，砸门声把吴晗一家惊醒，一伙凶神般的人撬掉了撞锁，砸开大门，抓住吴晗就打。小彦听到声音，忙从被窝里跳起，挣脱妈妈按住的手，光着脚丫往屋外跑，她一头扑到爸爸身上，用自己身体卫护着吴晗，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小彦的无畏精神感动了其中一些稍有人性的人。这次吴晗被带去斗了几天，没有挨打。放回来后，吴晗一进门就说：“亏了我女儿啊，”“彦，爸这回没挨打，爸没有白疼你。”
这时的吴晗已经明白江青一伙的矛头绝不是只对着他，而是对着党和国家的一大批老干部。他又像当年对待国民党特务的威胁一样，面对任何精神和肉体的压力都不屈服。有时，他被批斗后回到家里，还安慰亲人说：“今天看见彭真、薄一波啦，人家都是那么老的干部，我是陪绑的，怕什么？”他对小彦说：“我只要不死，就要与姚文元斗争到底！”“造反”组织一度勒令吴晗家属同他划清界限，分开过。在分开之前刹那间，吴晗用惜别的眼光望着小彦。以后，小彦一想起他那时的目光，心里就像刀割一样。吴晗住在小屋，连热饭的火都没有，又不能出门。小彦悄悄上街给爸爸买大饼和香烟。袁震看到吴晗喝凉水、啃烧饼，心疼极了，就轻声对小彦说：“快把这壶开水给爸送去，可别让人看见。”吴晗利用揪斗的间隙，从抄家后剩下的书里找出马列著作来读，搜集有用的史料，准备同姚文元进行“文斗”。他们被勒令每天扫北长街马路，在酷暑烈日下，吴晗被勒令跪在粗沙粒上，膝盖渗出血珠，但他忍着巨痛绝不求饶。他一拐一拐地回到家里，擦去腿上血迹，重又拿起毛泽东签名送他的书来看。他觉得当前发生的一切，都和毛泽东以前说过的话不相符。
1967年初，吴晗全家被扫地出门，离开了北长街，搬到城南的一座普通公寓，和同被赶出家门的万里、张友渔等住在一起。那时候大小批斗会数不胜数，吴晗是第一个揪出来的，“名气”大，更加“忙”得很。两派为了争夺批斗对象，常常乘夜间来抢，吴晗遭到抢劫次数更多。一派把他抢到手后，就把他涂成大花脸，让人认不出来。有时他在夜间被不断转移，一连几天不见了，过了几天才被送回来。吴晗在批斗会的台上才能见到一些熟悉的朋友和领导同志。
1967年秋，吴晗和市委、市人委干部被集中到市委党校，有单位开批判会就拉他去，否则就在院内参加劳改队的劳动。一个星期回一次家。在劳改队里，吴晗被人打出了内伤，口吐鲜血。他的身上经常是旧创未平，新伤又起。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浑身青肿的吴晗，艰难地回到家里。小彦淌着泪给爸爸敷药。吴晗疼得紧锁双眉，可还是强作笑颜，安慰小彦说：“彦，没关系，他们打爸的时候，爸一想你，身上就不疼了。”在困境里默默关怀吴晗的人，除亲人之外，还是有的。一天下午，吴晗一人拿着把长锄，弓着腰，笨手笨脚地在党校校园里锄草。吴晗的学生肖松，那时也是“专政”对象，正从那里走过。一眼望见吴晗单独在劳动，周围没有人，就悄悄走到吴晗身边。吴晗看了他一眼，没敢说话。肖松轻轻地对吴晗说：“注意身体。”“没关系，吃得消”，吴晗小声地、若无其事地回答了一声。尽管那时他的身体已经被折磨得大不如以前了，但他听到亲密的学生还关怀自己的时候，不愿肖松为他担忧，就装作没什么的样子，好让肖松放心。
在党校时，同吴晗接触比较多的是廖沫沙。他俩几乎天天被揪到各单位去批斗，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都去过。有时一天多到三场。每次都是倒背双手，弯腰低头（喷气式），吴晗的身体有点受不住了。有一天晚上，他和廖沫沙挨打后，在党校食堂吃饭。廖沫沙一个人先坐在角落边的桌子上吃。吴晗打饭以后，低着头，慢慢地走到廖沫沙的身边，准备坐下来，看上去很痛苦。廖沫沙关心地问：“你怎么样？”吴晗用手指胸口，没有说话，接着就是一阵干咳。残酷的折磨，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坚强意志。
有一天清晨吴晗和廖沫沙被京郊矿区两个造反派揪去坐上火车，准备接受批斗。到了那里以后，他俩被关到一个房间里，吴晗低头坐着沉思，还不时地叹着气，廖沫沙想开玩笑为他解愁，说：“我们两个成了名角，假如我们不来，这场戏就唱不成了。”吴晗苦笑着问：“我们唱的是什么戏呀？”廖沫沙想吴晗是副市长，相当于古代的地方官，又联想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就拿来开吴晗一个玩笑说：“这出戏叫《五斗米折腰》啊！”吴晗一下来了兴趣，就说：“我的工资是三百元，能买多少五斗米？你说说看。”廖沫沙不知道米价，自然算不出来，就对吴晗说：“你自己算吧，你看该买多少就买多少吧。”吴晗也同样不知米价，就坚持让廖沫沙来算。廖沫沙算不出，就来了个“折衷主义”，对吴晗说：“那么戏名就改为《折腰》好了。”吴晗连连点头赞同。后来在回去的火车上廖沫沙做了首打油诗，题为《嘲吴晗并自嘲》：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于今受折腰。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新风骚。
后来，他在狱中将这首诗写在烟盒背面，可惜他始终没有机会把这首诗告诉吴晗，让他分享这带着泪水的玩笑。1968年3月，一辆囚车开入党校，从楼里押出一个人，身子弓曲，脸色却很平静。吴晗正式被逮捕下狱了。一年以后，江青、康生一伙放出风来说吴晗是“叛徒”。原来有个从前是吴晗的学生，后来卖身投靠“四人帮”的家伙，揭发吴晗是1934年上海社联的吴小浦，是党员，以后不知去向，因此怀疑吴晗是“叛徒”。康生看到这个材料，如获至宝，立即设法搞证明材料，但没有捞到一根稻草。经调查，吴小浦和吴晗是两个人，历史上根本没有加入过中国共产党。他在上海时，吴晗正在清华大学学习和教书，两人风马牛不相及。康生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竟然恶狠狠地说：“吴晗不是叛徒，但他是特务，有可靠的材料。”他的所谓材料是，1947年苏联驻华使馆的一位文化参赞，曾找吴晗了解国民党特务暗杀民主人士、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吴晗提供了一些情况。这是吴晗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贡献的一件事。新中国成立以后，苏联驻华大使馆，还向我国的有关部门提及此事，以示表彰。而康生竟以“莫须有”的罪名，给吴晗扣上“苏联特务”的帽子，制造了千古奇冤。
吴晗被捕入狱的第二个月，袁震又遭到江青一伙的迫害。有一次，一群暴徒往吴晗家扔石头，辱骂吴晗，袁震气不过就对这伙暴徒说：“你们简直比对待敌人还厉害，吴晗也不是敌人”。袁震自然最了解吴晗，为吴晗报不平，理所当然。但是就因为说了这几句话，她被打成“右派”，并送进了“劳改队”。“劳改队”集中住在旧浴池里，袁震本是个长期病号，热天还要穿棉袍。在劳改队里她熬过了一个潮湿的酷暑和一个阴冷的严冬，双腿瘫痪了。当时没有大夫为她治病，十四岁的小彦只得每天从城南一隅骑自行车往返三十多里去护理妈妈，还要干分配给妈妈的劳动活。后来，“劳改队”的管理人员见她拖得实在不成样子了，才允许她回家看病。1969年3月17日小彦和吴彰高兴地把袁震接回家，以为可以母子团聚了。住在同一座楼的万里，听说袁震回家了，特地让家人送来一锅红豆粥，袁震和孩子们吃了一顿少有的美餐。谁知这竟是袁震最后的一顿晚餐。当天夜里，袁震的喘气声惊醒了小彦和吴彰，他俩急忙把母亲送到医院。医院的人了解到袁震是吴晗的妻子，怕划不清政治界线，不敢认真抢救。袁震的病情因延误而恶化。次日清晨，袁震从昏迷中醒过来。小彦问妈妈：“你想吃东西吗？咱们有一个苹果。”袁震说：“彦，我想喝口稀饭。”吴彰去向医生哀告，医生冷冰冰地拒绝了。袁震难过得掉下泪来，没过多久就与世长辞了。小彦和吴彰到太平间给母亲更衣，只见袁震的一双眼睛仍然半睁着，面颊上还有几滴泪珠。他俩趴在袁震的遗体上大哭，泪珠像断线一样落在妈妈的脸上、身上。那一天，在凄风苦雨中，失去母亲的姐弟，回到了仍然只有他俩的“家”。
1969年10月11日，有人敲吴家的门，要接两个孩子去看他们的爸爸。他俩看到来接的汽车是医院的，预感到不祥。当来到医院的监护病房时，一个专案组的人绷着脸说：“你爸爸今天早上死了。”这话犹如晴天霹雳，两个孩子惊呆了，接着嚎啕大哭起来。懂事的小彦透过哭声追问说：“我爸爸怎么不想看看我们呀？”那人冷冰冰地回答说：“昨晚他提出过要见你们，可我们不知道你们住在哪儿？”姐弟俩又放声大哭。在场的医生见了这情景也伤心地落了泪。他俩再三请求看一眼死去的爸爸。一个专案组的像是头目样的人走过来，对两个孩子大声喝斥：“你们的爸爸是个很坏很坏的人，如果你们不和他划清界限，没有你们的好处……！这件事不许你们声张出去，不许告诉任何人，否则后果将由你们负责！”两个孩子被吓了出来，连死去的父亲也没有看上一眼，只拿回了一条血迹斑斑的裤子，那是父亲最后的遗物。在那凄惨的秋天，两个孤儿捧着血衣，满脸泪痕地回到家里，偷偷在内衣袖上戴上黑纱。他俩的一腔悲愤、无限冤屈，在当时能向谁去倾诉呢？
失去父母的小彦、小彰，举目无亲，家贫如洗，他俩相依为命。小彦自幼是个父母钟爱的娇姑娘，从吴晗被批斗、袁震又病在床上起，她就忙着为全家洗衣做饭，还要照顾妈妈和弟弟。父母相继去世时，她只有十五岁，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以少得可怜的生活费来安排两人的衣食，照料十一岁的弟弟。她那活泼开朗的性格变得抑郁寡欢。姐弟俩饱尝了讥诮辱骂、拳打脚踢的苦楚，还要忍受饥寒的威胁。
精神折磨和生活熬煎，使两个孤儿的日子异常难过。他们只能把心寄托在死去的父母身上。小彦把袁震的骨灰放在床头，两侧横着姐弟做的小花圈，中间放着她画的一张妈妈的素描。小彦几乎每天都梦到妈妈那半睁的双眼和脸上挂着的泪花。她更恨那些人没能让他俩最后见到爸爸。后来小彦找到一张1965年的全家合影，在一个清晨约了两个同学，帮助她把袁震的遗骨埋在了西山八大处。每逢清明节，姐弟俩都要去扫墓。小彦在墓前，把一封封写给父母的、永远无法投递的信烧掉。山风把纸灰轻轻扬起，像是把他俩的怀念之情传递给屈死的双亲。1973年6月，过度刺激和长期思念，使小彦精神一度失常。她逢人便说：“爸爸没有死，那天我还在报纸上看见他了呢。”她还见人就问：“人要是死了，还会流泪吗？”以后小彦多次到北京市革委会去要吴晗的结论、遗骨和抄走的书，质问他们：“我爸爸到底有什么罪？”“四人帮”一伙怕得要命，就以影响首长安全的罪名把她逮捕入狱。被抓那天，小彦得了阑尾炎，正要入院动手术，身上还有医院当天开的证明。“四人帮”的爪牙却硬说小彦是装病装疯。小彦被押入牢房，带上脚镣，她阑尾炎痛，就只给止痛药吃；她哭就注射冬眠灵。他们把小彦单独囚在一间能住十几个人的牢房里，经常对她进行拷打。她的门牙被打掉，额头被打开口子。中秋节那天，小彦在牢中悲愤之极，痛不欲生。小彦在狱中被折磨得身心俱残，精神分裂症加重起来，又被送进精神病院。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1976年9月23日，刚满二十二岁的小彦，又一次选择了死作为最后的抗议。吴晗一家在十年浩劫里家破人亡。四口人死了三口，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吴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