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报夺权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1967年1月3日晚，文汇报社造反组织“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夺了文汇报社领导权，接管了报社。次日，《文汇报》以套红标题刊登了他们的夺权声明——《告读者书》，这是全市第一家宣告夺权的单位。5日晚，解放日报社也由造反派宣告夺权，开创了全国党报夺权的先例。
1月4日上午，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组员姚文元从北京回到上海。他们肯定报社夺权“大方向是对的”。从7日至9日的3天里，张、姚5次接见《文汇报》、《解放日报》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造反派，鼓动说：“报纸如果不给造反派讲话，办了3天就会被砸掉”，“要能成为造反派的喉舌”。“《人民日报》讲话有困难，你们造反了，你们先说嘛！”“你们要怎么干就怎么干，火力应该很强，要使某些人睡不着觉！”同月17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造反派亦宣布夺了权，当晚23时30分，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按照中央指示精神，派员对电台实行了军事管制。
夺权后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先后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并由《人民日报》转载，在全国发生了较大影响。这两个文件的问世经过是这样的：
从安亭事件开始，在不断升级的造反浪潮中，全市出现了一股要钱要物、抢占住房、化公为私、任意挥霍国家财产的经济主义风，其始作俑者是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加上康平路事件的发生，使得上海的经济秩序极为混乱。上海港每天积压70多艘货轮无人装卸。仅1966年12月30日至1967年1月3日短短5天内，全市被抢占新工房有2.2万多平方米，私房被抢占30多万平方米。为此周恩来于1967年元旦凌晨亲自打电话给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要他出面妥善解决上海面临的严重问题，贯彻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并特别强调与群众组织协商，一起解决上海的困境。
接到周恩来电话指示，陈丕显连夜通知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根据周恩来指示，商定了一些解决办法，并决定起草一份告全市人民的传单。会后，由两个红卫兵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了《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进攻》的传单，副标题是《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转载时改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经修改后，“工总司”、“红革会”、“炮司”等11个群众组织同意签名，由陈丕显签发，印20万份在全市散发、张贴。1月5日，夺权后的《文汇报》头版头条刊出了这份传单。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发布后，交通运输情况经各方面的努力稍有好转，但经济主义风仍刮得很厉害，至1月6日，全市银行各区办事处现金被抢提一空。1月8日，红卫兵又发起召开了一次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经过激烈讨论，决定起草一个《紧急通告》，并推选“红革会”和“机关造反联络站”代表起草，提出了反对经济主义风的9条措施。陈丕显等出席了这次会议。稿成后32个群众组织签字，于1月9日在《文汇报》、《解放日报》上发布。
1月8日晚，毛泽东在谈话中说：“《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5日的告全市人民书可转载、广播”，“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10日，毛泽东又对《紧急通告》予以肯定，让中央文革小组替中央起草了一个给上海市32个造反组织的贺电。贺电说：“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二、“打倒市委”大会
1967年1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中央文革小组组员姚文元一回到上海，就频繁召集徐景贤、王承龙、王洪文等造反派头头，加紧夺权步伐，说“对市委不必再抱什么幻想”，“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张春桥还强调：“通过打倒陈、曹大会，可以使全市人民知道陈、曹已经打倒了，不再承认旧市委的领导。”
“工总司”、“市委机关联络站”等造反组织出面具体筹备了打倒市委大会事项。张、姚亲自过问将大会口号升级，定为“打倒陈丕显！”“打倒曹荻秋！”把大会名称定为“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张春桥还亲自修改大会的重点发言稿。
1月6日上午10时至下午3时，32个全市性的造反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了10余万人参加的打倒上海市委大会。中心会场“揪斗”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注：魏文伯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韩哲一、王一平、梁国斌（注：梁国斌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杨西光等华东局、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人，并把部局级以上领导干部数百人拉到台上“陪斗”。全市共设369个分会场，通过14个广播中转站向全市市民广播，电视台同时转播实况。大会发出了3个通令，第一号通令，宣布即日起，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由造反派对他实行监督劳动。第二号通令，要陈丕显在7天内，交待反革命罪行。第三号通令，请求中央对上海市委进行彻底改组。
张春桥、姚文元直接参与了大会的策划，但在5日向中央汇报的简报上他们却说：“明天造反派开大会，批判市委，口号升了级，变成打倒陈丕显、曹荻秋。”6日的简报上则进一步说：“会议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说是肯定垮台了。革命形势大好。”造成群众组织自发起来打倒中共上海市委的假象。这次大会后，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委所有工作瘫痪，全市的实际领导权落入张、姚之手。
在张春桥“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的指示下，1月8日，以“工总司”和“工总司”交通六局（铁路、海港、海运、长航、交通、邮电）联合指挥部为主，市委机关联络站、大专院校红卫兵等组织参加，共40余人，联合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夺取了上海交通运输大权。张春桥说这个火线指挥部“实际上也是一种新的政权形式”，“可称为‘经济苏维埃’，代替上海市人委”。
1月13日，张春桥在全市造反组织座谈会上公开支持造反组织冲砸公安局，夺取公安局的领导权。说：“上海公安局不仅已经瘫痪了，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不少坏事，成了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支持造反派成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文保会”），行使公、检、法机关的职能。“文保会”由“工总司”等15个造反组织组成，王洪文任主任。公开宣称是“参加接待、调解工厂、企业、学校两派纠纷，负责全市性的集会，维持全市治安”。实际上成为“工总司”等造反组织镇压反对派的工具。3月1日，上海市政法指挥部成立，“文保会”保留组织名义，停止一切活动，政法指挥部完全取代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专政机构。
从1月11日起，上海夺权进入高潮。3天内，市、区、县、局级单位有49个被夺权。有的是造反派上下、内外结合夺权，有的是本机关造反派夺权，也有外单位造反派前去夺权的。甚至银行、电视台也相继被夺权。根据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进驻银行、电视台、交通等要害部门实行军管。
1月16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说毛泽东支持上海工人阶级在一个市的范围内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并发表毛泽东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此后，上海刮起的“一月夺权”风暴，迅速吹向全国。
三、“炮打张春桥”事件
张春桥在夺权浪潮中支一派、打一派，为所欲为的做法引起了群众的怀疑和不满。上海的一些高校校园内和外滩、南京路等闹市街头，出现一批又一批责问张春桥的大字报和大幅标语。有些红卫兵组织也不甘心听凭张、姚一手摆布上海局面，造反派内部争权夺利的矛盾日益激化，爆发了“一二八炮打”事件。
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以前，上海先后发生过4次部分造反组织夺市委、市人委权的行动。这就是：1967年1月15日上海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上三司”）、“工总司二兵团”等造反组织夺权；1月22日“上三司”再次夺权；1月24日“红革会”夺权和2月2日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夺权。这几次夺权活动，由于干扰了张春桥篡夺上海最高权力的部署，均以失败告终。“上三司”夺权失败后被镇压，负责人被抓。这些红卫兵组织被排斥在张春桥重组班子所依赖的造反力量之外，使他们大为不满。
1月中旬，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炮司”）、复旦大学“孙悟空战斗组”首先收集到张春桥一些材料，并发现张妻历史上曾被日伪逮捕后自首等史实，开始酝酿“炮打”张春桥。1月24日，复旦“孙悟空”在闹市贴出了“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坚决反对目前成立以张春桥为首的新市委！”的大幅标语。《一问张春桥！》、《为什么——二十问张春桥！》等大字报出现在市区主要街道墙上。“红革会”在“炮司”等材料基础上，策划大规模“炮打”活动。1月27日夜，“红革会”兵分3路寻找，终于在市委党校将张春桥的“材料袋”徐景贤拉到复旦大学扣押起来，寻找突破口。张春桥闻讯大为恐慌，调动警备区部队追查。上海警备区根据张春桥命令，派警备师政委带4个摩托车排和1个步兵连，全副武装赶到市委党校，又追到复旦大学，引起学生愤慨，把部队堵在校门外，质问是谁派部队镇压红卫兵。相持几小时，张春桥怕事情搞大，只得让部队撤离。愤怒的“红革会”在全市散发《一二八事件真相》传单，在南京路贴出“张春桥是调动解放军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罪魁祸首！”的大幅标语。
1月28日晚，“红革会”系统各校负责人和“上三司”等组织代表在中苏友好大厦（现上海展览中心）开会，决定进一步炮打张春桥。张春桥、姚文元主动到场，企图用中央文革的招牌压服红卫兵。但是受到红卫兵当面尖锐批评和指责，被困6个小时。1月29日晚，在复旦大学礼堂，以“红革会”为主，联合其他组织召开了“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决定第二天在人民广场召开全市炮打张春桥的10万人大会。
“一二八炮打”事件发生后，张春桥、姚文元紧急向中央文革小组求援。30日凌晨，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王力根据张春桥的意见，并经陈伯达、江青同意，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起草特急电报，用电话逐字逐句传给张春桥，说：红革会“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这是完全错误的，”“希望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帮助‘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立即改正错误。如果他们坚持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划清界限。”张春桥接到解围电报，马上下命令出动广播车，并印传单20万份广为张贴散发。同时，王洪文受命一面派人到街上覆盖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大标语，一面紧急调动人马封锁人民广场，准备冲击会场抓人。迫于形势，“红革会”取消了预定的全市大会和示威游行，释放了徐景贤。“炮打张春桥”的行动失败了。上海最大的红卫兵组织“红革会”被扣上发动“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动逆流”的罪名受到打击，其市级组织由此被搞垮。
“一二八炮打”事件后，在大专院校中红卫兵反对张春桥的活动没有停止。1968年4月，上海发生第二次“炮打”张春桥，即“四一二炮打”事件。
4月初，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部分群众组织首先上街贴出“打倒叛徒张春桥”大标语，部分高校、科研单位的群众组织立即响应，连续在南京路、外滩等闹市地段张贴反对张春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与此同时，《文汇报》部分人员根据《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得到的“消息”，以及社会上盛传有人以“党票”担保张春桥是叛徒的传言，决定公开亮出“炮打张春桥”的旗号，成立了“为什么战斗队”，起草了炮打张春桥的《七个为什么？》传单，在第二军医大学、复旦大学等处散发。12日，《文汇报》一反常态，以特大黑体字刊出“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等大标语。报纸一出版，在全市引起轰动，对张春桥倒行逆施不满已久的上海市民拍手称快。市区主要街道到处是“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打倒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张春桥！”“打倒反革命变色龙张春桥！”等标语、传单。
“炮打”活动引起了张春桥的恐慌，张春桥通过江青向林彪求援。“文化大革命”初期同江青相勾结的林彪集团出面为张春桥“保驾”。12日，林彪集团主要成员李作鹏表态：不赞成“炮打”，不准部队上街，不准贴大字报。并通过驻沪三军以及进驻各单位的军代表进行传达。13日，王洪文坐镇文汇报社，指挥“文攻武卫”对报社进行打、砸、抄，揪斗“炮打”主要发起者，“四一二炮打”失败。
四、“上海人民公社”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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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市委被“打倒”之后，1967年1月19日，“工总司”司令王洪文受张春桥之命召集一些造反组织负责人开会，决定要按巴黎公社原则建立新的权力机构，定名“新上海公社”。后来经张春桥同陈伯达、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王力商定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同月中旬，徐景贤让人在外滩一座高楼挂出4条巨幅标语，内容是；“欢迎张春桥同志当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欢迎姚文元同志当上海市委第二书记！”“欢迎张春桥同志当上海市市长！”“欢迎姚文元同志当上海市副市长！” 在“公社”筹备过程中，张春桥多次狂妄地同列宁十月革命相类比，把他们的所作所为称做“一月革命”。说什么“一月革命”的胜利，“如同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一样，将永远记在上海人民的心里”，“上海人民公社是砸烂了被资产阶级夺了权的旧国家机器产生的、新的地方权力机关”。2月3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控制的《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了《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社论，第一次在报刊上出现“一月革命”的提法。文章说向走资派夺权“这个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革命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 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宣告成立。在人民广场举行成立大会，20万人参加，会议通过了经张春桥、姚文元修改的“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一月革命胜利万岁！》（《宣言》），并发出《一号通令》。《宣言》称：“我们一切任务的最中心任务，就是夺权。要夺权，就要彻底地夺，就要百分之百地夺”，“一定要把一切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的市、区、县各级党政机关以及工厂、企事业单位、农村人民公社、商店、学校、街道等等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夺过来，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夺过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张春桥在会上得意地说，“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标志着旧市委、市人委实行的资产阶级专政垮台了，标志上海无产阶级广大人民夺了权，当了政”。《一号通令》称：“宣判旧上海市委、市人委死刑，剥夺它的一切职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宣布：凡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破坏上海人民公社的都作为“现行反革命，立即逮捕法办”。 2月12日，毛泽东主席找张春桥、姚文元谈话，指出“你们取了‘人民公社’的名称，将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要不要？要不要改变国号？叫中华人民公社！大家都改了，外国承认不承认你？”因此，毛泽东考虑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一些。2月19日，中央专门发了一个通知，叫各地在建立新的政权组织时，不要采用人民公社名称。 2月24日，“上海人民公社”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市革会）。其领导人由各参加夺权的造反组织派出代表拼凑而成。张春桥任市革会主任，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为副主任。至1968年3月，全市各区、县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