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民，过去到什么过去，有“一个家庭生了很多孩子，只活下两个”？

我对于中国的人口变化也很有兴趣，所以看到湘民跟帖说“过去一个家庭生了很多孩子，只活下两个。”很有感触。

那些没有存活的孩子，是不是应该算成非正常死亡呢？换一句话说，中国历史上，提高出生存活率，在什么时候才有实质性的改善呢？

这些问题有点意思，但资料也是五花八门。

我个人通过博览群书，认为何炳棣的论道，比较合乎我的胃口。

何书生主要是从“丁”“亩”等制度入手，谈论人口相关诸问题。所以，他的著作《明初以降人口及相关问题 (1368-1953)》，有些可读性。

在何炳棣看来,明清及近代一系列人口数据,没有一项是基于真正人口普查的。在明清两代,与现代人口调查相似的人口调查和统计只发生于明太祖编修黄册 (劳役登记名册)时和乾隆 41 年(1776)。由于户口登记系统的不健全、隐漏、并户、 官员营私舞弊等原因,人口上报数字和实际数字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理解中国人口数据不能仅依据官方数字,还必须借助大量地方志来洞察其中的变化。另一方面, 因为大部分时间内,为了财政赋役方便,理论上的“丁”(年龄在 16-60 岁之间承担差 役或交纳丁税的男子)实际上变成了一种纳税单位,故而某些人所谓的中国历史人口数 (以“丁”数乘以 4 或 5 或 6)也有失科学。

通过自己的考证、比较、分析,并综合各种变化因素,何炳棣认为,在明太祖时代(14 世纪末)中国的实际人口就大致超过 6500 万,而“尽管明代官方的人口数据显示出人口停滞,实际上从洪武元年(1368)至万历 二十八年(1600)年前后中国的人口始终是或多或少直线上升的”。至于清代的人口, 存在着因制度使用而带来的阶段性,清初的官方数字明显缺乏准确性,但有清一代人口总体上保持着平稳的增长,1779 年约 2.75 亿,1850 年达 4.3 亿,这就推翻了美国人口 学家威尔科克斯(W. F. Wilcox)关于3.42亿是19世纪中国人口顶峰以及某些中国学者认为 19 世纪以降中国人口基本静止不变的观点。此外,民国期间的人口数字(4.3 亿-4.8 亿)完全基于揣测,不是普查得来的。而 1953 的新中国人口统计(5.83 亿), 虽非严格技术意义上的人口普查,但更接近事实。

除了对中国历史人口数字的复原外,该书另一重点即是对各种影响中国人口发展的 因素——土地供应,超省际人口流动,粮食生产状况,商业、贸易、工业等其他经济因 素与政治因素的分析。

对于依据官方土地数字得出的明清人口与土地比例完全不合理的 问题,何炳棣分析指出,“传统的土地数据,只是交纳土地税的单位数目,与其说是实 际耕种的亩数,还不如说是纳税亩数”。此外,作者还大胆地提出了美洲作物(花生、 玉米、番薯、马铃薯)传华引发第二次农业革命从而为人口持续性的增长提供充足的粮 食供应的论断。不过,按照何炳棣的观点,即使是人口增加必然会造成生活水平不断下 降,中国人口还是在相应适宜的政治和经济条件的刺激下得到了持续增长。这其中,经 济因素对人口激增的影响远不及政治因素重要。

清初的“开明专制”——取消加派、豁 免税粮、固定丁额、养廉防腐、以钱代役、积粮备荒等,为人口增长清除了制度障碍。 问题在于,人口增加并非无比的福祉,随之而来的是报酬递减,国家不得不以进一步降 低生活水准为代价来养活更多的人口,由于天灾人祸的叠加,社会的动乱也就难以避免。 可以说,“仁政”推动了人口增长,却播下覆灭的种子,间接导致近代中国的经济困难。

有鉴于此,他对新中国能否避免历史重演,以更高的经济增长率来应对人口迅速增长的 趋势表示了关注。无法回避的是,作者对新中国人口情势的观察——各种因素刺激人口 迅速增长,以及预言——“6 亿人口的存在,已经使讲求实效的共产党国家开始采取限 制人口进一步增加的政策”已然变成现实。半个世纪以后的 2011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 普查所得出的 13.4 亿(不含港澳台)的人口数据再次使中国的人口问题成为热点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