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释六零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字上的两个缺口

来源: 金笔于 2012-07-02 21:38:51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30932 bytes)

国家统计局在其曾公布的六零年人口统计数字上，有两个缺口。一个是总人口数，统计出来的六一年底人口总数较六零年底的总数，整整少了一千万！另外一个就是六零年奇高的人口死亡率，记得是千分之二十三左右，较常年好像要高出一半左右（现在懒得去查证，以后再说）。按照死亡率一算，基本上也要有一千万了。

这两个数字，我们无法绕过去，也是无法无视的。怎么解释呢？

人口总数的缺失，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人口流动。即当时从城市动员很多人回乡务农。城市户口注销了，可是他们并没有离开，当然也没有去原居住地报户口，于是形成人口数字的暂时短缺（有人已经有帖子了，按其计算我觉得能够解释六零年底人口数的暂时短缺）。我们家虽然没有从城市去农村，可是据我母亲回忆，当时国家就曾动员干部的家属从国家机关中退职，以减轻国家的负担。我母亲就是当时从国务院机关中辞职回家的。

但是，用此来解释人口缺失肯定需要佐证。即这些人口缺失的数字主要来自城市方面，这样才能解释得通。但是现在国家统计局把这些资料都控制着，没有公布其资料的来源，因此无法证明。所以我们盼国家统计局早日公布资料，以澄清谣言。

那么如此高的死亡率怎么解释呢？

我觉得这是因为因为当时除了城市有大量流动人口外，农村也有大量人口迁移。合作化是一个因素，大搞水利建设大强度的劳动是另外一个因素，再有就是饥荒等，都在促成相当部分农村人口迁移。国家政府方面肯定是在阻止这种迁移（盲流）的。那么基层单位（村，小队，大队等），在面对上级领导要求阻止人口外流的文件时，怎么应对呢？

那就是按照中国几千年来的习惯做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即在面对上级指示要求阻止人口外流时，将所有（不约而同地）外出人口全部当作死亡处理！当然，笔者这样假设，需要佐证的。中央乃至地方（省一级）的文件，要求阻止人口外流是肯定的（部分地区还有传说是民兵持枪阻止外出等），但基层单位用死亡来推卸责任，则无法查证。间接的证据是：八、九十年代和近期内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现在活在世上的六零年出生的人口，要高于当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当年出生人口！而这一现象也主要在六零年出生的人口中发生。这就直接暗示着，当时有很多流失在外的人口，其出生的孩子甚至无法报进户口！

当然，我这里只是提出一种假设，有机会了需要填补更多的证据，有心的朋友也可以帮我提出佐证来。总之，饿死Ｎ千万人，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信的。我们坚持认为，这是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丑闻”。

同时，笔者承认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肯定有超过往年的人口饿死。但这是有诸多因素造成的：自然灾害、基础薄弱和人为因素（兴修水利、超高征粮、密植、忙于炼钢等），还有就是体制因素，合作化以后人们失去了劳动的积极性等。最后还要就是一个年轻的政府，缺乏应对的经验等。

总之这是一场悲剧，希望永远不要再发生了。

（下面收录二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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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一：有关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灾害问题：

重要数据

从气象、水文、农业、民政和统计部门记录的原始资料文献看，“三年自然灾害”是建国以来第一场连续多年的严重干旱灾害。按照国家气象局分析发布和出版的权威性资料文献^[1]，水利部统计归纳的资料和研究出版的^[2]，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汇编的《中国灾情报告^[3]》，概括其记载、归纳与研究，陈述于下。

气象部门就时间、地区、降水量距平、干旱种类给出序列统计表（摘录研究时段如表1）。

表1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干旱时段、地区和降水距平 ^[4]

年代	月（旬）	地区	负距平 %	干旱种类评估
一九五八	1~5	云南西部	40~80	重旱
	3~5	云南大部、川黔南部、两广大部、福建南部	30~85	部分重旱
	5~8	黑龙江中部、吉林大部、辽宁西部和中部	30~60	部分重旱
	6~7	长江下游地区	50~85	同上
	6~9	湖南东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	35~70	同上
一九五九	3~5	黄河上游大部分及河北北部、内蒙大部、辽宁南部	25~50	旱
	4~5	黑龙江北部	30~50	部分重旱
	4~6	吉林中部	30~50	同上
	7~9	渭河、黄河下游以南——南岭地区	30~80	大部重旱
	10~12	华南大部地区	30~85	同上
一九六 ○	59.10~60.2	华南大部地区	40~90	同上
	59.10~60.4	广东西部、中部与海南岛	50~70	重旱
	59.11~60.5	云南、四川南部、贵州西部	45~80	大部重旱
	3~5	辽宁西部、河北东北部、内蒙东南部	50~70	重旱
	3~6	渭河、黄河中下游、海河地区	25~80	部分重旱
	7~8	长江中游地区	45~85	局部重旱
一九六一	3~6	华北大部、东北西部、山东北部	30~60	部分重旱
	4~8	河南南部、湖北北部	40~65	重旱
	6（中）~7	长江下游部分地区	45~80	旱
	6（中）~8	贵州北部、四川东南部以及长江下游部分地区	45~85	重旱
一九六二	1~3	两广北部、湘赣南部	50~80	重旱
	1~4	广东沿海、海南岛	40~80	重旱
	3~5	云南西部、四川西南部和北部、甘南和黄淮之间	35~80	重旱
	3~6	内蒙中部、山陕河北北部、京津地区	65~90	重旱
	3~7（上）	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	50~90	重旱
	4~6	黑龙江大部、吉林西北部	30~55	旱
	7~8	广东大部、湖南中南部	45~75	旱
	7~9	湖南东部、江西南部、福建南部	35~65	旱
	8~10	华北地区，东北平原西部	50~80	重旱

从农业、水利部门统计，以及民政、统计部门汇总数据看，当代研究和出版的资料数据基准，业已完全统一。地面反映的灾情，与气象部门的记载分析，也基本上是一致的：

按照《中国灾情报告》记载，1958年，“1-8月，全国大面积旱灾……冀、晋、陕、甘、青与西南川、滇、黔及华南粤、桂等省区。春旱时间长，波及面广，严重影响农作物播种、生长。河北省中部、东部连续200多天无雨雪……5月中旬……西南、华南及冀东持续干旱。入夏，华东、东北800多万顷农田受旱。吉林省266条小河、1384座水库干枯，为近30年未有的大旱。年内，旱灾波及24个省区2236万公顷农田。”

1959年，“1-4月，冀、黑严重春旱。因去冬以来降水稀少，春旱影响河北省150万公顷小麦生长，成灾62万公顷，另有20万公顷耕地需挑水点种；黑龙江省……150万公顷耕地受旱2寸多深，少数4-5寸深，为历史少见。”7-9月，渭河、黄河中下游以南、南岭、武夷山以北广大区域普遍少雨，闽、粤60天无雨，遂“波及豫、鲁、川、皖、鄂、湘、黑、陕、晋等20个省区的旱灾分别占其77.3%（受灾3380.6万公顷）和82.9%（成灾1117.3万公顷），受灾范围之大在50年代是前所未有的。” 刘颖秋主编的《干旱灾害对我国社会经济影响研究^[5]》认为，“是新中国成立10年来旱情最重的年份”。1959年的大旱，在水文方面有显著的表现。是年，松花江源濒于干涸，丰满水库缺水发电。江、淮出现历史同期（记载）的最低水位。江苏省山区塘堰、小水库干涸37万座（占本省同类型工程的67%）。湖北省塘堰干涸达80%，8月中旬以后小河几乎全干；由于江水奇低，沿长江的121个水闸和161个明口，能够自流放水的也只有50个闸、13个明口。湖南省邵阳、衡阳和湘西州的71万处塘坝，在9月中旬有半数干涸。

1960年，持续旱情扩大：“1-9月，以北方为主的特大旱灾。上半年，北方大旱。鲁、豫、冀、晋、内蒙、甘、陕7省区大多自去秋起缺少雨雪，有些地区旱期畅达300-400天，受灾面积达2319.1万公顷，成灾1420万公顷；其中鲁、豫、冀三省受灾均在530万公顷左右，合计1598.6万公顷，成灾808.5万公顷左右。山东省与河南省伏牛山—沙河以北地区大部分河道断流，济南至范县的黄河也有40多天断流或接近断流，800万人缺乏饮用水。夏秋季节，南方皖、苏、鄂、湘、粤、滇、川7省区因旱受灾面积都在66.6万公顷以上（按：广东、海南旱情持续了7个月，西南各省冬春连旱），川、鄂2省成灾198.1万公顷。除西藏外，大陆各省区旱灾面积高达3812.46万公顷，为建国以来最高记录”；“本年灾情是建国后最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是年大旱，除黄河外，还有不少河流断流，如永定河、潴龙河断流5个月；子牙河及滏阳河衡水以下河道，自1959年11月断流，直到1960年7月18日才有来水；山东境内12条主要河流，有汶河、潍河等8条断流。

1961年，旱情持续：“1-9月，全国范围的特大旱灾。全国旱区受灾面积达3784.6万公顷，成灾1865.4万公顷，主要分布于华北平原及长江中下游地区、黄土高原、西辽河流域”。是年3-6月，海河水系的赵王河、潴龙河平均流量距平偏少一半以上。西辽河通辽站3-6月平均流量仅0.123秒立方米，比多年平均值少99%！安徽省正阳关、蚌埠和江苏洪泽湖各站6-8月平均流量较年均值偏少8成。湖北襄阳专区8个县325条大小河流，断流312条。

1962年，“1-9月，全国大面积旱灾。去冬以来，南方湘西北、粤北、川北、苏北、皖中地区雨雪稀少，2月约有100万公顷呈旱象；3月，旱区扩至豫、鄂、黔、陕等省，共计360万公顷……甘肃河西走廊、内蒙呼伦贝尔和乌兰察布地区、晋北、冀西北、吉西北地区，旱期长达200-400天，甚至井干河断、人畜吃水困难……年内，旱灾波及北方为主的24个省区（市）2174.6万公顷农田，成灾面积878.4万公顷。”

人们习惯上将这几年的灾害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从干旱灾害的延伸和转移看，影响我国农业生产的严重干旱灾害，大致延续了四年。时间上以1959年夏秋至1960年夏黄河流域、西南、华南为主，1961年春夏秋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连续干旱为主；以及1962年春夏、夏秋的华北黄河流域、东北的干旱。人们在谈论和研究中往往忽视了1958和1962年也是较大旱灾年，从宏观角度看，集中在1959-1961年的特大干旱，是有一个发展、高峰、减弱的过程的。

二、1959-1961年的特大干旱在建国初期干旱灾害序列里的地位

1950-1990年全国历年受旱、成灾面积序列

1．根据《中国水旱灾害》归纳，在1949-1990年的长时期内，“全国受旱面积超过2000万hm的有23年，成灾面积超过1000万hm的重旱年有12年，成灾面积超过1500万hm的大旱年有5年，按成灾面积大小，依次为：1961年、1978年、1960年、1988年和1989年……受旱率超过15%和成灾率超过5%的有15年，包括1972年、1976年及1959-1961年、1978年-1982年和1985年-1989年等3个连续年段。受旱率超过20%和成灾率超过10%的有6年，分别是1960年、1961年、1978年、1986年、1988年、1989年”。可见，1959-1961年属于该序列的重旱和特大旱年，成灾面积名列前茅，而在建国初期17年（1950-1966年）的统计里，该时段的受旱面积、成灾面积、粮食减产量、受旱人口的统计数值，则更居于首位。

2. 必须强调的是，在建国初期（1949-1961年）旱灾灾情统计序列中，1959-1961年时段，各项统计指标的平均数值，大大高出前10年的平均值：

表2 建国初期平均旱灾灾情统计指标比较

	受旱面积 hm	成灾面积 hm	成灾率 %	受灾人口万	粮食减产万吨
1949-58年	848.32	271.87	32	1824.94	339.7
1959-61年	3659.30	1533.46	41.9	5748.13	1177.1

3．可见，尽管1952-53、1956-57年部分省区也有严重的灾害，但建国初期，成灾率大于20%的极旱省区和成灾率在10-15%的重旱省区分布，时间特别集中、且旱区十分广阔的，是在1959-1962年期间。

部分流域1949-1990年因旱灾粮食减产率图

4．文献《干旱灾害对我国社会经济影响研究》研究中国农业旱灾的长时期（1950-2001年）变化，归纳认为：“受旱面积的7个高峰期为1958-1962年、1972年、1978-1982年、1985-1989年、1991-1995年、1997年、1999-2001年，均在3000万亩以上。几个受旱超过4000万亩的严重干旱年，如1959年、1960年、1961年、1978年、1986年、1988年、1989年、1991年、1992年、1999年、2000年、2001年均出现在上述高峰期”。而1959-1961年的严重干旱，按时间序列居于诸高峰期的第一峰。

5．文献在对近500年典型场次特大旱灾及规律分析后，结论指出：“1874-1879，1959-1960年的大旱，灾害等级为3级重旱，频率为100年一遇”；1990年代以来，“与1959-1963年相比，全国受灾面积尚未突破1959-1961三年特大持续干旱时3812.5万公顷最低值。”

从资料和分析看，1959-1961年干旱灾害都是建国以来第一场连续多年的严重干旱灾害。

表 3 1959—1962年累计成灾100万公顷以上的省市逐年统计单位：万公顷

省市	1959	1960	1961	1962	累计
河南	100	210.5	434.5	86.3	831.3
河北	64.7	331.3	61	93.3	550.3
四川	100	125.3	266.7	53.3	545.3
湖北	166.7	113.3	172.8	70.6	523.4
山东	226.7	26.7	174.5		427.9
山西	18	170	61	93.3	353.3
内蒙		72.8	90.8	100	263.6
陕西	46.7	63.3	72.9		182.9
浙江	145.3		26		171.3
黑龙江			28.2	102.1	130.3

表中前5名均为我国的农业、粮食大省，干旱灾害的威胁与后果可想而知。

三、干旱灾害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表 4 1959-62年主要粮食减产省的减产幅度统计单位万吨

省市	53~57年平均产量	59~62年平均产量	两阶段比较平均减产量	减产幅度
甘肃	364	213（60~62）	151（60~62）	41.4%
辽宁	642	408（60~62）	234（60~62）	36.4%
安徽	1040	668（59~61）	372（59~61）	35.8%
黑龙江	763	530（60~62）	233（60~62）	30.5%
河南	1226	870（60~62）	356（60~62）	29.0%
四川	2082	1498（60~62）	584（60~62）	28.0%
山东	1300	950（60~62）	350（60~62）	26.9%
贵州	444	343（60~62）	101（60~62）	22.0%
吉林	534	425（60~62）	109（60~62）	20.0%
湖北	955	766（59~61）	189（59~61）	19.8%

仅仅从主要产粮省的减产幅度（这里既有干旱灾害的影响，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可以估计到当时由于减产给这些省本身，或需要他们调出粮食所遭遇到的严重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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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二：

毛泽东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高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