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战故事：完美的谎言
简单说明
1、运用网络资料，重新叙述朝鲜战争，普及国史常识。
2、不对材料负责，只对观点负责。意思是，对使用材料只做选择和取舍，不做考证和鉴别。
3、完全依据网络材料进行叙述。
4、尊重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写作风格尽量贴近网络。
5、希望网友提供资料，交流看法。
第一章 韩战根源
朝鲜半岛位于欧亚大陆的东边，西方也称为韩半岛，总面积21万余平方公里。在形状上，从下往上看像一只站立的兔子，不过韩国人力争从上往下看，说像一只下山的老虎。朝鲜半岛的北部隔着鸭绿江和图门江与中国的吉林延边和辽宁的丹东等地接壤，最北部有一点连着俄罗斯；西部濒临黄海，与中国的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江苏相望；东边是日本海；南边是日本海峡，正对着日本北九州岛。
朝鲜战争被称为世纪三大战争之谜之一。朝鲜战争简称韩战，韩国称“6.25战争”；北韩叫“祖国解放战争”；中共叫“朝鲜内战”，也叫“抗美援朝战争”；在美国被称作“被遗忘的战争”。如果美国想模仿中共，进行一番意识形态炒作，大可以把这场被强加的战争冠冕堂皇地叫作“抗共援韩”。
韩战从
作为20世纪国际关系中对峙和冲突的一种特定形式，“冷战”具有两个特征：其一是具备浓厚的意识形态背景，即对立双方都把自身的制度和价值取向作为一面旗帜，强调对方存在的非正义性，尽管意识形态本身未必就是他们各自对外政策的终极目标；其二是表现为明显的全面同盟形式，即对立双方都是以形成某种政治、军事的国际集团方式参与冷战的，而美国和苏联则分别成为这两大阵营的首领。亚洲的冷战同样具有这两个特征，这在朝鲜战争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冷战中的国家关系在韩战中似乎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总体说来，中朝之间的问题，并不单纯是各自利益的对立，而是阵营全局利益（往往由中方代表）与当地局部利益（一般由朝鲜提出）之间存在着差异。所以，苏联立场的偏向，也并非仅仅是考虑到照顾中国的意见——尽管相对来说莫斯科处理同毛泽东的关系时更加慎重，而更多地是因为中国的主张比较符合斯大林认定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亚洲冷战中的总体利益。但这里的问题在于，所谓共同利益或总体利益，一般是依据在阵营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领导人的认识和理解确定的。因此，一旦某一主权国家不再认同这种共同利益，或阵营中的主导地位发生了变化，这种局部服从全局的逻辑就不再发生作用，他们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就面临着终结。中朝关系是如此，中苏关系也是如此。
美国《外交政策》最新一期选出“23名全球最腐败独裁者”，其中，北韩国防委员长金正日名列榜首。基于这一国际政治的现实，60年前开启的韩战确实还未结束。
美国之音中文网做了一项有关韩战的调查，竟有71%的投票者（此结果为6月24日显示）反对中国当时参与这场战争。
一、战前5年的国际形势
早在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召开时，各大国设想的太平洋战争应这样结束：由中国军队歼灭除东三省以外驻扎在中国大陆的其他日军；由苏联对付驻扎在中国东三省的关东军；由美国全歼太平洋地区和日本本土的日军。这说明，各大国都知道只有美国有能力迫使日本投降。因为哪个国家能够直接攻入日本本土，哪个国家才有力量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个道理就如同只有攻入德国，攻占柏林，才能迫使德国投降。在这个意义上，各大国都是助阵，敲边鼓，摇旗呐喊。
会议对各国军事行动区域大体作了上述划分，但究竟由谁来解决朝鲜半岛的日军问题没有提及。另外，在行政区划上，朝鲜已被日本列为日本版图的一个行省，而朝鲜半岛上的日军又隶属于驻扎在东三省的关东军，于是朝鲜半岛出现了行动空白和模糊区域，为以后战争的全面爆发埋下了伏笔。
二战结束前夕，1945年4月斯大林宴请铁托时说：“这次战争与过去不同；无论谁占领了土地，也就在那里强加他自己的社会制度。”战争与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并通过战争来推行政治制度，这的确是二战的一个深刻特点。
斯大林
莫洛托夫回忆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斯大林站在刚标明苏联新疆界的地图前说：看看我们得到了些什么，国界从列宁格勒向前推了。波罗的海沿岸现在重归我们所有。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达维亚都集中了。西边一切正常。看看东边，“千岛群岛归我们了，萨哈林岛也全属于我们了，这有多么好，旅顺港是我们的！”他接着用烟斗在中国一带划了一圈，“中国、蒙古……一切正常。”[vi]
二、三八线上
三八线无疑是世界上危险程度最高的一条线。它似乎天生就是一条战争的导火线。
1896年俄国和日本，曾经利用横贯半岛的北纬三八线这一地理分界，瓜分朝鲜半岛。二战结束，美苏两国再次沿用了北纬三八线，建立了南北韩两个不同政体的国家。于是，三八线便成为一条不是国境的国境线。
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凭借距离较近的地缘优势，很快进入朝鲜半岛，此举引起了美国的高度警觉和强烈反应。此前，美国从未有过在朝鲜半岛驻军的意图和打算。苏军抵近汉城之际，美国军队还在冲绳，距离半岛还有几百海里。杜鲁门紧急致信斯大林，说我们也要在朝鲜半岛接受日军投降，以北纬三八线为界，一人一半。实际上，就在致信的头天晚上，由美军参谋部的几个参谋拿着地图向杜鲁门划一划，杜鲁门就将该提议递交给斯大林。[vii] 这就是
斯大林
三、国际社会对朝鲜战后进行共管的历史背景
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后即强迫韩国签订《保护条约》剥夺了韩国的国权。1910年日本进一步强迫其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宣布废除韩国国号，改称朝鲜。使其成为日本的一个殖民省，派遣官吏，废除韩文讲日语，韩人一律改日本姓氏。1943年11月，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谈。
美苏两国认为，战后各民族寻求独立的呼声日益高涨，朝鲜既没有政府，又缺乏选举的经验，因此，
由此可见，最终使朝鲜独立自由，先由国际社会共管的原则，是由开罗会议提出，经过国际社会多次会议的多次协商确定的。在当时朝鲜各方都无力接受日本投降和管理朝鲜的情况下，这样做是符合实际情况和朝鲜人民利益的。
四、南北朝鲜各自成立国家政权的历史情况
1910年日本吞并韩国后，韩国人民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反抗斗争。1919年从
1946年，美苏共同筹备成立的朝鲜问题联合委员会正式启动运转，到1947年，共召开了三次会议，没有达成一致，其原因来自朝鲜内部。按照美苏及其联合委员会的最初设想，三八线只是一个受降的分界线，不是一个政治分界线，朝鲜应该是统一的，要搞统一选举，要重建一个政府，南北朝鲜应当各自推选一个政治精英参与竞选。人选的标准，当然在意识形态、政治立场方面趋同为好。在北朝鲜，斯大林支持曹晚植（有“朝鲜的甘地”之称）。曹晚植不是共产党人，他的政治风格有点像孙中山。1945年12月莫斯科会议召开，曹晚植主张朝鲜有能力管理自身的事务，坚决反对托管。会后，这个人消失了，杳无音信。下一个人选是金日成，戈夫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上说，这个人有能力又听话。金日成那时在哈巴罗夫斯克。金日成早年随家庭移居中国东北，在吉林上学。1930年开始参加抗日活动，以后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他所在的抗联一部被日军打败后，跑到苏联。[xii] 再后进入苏联参加了苏联红军88旅（中国旅）。1945年他是该旅朝鲜营的营长，并被斯大林内定为朝鲜政权的领导人，
苏美军接管朝鲜后，分别成立军政权，实际管理朝鲜的南北。美、苏并成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协调管理全朝鲜。同时，美苏加紧组织能代表各自利益的朝鲜政权。南朝鲜方面，有金九和李承晚两个人，他们都曾在中国生活过。在中国期间，两派就矛盾重重，派系斗争激烈。后来李承晚跑到美国，同麦克阿瑟相处甚好，取得了麦克阿瑟的支持，而蒋介石和当时美国在朝鲜的驻军又支持金九。在人选问题上，双方一直没有达成统一意见。李承晚和金九分别于
苏联红军朝鲜支队长金日成以驻朝苏军司令史蒂科夫中将作后台，成了北朝鲜的主宰。金日成取消他曾经加入过的朝鲜共产党，另成立朝鲜劳动党。美国则接回在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和流亡美国的李承晚。金九也以临时政府主席的身份从中国回国。金九知识分子意识浓厚，并有很高的威望。但他急于求成，率临时政府于1945年底向美国军政府夺权，却被挫败。韩国一下子冒出70多个政党，争吵个不停。
美国在托管不成的情况下，1947年8月干脆把韩国事务踢给联合国。苏联则反对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
针对联合国的反应，金日成采取的策略是从南朝鲜邀请一批代表，急急忙忙地在北朝鲜抢先举行选举。1948年4月22至23日，在苏联的指使下，金日成在平壤召开了南北方抵制联合国主持选举大会，鼓动南方与会的温和派金九与北方一起抵制选举。金九本有希望成为第一届韩国总统，但在1948年联合国做出在南方单独继续选举的决议后，反对在南方单独选举，并北上与金日成协调全国选举事宜不成而威信大降（
可见，韩国政权是按着联合国的决议，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进行选举产生的，更具合法性。北朝鲜并没有没有经过联合国的监督，虽然也在一定范围内经过黑箱操作的形式选举，但显然不具备真正的合法性。至此，虽然朝鲜南北双方都不承认对方政权的合法性，都声称自己是全朝鲜的唯一合法政府，但在法理上，在实际上，双方都单独成为了国家。[xiii]
五、北韩蠢蠢欲动
苏联的战略重心在欧洲，对于远东地区，它的方针始终是保持守势。也正因如此，苏军占领北朝鲜之后，不仅大肆拆运朝鲜北方的工厂机械以充作战利品，而且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任由民族主义者曹晚植担任北朝鲜临时权力机构的负责人，没有像在东欧国家那样全力去扶植共产党人。直到1948年，斯大林也没打算在朝鲜半岛或朝鲜北方建立像东欧那样的卫星国。斯大林甚至不愿意与北韩建立具有联盟性质的外交关系，以免因此而刺激美国。[xiv]
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从1948年12月从朝鲜撤军，美国国防部也下达了撤军命令。李承晚极力挽留，流露出美军撤离后对金日成可能发动入侵的担忧。最后，经麦克阿瑟同意，美军将撤军时间延迟半年，1949年6月从韩国撤军。[xv] 1948年美苏商定双方撤军。苏军表面上在1948年就撤完了，但实际上仍有3000余名苏军顾问安插在连以上部队里，直到美军仁川登陆后才慌忙撤走。而美军在南方的顾问仅有500名。美军顾问团这时更像是留守人员或养老人员。这是因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断定“朝鲜的战略价值不大”，杜鲁门总统决定“美国不应这卷入韩国局势”。美方没考虑捍卫南韩，华盛顿指示麦克阿瑟，“一发生动乱就撤出美国平民和军事人员。”正因如此，美国无心加强韩国的军警力量。一个可信的数据是，1949年美国给韩国的军援仅500万美元。[xvi]
韩国对于金日成就像一块蛋糕，觊觎之心在所难免。
1949年3月，金日成以签订经济文化协定的名义访问了莫斯科，为入侵南韩寻求斯大林的支持；并要求苏联方面于 5月底之前帮助朝鲜人民军实现机械化，于9月底以前转让航空技术。斯大林没有同意金日成的计划，也没答应与北朝鲜缔结军事同盟条约。原因大概有三。一是苏联策划的“柏林危机”正处于胶着状态。[xxiii] 当时美国对西柏林的空运已经进行了8个月，空运物资的总量已经从最初的每天2000吨增加到12000吨。对双方整体实力的认识迫使苏联放弃与美国公开冲突的做法。从两个月后斯大林被迫解除对西柏林的地面军事封锁这一事件上看，斯大林一方面没有精力考虑北韩的军事计划，另一方面也不大敢在亚洲开辟对抗美国的第二战场。[xxiv] 二是日本偷袭珍珠港所引发的美国对日本实施的原子弹报复性行动。这使当时没有原子弹的斯大林对美国有所顾忌，不敢轻举妄动。三是斯大林通过组建共产党情报局和整治南斯拉夫共产党，构造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意在稳定与西方抗衡的阵脚。
但考虑到朝鲜半岛的形势恶化，三八线附近的摩擦和交火事件不断发生，莫斯科还是同意帮助装备在三八线驻防的两个朝鲜警备旅，并决定让苏联海军分队继续留驻清津港协助朝鲜进行防御。不过，莫斯科还是留了一手，防止北韩战争冒险。莫斯科在美国撤军后，准备撤除苏联在清津港的海军基地及在平壤等地的军用机场，以免这些设施被朝鲜军队利用，从而使苏联在国际局势中处于被动地位。
但是到了1949年底，亚洲的冷战局势由于一些重大事件的陆续发生而产生了重大变化。这些事件按照时间的顺序是：1949年5月，“柏林危机”解除，欧洲紧张局势得以缓解，斯大林开始“心有旁骛”。1949年8月，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军事野心迅速膨胀。1949年10月，中共占据大陆，在亚洲形成了对抗民主势力的冷战第二阵线。显然，毛泽东的成功强烈刺激了金日成的领土野心。在一次小范围的宴会后，金日成借着酒劲大呼小叫地对苏联使馆人员说，在中国完成其解放事业后，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解放祖国南方的人民。金日成希望觐见斯大林，如果不行，他就去见毛泽东。其实，早在上半年，毛泽东不顾斯大林的反对而执意渡江，就吸引了金日成前来取经。1949年5月，金日成派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访问北平，透露了侵韩意向。毛泽东积极支持金日成的战争计划，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将中共军中的3个朝鲜师连同武器装备全部赠送给北韩，编入人民军序列。这实际上为金日成组建了一支发动战争的中韩联军。毛还答应，如果美国派遣日本的地面部队入朝作战，中国将出兵相助。至于中国是否要待日本的地面部队跨过三八线再出兵，当时则未予明确。[xxv]
金日成于7月初下令中共军中的沈阳师配置在新义州，长春师配置在罗南。
对金日成的战争狂热，斯大林还算是冷静。其实，这同他半年之前极力反对毛泽东打过长江的心思相同。但后来斯大林看到中共占领大陆等于扩大了共产主义势力范围，加固了苏联在亚洲的安全防御地带，也就不跟毛这个“人造奶油式的共产主义者”计较了。现在金日成想步毛的后尘，这对斯大林来说，也不是什么坏事。但前提是，不给自己找麻烦。要想保证这点，就必须让金日成把活干的利落。而要做到这点，则不能惹恼美国人。这便涉及到美国的态度。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双方的军事结盟主要针对日本。斯大林巧妙地利用中共畏惧日本[xxxvii] 和急于攻占台湾的心理，致电毛泽东，忽悠说出兵很可能迫使美国放弃台湾，如果中国被拖入战争，“苏联也将同时被拖入战争，因为同中国签有互助条约。这需要害怕吗？我认为不需要，因为我们在一起将比美国和英国更有力量。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就让他现在就打。”斯大林甚至说，再往后拖几年日本军国主义就复活了，北韩将成为日、美的桥头堡。[xxxviii]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斯大林决定签署的。这个决定是连同让金日成进攻南方的决定一同做出的，目的首先是扩大苏维埃帝国的势力，其次是要打击一下美国，第三是考验毛泽东的忠诚[xxxix] （因为斯大林担心毛变成“东方铁托”[xl] ）。所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毛泽东迫使斯大林不得不签订”，并非历史事实。正是这个条约，以及毛泽东“努力拖延美国承认中国的时间”这样一个荒唐决心，促使美国改变了企图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一切念头，正式认定中国是苏联的附庸国。[xli] 抗战后期，中共向美国抛媚眼往往被人误解为表衷情。[xlii] 内战后期，美苏向中共争抛绣球，[xliii] 中共也曾有过脚踩两只船的短暂观望和犹豫，[xliv] 但中共很快还是一头栽到苏联怀里。所以，艾奇逊的演讲就被毛看作挑拨中苏关系，身在苏联的毛泽东为了表明自己的反美立场，取信于斯大林，专门写了一篇“答记者问”，以新闻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发表，把艾奇逊骂了个狗血淋头。“美国帝国主义的官员们，以艾奇逊这类人为代表，一天一天地变成了，如果不乞灵与最无耻的谣言，就不能活下去的最低能的政治骗子。所谓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走狗，苏联已经或正在或将要吞并中国这类低能的造谣诬蔑，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此外不会有别的结果。”然而斯大林看到毛泽东这篇文章后很不满意，批评这篇以个人名义发表的文章，完全不能表明中国的官方立场，一文不值。[xlv] 接下来，中共在亲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美国在1950年4月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中，宣称必须拥有军事力量，“以便在可能的情况下，遏制苏联的扩张，并在必要时挫败苏联或苏联指挥下的侵略活动，不论是局部的还是全球性的。”恰恰是在这个文件精神和斯大林的“我们就要同美国人作斗争了”的决心指导下，才有朝鲜战争。而正是这个条约，把中国绑在了苏联的战车上。因此，那些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说成是“新中国第一个外交胜利”，其实毫无根据。[xlvi] 按照这种说法，苏联主动放弃在中国的军事利益，是为了把中国引向朝鲜半岛，以便让中国在将来可能的战争中为自己打头阵。如此一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便成了斯大林抛给毛泽东的诱饵。所谓毛头一次见斯大林，说的“既好看、又好吃”其实是毛不敢直说自己的企盼的托词，犹如孩子想吃糖又不敢对大人明说的托词一样。就连苏联人自己也认为，新条约一定程度上具有强迫性，不利于中国。因为新条约包括有一些秘密协定，这使得苏联事实上获得了在中国东北和中国新疆的“特殊势力范围”，也就是沙皇俄国当年企图并吞的那些地方。这样，中苏同盟只给了一个“小伙伴”的地位。对于毛泽东来说，中苏条约的最大效用就是可以拉大旗作虎皮，具有纸老虎的效果。但毛自己也承认，这个条约是不平等的。[xlvii]
不过，也有人认为，促使斯大林根本转变对朝鲜半岛问题态度的关键，并不是美国领导人的讲话，而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因为，新条约的签订使苏联被迫放弃其在远东以中国东北为基础的政治和经济权益，即中国立即收回大连港，并在2—3年内收回中长铁路和旅顺港。[xlviii] 本来，把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独立出去，在俄罗斯南部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保证苏联拥有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这是斯大林确定的苏联战后在远东的两个战略目标，而控制中国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港，正是苏联实现其远东战略的基本途径。但现在与中国条约的签订，使得莫斯科必须采取补救措施。于是，处于朝鲜半岛中部和南部的元山、仁川、釜山和济州岛的几个港口，乃至整个朝鲜半岛都必须纳入莫斯科的势力范围。[xlix]
但另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如果斯大林不愿意放弃中长铁路和旅顺口，他也完全可以像他在与毛泽东最初见面时那样，说明废除旧的中苏条约对苏联可能带来的严重伤害，事实上毛泽东也知趣地接受了斯大林的这种解释。这远比发动一场危险的境外战争要容易得多。更何况最先提出苏军应该从旅顺港撤兵问题的，也是斯大林，而非毛泽东。从1949年1月底米高扬在西柏坡与毛泽东谈话的记录，以及他与斯大林的来往电报看，中共领导人相信，苏军不应当过快地从旅顺港撤走。甚至一直到毛拜见斯大林时，他还提出了同样的请求。反倒是对1946年2月雅尔塔协定披露后中国各地爆发反苏游行示威情况印象深刻的斯大林，注意到中共取得政权后苏联继续驻军旅顺港，将会直接影响苏联乃至中共在舆论中的形象，因此一再主动表示愿意撤军。毕竟，用战争来获得或保住一个出海口，这里面的风险和代价无论如何都太大了些。何况，斯大林一向谨慎小心，精于计算，他不会看不出，战争万一失利，旅顺港的军事基地将会因为整个朝鲜半岛完全落入美国人的手中而变得毫无价值。而且，一旦美国人站到了图们江口，苏联人怕是连自己的海参崴都会成为累赘，保住一个旅顺港又能有多大意义？斯大林在柏林危机中的被迫退让，是因为他感觉到苏联还没有力量与美国在欧洲公开对抗。而他过去在亚洲采取缓和政策，不惹麻烦，也是因为他看不出有谁在亚洲能够帮助他，担心出现两面作战的危险。现在他敢于策动进攻，向美国挑战，是因为他注意到中国革命成功后能够帮助他在亚洲牵制美国的力量，以减轻他在欧洲和中亚的压力。[l] 1950年2月中苏的正式结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苏联与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整个力量对比，因而也明显地改变了斯大林在远东问题上一贯小心谨慎的态度。斯大林看起来相信可以通过中国并由中国出面去做一些让美国人头疼的事情。正因如此，他希望帮助中国发挥它在亚洲的影响力，推动亚洲各国革命。有两件事可以看出苏联有意识地宣传和推广中共革命的成功模式。一是1949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工会联合会亚洲理事会的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坚持必须向亚洲各国提出武装斗争的方针。二是斯大林在1950年1月突然开始不顾日本和印度两国的具体情况，全面干预两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斯大林动员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评日共领导人和平过渡的错误论调。[li] 很显然，正是因为受到与中国关系的利益的极大诱惑，和对中国及其中国的经验寄予了极大的期望，斯大林才会下如此之大的决心，决定不再理会美英的反应，与中国另订了新约。也正因为与中国结成了盟友，下决心要藉助中国和中国的经验推动亚洲革命，牵制美国，斯大林才会转而督促日本、印度以及亚洲各国共产党模仿中国，开展武装革命。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金日成再度提出武装统一朝鲜半岛时，斯大林才会一改初衷，答应了金日成的请求。[lii]
最后，还有人认为，真正促使苏联战后对外政策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是1947年6月出台的马歇尔计划。苏联的对外政策已经完全脱离了大国合作的轨道，而走上了与西方进行集团对抗的新路。[liii] 西方分析家认为，1949年5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以及苏联同盟国与西方关系的恶化，也是斯大林改变主意，转而支持金日成南侵计划的一个原因。[liv] 不过，也有一种看法认为，促使斯大林改变态度是因为北韩领导人说服斯大林朝鲜半岛南方的革命时机已经成熟。据说，当时北韩共产党第二号人物、北韩外长朴宪永可能比金日成更热衷发动战争。朴宪永曾向斯大林保证，只要北韩军占领汉城，南方将有20万共产党员立刻揭竿起义推翻李承晚政府。[lv] 但实际上，北韩领导人的战争动机中还可能隐藏着一种内部派系斗争的需要。而且在朝鲜历史上，也有在内战中引入外国力量打击对手的先例。在某种意义上，苏联、中国和美国三方对当时朝鲜半岛局势判断失误是导致韩战爆发的主要原因。[lvi]
金日成与苏联大使史蒂科夫会谈，用9吨黄金、40吨白银及15000吨有色金属矿石换取1.38亿卢布军火，再组建3个步兵师，以便把军队总数增加到10个师。莫斯科还同意北朝鲜可以在1950年提前使用原定要于1951年才提供的7000万卢布的国家贷款来装备自己的军队。斯大林还任命瓦西里耶夫中将为朝鲜人民军军事总顾问。此后，苏联便开始大规模向朝鲜提供武器装备。
1950年4月25号，金日成回到平壤，仅仅过了两个月，金日成就迫不及待地发动了侵韩战争。[lviii]
这期间，莫斯科和平壤紧锣密鼓的战争勾结，美国方面也不是毫无察觉。
六、中共跃跃欲试
1949年4月底，毛泽东还没有进北平，住在香山别墅。毛在这里接见了金日成派来的金一，答应中共将派兵帮助北韩入侵南韩。这是中朝双方第一次策划韩战行动。显然，中朝间的战争策划要早于苏联的参与。当然这个时候，中共首先还是考虑自己的军事计划。1949年7月，中共派刘少奇访苏，希望莫斯科提供渡海作战的海空军力量。
中共为了消灭对手，向来不惮于勾结外敌，甚至出卖主权。在访苏期间，刘少奇即根据政治局关于必须立即开始准备进攻台湾的技术条件的建议，向斯大林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准备在1950年进攻台湾的设想，要求苏方提供200架左右的飞机并请代训飞行员，争取赶上在进攻台湾的战役中使用。斯大林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中共的请求。不过，对于刘少奇提出的希望苏联在作战时提供空军和海军援助的要求，斯大林害怕引起美国介入，从而诱发美苏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给予明确拒绝。
1949年12月，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见到斯大林的当天，他就当面提出，希望派苏联飞行员或“秘密军事特遣舰队协助夺取台湾”。斯大林含糊其辞地表示：可以派些指挥人员或军事教员。
日本从来都是俄国人的心腹之患。与对苏联安全无关轻重的台湾比较起来，朝鲜的统一会极大地巩固苏联远东的边防，并使日本直接处于苏联的威慑之下，斯大林对此可谓梦寐以求。在比较了金日成和毛泽东的要求之后，斯大林明确认为支持北朝鲜要比支持中国人划算得多，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更看重朝鲜的战略地位，而且也是因为帮助金日成几乎不需要一个苏联士兵。毕竟，美国对远东保持不干涉政策很可能是有限度的，那就是苏联也必须严格地采取守势。[lx]
按照斯大林对金日成的指示，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征得毛泽东的同意。斯大林这种做法与他对世界革命的安排有关。1949年2月，米高扬到西柏坡拜访毛泽东，曾提到苏联在欧洲设有共产党情报局的事情。毛泽东当时建议，中国革命马上胜利了，这么大一个地方，情报局没有一个亚洲国家参加，不太合适。米高扬随后答复，你们可以组织亚洲情报局，日常工作由中共领导。毛的势力一下子超出了中国。1949年7月，刘少奇奉毛泽东之命到莫斯科，又向斯大林提及此事。斯大林明确表态，今后你们领导亚洲革命，我们管理欧洲事务，中苏兄弟合作，共同促进世界革命大业。[lxi]
斯大林提出的两党分工负责，其实就是划分了全球的共产主义势力范围，将东亚指定为中共的地盘，要求中共对东亚各国革命担负更多的责任。中国党管亚洲国家的共产党，苏联管其他各洲国家的共产党，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亚洲的朝鲜党基于苏军占领和多年管理的情况，仍由苏联党负责。[lxii] 言外之意，中共应该成为东亚革命的领袖。不论真心实意还是虚情假意，斯大林确实号准了毛泽东的脉。斯大林知道毛泽东好这口，便将东亚当作礼物送给毛泽东。这便引发了毛对韩战的浓厚兴致和强烈动力，更成为中共此后干预和支持东亚革命的权力来源和合法性依据。不过与此同时，斯大林仍将毛泽东视作第二个铁托防备着。一方面许诺给毛一个虚衔，另一方面借助金对毛进行牵制。
戴着东亚革命领袖的纸帽子，毛泽东脑子里总时不时地浮现出斯大林封他为东方共产盟主的场景。
早在1949年6—8月中共中央代表团访苏期间，毛泽东特意让刘少奇将中共攻台计划禀告斯大林，请求苏联提供海空军援助。由于害怕招致美国的反击，斯大林拒绝了中共的请求。
至于毛究竟何时知晓苏朝的战争密谋，具体时间应该是在中苏蜜月阶段。在毛泽东第一次访苏的头两个星期，斯大林每两天半就会见毛一次。[lxvi] 现在能够确认的是，正是在这期间，毛同斯大林深入讨论了朝鲜局势。[lxvii] 虽然内容不详，但在主张武力解决这一基本原则上，可以肯定他们之间没有分歧。毛泽东即便有异议，至多也只是进攻的时机问题。这是因为，和斯大林的态度一样，毛泽东也是明确认为朝鲜统一问题必须要通过解放战争的方式来解决的。对于这一点，还在一年以前，他就对朝鲜人说得很明白。他甚至已经具体提到了可能采取行动的时间1950年初。
从斯大林的角度看，中朝联手同美国打一场大仗对他有说不完的好处。第一个他可以做军火商；第二他可以实验自己的新式武器，还可以获得某些美国军事技术；第三他可以摸摸美国的底，在同共产主义阵营对垒上，美国到底能走多远。但最使斯大林动心的还是中国人能消灭并牵制大量美国军队，使世界权力平衡倒向对苏联有利的一边。毛很清楚斯大林的梦，反复表白：我可以帮你圆梦。毛设想的交易是：我帮你打败美国，你给我军事工业、势力范围。于是，中苏双方达成协议：如果在朝鲜战争中发现美日干涉，中国将派陆军、苏联则派空军入朝作战。为了避免苏联介入朝鲜战争之事在国际上暴露，毛泽东向斯大林建言，“可为中国部队提供日造而非苏造枪械。”斯大林和毛泽东在会谈中重点讨论了避免使莫斯科与华盛顿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必要性、苏联为中国入朝部队提供武器装备和空中保护的必要性等。这样，毛泽东就把帮助金日成统一朝鲜置于比中共解决台湾更优先的地位上了。[lxviii] 毛泽东尚未离开莫斯科，斯大林就通知了金日成，金的战争计划已获批准。[lxix] 1950年春天，毛泽东也准备好与金日成来讨论进攻计划的问题了。3月底朝鲜大使李渊周与毛泽东商量金日成访华的事情时，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如果已经有了统一朝鲜的具体计划，那么会晤就必须秘密进行”。[lxx]
可见，斯大林让金日成去找毛泽东，征求他的同意和支持，目的只是为了进一步确认，而并非简单的告知。莫斯科的盘算是，万一美国干涉，就必须让中国顶上。苏联的底线是决不同美国打，否则将冒失去东欧的风险。中美一旦开战，可以牵制甚至削弱美国，苏联就可在欧洲成强势；再者，中美开打就彻底断了中国打美国牌的路，只能死心踏地投靠苏联。[lxxi] 因为斯大林这时收到了私人代表科瓦廖夫反映中共领导层情况复杂，内中存在着严重的亲美倾向的相关报告。其实这完全多余。中共的反美情结绝非斯大林所能理解（中共后来大张旗鼓搞的反美运动和仇美教育远远超过了苏联对美国的敌视）。不过出于稳妥起见，不使毛关键时候掉链子，一气之下翻脸，有必要适当抬举抬举毛，让金必与毛讨论，使毛的虚荣心得到些满足。同时他还必须得到中国在美国万一介入时能顶上去的承诺，才允许金日成开战。斯大林对金日成说，“即使你的牙齿被人给踢了，我都不会动一动手指头。你必须请毛泽东伸出援助之手。”
因为尽管侵韩和攻台会在时间上发生冲突，但毛泽东乐观地预计，侵韩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后推几个月对攻台不会造成多大妨碍。本来，毛的如意盘算是，你小金打你的南韩，我老毛打我的台湾，互不干扰。但无论攻韩还是攻台，都离不开苏联的政治支持和军事援助。对于中朝双方，苏联就像财大气粗的银行，中朝两国就像急需贷款的穷小企业。既然苏联打算先借贷给朝鲜，中共就只能先把自己手中的一点本钱投资到朝鲜，同时借着投资朝鲜，再向苏联套取一笔大额贷款，从而快捷提升自己的军队现代化水平。
对韩战的爆发，究竟是中苏朝三国戏，还是朝苏两国剧，一直存有争议。中国人大多认为毛泽东是无辜的。至少是被动的、被参与的。是不情愿地接受金日成和斯大林的既定安排。甚至还有点委曲求全的意思。当毛表态，既然斯大林同意了，他也没话说，需要什么说句话。金日成却一拍胸脯，需要的一切斯大林同志都给了。说罢扬长而去。场面有点尴尬，当着苏联大使的面，毛泽东没有发作。[lxxiii] 这种想当然的描写，很有助于塑造毛的顾全大局的形象。似乎毛的态度是迫于斯大林的压力而无奈的选择。这种思路其实同以前没啥两样。从前是将韩战的责任一股脑地推给美国，现在是将韩战的责任全盘抛给苏联。推给美国，中国自己就变成了保家卫国；推给苏联，中共自己就变成了助人为乐。美国打上门，苏联压上肩。因为美国，中国受气；因为苏联，中国上当。二者的出发点都是极力从正面塑造中国的受害者形象。[lxxiv] 同属一种护主心态。这种自我辩护的最大特点就是自作正义，自以为是。但它的最大缺陷是低估了毛泽东的精明和老辣。以毛泽东的滚刀肉脾气，他似乎不大会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接受别人的现成安排。尽管他这时有求于斯大林，但要说毛为了向斯大林表忠心，就赤膊上阵，冒死一战，可能性也不大。[lxxv] 关键是，毛心里有底。他知道美国不会轻易动手，更不可能伸手揍他。大不了就是死一点中国人嘛。死中国人是毛最不害怕的事。因为他拥有千百万可充当炮灰的中国人。他相信美国不可能跟他比赛死人，所以他永远是赢者。[lxxvi] 毛的口头禅是“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言外之意是“我都不怕死中国人，还能有啥困难”。其实不是中国人不怕死，而是毛不怕死中国人。为了打台湾，他准备死掉福建一省人；为了和美国拼，他甚至打算死一半中国人。说毛是最没人性的人，恐怕没多少人反对。策划韩战，毛是凶手；参加韩战，毛是杀手。要说韩战的血泊中，毛的手竟然是干净的，绝对是哄鬼。
有人以毛泽东后来指责斯大林支持韩战是犯了大错为理由，声称毛并未参与策划侵韩战争。其实是弱智之说。因为毛的一贯作风是，有功归己，有过诿人。所以，韩战失利诿过斯大林的毛氏故伎同现今人们将韩战说成苏联对中国的胁迫，其实是一个手法。另外，许多人都以中共不知道北韩侵韩的具体时间为理由，证明中共的清白。但只要明了一个简单常识，就不难判断这个问题。既然毛泽东早就知道金日成有意侵韩，毛本人也曾热心表态，一旦情况需要，中国就会派兵与金日成并肩作战（此时离美军越过三八线还有整整17个月）。其实，毛对策划韩战的热衷，在中共高层本就不是秘密。1950年2月，中共42军行军赴东北途经北京时，朱德曾指示该军军长吴瑞林：你们要准备战斗。美国仍占领朝鲜半岛，我们必须解放那里的土地和人民。1950年8月中旬，高岗就曾在一次东北边防军的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必须主动帮助朝鲜人民……让朝鲜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高岗的前卫士长魏宝玉曾透露，“中共中央东北局早就知道金日成欲以武力统一朝鲜。”与此同时，中共也紧锣密鼓地做了各种准备。1950年1月，毛泽东刚与斯大林谈妥朝鲜战争的计划，在北朝鲜发动对韩国的进攻前数月，中共就开始为出兵朝鲜作准备了。中共的7个野战师于该月奉调东北，加上东北军区（含内蒙古军分区）原有之部队，那时东北共有军队40万之众。如此庞大的部队数量远远超出了维持东北治安的需要，毫无疑问，这些部队的集结是为了参加即将到来的朝鲜战争的。此外，中共还在河南屯兵9个野战师共12万人（隶属于13兵团），后来，朝鲜战争一爆发就急调这些师入东北，与先前抵达之部队组成了东北边防军，以粟裕为司令员。[lxxvii] 显然，无论美国介入与否，中共都是要助金一臂之力的。再加上，毛又慷慨地赠送给金3个整编师的兵力和装备。联系这一系列情况，就足以表明中共已经成为侵韩战争的策动者之一。至于最后动手的日子是否知晓，只是一个参与的程度问题。中国虽然不一定了解北韩作战计划的细节，但对其大致的构想显然是事先知情的。就在北韩
从韩战策划的完整过程看，苏联是全程参与，中国是大半参与。某种意义上，它宛如一家股份制公司。有点像是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地出地的三一制运营模式。朝鲜最积极，苏联最关键，中国不能少。赫鲁晓夫坦承，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和毛泽东两人共同决定后才发动的。[lxxx] 倒是中共极力推卸，百般否认。所以，策划韩战的责任人必须由中朝苏三方共同承担。朝鲜是元凶，苏联是主谋，中国是帮凶。[lxxxi] 作为三方策划的结果，斯大林既扮演了“发令员”的角色，又是中国、北韩这两个“运动员”的“教练”。他安排了一场接力赛，先由金日成起跑，再由毛泽东接棒。显然，若无斯大林做此种安排，朝鲜战争或许就不会发生。一旦金日成获得了来自苏联的战争物资和顾问、来自中国的久经战阵的官兵，又正式向苏联、中国请求入侵韩国而获准，北朝鲜就进入了发动战争的倒计时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不但不是一无所知，相反，还积极地从旁协助、配合支持。[lxxxii]
可见，韩战是一场由三个独裁者共同导演的战争大戏。三个踌躇满志的独裁者却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那就是他们找错了对手。他们所有的计划都是在同韩国交战，但结果他们却必须同美国交手。这就注定了他们非倒霉不可。金日成想火中取栗，却一败涂地；斯大林想隔岸观火，却差点引火烧身；毛泽东想从中渔利，结果得不偿失。三个独裁者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太子又折兵。1950年底入朝的解放军38军113师师长江潮亦就承认，“我们的失算在于没料到美国会直接干涉。”[lxxxiii]
为策划韩战，苏中朝三国结成了邪恶的共产同盟和极权轴心。但由于实力所限，金日成对韩国的觊觎，明显受制于斯大林的国际战略和毛泽东的国际主义的合谋操作。[lxxxiv] 所以韩战绝非斯大林一手策划，同时也是毛泽东革命外交路线的一个必然举措。[lxxxv] 就此而言，人们的辩护其实都是诡辩加狡辩。比如说，1949年同意朝鲜师回国，是因为毛泽东担心北朝鲜受到南方的攻击，从而出于国际主义立场对朝鲜革命政权表示同情和支持；又比如说，1950年批准朝鲜师回国，是因为朝鲜战士有回国的意愿；再比如说，中国领导人已经在考虑军队复员和减少军费开支的问题了。第一种辩解纯属脸上贴金，是一种中共式的强盗逻辑，把输出革命发动战争标榜成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第二种辩解也不值一哂，因为中共体制中，个人意愿无足轻重；第三种辩解似乎有点道理，但也非常可疑。因为区区三个师在中共的数百万大军中算不上什么，花费不了多少钱。真要为此裁减兵员，那也先要裁减那些投降的国军部队。因为这些人的政治面目实在不让中共放心。而这三个朝鲜师倒是中共的铁杆马卒。所以，让3个重装师返朝，就是毛泽东送给金日成的一个大礼包。3个师另加2个朝鲜族团，总人数为69200人，占战前北朝鲜军队总数148680 人的46.5％。这些朝鲜族部队主要是从东北的朝鲜族（尤其是延边朝鲜族）地区征集兵员组成的，与中共基于某项中朝两党协定为北朝鲜征募、训练部队有关。因此，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的朝鲜族居民被征集入中共东北部队的比率即高达每17人出一兵，比全东北地区的入伍率（每32人出一兵）高出几乎一倍。按中共当时的政策规定，在中国境内居住的朝鲜族人属于中国籍，而且这些移交给北朝鲜人民军的解放军朝鲜族指战员中，大部份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土地等均在中国而非北朝鲜，因此，这些官兵是中国国民而非北朝鲜国民。[lxxxvi] 可见，这批数万之众的强悍朝鲜族师团，才是第一批中国的“志愿”军。没有这支部队的加入，北朝鲜军队就可能不具备足够的实力发动对韩国的进攻。[lxxxvii] 有了这3个师垫底，金日成侵韩才有底气。它保证了金日成南侵突袭的最初成功。
第一批的3个朝鲜族师分别为东北解放军156、164、166师。其中，两个驻扎在沈阳和长春，另一个正在南下作战。毛泽东让金一拿着他写的条子去沈阳找高岗，下令将这两个朝鲜族师连同全部装备于1949年7、8月移交北韩。这两个师，即李德山任师长的164师（实员10821人）和方虎山任师长的166师（实员10320人），当时均属东北军区建制，于1949年7月进入朝鲜。半年后，即1950年1月初，林彪给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打电报称，提出将他手下的16000余名朝鲜人合并为一个师或4—5个团送回国。中国方面随即通知金日成，金日成提出把中国军队中现有的朝鲜人按朝鲜师的编制，在中国组成一个步兵师，下设两个团，其余官兵用于补充摩托车团和机械化旅，并派人民军作战部长金光侠到中国洽谈此事。
很快，这3个久经沙场的朝鲜师回国之后，随之就成为金日成发动战争的主力军和急先锋。尽管如此，仍免不了“兔尽狗烹”“鸟尽弓藏”的下场。韩战结束后，这3个师侥幸活命的军官大部遭到金日成的清洗和镇压。如李权武、方虎山等4野猛将。就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作者郑律成，回到朝鲜后也在劫难逃，不得已向周恩来求助，周恩来亲自出面才得以返回中国，逃过一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