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反”运动是建国初期毛泽东亲自推动和指挥的一场以反对党及政府工作人员贪污腐化为中心的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从当时披露出来的各种材料，可知中共入城执政不过两年左右时间，干部队伍中贪污腐化的情况已经开始变得触目惊心。“三反”运动的发动，在很大程度上遏止了这一发展趋势。但是，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这种违法违纪的现象，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严重扩大化的情况，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并造成了许多人的非正常死亡。而事实上，这场运动没有也不能在权力与金钱之间建立起一道理想的屏障。
“三反”运动，贪污，打“老虎”
1951年底至1952年6月，在中国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的几乎同时，毛泽东又发动了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这场运动的关键，实际上更是旨在通过肃清和惩戒一切政权内部的贪污腐败分子的办法，来消除中共进城掌权以来，在干部中间出现的日趋严重的拜金主义思潮和权力寻租现象，避免重蹈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进城后迅速腐化瓦解，惨遭失败的覆辙。
“三反”运动之发动
发动“三反”运动并不在毛泽东预定的计划之中。最早提出反贪污问题的是中共东北局书记高岗。 毛泽东对于开展反贪污斗争必要性的看法，毫无疑问是以这时所得到的相关报告为基础的。然而，这个时候东北局的报告对党政工作人员贪污腐化情况的估计还不是十分严重，接连得到的几份报告，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贪污问题的估计变得更加严重起来了。
这时发现的更为严重的案件，是身为高级干部的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和现任书记兼专员张子善被人揭发，暗中与私商勾结，“先后动用全专区地方粮折款二十五亿元，宝坻县救济粮四亿元，干部家属补助粮一亿四千万元，从修潮白河民工供应站中苛剥获利二十二亿元，冒充修建名义向银行骗取贷款四十亿元。总计贪污挪用公款约二百亿元左右，投入地委机关生产，作投机倒把的违法活动。”
刘青山、张子善以及太原区长、区委书记、山西交城县长等，堕落到如此地步，让毛泽东颇为震动. 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草案时，特别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即：“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现在必须向全党提出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中央人民政府不久将颁布惩治贪污的条例和惩治浪费的条例，各级领导机关必须仿照实行惩治反革命条例那样，大张旗鼓地发动一切工作人员和有关的群众进行学习，号召坦白和检举，并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督促和检查。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典型的贪污犯，必须动员群众进行公审，依治治罪。”
毛泽东力排众议
自入城以来，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党的各级干部会在金钱和享乐的巨大诱惑面前打败仗。一下子看到各级机关中竟有如此多的干部贪污受贿，损公肥私，自然让他颇为焦虑。
12月8日，毛泽东答复福建省委办公厅的询问时，严厉地表示：“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这个时候摆上毛泽东案头的各种报告，已经够得上触目惊心了。贪污案例越来越多，毛泽东明显地沉不住气了。注意到贪污问题如此严重，“有些共产党员比国民党还坏”，共产党已经走到变质的边缘，一些党政领导人对运动却仍不积极，这让毛泽东的态度再度发生了变化。
31日上午，毛泽东并召开会议讲话称：“三反不反，党就会变质。从二中全会算起，如十年内不进行三反，共产党就会变成国民党。说党不会变质，只有进行三反这一条下才有可能。如不进行三反，一样可以腐化。过去在山上看不见，一到城市就看见了。要进行三反，马克思主义才灵，不进行三反，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八个条件都不灵。有些人不进行三反看不出来，镇反中有些人也看不出来，有些公安人员对五种敌人的斗争是坚决的，但就是贪污腐化，如卜盛元、刘青山（镇反有成绩，还出过国）。过去整党整风只是整坏人，不整好人，这次是坏人好人一齐整，好人整得更好。……有多少反多少，开除四百万党员还有一百八十万……在所不惜。过去看联共党史，看见大批开除党员，当时了解不深刻，现在才体会到这一点。只有这样党才能健康。”有人问：怎样算是达到标准？毛泽东明确讲：“就是‘发烧发热，上吐下泻’，否则火力不够。”“办法就是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要比作战还紧张。还有就是限期发动，点名反省，放手发动群众，成绩就是要交数字，要大的，越多越大越光荣，应有尽有。”毛泽东当场问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所有机关都有大老虎，党中央机关就没有？”你敢写保证书吗？杨当即答应交出50个。毛强调：“出大虎的地方是那些有金、木、水、火、土的地方（水主要是指轮船运输，火指油、电料，土指建筑工程－引者注）”。
这个时候，中共进城不久，许多制度尚未建立健全，仅供给制和工资制并行就引发许多问题，更不用说从抗战时期带过来的各部门各机关用于为本单位谋福利的所谓机关生产及其单位小金库（又称“小家当”），各级主管干部大多都有涉嫌非法谋利、偷税漏税、挪用公款、损公肥私和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等的问题。哪些算是贪污，哪些算是浪费，贪污浪费的政策界限如何，一时间谁也说不清。这种情况不能不极大地束缚了各级领导干部的手脚，使许多人畏首畏尾。负责领导华东军区“三反”斗争的陈毅就报告说：“华东三反运动一月六日实行主席限期、点名、清查的办法，已大规模的开展起来。”但是，我们“深深感觉到各级领导人，特别是中级以上，硬是推不动。以前什么运动只要毛主席一喊便千唤万灵，而这次三反硬喊不起来”。根本问题就是领导人“一部分不干净，首先害怕”。[40]
许多基层权力部门反贪污可能造成干部全体垮掉，毛泽东主张：“不要怕，有人接替。垮了是好的，资产阶级堡垒不垮，我们共产党就要垮。牺牲贪污分子和牺牲党与人民，二者必居其一。”
“打虎”战役的推动
对于毛泽东的不满，负责指导全国“三反”运动的薄一波自然心知肚明。其在1月19日就中央直属机关“三反”情况所做的报告中，一方面说明“已发现有贪污行为者为一万人左右，其中贪污一亿元至几十亿元者十八人，贪污一千万元以上一亿元以下者一百三十人左右。”一方面则特别指出：“如果在这次运动中不彻底肃清这些大贪污犯，在运动高潮中他们暂时藏起来，一阵风过后，他们又会继续起来作恶。”
而层层分配打“虎”数字，也正是毛泽东这时用以突破“三反”发动瓶颈的一种办法。1月22日，毛泽东在接到华北军区报告的当天即将其批转各地，并批示道：“望各大军区提出一个大老虎的估计数字告我为盼。（中央一级估计至少可以打出七十只大老虎）”[52]
同一天，华北局还报来山西省委的“三反”报告。报告说明：不少运动开展不好的地方，不是因为领导干部官僚主义、麻木不仁，就是因为自身问题严重，有的一级党政领导人员已经堕落到“与资本家毫无二致”。对此，省委“由省委委员带头，推动各级党政负责干部向所属机关干部群众脱裤子，一次通不过，二次再来”；并派出得力干部，到落后的和问题严重的单位坐镇指挥，给群众撑腰，“必要时可采取非常手段，把那些障碍运动的‘石头’搬下来。”[53]华北局对此高度评价说：“山西的经验再次证明首长勇敢”脱裤子“，层层带头检讨是发动群众的关键。对于麻木不仁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手面不干净的领导人，必须采取上下夹攻的办法，使之猛省，丢下包袱，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攻打敌人。
毛泽东的三令五申终于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中央机关已打出和认定能打出的贪污上亿元的“大老虎”，几天就达到400只。此时中共中央所定标准，“一切国家机关、企业、党校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人员，凡利用职权侵吞、盗窃、骗取、套取国家财物和索取他人财物，收受贿赂及假公济私非法取利者，就是贪污犯。”
运动的结束及影响
毛泽东给各地规定打“虎”数目，由于“老虎”的数字来自于上级的估算，甚至是相互攀比层层加码的结果，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会严重脱离实际。同中国历次群众性政治运动都会出现的情况一样，此举更是给一些人打击报复、诬陷栽赃自己的仇家，大开了方便之门。甚至有些人因响应上级号召，检举有贪污嫌疑者，自己反倒被打成贪污分子，蒙受冤屈。[94]而把诸多不是“老虎”打成“老虎”，把“小老虎”打成“大老虎”，更是不能不诉诸于“逼”、“供”、“信”。其实，打“虎”斗争刚刚开始，毛泽东就注意到一些部队和地方在搞“逼”、“供”、“信”了。他为此还专门发出指示，要求“打虎必须从算账入手”，不要“专去逼供”。[95]打“虎”进入高潮后，各地也先后提出过“防止单纯逼供不择手段”的问题，甚至提出过“可疑错，不可打错，防止逼供信”的主张，对此毛泽东也表赞成。[96]但实际上，不要说对非“老虎”者，就是对诸多算得上“老虎”之人，要在那样一种压力之下，又有严格的时间规定，要想不利用“逼”、“供”、“信”的办法来达成目的，几乎都是不可能的。注意到这种情况，因此，毛泽东对此的态度也多少留有余地，即“必须从算账入手”，不要“专去逼供”。
打“虎”战役发生了严重的扩大化,“逼”、“供”、“信”造成大量冤假错案
上述淮北盐特区总共955人，打出大小“老虎”282只，被施以肉刑逼供者就有218人。经复查，282只“老虎”均不能成立，一部分根本就没有贪污问题。据安子文就结束“三反”所做的报告中说：“‘三反’运动中全国打出一千万元以上的贪污分子最高数为二十九万二千多人，现在剩下十五万五千多人，减少了百分之六十五左右。东北区老虎下降最少，约百分之三十一，华东区下降比例最大，为百分之八十三。”“由于追算时间过长，折算标准不统一，折价过高而成为老虎的约占百分之三十三，小贪污打过头而成为老虎的约占百分之四十七。由于对贪污界限不清，把公私不分、失职、浪费和有政治问题的人算成老虎的，约占百分之十五。根本没有贪污，完全打错了的约占百分之五（河北最高，占百分之十点五四）”。毛泽东又进一步批转肖华关于军委直属部队防止与纠正“左”的偏向，“禁止打、骂、捆等人格侮辱和变相肉刑”、“不得采用‘疲劳战术’和‘车轮战术’”的打“虎”经验，要求各部仿行。[114]可知此时各地各单位用打人或变相打人的办法来打“虎”已渐成燎原之势，毛泽东非出面阻止不可了。
紧接着，毛泽东亦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其中具体规定了贪污和惩处的标准。对贪污罪的定性为：“一切国家机关、企业、学校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人员，凡侵吞、盗窃、骗取、套取国家财物，强索他人赃物，收受贿赂以及其他假公济私违法取利之行为，均为贪污罪。”惩处标准则以1亿元，5000万元和1000万元为界线，贪污数额1亿元以上者，可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者可判处死刑；5000万元以上不满1亿元者，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1000万元以上不满5000万元者，判处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1年至4年劳役，或1年至2年的管制。不满1000万元者，可根据情况判处1年徒刑、劳役或管制，亦可免予刑事处分，给予开除、撤职、降职、降级、记过或警告等行政处分。凡有危害国家、社会或人民生命安全、或出卖坐探国家经济情报、敲诈勒索、组织集体贪污、拒不坦白或掩饰罪行之情况，得从重处刑；凡主动或彻底坦白、检举他人或年岁较轻者，可从轻处罚。[116]
但是，无论最后定案人数如何缩水和在打“虎”战役中发生了怎样严重的扩大化的情况，中共进城以后党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普遍发生贪污腐化的现象依旧是极其严重，甚至是触目惊心的。类似刘青山、张子善[125]那样的中共高级干部，利用职位和权力，化公为私、损公肥私、假公济私和铺张浪费的情况，人数已经越来越多，一般罚刑都难以起到威慑的作用。特别是县以下的基层干部，相当多数因为权力不受监督和限制，可以为所欲为，以至于违法乱纪的现象十分普遍，导致一些地方民众认为“看不出他们和国民党作风有什么区别？”咒骂他们“比国民党还厉害”。[126]罗瑞卿所谓“国民党所有的（问题），我们今天也应有尽有”，毛泽东所谓“十年内不进行三反，共产党就会变成国民党”，并非危言耸听。[127]1952年的“三反”运动刚一结束，中共中央就在1953年不得不紧接着发动了以反对干部违法乱纪为主要内容的所谓“新三反”运动，同样也是逼不得已之举。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1952年“三反”运动的发动，毫无疑问有其遏止共产党逐渐国民党化的发展趋势的意义所在。“三反”运动之后，各级党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当中的贪污腐败问题明显地较前减少了。然而，这并不等于权力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腐败的问题会因此而得以解决。“三反”运动过去不过一年左右的时间，中共中央就不能不提醒相关部门防止“三反”后再度普遍发生贪污事件和要求大力进行“反贪污教育”，[128]以后更是几度再次大规模地进行反贪污斗争。[129]
这足以说明，“三反”运动并没有、也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事实上，真正使此后政权内部的贪污腐败现象没有再像建国初期那样恶性发展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三反”运动本身具有多久的持续效力，而是因为中国很快就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取消了市场经济，包括一切可以被联想到“奢侈”二字的生产和服务行业，确立起计划经济体制、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和闭关锁国的政策。正是这些制度和政策强制性地在权力和金钱之间设置了障碍，使党政工作人员大笔贪污公款和进行奢侈性消费的难度大大增加。然而，一旦市场经济重新启动，国门大开，而权力结构和权力制度却毫无改变时，权力寻租、权钱勾结乃至于权力腐败的现象就会卷土重来，并且会随着开放程度以及整个经济规模的日渐扩大愈演愈烈至一发而不可收拾。“绝对权力”还是会“绝对腐败”。
归根到底，毛泽东发动“三反”运动的动机无可指摘，其效果却利弊可见。权力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腐化的问题，只有在成熟的法制体制内，使权力受到必要的制约，并且只有在公民对行使权力的人员以及行使权力的过程能够保持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被减少和遏制。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