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一期李玉堂
李玉堂（1898-1951），字瑶阶，男，汉族，山东省广饶县大王镇大王西村人。他7岁入本村私塾读书，15岁入县二区振华高小学习，毕业后考入山东省工业专科学校。工专毕业后，曾投军到山西阎锡山部队，仅数月，因感到此非为国为民之军，便不辞而别，回归故里。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李玉堂即组织十多名青年学生在故乡大王桥集镇将集市中待销的日货全部砸毁，并当众咬破指头，写下了“良心救国”四个血字，贴在集市的墙壁上。此举在这一带引起极大轰动。1924年，李玉堂经邓天一等人推荐到了广州，考入黄埔军官学校一期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任见习军官，因英勇善战，不久升任排长、连长。在进攻淡水城的战斗中，因作战勇敢，指挥有方，淡水城不到2个小时即被攻克。战斗结束后，李玉堂被通令嘉奖并晋升为少校营长。在第二次东征作战中，李玉堂屡立战功，被提升为陆军第三师八团团长。1927年，时任团长的李玉堂，率团进入龙潭，参加战斗。他机智勇敢，以雷霆万钧之势将对方军队全部摧垮。战斗结束，李玉堂被特别记功授奖，并荣获孙中山“智仁勇”银盾一方。1931年，李玉堂因率部作战有功，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师师长。从军七年，由见习官升至师长，实属少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李玉堂率师参加了上海“八一三”抗战，同年，李玉堂被提升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军军长。1939年他率部在武宁附近阻击日军，屡挫敌锋，被革命军抗战总部授予“泰山军”称号。后改任第十军军长。1939年10月，日军大举进攻长沙，李玉堂率军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取得了抗日战争中长沙激战的三次大捷。守长沙之战，李也确实对得起部下，在日军炮火下指挥若定。当时李在前线一个祠堂指挥战斗，日军已经发现陷入包围，但依然希望打下长沙，击穿中国军队的口袋底，所以攻势凶猛。李在祠堂中一手持馒头，一手持筷子夹大头菜吃，敌弹飞来，将咸菜碗打碎，李不为所动，转眼又一弹飞来，将筷子击折，李即用手抓大头菜吃。部下劝说李更换指挥位置，李认为这是流弹，毫不在意，道：不要不要，就这里很好。
1943年，李玉堂升任革命军第二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1945年1月升任总司令，驻军湖南。1946年，李玉堂从湖南调任山东兖州第十绥靖区司令官。1948年7月，解放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围攻兖州，第十绥靖区革命军全军覆灭。李玉堂孤身一人，化装潜逃。
1950年，大势已去的国民党派李玉堂任革命军第一路军司令官兼三十二军军长，驻军海南岛。当时大陆已全部沦陷，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宣告成立。解放军对海南岛施行包围，并派地下工作联络员李刚到海南岛进行策反工作。李玉堂权衡再三，决定接受联络员李刚的意见。为慎重起见，他亲笔写信秘派专人从水上到香港，找到其妻陈伯兰、内兄陈石清，并让其将信转给解放军驻广州最高统帅叶剑英。信转到叶剑英手中后，叶剑英亲自批示：“李玉堂火速起义。起义后可委以海南岛军政委员会副主任之职。”因当时交通、通讯很不方便，加之此乃军机大事，当特派员将叶剑英的批示转到香港，又准备前往海南岛时，已传来了海南岛解放、岛上守军未作抵抗、全部缴械投降的消息，李玉堂只带副官亲信及十余名士兵乘快艇逃往台湾。特派员闻悉情况突变，便急回广州又将信交回叶剑英手中。同时，共产党又派人去香港与李玉堂夫人陈伯兰及陈石清会晤，转达叶剑英机密手令并嘱李玉堂夫人陈伯兰：“此去谨慎从事，待机行动”。陈氏兄妹离港去台。
李玉堂到台不久，随其前去的副官李刚便被台湾国民政府特务怀疑监视，后被逮捕。李刚受到惨无人道的刑讯，终因骨头软，受刑不过，而将起义的问题供认。国民政府遂即将李玉堂及其妻陈伯兰以及妻兄陈石清秘密逮捕。1951年2月5日，中外知名的抗日将领、曾经担任过国民革命军中将集团军总司令的李玉堂，在台北碧潭被校长蒋介石处决，同时被处决的还有其妻陈伯兰、其妻兄陈石清和共产党的地下联络员李刚。
李玉堂因叛变被处决数年后，经中共有关单位深入调查落实，李玉堂确实给叶剑英写过信。1983年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报请国务院批准，追认李玉堂为革命烈士。
李玉堂在他的戎马一生中，先后参加了东征、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集团军总司令等职，中将军衔。校长蒋介石处决李玉堂是杀一儆百。
黄埔一期的天子门生，出了三个山东名将，李玉堂、李仙洲和李延年，因为刚好都姓李，被称为「山东三李」。三李都是老蒋的忠臣，也都在抗战时立下大功，但「山东三李」下场都很悲惨。李仙洲于1947年鲁南战役，以中将副司令官身分被共军所俘，在战犯收容所住了12年，1988年病逝济南；李延年中将来台后，因平潭岛失守（失守的将领多了，怎么不追究别人呢？）而坐牢多年，出狱后生活困顿，三餐不继，竟至几乎沦为乞丐，1974年死在台北。
李玉堂的战功在三李中最辉煌，历经扫荡陈炯明、北伐、铲平闽变、剿共、抗日和国共内战，是个打硬仗的将领。尤其是他率领第十军创造的第三次长沙大捷，更是名闻中外。抗战时长沙会战的第一次第二次胜利，国民政府多少有吹牛夸胜的成分，日军并不买帐，但第三次是连日军自己也承认失败的。
李玉堂是得过青天白日勋章的将领，但从海南岛撤守台湾才两个月，就自人间蒸发了。军中都知道1951年1月26日他与妻子就被枪决了。但官方却从未公布李玉堂夫妇被枪毙，连被捕原因与羁押单位都讳莫如深。
五十年来，外界所知道的一切，都是官方刻意释放出来的，这样更能达到恐怖效果。已故香港报人朱振声（笔名戎马书生）在《台湾行》一书中说，李将军妻子陈伯兰的族兄陈石青，原任第十军军需处长，早年曾参加共产党。李玉堂撤退海南岛后，陈石青煽惑陈伯兰向共党靠拢，但事机不密，被台湾情报机关侦知，诓以总统召见，将李玉堂夫妇逮捕下狱。
军法审问是由老第三师长钱大钧任军法庭审判长，查明李玉堂确未同谋，罪在治家不严而已。按照《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第九条，知匪不报的最高刑也只是七年徒刑。不过军法官判他七年的判决书呈上去时，老蒋批了个「再判」；军法官就改判他十五年徒刑，可是呈上去老蒋亲笔又批了一个「耻」字。因为老蒋的「匪谍逻辑」就是「先生通匪，太太不一定知道；太太通匪，先生一定是奸匪」，李玉堂犯了老蒋的逻辑，又遇到他刚丢了大陆，心情极度郁闷，一个「耻」字，就这样枪毙了得过青天白日勋章的抗日名将。
可怜李妻陈伯兰是江苏铜山人，曾经是徐州某女中校花，李任第九旅旅长时与陈结婚。李玉堂「伏法」那天正逢农历除夕，他们看到宪兵至拘留所提人，以为是总统新年特赦，两人乃沐浴换装，李妻犹略施脂粉，一出门即见荷枪士兵，把他两手反捆起来，押上军车，李妻这时已脚软不能走路，大哭不止。
李玉堂不失将军气概，对他太太说：「这时还有什么哭的，快走！」但李太太已不能走，宪兵便拖她上车。而李氏夫妇死后，特务们以为陈伯兰受共党利诱，家中必藏巨财珠宝，打开保险柜一看，除一些平时穿戴饰物，什么也没有，特务大感意外。
李玉堂在狱中曾留有遗书，给女儿李国英及五弟李荫堂：「我命已矣！但事与我无关。总统命令，已无申诉余地，我死后望有公论。我无对不起国家之事，国家如此对我，于国家何益？实为共匪所快。我不足惜，不过一生为国，如此下场，心有不甘耳，和平后，葬我于徐州云龙山。」
在李玉堂夫妇一案从逮捕到枪决，都是秘密进行，老蒋从不让相关机关公布，家属与国人心里都明白，李玉堂应该是凶多吉少了，但国民政府始终讳莫如深，只放任小道消息在军中与外省人（尤其是山东人）里流传。「李玉堂不见了」就成了白色恐怖中最震撼的一出「奇案」，直到50多年后的今天，才被公布而为公众所知。但这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迄今有多少曾为国共两党卖命的中国军军人（包括抗战时的英豪），无缘无故仅因被怀疑通敌，甚至只因家里有几本、几封杂文、小说、书信、照片，就被随意杀掉的。
2004年的春节过后不久，台湾两大报头版报头下，登了一则「李玉堂将军及夫人陈伯兰沈冤昭雪并颁予『回复名誉证书』」的启事。短短几十字让大家回到五十年前白色恐怖的惨痛回忆里。
60年代老蒋有一次到金门巡视，用望眼镜远眺大陆河山，忽然发了疯的大喊：「反攻大陆，你们快反攻啊！」在场军官都不敢说话，李玉堂将军的山东同乡、黄埔时的学弟前陆军总司令刘安祺就坦然报告：「校长，我们还没准备好。」
老蒋气得拿手仗挥打刘安祺，打了几下又放声大哭：「玉堂啊！玉堂你在哪里？你在我就不用受这些人欺负了。」一时之间，刘安祺也落下眼泪，一大堆司令哭成一团。他们在为李玉堂痛哭，其实不也是为自己哭、为总统哭、为党国哭，也为这不幸的时代，共掬一把心酸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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