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建立 “文攻武卫”建立，后来改称上海民兵

一、上海市委写作组 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的前身，是市委宣传部的写作班。“文化大革命”前夕，写作班朱永嘉等人参与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等文章的写作活动。1966年12月，以徐景贤为支部书记的市委写作班成员一起造反，成为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骨干力量。“一月夺权”前后，以徐景贤为首的机关联络站为张春桥、姚文元夺取上海市党政权力秘密串连，制造舆论，充当了他们的工作班子。 1967年4月，徐景贤在张春桥授意下，将原写作班已散在市革会各部门和联络站等处的一些人召集回来，成立专题写作组。吴瑞武为组长，朱永嘉为副组长。9月，在专题写作组兼管之下，又成立了大批判写作组。从1967年4月到1968年8月，这两个组连篇累牍地炮制诬陷中央和上海市党政领导人的文章，否定建国后17年的成就，攻击各种合理的规章制度。如1967年8月5日炮制出笼的《动员千军万马，围歼刘、邓、陈、曹》；同年12月又炮制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陈丕显、曹荻秋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的专题广播共11讲。1968年2月出版了《彻底打倒刘少奇》、《彻底清算陈丕显、曹荻秋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农村版）和《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俗讲话》等，通过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或印成传单广为散发，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还直接听命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等，起草文件、决议、讲话稿。专题写作组内有专人分工向市内各群众组织搜集情况，逐日上报徐景贤，由徐直报张、姚。充当张、姚了解上海社会各界动态的耳目。 1968年8月，由于造反派内部矛盾，两个写作组撤销。9月下旬，以原来骨干朱永嘉、王知常、肖木3人为核心，成立了《红旗》杂志上海组稿组，成为姚文元控制《红旗》杂志编辑部后在上海设立的“分店”。在近3年时间内，据不完全统计，该组稿组被《红旗》采用发表的文章有41篇。还撰写了《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炮制了对小说《上海的早晨》、《一代风流》，电影《兵临城下》、《革命家庭》等文艺作品的批判文章。 1971年7月，张春桥、姚文元提议正式成立“上海市委写作组”，由朱永嘉、王知常等6人为核心。写作组下设历史、文艺、哲学、经济、自然辩证法、秘书6个组。有正式成员40余人。另外，还以借调使用、培养“理论骨干”、相互协作等方式，任意设置机构。到1976年，实际工作人员近300人。张春桥、姚文元亲自指挥市委写作组的活动，据不完全统计，从1969年至1976年，他们给朱永嘉、王知常等人的信件和批示达310件。写作组还控制了上海的新闻、广播、出版、文化、电影部门，同时插手教育、工交、财贸、郊区、知青办等系统，有人形象地称它为“既是宣传部，又是参谋部，又是情报部”。 上海市委写作组编辑出版《学习与批判》、《朝霞丛刊》、《朝霞月刊》、《摘译（外国文艺）》、《摘译（外国哲学历史经济）》、《自然辩证法》、《教育实践》等8种刊物。其中《学习与批判》1974年起向全国发行，印数达95万份，有小《红旗》之称，到1976年10月共出31期，发表774篇文章，不少文章由《红旗》杂志和全国报刊转载，流毒全国。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批投降派以及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中，写作组编写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小辞典》和《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等书，肆意伪造、歪曲历史，宣传极“左”理论。并以“丁学雷”、“罗思鼎”、“康立”、“齐永红”等笔名，撰写发表了《论尊法反儒》、《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评（吕氏春秋）》、《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和《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等1171篇文章，与北京江青控制的梁效（清华、北大大批判写作班子）等南北呼应，煽风点火，大搞影射史学和阴谋文艺，批“宰相”，批“周公”，批折衷主义、反经验主义，影射诬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攻击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的整顿为“还乡团复辟”，鼓吹“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推销“全面专政”论，影响极坏。 二、上海“文攻武卫”与民兵 在通过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等“笔杆子”控制理论宣传阵地的同时，张春桥、姚文元还建立一支以造反派为基础的武装组织，企图用“武班子”控制上海局势。 1967年2月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各造反组织为争夺权力，相互之间大大小小的武斗冲突连续不断。7月22日，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口号，次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号外公布这一口号。8月4日，由王洪文在前台指挥，以“工总司”为主体的10万人攻打与之对立的“上海柴油机厂工人革命联合造反司令部”（“联司”），成为全市最大规模的武斗事件。砸“联司”之后，“工总司”又借机冲砸为其不容的其他造反组织。在此基础上，王洪文等人正式提出筹建上海“文攻武卫”组织，在其制订的规划中确定这支武装为“用枪杆子保卫笔杆子革命”。张春桥批示同意，要求“把造反派组织起来，按班、排、连、营、团、师组织好”，“武装5万、10万、15万人”。9月1日，市革会正式批准建立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 1967年10月1日，由12个试点单位、5120人组成的一支用步枪、冲锋枪、机枪和高射炮等武器装备起来的“文攻武卫”队伍正式在国庆游行队伍中亮相。张春桥宣称：“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队伍！”“文攻武卫”成立伊始，就由张春桥、王洪文等人一手控制，以帮划线，规定队伍“要以老造反为主”，营以上干部要由造反派担任，还多次抽调“工总司”帮派骨干担任市、区两级“文攻武卫”指挥部的领导，排斥地方各级党组织、警备区和各级人武部门对人民武装工作的领导。“文攻武卫”成立初期只有几万人。在张、王等策划下，这支队伍从人数到武器装备不断扩充，到1970年5月已经建立了7个师、72个团、151个营、623个连，共有21万人，粗具军队之外第二武装的规模。1972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直接领导的“野营拉练指挥部”和“文攻武卫”指挥部合并，正式改名为“上海市民兵指挥部”。 1970年8月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妄图抢班夺权的阴谋失败后，张春桥等人更加感到他们“没有枪杆子”不行，便指使市革会副主任马天水等人加快扩展由他们直接控制的这支“第二武装”。同年开始在新中华机器厂、上海电缆厂等制造武器。并且在1974～1976年，动用地方经费3283万元购置武器，计有自动步枪31.5万支、半自动步枪16962支、步枪子弹387万发、高射炮弹5万发、摩托车160辆、指挥车10辆、雷达指挥仪10套。张、王等人一再声称“民兵的领导体制要来个大革命”，诬蔑军事系统负责民兵是“条条专政”，不让上海警备区领导民兵工作，他们通过搞“三位一体”（民兵、治保、消防一体化）、二部合并（把人武部合并到民兵指挥部）试点，排斥军队对地方武装的领导。 “文攻武卫”组织建立后，张春桥、王洪文等把它作为看家护院、翦除异己的“威慑力量”，赋予很大的权力。1968年初，张春桥说：“现在文攻武卫指挥部实际上起着专政（机关）作用。”擅自批准文攻武卫指挥部（民兵指挥部）有抓人、关人、办案等特权。1973年7月，马天水、徐景贤等人根据张春桥、王洪文授意，在《武装工人阶级、建城市民兵》的调查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上海的工人武装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不挂牌子的派出所”，“群众专政的铁拳头”。9月，王洪文对市革会副主任王秀珍说：“要建立全国民兵指挥部，由我亲自来抓。”市民兵指挥部印发文件，提出上海民兵今后的主要任务“要把斗争的矛头、主攻方向对准党内资产阶级”。据粉碎“四人帮”（注：即江青反革命集团。1974年7月开始，毛泽东多次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不要搞四人帮”。）后的统计，十年动乱中，上海“文攻武卫”及其以后的民兵指挥部共抓、关了10.4万余人，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