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红极山东一时的-王效禹之发家和倒台

zt  青岛上了点岁数，有些文化的人，基本都知道王效禹。很多人还知道他是因为文革初期的“青岛825事件”而一夜成名，政治上突然发家，红极一时，以至有了“山东小太阳”之别名。但1969年“九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后，用形容词来说是“第二天”，却轰然倒台，成为文革中第一个下台的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本文简单叙述他上台下台的原因及过程。王效禹是从青岛起家的，也算《青岛旧闻》吧。不一定正确，敬请指正。  
   王效禹，山东青州人，1938年入党。1942年曾任山东军区下属的清河军区第三军分区的团政委，第三军分区也称清中军分区。解放战争时，康生在山东工作，王效禹任清河地委书记兼清河军分区政委，同康生也就熟悉了。1954年任山东检察院副检察长，反右时，王的手下有几个人被打成右派，王因为不同意而受牵连，成为右倾，1959年5月降职到德州国棉一厂任副厂长，1965年6月任青岛市的挂名副市长。
   王出名主要是在文革时期。文革动乱后，青岛在1966年8月25日发生震动全国的“825”事件，国外有的媒体报道了此事。当时职工和红卫兵出现冲突，职工保青岛市委，红卫兵反青岛市委。在青岛的市级领导中，只有王效禹一人公开支持红卫兵，这是王接受了反右时的教训，变成左派人物。王在表态支持红卫兵后，经谭启龙同意，青岛市委对他采取了一些措施，王对谭记恨在心。9月7日毛泽东就“青岛825事件”发出指示，支持青岛红卫兵。毛泽东在指示中直接点明：那位副市长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位副市长就是王效禹。从此王成为“革命干部”，也成为造反派。10月9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后，破例通知王参加。应当是在此时，他初步联系上了中央文革小组。
   当时康生的儿子张子石是青岛市教育局局长，王效禹造反时紧紧抓住张子石，同康生建立了直接关系。再加上王效禹以前就认识康，有了依靠，王在山东成为响当当的革命造反干部。1967年1月19日，康生、王力通过张子石向王效禹打招呼，让王在青岛市夺权，王于1月22日夺权后，得到中央承认。1月30日《人民日报》就青岛夺权发表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这是全国第三个得到中央承认的夺权，也是全国唯一得到中央承认的市级夺权。康等人又授意王效禹到济南夺山东省的权，王带领由22人组成的青岛夺权代表团28日到达济南，受到省城一些造反组织的抵制，省城的造反派认为：青岛的人有什么资格到省城来领导夺权。但有中央的支持，王还带着康生的儿子张子石，2月3日在山东夺权成功。
   文革初期青岛有两大驻军，北海舰队和67军，北海舰队是正兵团，比67军级别高。当时舰队的领导比较谨慎，第二政委从1952年起就任青岛市委常委，同地方负责人关系很好，市领导被造反派批斗时，海军想方设法保护过被斗的地方干部。王效禹夺权，海军不了解情况，没有马上给予支持。可67军在1月23日接到中央要支持左派的指示后，立即组织部队，武装上街游行，支持夺权。王向中央文革作了汇报，67军成为全国支左的模范标兵。王在青岛支持陆军，反对海军。支左标兵军沾沾自喜，有些飘飘然。北海舰队级别高还不服67军，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两军有了矛盾。后来北海舰队换了领导，仍旧受王的压制。1967年10月24日，北海舰队支左办公室被捣毁。可新任舰队领导是李作鹏线上的人，得罪了舰队新领导也就得罪了李作鹏。以后连带着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叶群、包括林彪，他们这一帮子，都对王没了好印象，这些人那时在军内和政界是位高权重。王效禹和他的继任者，青岛的一把手杨保华，自认为有中央文革作后台就可以胡作非为，没理海军这个茬，就此王在青岛埋下了倒台的第一步。
   全国第一批夺权的省市共五个。夺权后上海市的一把手张春桥原来就是上海市委书记；山西的刘格平在党内是个老资格，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和宁夏政府主席，夺权前是山西副省长；黑龙江的潘复生曾任河南省委和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的李再含是贵州省军区副政委；只有山东的王效禹是个副市级。以后建立的省级革委会配备的一把手，都是原来的省军级以上的领导。那个年代，反右派还是正确的，王不仅原来职务最低，还曾经是个右倾人物，这又是他的劣势。
   1967年5月，上述五人在大军区都有了职务。张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王是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刘和潘分别是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政委；李是昆明军区副政委。这五人中有四人在任职的大军区中发挥不出大作用。南京军区许世友是太上皇，张想管事可没人理他。刘、潘、李不是军区的军政一把手，说了不算。军区所属的野战军对这些人的话基本不听。就是王效禹所在的济南军区，杨得志算个老实人，在政治上没有太多的心计，又没有许司令那样的霸气，王是第一政委，还是山东省的一把手，他起的作用可就大了。
   当时大军区的划分，在那个动乱年代暴露出一些问题。江苏的徐州、连云港一线行政上属江苏省，成立革委会应该江苏批准。军事上却是济南军区的防区，支左部队由济南军区的68军负责，连云港还有个独立守备19师。成立革委会，也需要由济南军区管辖的支左部队同意和具体组织实施。所以徐州、连云港等地市组建革委会，不仅报到了江苏省负责人许世友的案头，在当地支左的济南军区的部队，按管辖程序逐级上报到济南军区第一政委，也就是山东省负责人王效禹那里。再说铁路，当时徐州铁路分局属济南铁路局领导，干部都是由济南铁路局任命的。文革前铁路是半军事化的单位，铁道部直接领导管理，各地诸侯不能乱插手。但文革中打乱了这一切，各个铁路局都受到当地的干涉。安徽蚌埠的造反派就曾自行编组了一列特快列车，强行从蚌埠开往北京。特快驶出安徽，其他省市的铁路不太了解情况，这时的铁路运输秩序已经乱了套，又突然冒出这一列客车，把津浦线搅的更加混乱。王效禹自从掌了大权，对上他把济南铁路局暗地里划为山东省的下属单位，对下又认为徐州铁路分局既然是济南铁路局的下属，也就当然成为山东省的下属。另外，王力倒台之前，曾要求王效禹到江苏的徐海地区了解两派情况，做做工作。所以不知天高地厚的王效禹，自认为有了上方宝剑，初期通过济南军区驻江苏的部队和济南铁路局两条线，直接左右徐州等地的文革形势。因为王反复无常，搞的68军无所适从，干部战士很有意见，产生很大的抵触情绪。后期他干脆数次调动上万山东枣庄、临沂等地造反组织的武装人员，直接到江苏徐州去武斗，在徐州就出现了一些支持山东王效禹的武斗组织。这些组织在山东武装人员的支持下，曾一度打跑了支持许世友批准的革委会的组织，占领了徐州。徐海地区社会秩序极为混乱，把个许司令鼻子都气歪了。同毛泽东的红人许司令结了怨，王效禹还缺德不占理，在徐海地区他支一派打一派，成为武斗的幕后策划者，能有好结果吗？这是他倒台的两条主要原因之一。
   1967年1月中旬后，全国各地的造反组织，争先恐后进入了乱中夺权的时期。由于权利分配不公，既得利益不均，私心杂念太多，加上观点不同，各地在夺权中就产生了两派或多派对立的组织。先是辩论，进而相互攻击，再发展成打架，跟着是有组织的武斗。全国省级以下各级党委政府已经基本垮台，公安法院瘫痪，军队不能大胆的进行干预和管理，各地的行政治安权利成为真空状态。那些各行其事的造反组织除了毛泽东，谁也不服气。没了法律，没了秩序，没了制约，造反派禁不住权利的诱惑，都想掌权，那就开打吧。开始用的是冷兵器，因为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学说，进一步用上了抢来的步枪手榴弹，最后是大规模的武斗。有些地区从兵工厂开出了坦克，拖来了大炮，将运货船只改装成“军舰”，抢了多个武器仓库，劫了向越南运送枪支弹药的专列。四川、广西、浙江、陕西、山西、贵州、云南等地更是打的血肉横飞，一塌糊涂。山西的一派武斗造反组织竟然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武斗战略方针。当时全国无数的造反组织基本是自行成立的，独立行事，占山为王。都说听毛泽东、党中央的指挥，实际上谁也管不了。
   面对全国乱轰轰的局面，毛泽东已经察觉。这时在全国唯一有组织，还能有效指挥的只剩军队了，只有依靠军队才能收拾如此残局。毛泽东当年就是组建了一支人民军队，利用军队来宣传和模范执行他的方针政策，得到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打下了天下。现在如果军队再垮了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当1967年“武汉720事件”后，陈伯达、江青等人把矛头对准了军队，批准新华社于7月30日，播发了准备于8月1日出版的第12期《红旗》杂志社论，要“揪军内一小撮”时，加上8月22日“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事件，有了可以抓住的把柄，经周恩来的提醒，为了保住军队，毛泽东采取断然措施，对第12期《红旗》杂志等文章作出批示，拿下了王关戚，杀鸡给猴看，警告了“大三”们。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再继续成立的革委会，毛泽东就不让这些素质不高的造反派当一、二把手了。除了少部分原来地方领导干部外，大部分起用军队的负责人，山东省也是如此。1968年9月18日，山东13个地市，112个县（市）全部建立了革委会。各级基层革委会负责人中的军队和原地方领导干部，大多数对造反派没有好感，造反派普遍有受压的感觉。靠造反起家的王效禹对此相当反感，认为对他是一种威胁。1968年11月24日，省革委召开第五次全委会，借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之机，王效禹在全省发起“反复旧”运动，鼓动造反派重新夺权。12月17日，济南“文攻武卫”占领馆驿街派出所，各地陆续开始强占公安部门。王效禹认为省革委生产指挥部有问题，12月5日派工宣队进驻，撤销了生产指挥部领导小组。全省约40%的县市革委会被推翻或改组。山东省重又陷入混乱之中。湖北、陕西、浙江等地的造反派从山东学会了“反复旧”的一套。1969年4月11日，湖北的造反派朱鸿霞、胡厚民等人就是打着“反复旧”的旗号，向张体学发难。5月7日冲击湖北省革委，要打倒张体学。张战争年代一直在部队，出生入死，是李先念的老部下，周恩来信任的人。在王效禹“反复旧”运动影响下，一些省市社会秩序出现反复，直接影响生产运输。例如国家重点企业山东923油田，受到严重干扰，根本完不成钻井和采油计划，欠产太多。石油是国家的命脉，原油产量大幅度下降，引起国务院的重视。在对待谭启龙的问题上，王拒绝解放谭，长期拖着不办。周恩来、李先念等人对王效禹极度不满。这是王效禹倒台的另一条主要原因。
   1967年下半年开始到1968年，军队成为恢复各级领导机构和社会秩序、生产的唯一力量，军队的稳定成为恢复国家稳定的前提。这时候毛泽东明白，只有依靠军队才能制约各个无法无天的造反组织，任何人不能再搅乱军队了。而王效禹却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不仅不听杨得志和袁升平的，还时常给济南军区出个难题，对军区多名负责人进行批判。支左标兵67军的军长李水清，1968年1月调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后，察觉了王的问题，67军与王和造反派拉开了距离，王又倒过头来整67军。对有抵触情绪的68军，他发动当地造反组织进行冲击。潍坊、烟台等地支左的26军，被王效禹的“反复旧”搞的疲于应付，军长赵峰很有意见。济南军区绝大部分领导愤愤不平。在青岛，杨保华依仗着王效禹的势力，攻击北海舰队，武装攻打军事院校，殴打海军战士。1968年底，王在山东各地还操纵武斗。11月16日指挥上万人在临沂武斗，打死9人，伤15人，抓了200多人。1969年2至5月之间，在冠县又制造了多起大型武斗，死伤多人。王和杨等人造反造上了瘾，四处出击，到处树敌，是在自找难看，自掘坟墓。
   王效禹倒霉的导火索是在“九大”上，已陷入四面楚歌的王主任没有一点自知之明，这时候还在那里自我感觉良好。在“九大”小组会上，许世友因为徐州问题质问王效禹。不自量力的王麻子不仅不认帐，还当着大家的面顶撞许司令，和老许辩论起来，强词夺理。本来就一肚子气的许大爷立时火冒三丈，他原本就瞧不起这个姓王的，这时当场揪住王的脖领子指鼻子就骂开了，并要揍他，吓的王麻子立刻闭了嘴，再也不敢吱声。面对许和王，毛泽东倾向谁那是一清二楚的。对于王效禹，林彪、周恩来都没有好话。原来支持王效禹的王力、关锋等人早已“请假检讨”去了，老奸巨滑的康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煞有介事般的向他当年的老部下开了火。“九大”一结束，济南军区和济南、青岛的27个人没让返回，就地在北京办学习班，毛泽东作出指示，王效禹的政治丧钟敲响了。1969年5月20日，中央决定，增补袁升平、李水清、李耀文等人为省革委会副主任。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69]26号文件，开始揭发王效禹的问题。29日济南军区、山东革委会召开联席会议，王作了检查，对他进行批判。他虽然还挂着山东省的一把手，实际上已经被拿下，靠边站了，杨得志、袁升平主持山东的工作。1971年3月30日，中央正式批准撤销王效禹的职务。4月14日他被下放到辽宁盘锦农场监督劳动改造，文革后回到山东，1979年2月被开除党籍。1995年3月2日，在青州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