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说晚年周恩来

来源: 蓑笠翁于 2012-10-15 14:34:10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阅读数 : (31607 bytes)

评说晚年周恩来

刘岩

周恩来是中共历史上一个相当复杂的人物，由于国史中连篇累牍的政治宣传与意识形态言说，他在国人的心目中就成为了一位任劳任怨、鞠躬尽瘁的“人民的好总理”。周还是中共树立的“道德楷模”，他几乎集智慧、坚忍、英勇等中国优秀传统品德于一身，在中国民众中口碑极好。然而，随着史料的不断涌现与学者研究视野的拓宽，对于周的解读出现了明显不同于官方的声音。

近些年关于周恩来的评述中，反响最大的莫过于高文谦所著的《晚年周恩来》（纽约：明镜出版社，2003）一书。高揭露了许多周不为人知的历史，对于周的评价也与主流学界大相径庭。但是其不足之处在于作出过多的关于周的心理活动的探讨，许多地方因注释不够严谨而显得主观臆断过于强烈，客观真实性略显不足。司马清扬与欧阳龙门合力编著而成的《新发现的周恩来》（以下简称《新发现》，引用只注页码）并没有使用最新发现的史料，只是对既有的史料重新梳理与解读。作者颠覆了对周的许多正面评价，向人们塑造出一个完全迥异于“光辉形象”的另类周恩来，也弥补了高著中的某些不足。

综合评述周恩来是相当困难的，尤其是晚年时期周的行为存在着官方一直强调的“违心”一说。邓小平说过：“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很多违心的话，做了许多违心的事。”（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页348。）同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好心办坏事”一样，周所犯的错误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用“违心”来解释了。但是对于“违心”一说，不少学者一直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丁凯文在《新发现》一书的序言《千秋功罪任评说－－解析文革中的周恩来》中引用了胡平的观点：“周的言行哪些是违心，哪些是本意呢？我们总不能说，周的言行，凡是好的都是真心是本意，凡是坏的都是违心是无奈。”（《序言》，页16）因为“违心”与“有意”之间的界定确实是十分模糊的，根本不存在一个明确的区别标准。丁认为周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完全是真心实意的，“违心说”不仅不能减轻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责任，反而使周恩来堕落成一个没有人格的软骨头和伪君子“（《序言》，页31）。

在中共建国前，周恩来总是能够慎时度势地站在强者的一边，长期周旋于王明与毛泽东之间。直到1942年延安整风后，受到批判的周与其他党内领导人一同向毛检讨，心悦诚服地表示愿意接受毛的领导。丁凯文写到：“自延安整风之后，周恩来在党内就一直是个辅佐最高领导人的角色，终其一生没有变化。”（《序言》，页17）自此以后，“检讨”成为中共党内领导向毛表忠心的工具，而周则是其中检讨做得最积极、最好的一个人。

中共建国后，党内正常风气的大面积滑坡始于1958年毛泽东的“反‘反冒进’”。1956年周恩来与刘少奇、陈云等领导人达成了“反冒进”的共识，这严重挫伤了主张“跃进”的毛的积极性。周还与毛发生了争执，成为周一生中次数不多、也是最后一次与毛的正面冲突，毛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1958年毛连续召开杭州、南宁、成都等会议“反‘反冒进’”，迫使周恩来、陈云等人检讨，最终周以自我作贱式的检讨得以勉强过关。此次检讨也开创了周自己正确还要检讨的先河，“对毛本人的忠诚大于对其政策的忠诚是周恩来得以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是周恩来在1958年做检讨之后最大的心得”（《导言》，页37）。此后周弯下的腰杆在毛面前就再也没有直起来，他的一切思想行动都以毛的意志为转移，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原则立场，“此时的周恩来彻底完成了自延安以来的自我异化。”（《导言》，页35-36）。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君臣关系”最终确立。周不仅助毛硬将彭德怀等人打成反党集团，还劝说意见正确的彭向毛检讨。《新发现》揭露了周在全国出现饿死人时，并未认真地对待，反而继续征粮而不是开仓放粮，使得大饥荒雪上加霜，“几千万人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页107）。在中共党内长期的“造神运动”中，周的作用也一直被人忽视。周是为毛树立个人崇拜的始作俑者，早在1940年代就吹捧毛，而且后来在宣传方式上的水准之高、力度之深也远在刘少奇、林彪等人之上。大饥荒后为及时修补毛破裂的“神像”，周费尽心机地筹划与导演了大型歌舞剧《东方红》（页812），文革前他还经常亲自挥臂指挥群众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页814）。在“神化”毛的过程中，周的责任是最大的，“作为中共元老和建国后的总理，周恩来所臣服而表现出来的巨大感召力是刘少奇所不能比拟的。”（页1106）。

文革前，周恩来是最明白毛泽东心意的人，他积极帮助毛打倒“彭罗陆杨”，在这个过程中的出色表现让毛看到了他的意愿与能力。作者认为，周对于毛在1966年发动文革并非完全不知情，他“对‘文化大革命’有可能缺乏某些思想准备，但周肯定不是被动地卷入这场运动之中的”。周也积极地参与文革，批判朱德、支持中央文革小组、为毛的大字报张目等，成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也是不可或缺的文革依赖支柱之一。”（页230）。文革中“谋事在毛，成事在周”，周超强的组织与工作能力为毛所欣赏，其所发挥的作用更是无人可代替。

1967年陶铸倒台后，周恩来真正成为中共的“总管家”，也是文革中最忙最累之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周主持着党政军的日常工作，其实权地位也远在“林副统帅”之上。《新发现》一书指出，虽然文革初期周恩来与林彪都是毛发动文革的主要力量，但是“林彪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作为一种军队力量的‘橡皮图章’，而周恩来是毛泽东文革路线的具体组织者和实施者”（页479）。作者认为文革中根本不存在周恩来、江青两个阵营的对垒，“周、江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相当一致，都是在毛的旨意下行事，所不同点在于采取何种形式予以完成”（页769）。

突如其来的“九一三事件”是毛泽东政治生涯的重大转折点，他不但没有从中享受到以往打倒对手的快感，反而是受到了异常沉重的打击。在他准许调整国内政策以稳定日渐失序的国内环境时，周恩来得以重拾更多的政治权力，谨慎地平反部分冤假错案、调整经济政策等。文革时期周“保人”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丁凯文认为周确实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保护过一些老干部，“但是，保护和关照的前提却是要看毛泽东、江青的脸色行事，绝非周恩来自己能擅自做主。”（《序言》，页27）。作者也强调了在解放与保护老干部的过程中，“毛泽东是决定者，周恩来是执行者”（页905），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始终是毛。实际上，对于那些毛坚决要打倒的干部，周不但不会施以援手，反而还会做出落井下石之举。文革后期重新起用邓小平也是毛一手包办的，周只是被动的执行者，“毛泽东无疑是邓小平得到提拔的最重要和决定性的因素”（页739）。

1969年“珍宝岛事件”之后，毛泽东讲苏联视为中国最主要的敌人，准备联美抗苏，适当地调整中国的对外政策。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中国得以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与日本建交，尤其是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由于周主理磋商谈判等相关事宜，国内外之人不太了解这一切都是毛在背后拍板的，因而让周收获了比毛多得多的鲜花和掌声。但从此周就掉进了“权高震主”的陷阱，“毛泽东对周恩来从来就不信任，外交上打开局面以后，周恩来在国际上的名声越来越大”，毛由此而产生出嫉妒（页618）。之后的1973年“帮周会议”整得周恩来精疲力竭、胆战心惊，以至于周上手术台前还惴惴不安。

周恩来在文革期间是仅次于毛泽东的实权人物，实际上也成为毛在文革中的最大“帮凶”。《新发现》揭露了中央专案组是迫害党政机关干部的法西斯组织，而周身为专案组的总负责人，对于一些大案、要案是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作者证实了周协助毛打倒刘少奇后又置他于死地，而且周对于文革时期彭德怀的受迫害与贺龙之死也是难辞其咎的。毫不夸张地说，重要党政人员的倒台都几乎与周脱不了关系。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周还以无产阶级专政手段残酷地清查反对自己的“五一六运动”，全国因此案而受牵连的人不下百万之巨，从而酿成了文革期间最大的冤案（页1604）。

在高度个人集权与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周恩来之所以能够化险为夷，全身而退，并不是源于其在党内的显赫地位或在民间的崇高威望，而是在于他坚决拥护文革的态度。周小心翼翼地处理与毛的关系，“对于不能向毛挑战这件事，彭（德怀）将军既认识不到，也做不到，故而不得善终……林彪认识到了，开始也做到了，最终却做不到……但有一个人既认识到了，又自始至终地做到了……便是曾名满九州的周恩来总理”（单少杰：《毛泽东执政春秋（1949-1976）》〔纽约：明镜出版社，2000〕，页220）。许多中共高层人士受到整肃，晚年难以善终，“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够像周恩来那样完成从过去的同志关系、战友关系、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向‘君臣关系’的转变”（《导言》，页36）。低三下四的检讨是周晚年逢凶化吉的“护身符”，逢难必检讨也成为其人生的一大特色。

文革后幸存下来的中共元老津津乐道于“没有周恩来，文革的灾难会更大”之类的伪命题，认为周恩来在最大程度上减轻了文革动乱所造成的破坏，如陈云说：“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陈云：《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载《陈云文选（1956-1985）》，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页218。）《新发现》一书指出，实际上周在文革中的破坏作用要远大于其建设性，他不但没有向毛提出谏言，反而协助他破坏党的制度与国家的法律，作为毛决策的最主要与最坚定的执行者，“周恩来带给全中国的灾难远远大于其行使的正常职能所带给国家的正面作用”（页1112）。“毛公不息，文革不止”，如果没有周的鼎力相助，毛是不可能折腾那么长时间的。周的行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客观上都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延长了毛泽东的政治寿命，也延长了中国人民的苦难时间”（页1108）。

1958年后，周恩来从未质疑过毛的对错，全心全意地推行它的错误路线。周对于毛的过分忍让与驯服也受到非议，如刘晓波认为：
无论毛周的冲突因何而起，也无论毛如何对周施以淫威，周都唯唯诺诺。每一次冲突的平息，皆是以周的认错为前提，而且周的每次自我作贱，皆要先追溯自己的历史错误，然后上纲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最后是感谢毛的有益教诲和再次挽救。（刘晓波：《周恩来官场生存术（中）－－读〈晚年周恩来〉之三》，*****网站，http://www.*****/b5/3/10/28/n401345.htm）

周是中共党内唯一真正做到对毛驯服的人，作者认为，周之所以会如此行事，是由于对自己的错误定位造成的，“周应该首先是共和国8亿人民的总理，其次才是毛的部下和助手”（页1108）。但是周却本末倒置地将主要精力用于为毛出谋划策，而不是将心思花在国计民生上。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周恩来在文革时期确实也抓了经济建设、苦撑危局。王若水认为文革中的真正悲剧人物是周恩来，“他既要忠于毛泽东，严格遵守所谓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又真心实意地想为民族为人民做一番事业，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这两方面是矛盾的，周却想兼顾”（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仆人眼中的伟人》，下册，第5版〔香港：明报出版社，2004〕，页754）。而丁凯文也认为文革中周之助纣为虐更甚于林彪，但是对其二者的评价却是天壤之别，部分原因在于“周恩来确有关心民间疾苦的一面，在‘紧跟’毛泽东‘抓革命’的同时，还不忘‘促生产’这个事涉国计民生之要事……而这恰恰是林彪较为缺乏的”（丁凯文：《前言》，载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第2版〔纽约：明镜出版社，2008〕，页15）。然而无论周怎么努力，他都不能得到毛的完全信任，毛对周一直是“用而不信”，数易接班人也没有将他考虑在内，还有意让江青利用“五豪事件”大做文章地整他。

笔者认为无论周恩来再如何“违心”，再怎么“顾全大局”，也不可能成为他参与迫害别人的理由，更无法洗清他的罪过。晚年时期的周主要是想毛之所想、忍毛之辱、顾毛之大局，而不是相忍为国为民。当然周的私德确实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如他清廉朴素、严于律己、无绯闻等，但诚如作者认为，周身为国家总理，对其历史定位更应该从政绩与政治遗产方面来考察。在毛统治下的极权主义中国，国家处于极度不正常的状态，如何不顾现实地非要周如何如何，实在是强人所难。但我们起码应当厘清周的那些错误行径，只有做与不做之分，没有违心不违心之别。周既不是神也不是鬼，对他的研究要尽可能地摒除功利心态，不要人为地拔高或贬低，而应当“就事论事”、客观公正地评说。

当前中国大陆学界对于周恩来的研究仍然是停留在歌功颂德的阶段，但凡涉及到较为“敏感”的地方时，或有意回避或故意曲笔。《新发现》主要是挖掘周在1958年后被人刻意掩盖的历史活动，作者力图纠正人们对周的传统的“高大全”的认识，加深对其全面的了解，而且自始至终也没有否认周在其他历史时期的功绩。当然本书也存在着诸多史料使用不当之处，对于一些重大问题并没有深入地展开讨论，如对于周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周的外交和经济政策等缺少分析，在一些结论的下达上也存在着推测有余实证不足的问题。当然，关于周的一些问题的解决还有待于新的史料的发掘与解读，我们也期待着有关周恩来研究的新成果问世。

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12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