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借“批林批孔”进行“第二次夺权”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1972年，周恩来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1973年5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谈到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批判时，提出要同历史上反对法家变革的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和孟子的批判联系起来。1974年1月，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批转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组织编选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开始。 1974年1月24日和25日，江青在北京擅自连续召开万人“批林批孔”动员会，并发表讲话，借批“复辟倒退”，影射攻击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期间采取的解放老干部等纠正极“左”做法为“复辟”。之后，江青等人接连就“批林批孔”给军队和地方的单位写信、送材料。 1月下旬，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春桥接连电话“指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要求上海同北京的江青等人相呼应。2月2日，市总工会召开全市工人“批林批孔”大会，市革会各组办、区、县、局的党委书记和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列席参加，马天水、王秀珍发表讲话，将骊山中学事件（注：1973年9月，骊山中学某教师在一份《思想汇报》中认为“现在教育质量很差，学生不好好上课”、“市委领导讲青年一代胜似一代，这是形‘左’实右的理论。”该校一中共党员同意该教师的观点。此事被作为“右倾复辟回潮”典型。）作为全市“两个否定”（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右倾复辟回潮”的典型，要求各单位联系实际，发扬“一月革命风暴精神”，结合各单位实际，狠批复辟倒退，批判“两个否定”。2月下旬，张春桥写信到上海，提出“从严格意义上讲，一月革命风暴并没有把权完全夺过来，有的夺过来的又被夺回去了。”并在中共上海市委组织组的一份简报上批示：“不要放过当前的时机”、“注意在批林批孔中涌现出来的新人物、新积极分子”。还对正在北京的王秀珍布置：要抓一批矛盾尖锐、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单位开刀。直接下达了“第二次夺权”的指令。 从2月份起，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接连布置召开各种会议，贯彻“第二次夺权”，强调“重新站队”、“老造反要立新功劳”，发动各单位树“典型”，写大字报，把重新出来工作的老干部作为“运动”的对象，提出“老干部把老造反夺的权夺回去了，现在要重新夺回来。”还派专人去部分郊县，解决所谓“老保掌权”问题。市委写作组也连续发表文章，号召批“现代大儒”。各单位普遍出现了冲击重新出来工作的老干部，一些因劣迹昭著而被撤换的“老造反”再次提出要夺权。仅以纺织局为例，在短短的3个月中，就有510名老干部被宣布停职检查，其中厂级以上党政领导99人，中层干部216人，涉及157个单位。 与此同时，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还根据张春桥、王洪文的“指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组织了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的围攻，以同江青等人在北京的“放火烧荒”（江青煽动乱军的一句口号）相呼应。他们借口警备区“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派出“记者”、“联络员”，插手警备区运动。6月10～12日，在锦江饭店小礼堂连续召开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和警备区党委常委联席会议，围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整得周心脏病发作。6月下旬，逼迫上海警备区党委召开了3个半天的“军人揭批大会”，围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和上海警备区领导。并将情况汇总后送张春桥、王洪文。6月底，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又根据张春桥、王洪文关于“南京军区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上海可以送大字报”的“指示”，组织专人，到南京军区机关张贴攻击南京军区领导人的大字报和大标语，造成恶劣影响。 二、工人理论队伍 1972年5月20日，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张春桥对《工交情况》上有关沪东造船厂工人通读《哥达纲领批判》和《资本论》的报道做出批示：“资产阶级教授读不懂，工人读得懂。要这个小组坚持下去。”朱永嘉根据这一指示，于同年11月份举办了有30多名青年工人参加的第一期《资本论》学习班，并将所谓“工人能读懂《资本论》而教授却读不懂”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大肆宣传，借以攻击污蔑知识分子。 1974年1月19日，市委第二书记姚文元在上海接见市委写作组的全体成员，其中包括新物色的18位青年。姚强调：“我们现在就是要从工人、农民中选拔理论队伍。”并授意写作组通过办学习班的方法扩大队伍，要“一面战斗、一面学习”。此后朱永嘉等人先后办了10期工人理论学习班。7月21日，市总工会在《关于培养工人理论队伍意见》中提出，要“市、区、局、公司、基层、车间逐级建立起一支工人理论队伍，争取在一、二年内在全市工交、财贸系统中发展到一、二十万人”，并提出“工人理论队伍要带具体战斗任务，研究儒法斗争历史，带头开展革命大批判，写批判文章和大字报。”文件下发后，全市各系统、各级工会陆续建立了一些工人理论队伍。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中，工人理论队伍参与撰写各类大批判文章，注释法家、儒家著作，开设大批判专栏。 1974年8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派人到被马天水树为批“唯生产力论”典型的上海第五钢铁厂送“批林批孔”的材料，以示对该厂职工和“工人理论队伍”的关心和支持。马天水乘势再让市委写作组把上钢五厂树为“工人理论队伍”的样板，并先后组织了73万人到该厂学习。 为了培养工人理论队伍的骨干力量，市总工会先后举办了4期理论队伍学习班。市革会文教组根据江青在天津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的讲话，派出高等院校大批师生，到全市各基层单位“开门办学”，宣讲儒法斗争史，培养理论队伍。市革会常委、市总工会副主任叶昌明从1975年2月到1976年7月前后共8次对市总工会宣教组说：“要想办法抓网，要有形的，不要无形的网”，“可以建立组长厂、10个厂一组。要定期交任务”。后来，又规定每个公司都要建立一个重点理论队伍，确定了271个单位为重点单位。到1976年3月，全市共有理论队伍20440个小组，302563人，占全市职工人数的10％。 “四人帮”粉碎后，工人理论队伍解散。 三、“要当码头的主人，不做吨位的奴隶” 1972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提出反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思潮，要求整顿企业，加强管理，恢复合理、必要和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 1972年10月，张春桥在上海召开座谈会，攻击周恩来关于整顿企业和加强管理的指示，提出企业管理主要是“三讲”，即“讲路线，讲领导权，讲生产关系”，攻击整顿企业和加强管理是“右倾思潮的复辟回潮。”王洪文也说：“整无政府主义，等于整群众。”上海根据张春桥、王洪文的“指示”，封锁周恩来关于企业整顿的指示，树立上海手表厂为“三讲”企业，以及上棉十七厂“无规章制度、无专业管理、无专业领导人”的“三无”车间。并通过舆论工具，介绍和推广这些单位的“经验”，以对抗周恩来的整顿措施。 1973年底，针对全国各港口压船现象严重，直接影响外贸正常进出口业务的开展，周恩来发出“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的号召，并指示推广广东黄埔港采取计件工资以加快货物流通，减少港口压船的经验。全国港口形势一度好转，船舶在港数由10月份的最多210条，下降到180条。周恩来的指示，遭到马天水、徐景贤等人的反对，1974年1月14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发表以上海港务局第五装卸区部分工人名义撰写的大字报《要当码头的主人，不做吨位的奴隶》，大字报指责上港五区领导抓运输定额和管理的正确做法是不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是吨位挂帅。大字报还提出不为错误路线生产。2月1日，姚文元下令《人民日报》全文刊登这张大字报，并在编者按中加以肯定，认为大字报“抓住了当前企业管理中的要害问题，具有普遍意义”，提出：“党员不抓大事，文化大革命中已被批判了的东西也有可能重新出现，社会主义企业仍然有可能走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 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连锁反应。各行各业出现了诸如“不做平方的奴隶”、“不做产品的奴隶”等错误口号，许多港口不敢抓吨位指标，刚趋好转的全国港口形势重又恶化，压船情况再度严重起来。1974年第一季度，全国在港船舶多达240至250条，其中停港时间超过1个月的有40多条，停港时间最长的达120天，港口压船影响国家的信誉和对外贸易，而且造成巨额经济损失，仅1月份外贸租船等泊一项，就损失租金186万英镑。上港五区在大字报的错误影响下，从1974年到1976年，每年吞吐量递减10％，生产成本递增18％，伤亡事故接连不断。 四、风庆轮事件 为尽快发展中国的远洋运输业，1964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了造船和买船同时并举的方针，1970年，又指示力争在几年内基本结束主要依靠租用外国轮船的局面，把立足点放在国内造船上，在国内造船一时不能适应需要时，适当买进一些船舶，把远洋运输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1973年底，由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风庆轮建成，经轻载试验，柴油机主机一号汽缸磨损8丝，接船单位交通部远洋局认为磨损过大，同设计要求有差距，为安全起见，提出风庆轮先跑近洋运输，为此，上海曾同交通部发生争执。其间，市革会工交组在姚文元、马天水支持下，污蔑中国远洋公司上海分公司是“崇洋公司”，并于1974年3月22日召开批判“崇洋媚外”大会，点名批判交通部，影射攻击中央领导人。同年5月4日，经国务院批准，风庆轮在更换部分部件后首次由上海远航罗马尼亚。交通部为保证风庆轮远航，特意安排另一条远洋轮伴随风庆轮，并派专人到船上协助工作。7月下旬，风庆轮尚未归航，张春桥就在北京对朱永嘉布置：“要继续批洋奴哲学，这次风庆轮出去即使沉了，也是胜利，回来后要好好写一点东西。”姚文元也布置，要借风庆轮问题做文章。9月30日，风庆轮远航返回，上海组织了盛大欢迎仪式，《文汇报》、《解放日报》接连发表文章，宣称“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发展史，是一部充满尊孔崇洋与反孔爱国斗争的历史”，影射交通部奉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要“彻底批判代表儒家卖国主义路线的崇洋媚外思想。”仅10月份，上海两报就发表近20万字的文章和报道。《红旗》杂志还发表由上海市委写作组以风庆轮党支部名义写的《扬眉吐气的三万二千理》一文，并在编者按中说风庆轮远航“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之类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是一个有力的批判，它的意义决不限于造船业和海洋运输业。”上海还组织10余万人上船参观，扩大影响。 上海还根据“四人帮”的“指示”，发起了对交通部派遣到风庆轮上协助远洋工作的李国堂和顾文广的围攻。李、顾两人因拒绝在造船问题上批判国务院、交通部的所谓“洋奴哲学”、“崇洋媚外”，被整理了近万字的诬告材料。风庆轮返航后，根据王洪文的“指示”，李、顾被无理扣留在上海，遭到批斗围攻，并提出要揪后台，规定“不批透不准回北京”，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副总理邓小平。 10月4日，江青在一份关于风庆轮问题的材料上批示：“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指责交通部是“买办资产阶级思想专了我们的攻”，“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相继批示，同意江青的意见，认为这是“路线问题”，要国务院、交通部和其他经济部门抓住这件事进行“路线教育”。10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等人又以风庆轮问题发难，围攻邓小平，逼邓就风庆轮问题表态，遭到邓小平的严正拒绝。 此后，“四人帮”利用舆论工具，连续不断发表文章，将风庆轮的影响扩展到其它领域，接连制造“铜牌事件”（注：“铜牌事件”指1975年9月18日，美国商人感谢上海纺织品进出口分公司在外贸交往中交货及时、品质优良，向我方送铜铸感谢状。被指责为“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证”。）“更新轮事件”（注：“更新轮事件”指1975年交通部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利用香港游资，以低于国际市场废钢铁的价格买来的一艘远洋客货轮整修后重新使用。被指责为“崇洋媚外”。）及其他一系列事件，影射攻击国务院、交通部“投降卖国”，是“假洋鬼子”、“现代的李鸿章”。上海市革会代表还在国务院召开的会议上，就风庆轮一事攻击国务院、交通部领导同志。 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初，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受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委托，在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病重期间主持中央党政日常工作后，对全国各条战线进行了全面整顿，全国经济工作逐步趋向好转。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涉及了对“文化大革命”中许多错误政策的纠正，遭到“四人帮”的竭力反对。1975年11月，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借批判刘冰（注：刘冰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于1975年8月、10月两次写信给毛泽东，反映清华大学的一些问题。）等人的所谓“右倾翻案”，在全国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对邓小平的错误批判。“四人帮”利用这一运动，将上海作为攻击诬陷邓小平的基地，企图通过这一运动，打倒一大批支持邓小平整顿的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 1975年11月，中央打招呼会议刚结束，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就在上海确定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作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两个“窗口”，发动连夜张贴大字报，组织全市各行各业参观学习和串连。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多次赶到这两个学校，具体布置，将邓小平“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全面整顿诬陷为“右倾翻案风”，并将攻击、诬陷邓小平及中央领导人的材料汇编成册，广为散发。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复旦大学、上海师大共散发诬陷材料51万份之多，点名攻击中央及其他省市领导人达16人，接待参观和串连人数达164万人。江青还特地授意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到复旦大学拍摄纪录片《复旦校园卷狂飚》，姚文元也将《解放日报》记者采写的上海师范大学的报道加工修改，以《风雷滚滚旌旗奋》为题，在1976年1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并“指示”全国各地报刊转载。 与此同时，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还通过各种途径，收集中央和其他省市党政领导人关于整顿的讲话和指示，断章取义，分门别类，罗织种种罪名，编印成各种“白头材料”（即既无编发单位，也无编印整理者落款的材料）。据不完全统计，从1975年底到1976年初，上海先后印刷了500多万份“白头材料”，散发到全市各基层单位和全国各地，其中被点名攻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有15人，中央各部、委负责人20多人，省委第一书记13人。 1976年2月，中央再次召开打招呼会议期间，“四人帮”又对上海的亲信骨干，就进一步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作了布置。从2月底到3月上旬，上海接连召开市委扩大会议、理论工作座谈会以及区、县、局负责干部会议，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发表讲话，攻击邓小平等老干部是“半截子革命派”，是“民主派”，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诬陷全面整顿是“还乡团回来了”，强令各行业层层办学习班，将邓小平主持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领”、“三株大毒草”，进行大规模的批判。4月2日、3日，市委召开“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万人大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发言，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并污蔑“老干部都是民主派”，“民主派发展到走资派是客观规律”。市委写作组控制的舆论工具，撰写和发表了《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等一系列文章，大造舆论，同北京江青控制的“梁效”写作组遥相呼应。从理论上论证所谓“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老干部是“辫子党”、“盘辫党”，要统统“打翻在地”。徐景贤还下令要写同“走资派”斗争的文艺作品，全市上演的文艺节目和撰写的剧本，一律要写成以同“走资派”斗争为中心，原来不是写“走资派”的，要改成写“走资派”，已经写“走资派”的，要突出是从“民主派”到“走资派”，而且一律改成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并提出要写“军队内的走资派”，“走资派”的规格，也从一个地区上升到一个市、一个省，甚至中央。经徐景贤等人审定的电影《欢腾的小凉河》、《千秋业》、《盛大的节日》、《苍山志》等影片，恶毒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 “反击右倾翻案风”不得人心，遭到了上海人民的抵制和反对，整个“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除极少数“四人帮”帮派骨干分子外，广大人民群众都采取消极应付等办法加以抵制。 |
（六）最后的一跳："批林批孔"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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