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安
许世友
1947年2月，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正式合编，共11个纵队。鲁中军区部队合编为8纵，4师改称22师，9师改称23师，鲁中军区警备旅编为24师，全纵队3.3万人，8纵司令员为王建安，向明为政委。胶东部队整编为9纵，许世友为9纵司令员。王建安、许世友号称“山东双雄”。
“山东双雄”是毛泽东的两大虎将，却有着“历史恩怨”，毛泽东巧妙地导演一场“将相和”，让他们联手在齐鲁大地上谱写了一曲同仇敌忾的英雄壮剧。
既是老乡，又是搭档
王建安和许世友都是湖北老乡、黄麻起义的参加者，又是红四方面军的战友和搭档。
王建安原名王见安，黄安县桃花沙河村人，家境贫寒，幼年以乞讨为生，14岁时给地主王少山放牛，一天到晚还挨王少山的打骂。1924年10月，17岁的他又挨了王少山一顿打后，一怒之下，一把火烧了王少山的住宅，去武汉投军，更名建安。当兵吃粮两年，因不满旧军队的恶习，他逃回老家，召集60个穷兄弟，自己拉起一支武装，不久与中共黄安县地下党取得联系，1927年入党后，参加黄麻起义，成为了中国工农革命鄂东军的一员。
许世友是麻城县乘马岗人，家里也是穷得揭不开锅。8岁时，他跑到少林寺当了杂役，结果学得一身好武艺。一次回乡探母，杀了欺负堂弟的小财主，在逃亡途中又杀了抢钱的土匪，最后在军阀吴佩孚的部队里当了童子军。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他所在的北洋军起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他被任命为连长。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离开部队，以招兵的名义回到大别山，投身家乡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被选为乡农民义勇队大队长兼炮队队长，随后也参加了黄麻起义，不久汇入中国工农革命鄂东军之中。
许世友和王建安同在一个部队，开始是在不同的连队，但两人都英勇善战，从战士到副班长、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团长，几仗一升，到 1932年12月，王建安已是红10师30团政委，而许世友则为红12师34团团长。1934年秋，王建安为红四军政委。两年后，许世友调任红四军军长。从此两人成为了军政搭档。一个是虎胆英雄，一个是军中儒将。红四军在他们两人的率领下，每次战役都是红四方面军(下辖第4军、第25军)的主力，也是战功最大的部队，以善打硬仗和恶仗闻名。
1935年夏，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他们作为红四方面军的将领，曾率部再度随分裂红军和党中央的张国焘南下，再次爬雪山、过草地，给红四方面军造成较大损失。到达陕北后，1936年两人又一起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一场出走，“双雄”反目
1937年3月，党中央做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抗大也进行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活动。一次在批判会上，有些人揭批张国焘时，不加区别地把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扯了进来，且扣上“逃跑主义”、“军阀主义”帽子。生性耿直的许世友按捺不住，跳了起来，大声地说：“有话直说，指着秃子骂光头算啥好汉？我不同意把四方面军从苏区撤出来叫逃跑主义。中央就没有逃跑主义？中央红军不也从中央苏区撤出来了吗？如果说逃跑，应该都叫逃跑！”
许世友的一席话，马上遭到斥责，被有些人叫做是“与张国焘穿连裆裤”。会场上还响起了“打倒托洛茨基分子！”的口号，面对其他人的“批斗”，许世友边跳边骂，最后气得吐血，住进了医院。
谁知他在病床上躺了几天，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哪里不能革命，非要留在延安？不如回老根据地打游击去！结果，经他一串连，几十个原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都同意与他一起回川陕老区去“打游击”。他们定于4月4日夜里“统一走”。这批人中也包括王建安。
4月4日，一切准备好了，就只等夜色降临，众人就不辞而别。在这关键时刻，政委出身的王建安突然醒悟了：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不能由着性子来！他立即报告抗大保卫处。保卫处长大惊失色，立即报告校长林彪。随即，林彪带部队进驻抗大，命令全校师生紧急集合。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傅钟走上讲台，按照王建安交代的名单点名，点一个，出列一个，捆一个，一连捆了三十多个。许世友是最后一个被点名的，他一听到点自己的名字，“呼”地一声，一个鲤鱼打挺，借助一垛矮墙，翻身上了房顶，大声喊道：“有种的上来，你们上来一个，老子一脚扫一个。”
警卫战士看着许世友飞檐走壁，没一点办法。他不下屋顶咋办？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闻讯匆匆赶来，和颜悦色地喊道：“世友，下来嘛，有问题下来讲，呆在屋顶上，总不是个事啊。”
在刘伯承的循循善诱下，许世友才勉强地从屋顶上跳了下来，然后气呼呼地任保卫人员五花大绑，被关进了窑洞。
进窑洞后，许世友才“醒”过神来，大骂“出卖”他的王建安和“抓”他的林彪。这件事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决定冷静处理这件事，指示成立高级军事法庭，对涉案人员宽大处理，多数人释放，少数几人判了几个月的刑期，带头闹事的许世友被开除党籍，撤销军长职务，判刑最重：一年。随后，毛泽东两次去抗大与许世友谈话，终于把这位倔将感化了，许世友认识自己的错误后，对毛泽东佩服不已，从此一生对他忠心耿耿。出狱后，他逢人就说：“毛主席救了我。在延安坐了一年牢，胜过上三年大学。”
尽管他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但还是与“告密”的王建安翻了脸，从此不理睬王建安，两人多年的老交情也戛然而止。抗战爆发后，戏剧性的是，两人都到了山东，一个在胶东，一个在鲁中，所统领的部队是山东抗战最有力量的武装。可他们即使在山东军区一个院子里开会，许世友也是把头扬得高高的，从不和王建安搭腔，冷不丁还冷言冷语地蹦出句：“关键时刻做叛徒，在战场抓住了就会叛变。”据说王建安好几次有意和他消除“间隙”，但他就是“没理睬他”。两人之间虽然 “不说话”，但在齐鲁大地上，同为山东八路军的两员大将，鬼子闻风丧胆，称为“俩克星”，老百姓则称他们为“山东双雄”。
主席点将，“两虎”言和
两人都是毛泽东的手下大将，他们的“不团结”势必对工作产生影响。毛泽东看在眼中，暗暗决定让两员虎将消除隔阂，和好如初。但他没把两人叫过来一顿训，再命令他们“好”，而是“大智慧”地准备让他们去自行和解。
1948年8月，党中央决定解放山东首府济南，由谁来主帅呢？毛泽东“起用”山东“两虎”—————许世友和王建安，让他们在共同的战斗中自己去“解铃儿”。在战役筹划阶段，他首先在西柏坡专门召见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此时王建安已率部在华北作战。8纵司令员于1948年3月由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仁初接任了。王建安匆匆赶到西柏坡，毛泽东说：“千里请你来，就是要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攻下济南！”
攻克济南，是王建安在山东作战时“多年的梦想”，现在自己已在华北，毛泽东竟把这重任交给自己，无疑是对自己的极大信任，王建安心里突然一震，立即回答：“我没意见，服从军委的决定！”
毛泽东说：“攻克济南将是我军作战史上的一次大城市攻坚战，这一仗只能打赢，不能失误。你回山东去，到山东兵团，许世友任兵团司令员，你任副司令员。许世友在胶东部队很有威望，你在鲁中、鲁南也很有名气，你们是‘山东两虎’，人言‘两虎难并立’，我说‘孤掌难鸣’。你们二人的手击得响，同心协力，那战士们就会跟随你们去赴汤蹈火！”
毛泽东没说“团结”二字，也没说要他们去学“将相和”，但王建安却明白他的意思，回答说：“请主席放心，我一定协助许世友同志打好这一仗！”
毛泽东还是没说“团结”，幽默地说：“好！我们像演一出《失空斩》———你是副将王平。失了街亭，打不下济南，先斩许世友，也要打你40军棍，然后官降三级。”
“是！我们一定把济南打下来！”
王建安领命后，立即马不停蹄奔赴山东。
在王建安赶赴山东时，许世友正在艾山汤养病呢。中央军委越过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直接发报通知许世友：即刻赶赴济南前线。中央军委越级发报调将，几乎没有先例。许世友接到电报，得知是毛泽东亲自“点名”叫他去指挥攻打济南时，欣喜若狂。虽说腿伤还没养好，且已是傍晚，天就要黑了，但他全然不顾了，满脸兴奋地对妻子田普说：“快，快，收拾衣服走。”
田普正在手忙脚乱地做晚饭，奇怪地问道：“什么事情这么急，连晚饭都不吃了？要到哪去呀？”
王建安与周恩来促膝秉烛长谈，一直谈到翌日东方发白。等到王建安告别周恩来的时候，他的手上就多了件公文包。王建安的儿子王东波说，父亲在世的时候并未讲过这件公文包的来历，这件公文包后来伴随着父亲走过了几十个春秋，到底是毛泽东赠送的还是周副主席赠送的，成了一个谜。
当日，王建安即赶往山东青州华野指挥部，向华野领导传达中央军委的最新指示，并竭尽全力配合许世友指挥部队，攻克济南。捷报传到西柏坡，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非常兴奋，认为济南战役的胜利证明，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济南战役揭开了国共双方战略决战的序幕。
1954 年，王建安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历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1975年，王建安任中央军委顾问，尔后历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常务委员。王建安在建国后一直担任副职，他的一些上级都是昔日的部下。叶剑英元帅曾对他说：“建国以来，你不计较职务高低，任劳任怨，很不容易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