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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百里(1882年-1938年),名方震,晚号澹宁,笔名飞生、余一。浙江海宁人,1882年农历九月初二出生。祖父蒋光熙(号沐公)是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建“别下斋”藏书楼一座,贮书10万册,刻印《别下斋丛书》、《涉闻梓旧》等多种书籍流传于世。父亲蒋学煦(号壶隐),因生下来缺左臂,沐公不喜欢他,送他到寺庙出家做小沙弥。长大还俗学医,悬壶济世,娶浙江海盐秀才、名医杨笛舟的独生女杨镇和为妻。她是贤妻良母,又通文墨,成为蒋百里的启蒙老师。
1919年 五四运动爆发时,蒋百里正与梁启超等一起去欧洲考察。次年春回国,正值国内提倡新文化,一时如风起云涌。梁启超深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决心放弃政治生涯, 全力从事新文化运动,蒋百里积极参与,成了梁氏最得力的助手,号称“智囊”。他不仅出主意,更著书立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战将。
1920年9月, 蒋百里主编的《改造》杂志发刊,销路日增,成为当时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有数几家全国性刊物之一。蒋百里每期至少有一篇文章发表。其时,“省自 治说”颇为流行,以对抗北洋政府的中央集权。蒋百里陆续写了《同一湖谈自治》、《联省自治制辨感》等篇。公众对社会主义颇感兴趣,《改造》每期都有文论 及,蒋百里也写了《我的社会主义讨论》、《社会主义怎样宣传?》等文章,更加引起梁启超、陈独秀等的关注。
蒋百里醉心研究文学。1920年, 他从海外归来,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于文艺复兴时期精神,体会很深。他在“导言”中指出:“文艺复兴,实为人类精神界之春雷。一震之下,万卉齐 开。……综合其繁变纷纭之结果,则有二事可以扼其纲;一曰人之发见;二曰世界之发见。”梁启超评论此书为“极有价值之作,述而有创作精神”。蒋百里撰写的 《欧洲文艺复兴史》是我国人士所撰有关文艺复兴的第一本著作。1921年问世后,14个月内出了三版。当时正值五四运动之后,“民主、科学”两大旗帜深入人心。蒋百里在文中提出的“人之发见,世界之发见”两点,正是“民主、科学”的生动注脚,符合于时代精神。《欧洲文艺复兴史》约5万言,由梁启超作序。梁下笔不能自制,一篇序言竟也写了5万字,与原书字数相等。他又觉“天下固无此序体”,只好另作短序,而将此长序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单独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为该书作了序言。这一文坛趣事虽不能说是绝后,却属空前未有。
蒋百里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共学社丛书》,从1920年9月到1935年7月,15年间,共出丛书16套、86种,是旧中国规模最大的学术文化丛书之一。当时进步作家瞿秋白、耿济之、郑振铎等翻译了许多俄罗斯文学名著,都在蒋百里的帮助下,收入《俄罗斯文学丛书》,由“共学社”出版。
蒋百里在文史方面亦有建树,写过《宋之外交》、《东方文化史与哲学史》、《主权阶级与辅助阶级》等,颇有独到见地。他在抗战初期写了许多文章,其中最出色的当推《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这篇剖析日本形势的杰作,极大地激励了四万万同胞的抗日斗志。
抗战初期,国民党节节败退,形势万分危急。蒋百里在1937年秋冬撰写了《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文,断言日本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文章结语写道:“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日寇)讲和。”次年8月 修改定稿,在汉口交《大公报》连载,轰动一时。该报发行量日增万份,供不应求,有些读者甚至天亮前就在报馆发行部的门前排队,等购当天报纸。后方重庆、桂 林和香港等地报纸纷纷转载,读者纷纷猜测。有人说是郭沫若写的,有人说出自“文胆”陈布雷之手,又有人说郭、陈两人虽是大手笔,似又无此亲切笔意。最后一 笔刊出,文章末尾呈现“蒋方震于汉口”6字,人们才恍然大悟。 熟识蒋百里的人,拍着他的肩膀说:“百里先生,你真会开玩笑,大名隐至今日才出现。”不认识蒋百里的人则说:“果然名不虚传,不愧是抗战文坛健将。”此文 当时被誉为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纸弹”。黄炎培写诗赞曰:“……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
1938年,蒋百里病逝。章士钊《挽百里》诗云:“文节先生宜水东,千年又致蒋山佣。谈兵稍带儒酸气,入世偏留狷介风。名近士元身得老,论同景略遇终穷。知君最是梁夫子,苦忆端州笑语融。”
1899年7月,蔡锷东渡日本,入陆军成城学校学习,从此开始了“军事救国”的生涯,并正式改名为锷。在日本,蔡锷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军事知识,一面苦苦地思索拯救中华的途径。1902年2月,他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题为《军国民篇》的文章,阐述丁他的救国救民主张。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力孱弱,生气销沉”,主要由于教育落后,思想陈旧,体魄羸弱,武器窳劣等原因 造成的。若要改变上述弊病,必须实行“军国民主义。” 他断言:“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至于“国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蔡锷虽冥思苦想,却未能做出回答。尽管如此,他的这种探 索还是有意义的。当时,国内正掀起编练新军、改革军制的热潮,把练兵作为救国的“第一要义”。而蔡锷等爱国青年则认为尚武不仅需要刀剑,而且更需要精神, 御侮不仅需要枪炮,更需要国魂。提出对全民进行军事教育、军事训练,以提高国民素质。这种主张,与单纯依靠改革军制以求强兵御侮的思想相比,显然视野更广 阔、更深远。
1902年11月, 蔡锷又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他思想活跃,成绩突出,与同学蒋方震、张孝准,同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当时,他虽然热切地希望变中国为世界第一等强国, 但是还没有确立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思想,仍然抱着从改革军事入手,帮助清廷革除弊政,借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
1904年 初,蔡锷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先后应聘任江西随军学堂监督、湖南教练处帮办、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广西测绘学堂堂长、陆军小学总办等职。年轻 英俊的蔡锷,脚穿长统靴,腰挎指挥刀,每天扬鞭跃马,威风凛凛,指挥练兵。他讲解精辟,技艺娴熟,要求严格,深受官兵敬佩,被赞誉为“人中吕布,马中赤 兔”。不久,云南总督李经羲聘请他到云南担任军职。
1911年(宣统三年)初,蔡锷抵滇。在等待接任新职期间,他伏案著书,从在论及“选将”时,蔡锷崇尚曾、胡“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的思想,认为这是“扼要探本之论”。他说:“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力归宿,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蔡松坡先生迫集》(二),第8页),抒发了他立志为国捐躯的志向。谈到治军,蔡锷认为“治军之要,尤在赏罚严明”,对于“风气纪纲大弛”的军队,“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主张“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蔡松坡先生迫集》(二),第16页)。同时,他也提倡官兵之间“和辑"相处,使士兵把军营视为“第二家庭”。他特别欣赏曾国藩“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这句话,认为带兵者若“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蔡松坡先生遗集》(二),第5页)。 关于作战指导,蔡锷认为:“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蹶也。”从这一思想 原则出发,他既不完全肯定曾、胡“主守不主攻”的思想,又不被当时西方兵学家“极端的主张攻击”的思想所左右,而是根据中国军队、军费、交通等情况,提出 了诱敌深入的战略设想。他说:“我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取波亚战术(指游击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歼除之。
1911年7月,清廷发布上谕,任命蔡锷为新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旅长)。蔡锷开始按照自己的主张和设想,进行改造和训练滇军的活动。当时,云南和全国一样,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以推翻清王朝为宗旨的民主革命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大批同盟会会员和从日本回国的思想激进的青年军官,分布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和新军第19镇中。他们活动频繁,积极策划和组织反清革命斗争。蔡锷虽未参加同盟会,却受到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的影响,暗中与同盟会保持联系,对革命党的活动给予同情和协助。
1911年10月10日,11月1日,起义官兵在五华山组织了“云南军都督府”,公推蔡锷为云南都督。这时,他年仅29岁。蔡锷就职后,积极更新人事,革除弊政,整顿财政,裁减军队,兴办教育,开发实业,使云南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与此同时,蔡锷看到“英窥西藏,法窥滇黔桂粤之谋日迫,边陲多故,危机已伏。若屏藩不固,国将不国。”(《五省边防计划》序)为 此,他亲自担任主编,拟定了数万言的《五省边防计划》,即西南边防协同作战计划。该计划指出,中华民国虽然已经建立,但“内讧未靖,外患思乘”,列强侵吞 中国之心不死。除沙俄日本在东、北部边境地区屡挑事端外,英国侵略者也不断从印度以武力干涉西藏,法国也往越南增兵,企图进犯滇桂。在此情况下,“西南边 要尤陷危险,民国全局殆哉岌岌”。因此,蔡锷呼吁滇、川,黔、桂、粤五省实行军事联合,以便随时抗击英法侵略者的军事侵略,保卫新生的共和国。这份计划草 案分三编十章,分别对五省联合军的兵力编成、作战区域和协同办法,军队的集中,展开和作战步骤,以及战前准备,兵站设置,战场建设等重大问题。作了详细的 阐述和具体的规定。它在当时虽然未能实行,却充分而具体地体现了蔡锷的战区战略思想。本着维护统一的目的,是袁世凯定都北京的支持者。二次革命时,多次为 袁世凯辩护。南北议和期间还曾有过呼声组阁,并曾率先在云南发行爱心公债以缓财政困难。
1913年10月,蔡锷被袁世凯调到北京,任全国经界局督办。他一方面领导经界局工作,一方面仍热心于军事学术活动。他与蒋方震、阎锡山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深入研究各种军事学术问题。其间,他不断上书袁世凯,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献计献策,倾诉他希望建设一支强大武装力量的强烈愿望。然而,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不仅对蔡锷改革军事的热望不予理睬,反而倒行逆施,疯狂地进行军事独裁和复辟帝制活动。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使蔡锷气愤已极,他决心以武力“为四万万人争人格”。于是他表面上装出不关心政治的样子,常去北京八大胡同,与名妓小凤仙厮混,以 蒙蔽袁世凯,暗中却多次潜赴天津,与老师梁启超商量讨袁计划,并初步拟定了赴云南发动武装起义的战略设想。内容是:“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 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
蔡锷组织指挥的四川战役,是护国军在大洲驿休整数日,士气复振,蔡锷决定对敌反攻。这次反攻,无论是在制定计划,组织协同,还是实施指挥诸方面,都有条不紊,果断坚决,在整个护国战争中,堪称精彩的一幕。3月16日,蔡锷令右翼赵又新梯团自白节滩经双合场进攻纳溪侧背,为主攻;中路顾品珍梯团一部由渠坝驿沿叙永河向纳溪正面佯攻,朱德,张煦两支队从侧翼向兰田坝迂回前进,阻击泸州援纳之敌,刘存厚师进规牛滚场,威胁江安守敌,掩护主力攻纳。17日,几路部队同时向敌发起进攻,连战皆捷,朱德一路甚至挺进到距泸州仅几公里的地方。敌人退到纳溪外围组织环形防御。蔡锷见各路进展缓慢,恐合江之敌抄袭后路,遂于24日令各路军队撤出战斗,退回出发地。
护国军以弱于敌人的兵力,在饷弹两缺,后方接济时断的情况下,与号称精锐的北洋军奋战数月,虽没有夺占泸州,却牵制住了敌军主力,阻止了敌军的推进,有力地配合了其它方向军队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反帝制运动的发展壮大。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泸州前线总司令张敬尧,见胜利无望,也在3月31日与蔡锷达成停战协议。
但 是,袁世凯是顽固透顶,他不甘心也不承认自己的失败,还想在军事上再下一次赌注,与护国军拼个最后的输赢。于是,他打电报给蔡锷等人,要求“先戢干戈,共 图善后”,暗地里却在重新整顿部队,组织第二批“征滇军”。袁世凯第二期作战计划,决定缩短战线,集中兵力于湖北,准备重点进攻湘西,再以湘西为跳板从翼 侧进攻滇黔,另外分兵一部进攻陕西,(陕西将军陈树藩已宣布独立讨袁)以保障京师的侧翼安全。张敬尧虽然与护国军谈判停火,暗里也在制定新的作战计划,准备对护国军发动新的攻势。
袁军新的作战企图,早被护国军识破。蔡锷等一面对敌“虚与委蛇”,努力达成停战协定,以便争取时间,整顿部队,调整部署,补充新兵,催运军需,一面积极商 讨下一步作战计划,“以图大举”。 在对川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上,唐继尧与蔡锷产生了严重分歧。唐继尧主张组织重兵集团出宁远(今四川西昌),经汉源、雅安攻取成都。其意图是想首先占领四川省城,造成先声夺人之势,然后由成都向川东,川南卷击,策应泸纳战场。对此,蔡锷极力反对。
蔡锷首先向唐继尧剖析了战场形势。指出:“宁远一路,山川险阻,给养艰难,只宜出奇兵偏师为奇袭扰乱之用,临以重兵,甚属非宜。”在泸纳方面,“逆军现有 两师,且较精悍。我军现只九营,激战之余,兵额大减,以言防守,尚足勉强支撑,以言进取,即增加两三支队亦无必胜之把握。”而綦渝方向“逆军系第3师及第6师 之各一旅,战斗力较弱,不难一战而破之。”因而蔡锷主张,下一步对川作战方针:“叙泸方面宜主守”,“对湘亦宜暂取守势”,而“綦渝方面则积极取攻势”, “以滇师举全力以出綦渝为当。”蔡锷的作战企图是在叙、泸、湘作战方向均取守势,牵制当面敌军,而集中主要兵力从綦江方向实施突击,进取重庆,控扼咽喉要 地,既可以忸击袁军后续部队入川,又可以断绝泸、纳方向袁军退路,同时也斩断了敌作战运输线,陷泸州之敌于弹尽粮绝之境地。
由于袁世凯在6月6日忧郁死去,护国战争也随之结束。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为民国大总统,于7月6日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但是,这时蔡锷的病情恶化,他草草处理了川省善后事宜,即于9月东渡日本治病。11月8日上午,终因医治无效,病逝于日本福冈,年仅34岁。
南 京留守府结束后,张孝准于民国二年(1913)2月回湘任军事厅厅长,拟建立一支新军,得不到湘督谭延闿支持,计划无法实施。当时一些退伍军官埋怨情绪日 益增长。3月,以易堂龄为首,反对张孝准,运动少数巡防部队,围攻都督府。张孝准于5月辞职,程潜继任军事厅厅长。7月初,张孝准随黄兴去南京参加讨袁 (世凯)战争。失利后,被通缉,乃携眷赴日。不久,参加李根源、彭允彝、程潜等所立欧事研究会,任该会干事,继续进行反袁活动。
民国四年(1915)10 月,黄兴得蔡锷密信后,嘱张孝准与蔡锷密切联系,准备在西南发难讨袁。张孝准回国后,在天津与蔡锷秘密会见,商定出走计划:张先赴日,与石陶钧、杨源睿等 人设法为蔡锷避开新闻记者与袁氏侦探;蔡锷到神户,即将随身所带重要文件、勋章交张保存,蔡锷又写信多封致北京各高级军官,嘱张旅行日本各地,每到一处即 寄发一封,以示蔡在日本游历。如此,掩护蔡锷得以辗转潜赴云南。张孝准又受黄兴指派,向日商借贷日币200万元,作为发动讨袁费用。
民国五年(1916)5月,滇、黔、桂、粤4省护国军军务院在广东肇庆成立,张孝准任军务院驻日委员,经办对日一切交涉事宜。这时,日本政府答应贷款日币300万元与黄兴,以在浙练兵一军。后接黄兴函部署讨袁,即赴沪,与柏文蔚商议成军计划。6月上旬,因袁世凯死去,此事作罢。
民国六年(1917),张孝准由沪回湘,任湘岸榷运局长。在任秉公办事,不任用私人;并积极支援湘军总司令程潜军费。民国十三年(1924)湖南发生大水灾,张孝准应省长赵恒惕聘,任水灾筹赈会坐办。是年底,奉命去北京购运芦盐。次年3月,因赴章士钊宴会,饮酒过量突发脑溢血,不久去世,终年4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