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到今年已经有四十八年这么长的时间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就是董老，再一个就是我。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的代表陈潭秋，湖南的代表何叔衡，上海的代表李汉俊，都是牺牲了。叛变的，当了汉奸、反革命的，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四个，后头这两个还活着。还有一个叫李达，在早两年去世了。那个时候，全国的党员只有几十个人，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后头就发展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代表大会，每次到会的代表都很少，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开，人数比较多一些，有几百人。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几十名代表，恩来同志、伯承同志参加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开的，开了一个团结大会。那个时候，也是党内分歧，因为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错误，特别是王明路线。那个时候，有人建议不要选王明路线那些同志到中央，我们不赞成，说服他们选举。结果呢？结果，就有几个不好了，王明跑到国外反对我们，李立三也是不好的，张闻天、王稼祥犯了错误，就这么几个。其他一些，比如刘少奇呀，什么彭真、薄一波这些人，我们不知道他们不好，他们的政治历史我们不清楚，也选进来了。经过“八大”到现在，搞得比较清楚了。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较清楚。因此，我们希望这一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就这个大会来说，能不能开成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今天要选举大会主席团，通过大会议事日程。大会议事日程主要包括三项：林彪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第二项，修改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三项，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现在选举主席团。要不要读？你们都知道了嘛。主席团这么多人，一百七十六名，行不行呀？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有董必武、刘伯承这些人；有于会咏、王体、王震这些人。一共一百七十六人。你们手上都有，赞不赞成？赞成的举手。（全体代表举手）多数吧？通过了。（总理：请当选主席团成员上来。）大会主席团要推选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再选一个秘书长。哪几个当合适呀？我看林彪同志当主席。（总理：毛主席当合适。）（林副主席：毛主席当主席，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鼓掌）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个副主席，好不好？（林副主席站起来说：不好！不好！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主席万岁！赞成的举手。）（全体举手一致通过）（林副主席：好！全体通过。）一定要我当主席也可以。我提议林彪同志当副主席，同不同意？赞成的请举手。（一致举手）没有意见，通过。谁当秘书长呀？我提议周恩来同志当主席团秘书长。好不好？（鼓掌通过）我希望我们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能开得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从一九二一年到现在，我们已有四十年的历史。这么长的时间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董老，还有人不认识吧？（董老站起来）再一个就是我，其他好几个牺牲了，山东的王晋美，邓恩明；武汉的陈潭秋，湖南的何叔衡，上海的李汉俊，都牺牲了。叛变的、当汉奸的有四个：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这两个人还活着，张国焘到加拿大去了，刘仁静在北京，是个托派，见过托洛茨基。
另一个李达，武汉大学的校长，早二年去世了。那时全部党员只有几十个人，六七十个人，大都是知识分子，后来就发展了。从那一个时候发展到现在这种情况。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三次、第四次，人都很少，几十个人。第五次是在武汉开的，人多一些，可能有百把人。第六次是在莫斯科开的，几十个人。（总理：还有刘伯承同志。）
第七次是在延安开的，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清算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错误路线，特别是王明路线。那时党内有分歧。有人提议，不选王明路线的人到中央。我不同意，说服大家选了他们。结果有几个人不好，王明跑到国外去了，反对我们，不好！张闻天不好！李立三不好！李维汉不好！（总理：还有王稼祥。）王稼祥犯了错误。其他几个，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这些人，那时不知道不好。对他们政治历史我们不清楚，也选进来了。从“八大”以来，现在搞清楚了。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比较清楚了。因此，希望我们这次大会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开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胜利？我认为是可以的。开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是可以的。庆祝党的这次大会的胜利！
（对李雪峰同志说）北京有人攻你了吧？北京攻得厉害呀，多少次检查也不放，检讨一下就行了。为什么检讨那么多？到天津又有人攻，是山西发动的，他是山西人啊。（总理：给刘格平打了个招呼，是张日清他们搞的。）（张春桥：是刘芝兰、陈叔中搞的。）
找同志们来，想商量一些事。这个会就是开小会开下去，还是开一次大会？我们谈过一次大会，然后再开小会。我想开一次大会，通过政治报告、党章。但还不发表，文字修改交秘书处。这个政治报告增加几段，一个是民主党派，一个是统一战线。共分八段，每段加个题目。明后天，今天是十一号，十二、十三讨论两头，十四号开大会。此外，看是不是这样。我看到一份简报，北京市的一个简报，说清理阶级队伍有一个倾向，就是扩大化。这个问题在碰头会上谈过好几次了，清理阶级队伍要把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现行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找出来，要搞这一些人。有些地方搞得好，有些地方扩大化，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
由中央提出要搞，一搞他们就扩大化了，历史上也有不少这种事。比如延安整风，开始时是为了召开“七大”，事先把问题搞清楚。搞清楚了，不在大会上批评那些犯错误的人，我讲开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结果是团结起来了，是胜利了嘛。不仅是土地革命时期三次“左”倾，瞿秋白、李立三、王明。我说是难免的，既与他决裂（指第一次国共合作），于是“左”起来。四中全会康老是有研究的，王明反李立三，说是三中全会搞得还不够，不是反他们的“左”是反他们的右。一次比一次厉害点，李立三比瞿秋白厉害，王明比李立三厉害，把红军搞得差不多了，就舒服点了。抗日时，王明回国又右了，他们说红军光中央苏区就有五十万，他们不是打日本，不是依靠群众，是依靠国民党。我们说主要是抗日。民族矛盾加深了。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总有一个主要矛盾，结果掩盖了另一个矛盾，发生了皖南事变，一个事件有一个主要倾向，如打日本，民族，统一战线掩盖了独立自主，掩盖了阶级矛盾。后来批判了王明，现在还有人说整风不应该那么整，整错了。我说将来还有人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还在世，既然合作，就放在合作上去了。他们和我们口号也是一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独立自主不能说没有，不然就不能发展那么大。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主要是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东东边是海陆丰，西边是广宁，广西是东兰，韦国清来了没有？（总理：没有。）
到后来，一天天地突出出来了，到蒋介石杀人前夜，没有想到搞根据地这个问题呀，我看请大家酝酿一下。蒋介石杀人把掩盖的一面就突出出来了，拿枪干起来了。同国民党干起来了，而刘少奇就在武汉交枪，别处也有。有的打了一仗打败了。上海“四.一二”事变，那时不知道到乡村去，到乡村也是敌人叫我们去的。因为城市杀人，既然打起来就一齐打倒，××农不在其列。民族资产阶级不分什么资本家、工商业、小资本家都打倒，所谓民主，民主革命是一句空话。我们说民族资本家不搞合作，内战犯了三次“左”倾错误，为什么“左”呢？不是说要打吗？所以表现形式呀总是“左”。到了抗日第二次合作，就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掩盖了独立自主，搞根据地，扩大红军发动群众，直到日本投降。
日本投降以后，开头国民党请我去谈判，没有结果就回来了。然后就是董老、总理你们去了。写了协议应该算数嘛！我在重庆时有人在延安搞了个“和平民主新阶段”。（董老：我们在重庆不知道。）（曾思玉：晋察冀是聂荣臻传达的。）东北没传达。（林副主席：我们在东北没传达，发了个电报给中央。这个电报就是说现在不是“和平民主新阶段”，而是内战期间。是同刘少奇对抗，反对刘少奇的。）
“七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因为把蒋介石打败了嘛！我们进城以后，那个时候把刘少奇，把刘、邓团结起来了。除邓小平没有发现历史问题以外，另外，薄一波、安子文等都和国民党有一些关系。也有一些人是跟着走的，不一定是叛徒、特务问题。例如山东的谭启龙，算这类。共和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就开始了，但我们没有宣布，土改以后才逐步宣布。土地改革彻底？就不那么彻底。有的是和平土改。至于对民族资产阶级利用、限制、消灭它。（张春桥：利用、限制、改造。）
在几年内，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已经指出了，但是没有经常讲，所以广大干部不知道，所以这一次又来了二次革命，叫文化大革命。是从文化开始的，叫不叫大革命？以后历史学家去做。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名称叫什么都可以。主要是对上层建筑，机关、学校、工厂，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恐怕还要一个时期要认真抓一下。当个革命委员会主任不容易，我这个主任也管不了那么多。（姚文元：主席是全国革命委员会主任。）我也算一个主任。比如北京还不是谢富治、温玉成去管，与过去不同是可以插手了。（谢富治：主要是靠主席抓的。）（林副主席：主要抓了典型。）（张春桥：陶铸抓了生产，不叫抓革命。）工厂、农村，六六年十月、十二月发了两个文件，现在还是要搞。一个工厂、一个农村、一个机关、一个学校，部队也搞了嘛。（黄永胜：搞了。）可是要谨慎啊。有些专案组的材料不一定准确，南口专案组八个人搞一个党委书记，要注意，搞专案的人总想多搞几个好。过去我们行军，没事捉虱子，总想多捉几个，专案组好像捉虱子，要超出，超出一点好说话。我这个人没搞专案，就可以说，搞了的人就不好说话。一个大学捉了九百多人，怎么得了？人关起来了，捉有捉的理由，放更要有个理。（春桥同志讲上海关的人数。）我看不止一个上海，其他地方都有。至于关在牛棚里的人更不少，恐怕各地都有。上海关的人干什么？(春桥同志：在扫地。）
苏联人讲我们整知识分子，秦始皇杀了四百几十个人，我们还没有杀一个人吧，是关牛棚。（康老：苏联红星报上登了彭真坐喷气式的照片。）喷气式不要搞。我说罪魁祸首还是我；我在十二中全会上讲了，说：我在一九二七年文章上说了，地主戴高帽子游乡，既然给地主可以戴，为什么不可以给彭真戴？给彭真类牛鬼蛇神戴，我们几十年没有搞了，这次红卫兵就翻出来了，坐喷气式。三反五反时天津就搞过，我们不主张戴高帽子，搞这一套。抓人还是大部不抓，抓了怎么办？还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嘛！别的想不到了，现在扩大化了，许多同志要注意。想到我们党的历史，总是个主要倾向掩盖之下，另外一种倾向就忽略了。我讲的就是这点。
报告通过了，也不要公布，文字修改交秘书处；会后再公布。（康老：主席早就说过，工作同睡觉，吃饭同大便，在延安时就讲过，一个时候总有一个。）在延安没有讲。（康老：诸如主席是讲辩证法，要有一个过程，我们是吃饭多于大便，像小孩吃奶一样，一面吃一面拉屎。）（大家笑）
我们行军拉屎挖坑，也有自己挖坑的。（总理：我们犯错误，就没想到挖坑。）（许世友：到营房以后，就不挖了。）营房把我军与工农隔离了，不是好事情，当然不搞一点也不好，老百姓也讨厌，所以专门搞个营房总不好。什么是三支两军呀？人家看不懂。（林副主席：要写全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三民主义我还记得，五权宪法我就背不下来了。（总理：还有三反、五反。）（张春桥：五反也记不得了。）那你们去开会好不好？（张春桥：十四日发公报。）（姚文元：公报不要搞太长了。）（总理：比上次要长一点。）十四日基本通过，下一步搞选举。这个比例范围，人选还是过去的办法，小组提议，还是大组提议？（总理：还是小组提议。）但是，我提议几位老同志，就是你们讲的几个老机会主义，都选进去。我开幕讲话就有这个意见。王明、李立三、张闻天、王稼祥，“七大”时不选他们，也是作了工作，才选进去的，张闻天在遵义会议是同我合作的，以后也是好事作得多嘛！
王明回国以后，他们没有站在王明方面，是站在我们这边的。这次能不能把张闻天、王稼祥选进去，再考虑。几位老帅，李先念、李富春要选。（许世友：应当选。）王明他们（江青：王明不同。）有几个反动派有什么要紧！（许世友：他们反了几十年，选进去了，他们还是要反，怎么办？）我们就永远准备他反。（许世友：主席下命令就选。）那不就成命令主义。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嘛；朱德、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要选进去。（董老：几个老帅选进去是可能的，张闻天、王稼祥要选进去有困难。）（康老：王明说他们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哪一年传播过，一不做工人运动，二不做农民运动，三不会打仗。张闻天、王稼祥还做过。（下面问李雪峰）李雪峰同志，你们小组有多少人呢？（答：六十几个。三结合的五个，地方五十五个。）（问郑维山同志）你们不在一起呀？军队怎么开会呀？多少人呀？（答：军队另编一组，三十二个人。）（问张国华同志）现在没有人反你了吧！还有人打倒你吗？原来要打倒你这个土皇帝的，西藏叫他土皇帝，也来了嘛！所以不要认为反对过你的人都不好。武斗全国都斗不过四川，至于清华、北大，不算数，它那里双方都有一万多人，有电台指挥，真枪真炮。（张国华：有几百部电台。）从什么地方搞的？（张国华：有从学校的，有搞来的。）我们过去搞演习是假的，这次真枪真炮我看是个训练。
四个问题，还有一个文件。一个党的大会，我作过一次报告，讲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国内矛盾降为次要矛盾，讲完后，然后讲民族统一战线。（这就是三三二页上，一九三七年三月三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这个上面。）发给刘少奇、彭真等不赞成。我说蒋介石抗日了，过去他们不抗日，不发动群众。（李雪峰：苏区党代会，有个学生叫杨诚说，抗日抗日，民主民主。）（康生：是十二月会议。）（程世清：我们发现，主席未发表过的三篇文章，一个是告前线将士书。）那恐怕不对。（程世清：报上发表过。）（陈伯达：一切联合，否定斗争。也有一切斗争，否定联合，……《农村调查序言》、《论政策》两篇文章写入了。）（《论政策》是七二○页，《农村调查序言》是七四七页。）这个《论政策》有吗？（陈伯达：有。）总结我们过去几十年翻来覆去犯的错误，就是一切联合，否定斗争；一切斗争，否定联合。如湖南李维汉下去，他们赞成把农民关在班房里。如湘乡比较好。一个李维汉，一个夏曦。那是一种倾向，既与国民党联合，还与他们批评作斗争。如果要批评，批国民党那是不行的。比如武汉那时，我已离开武汉去长沙了，当省委书记。
总工会刘少奇（总理：留下的还有向忠发、项英。）所谓联合，是联合资产阶级，所谓资产阶级和蒋介石、汪精卫，当买办资产阶级也是逐步当起来的，也不是一下子的。他们被群众吓坏了。党内也有被吓坏的。有个华北代表团的曾义，他们怕吓了蒋介石，就不敢提民主的口号，不到时机也提不出这个口号。南昌暴动以后，到了城市蹲不住了，往乡下跑，这就是过去掩盖着的一个矛盾。就是被国共合作掩盖着的一个矛盾。其实从中山舰事件就有。（总理：有个名字姓蒋，什么先，还有个特务营。）他相信蒋介石的话，蒋介石有篇校长训词，因为这个人我熟悉，他在长沙师范，后来又在安源。不仅武汉，连广东的陈延年，这些同志都在学，所以这些情况就很值得注意。一个时期有一股风，这股风是正确的。如合作呀，但这股风掩盖另一股风。独立自主呀！发动群众呀，就不提了。
第二次不同了，民族斗争掩盖了阶级斗争，以后总有暗潮，如现在反修不算又引起反苏。中国过去对外国人不分好坏都反对。几十年直到共产党成立，才懂得把外国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劳动人民，与他们接触少，所以还是出这一套。老同志搞了几十年，总懂得点吧！王洪文同志，你就没有经过几个时期。（王洪文：很多事情我就不懂。）所以等到南昌暴动，“八.七”清算陈独秀，有时呢，也有右的，但主要是“左”的。
我说的是江西AB团，他提出几个口号：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彭德怀聪明，马上发表声明，说是敌人挑拨。要把我捉起来杀掉。这个送信人叫朱××（名字没有听清楚），他躲在山上，现在内务部曾山，当时是江西苏维埃主席，不赞成这个口号，所以也把他打倒。恐怕各根据地都有一点。（总理：有的。）军队我就不相信就那么平安无事，那么太平吗？太平只能太平一个时候。既与国民党决裂，就决裂吧，就一切斗争，没有联合了。如城市里小作坊都得没收。富农该联合，也不分田。资产阶级要分阶层，空喊反帝反封建，打倒帝国主义。对资产阶级我们不打倒，还在城市，只要不反对，一概不论。
筹款还是要筹的，帝国主义、洋行它不来了，口号喊喊而已，我们住在乡村也像城市，政策方面是瞿秋白、李立三，都没有搞几天，主要是王明。瞿秋白、李立三这两个人都不是苏联赏识的，现在苏联吹瞿秋白了，还有李大钊、……我看党内最危险的主要有三次，一次陈独秀，二次王明，三次刘少奇，其他是局部的，如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彭德怀，高、饶也是带全党性的。张国焘是局部的，在军队自搞一套，他不看方针正确与否作标准，只看势力大小，他看四方面军大，一方面军小，出发时大了，那时三万，他看不上眼。以后基于我们党不要分裂，罗章龙湖南人哪，我相当熟的。不晓得怎么搞的，在上海另立中央。中央这么坏，你在中央搞嘛，一次张国焘，一次罗章龙，罗章龙没有军队，群众也不多，罗章龙没有搞几天嘛。（总理：对，张国焘也没有搞几天。）（许世友：他三零年末去的。）
那是以后了，我认识他很早。这个人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我相当熟。他在长辛店，“五.四”运动以前教职工夜校，他当教员，我跟他发生关系。一九一八年一次大会，湖北英山，刘元震。（江青：张国焘很早是叛徒，有大印。）那可能真的，但影响是大的。这个人历来有大少爷味道。
第三次大会，他是反国共合作的，蔡和森都到了，他不到，刘元震当他的代表，那时反的不少，刘元震、李立三、张国焘，一个在武汉，一个在安源，一个在北京，总的在北京。那个反对是不对的，当中央一查，不少独立性，有没有？（董老：本来独立性就是独立自主。）独立自主偏偏不搞军队，军队里也派了代表，实际上这个权在军阀手里，现在还要增为营教导员，连支部，团、师都有政委。在土地革命时，犯“左”的错误是有原因的。你决裂吗，不管你小资本家一概打倒。列宁说富农都没敢……。但中国的富农不发达的，雇、贫、中农也按赞成人口分地，按人口平分，后头“六大”就按人口平分，是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好办法，我很欣赏这句话，但“六大”也未解决把资产阶级分为两部份，未解决乡村包围城市，重点在乡村。有些城市，大点的小城市如吉安、赣州等。但两次打，两次打不开。可以不打了。我说，把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犯错误的人，他们也属于二十八个半，但在苏区吃过苦的，王稼祥在二、三次反围剿帮过忙的。一个时候红卫兵大字报一贴，现在要选作中委也难，其实他们与朱德、陈毅差不多，就是没让进。
朱德、陈毅，许世友说，他们反了几十年，其中也有不反的。于红军“七大”后，他们领导开了八次代表大会，总想夺军权，想当前委书记才满意，夺了军权又不会指挥，他心里也不踏实。要到中央，到中央去请示，请不回去……（不清）可见是要夺军权了。第二次是项英，他又不指挥，又不想张打。要到后边去，搬到苏区就搞五次围剿那套，总是听洋人的。这样军队又遭遇不少灾难。只有王明他没到过任何一个根据地。以前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也没有搞过，又没有打过仗，横直要说二十八个半，吃得开，成了一股风。我们这些人就成了右派，黄永胜不知道这些事，你那时干什么呀？（黄永胜：当排长。）项英来后当营长，（黄永胜：当团长了。）升得那么快呀！（黄永胜：是个小团，等于营。）许多人如黄永胜，我就不认识。到北京才认识你。认识一个人呀要谈一次话，不谈不晓得他的历史。这是那个时期了。以后就抗日时期了，又一个浪潮，民族矛盾把阶级矛盾掩盖了，一个打时期，一九三八年、三九年到四一年初，项英还未转过来，皖南事变发生了，这是得到许多教训。打摩擦仗。有华北朱怀冰、张荫梧，华东韩德勤，山东李仙洲，河北石友三，还有鹿钟麟，这些人教育了我们，我说，单是马克思不行，还受帝国主义国民党教育，然后就决裂了。
农民进城抓地主，工商业许多是地主办的，中小城市那就破坏了，那些小市镇要注意保护，不然对工农都不利。所以对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个麻烦事呀！不能不利用它、限制它。你跟它就办五六年敲锣打鼓搞公私合营，我与陈叔通说……（不清楚）他不赞成，以后分歧比较大了。《人民日报》一篇社论下去，有计划把他们牛鬼蛇神都放出来了，有什么都在报上放。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众中有无政府主义思潮；一方面不少人乘机放毒，我看这些都无关大局。包括战斗。所有的材料我都看了，都不如四川张国华那里。双方几万人，穿上群众衣服，实际上是退伍军人，改换过衣服指挥，这些都没有啥大事。好像很不得了，以为军队不得了，对于军队就是地方军和野战军，如保定、浙江、江西、四川是不是这样？（江青：是。）贵州、云南也是一样，野战军和地方军都是我们自己经过的，这些矛盾过去没有暴露过，这次暴露出来，我看是好事。这些同志我看是可以讲清楚的，转过来了由他们自己讲，我是怎么想把你消灭。
现在讲，和我看有些干部，将来有些干部犯了错误群众谅解就是了，有些抓住不放，比如杨勇。当然他也有错误。是哪里下的命令？至今我还不知道。（江青：几个老帅下的命令，叫郑维山执行的。）他们倒打一耙，嫁祸中央文革，我们哪里能下命令抓人呢，至于肖华是有问题的，杨成武有问题的，不在其内。杨、余、傅，杨、余大一些，不过傅也不是老实人，不讲真话。这三个人都不讲真话，所以这场斗争，不是讲落实政策吗？在全国恐怕还要一个时期，不过你不要搞宽了，搞一个、两个，搞三分之一就了不起了。
一个学校一下就团结起来不行，有三分之一教授、学生就了不起了，经过一个时期就三分之二嘛！剩下的他就站不住脚了。但所有军队宣传队，工人宣传队都不能压。工人阶级叫领导一切不是叫压倒一切嘛！（大家笑。）说我是工人阶级，不然你就是反工人阶级领导，反军代表。有几个学生，说过几句怪话，人家现在冲也不敢冲了嘛。反一下有啥要紧呀？你们武汉曾思玉，恐怕你们也得罪了他们，不过多数人不赞成他闹的。如果标语打倒，你就倒了吗？那就该倒了嘛。张春桥去年不是打吗？有打张国华的，你们打了半天张国华还在这里开会。结果打了半天还拥护你，比原来拥护的那些还好些。
现在又有一股浪潮，又掩盖了一个什么东西，我现在还看不清。（张国华等人介绍情况。）还有个江西，也搞“二月逆流”，宁拉八河一带（指湖北。），还有江西九江三省交界，跟我们搞根据地一样，哪个地方闹得厉害，那个地方就好一些。（张国华：重庆就好一些。）工人可以控制局面吗？（张国华：基本上可以，他们现在在偏僻的边界上。）（程世清：有个问题，江西的私人工商业现在没有了，我看是个好事。不知对不对。）我在北京看过一个工厂，二百家名为资本家，叫小业主，有的还雇过工人，现在也现代化了嘛。另外一个化工厂十家，恐怕各地方都有。是不是按上次计划明天开大会。（总理：今天传达主席上次的讲话。）我不谈了，谈了十几次了。现在还扩大，扩大化。（大家笑。）（总理：一点不透风也不好。）你们试试看，闹了几十年革命，我讲的还不是你们的经验。
大革命破裂，“七大”团结胜利。进城后对资产阶级还是利用他，但是包括一个问题。有些干部搞不清楚敌我矛盾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他定息。（总理：六、七亿。）七、八亿还不是用到中国增加购买力，结果还搞了李先念那里，他要进工会，我说不行，拿定息是可以，进工会是不行的，这讲的是资本家。你抓几个工厂试试看，实质上没有解决。你们抓几个点试试看，形式解决了，形“左”实“右”。例如木材厂，李先念蹲点的，修配厂徐向前蹲点的。权实际上还在资产阶级手里，当然有共产党员，但是走资派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挂帅，搞了管、卡、扣、罚。管不管工人阶级。我看实质还没有解决，只能说大部分，不讲全部的话，学校大部分，机关有些是走资派，有些知识分子成堆，这些可以改造。过去是实行用群众改造他们。（许世友：也不赞成的呀。）你那么多工厂管得了吗？要搞发个公布嘛！并照上一次时间不是几个人讲话吗？（总理：都是谁讲呀！纪登奎搞了喷气式。）（叶群：身体、精神都好了。）可见病也可以治好的了。还有一个更惨。几个负责人，康老、伯达讲不？（答：讲。）不要讲长了。你们一讲就长了。（总理：有稿子。康生：是不是讲呀？）你说第二天再来，人家几分钟，不要那么死。康老、总理、黄永胜，你们讲话不要太长了。（康生：不超过十分钟。）反正我有个办法，一天开不完两天、三天，我每一天不超过三个钟头。（康生：党章读不读？）不要。那是形式主义。
明天还是讲基本通过，还要翻译、翻印。我当过校对的，小报越小越容易错字，那是几年的事了。搞湘江评论时，那时资产阶级世界观。（总理：还是那些人坐前头呢？）要，还让他们坐前面，你们不要，群众不那么看的。我们知道他们的老底，他们不知道。就不要作检讨了，他们一检讨，徐向前在铁路工厂，李先念木匠出身、到北郊木材厂，聂荣臻到新华印刷厂，陈毅到南口，以后再不好说了。
刚才说了，王洪文你们说负责得了不？（王洪文：很难呀！）明天将选举，好人我不提，我就提这些人，你们一定不赞成，我有啥办法呢？好人我是不提名的，我就提这些人，你们一定不赞成吗？我有啥办法？一个陈其康，他不选王明，“七大”时上，还有蒋光鼐……是黄埔教官，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兴国，躲在刘乡村，消极了。我们红军下井冈山，到兴国后，请客吃饭，又出来了。“七大”时还有几个人联名写信，不选王明他们。我说，选他。（郑维山：主席、林副主席说了就行。）也不一定，许世友、王洪文一老一青就不通，我还是赞成你们这一点的。（大家笑。）
王维同志，（王维：主席讲的传达了。）可以，有一期报（张国华：没有听清楚是什么报，可能是国民党的报。）是国民党十全大会，叛徒其中×××、×××选上了。我知道这两个人，我们提的这些人，在他那里可以是评议会的。我们又没有评议会。只好弄到一起。不晓得怎么没有傅××。（国民党开了十全大会，那儿有几个叛徒，是有的，但有些人没有，还不知道有个傅××。）（康老：可能死了。）也没有叶青。（总理：主席今天又提出了一下张闻天、王稼祥。）（康老、董老：烂了。）（总理：还有杨勇。）杨勇他就是跟彭德怀跟得紧，又不是叛徒，当然在北京不好了。上次许世友提王景山、周志坚打仗好，我还交给许世友。（许世友：好！这人很能打仗。）取一技之长。
请康老注意一下，与河南谈一下，（康老：曾思玉注意一下。）（许世友：王景山开除了党籍。）（黄永胜：康×是他提的。）（许世友：王景山能打，过得硬。）这些人啊，这些人有功。（江青：杨勇是几个老帅搞的。）那时也是多中心，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三人，但是在北京军区不太好了（指杨勇）。在北京军区不太好了。你们政委是谁？（郑维山：谢富治、李雪峰同志。）（总理：陈先瑞做实际工作。）你（指李雪峰同志）是不是挂名？你不过问一下？（李雪峰：也参加会。）（郑维山：不是挂名，重要的会议都参加。）不要说了！没有新话，还是那天的老话。
不要喊口号了。今天的议事日程有三项：
一是要通过林彪同志的报告，是代表党中央的政治报告；第二要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章；三，还有几个同志讲话。
今天报名发言的有周恩来同志，（总理：先通过，通过了再发言。）这个要通过什么？不要通过。你们发言了以后再通过，谁也可以报名发言嘛！报名发言有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尉凤英、孙玉国这么多名字。（周恩来同志发言后，林副主席发言。五时二十七分。）怎么又喊口号了！陈伯达同志讲话。（五时三十五分）康生同志讲话。（五时五十八分）再请一位同志讲话吧，黄永胜同志。（六时十二分）一个挨一个，王洪文同志。（六时十九分）怎么办呀？同志们，别那么忙，（指摄影记者）你们都是很忙呀，叫做争分夺秒、你追我赶。
（第一位记者进来了。）那么就请陈永贵同志讲话。
（六时二十九分）陈永贵，你有四十几了？现在请一位同志讲话，孙玉国同志，这位是珍宝岛的，前次战斗，就是三月十五日战斗，就是他在那里指挥的。（孙玉国向毛主席敬礼时，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起来鼓掌。六时三十八分，孙玉国讲完后，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碰头会全体同志起立鼓掌。）你多大年纪？（孙玉国：二十九岁。）二十九岁，你是哪里人？（孙答：东北人。）东北人呀？你老呢？（孙答：河北。）河北啊，他的名字叫孙玉国。
孙，是赵、钱、孙、李的孙。玉，是玉石的玉，王字加一点。国，国家的国。他是副营长。负伤以后，珍宝岛十五号的自卫反击战就是他指挥的。（孙玉国讲话以后）怎么尉凤英也是辽宁的？尉凤英同志请讲话。（六时五十分）怎么办？别忙。（看表）不到两个钟头嘛。纪登奎同志在哪里？（总理：是河南的。）请你，我的老朋友。他是河南的，他本人是山西人，一向在河南工作，也受到一些灾难啊，就是嘛。你讲。（七时零两分）七点多了，要吃饭了吧？看来今天各位同志发言时政治报告、党章都是赞成的，看全党同志再看一下。但是，还没有发言的多，晓得你们赞成不赞成？（全体代表：赞成！热烈鼓掌。）我们付表决好不好？第一个林彪同志所作的政治报告，赞成不赞成？（热烈鼓掌。）赞成的就举手，（全体举手。主席看看会场后）都赞成，有希望了，通过。这个党章草案是不是赞成呀？赞成的举手。（一致举手。）看来也有希望了，通过。关于这两个文件，可能还有些文字上要斟酌的地方，还要翻成外国文，怎么办？再开一次大会？有同志建议，由秘书处来完成这个任务，可不可以？（全体代表：可以！热烈鼓掌。）今天的工作就告一段落。
现在是大苏维埃，工农兵嘛。如黄永胜算农民算工人呢？（黄永胜：算农民。）听说打张辉瓒你当团长了。（黄永胜：小团。）我也不认识你，听说你认识我。如到场镇，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晓得谁到哪里了。还有很多没有选上。如刚才说的华北张日清，之所以提名，因为是政委。河北一个也没有。一个没有提，就因为张日清与刘格平打仗，一是现在仗打得不清楚，恐怕各地区都会有，至于会不会变呢？一种是变好，一种是变得不好，那有啥办法呢？再一个，新选进的，我就担心他们脱产，脱离群众。（总理：农民只搞两头，免去中间，如吕玉兰。工人好办，规定劳动时间，张富贵到处跑，到处检讨，没有劳动。）（康生：他也执行了刘、邓路线，也反了红卫兵，看到天安门上主席接见红卫兵，他赞成了。）
斗完就劳动，群众谅解了。一方面需要这些同志，工厂农村同志，一方面我们要这些积极分子。有的省提不出人，他不熟悉，证明工作有问题，忙于事务。事务工作要做，其实有些事务不管也可以。太多了也不好，不到三百人，二百七十九人也可以。剩下五百人就扩大化了嘛，公道不公道，我也不清楚，大体如此。要说完全公道，我也说不清楚，说不出个道理来。你们提得有理嘛（有同志插话：五本也难摆平。）一个组几本够吗？一个人发一本不好吗？人家当一个代表嘛。如湖南长沙提了个工人，但大产业基地在株州，我不关心我这个家乡。（大家笑）
（总理：除主席外，按笔画排……）共产党比别的党好一些，他不花钱买（选）票，谭言方两边都送票子，还是选省议员。一个国议员要花多少钱呀？我有一个亲戚四、五个人花钱，买一个税务局长，时间三个月，所以赶快刮，把钱刮回来。有这么一个亲戚，也使我长见识。共产党不要买票，不要运动，不要抬棺游行。（南京国大选举，抬棺游行。）目的在保证了领导，就是中央委员会，则有时选举，有时没有。过去经常有的，“六大”我当选了，我并没有到莫斯科去。共产党比较纯洁，政治纲领适合要求的，王明十年之后开除不深入那时情况。后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了嘛，不只是不买票嘛，党员嘛，总是要准备牺牲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如各根据地，无论是豫、鄂、皖、井冈山，活的不多了，抗日以来就多了。此外还有一些问题未解决，如山西、贵州、山东要谈一谈。还要谈一谈，山东军队和省可以合并起来开一个会嘛，所以有的代表团冲一下，我也赞成。一个山东，一个山西。至于黑龙江，工作不错嘛，比如贵州你自我批评也不干，批一下不可以？至于选举还是要选举。一个张日清一个南萍。
我觉得这次大会，总结这几年的经验，总之，没有刘少奇这伙人了，要翻案就翻这。他们是一批“精华”，我们是一批“糟粕”。行了。还有两句，邓小平和刘少奇要有区别。邓作了许多坏事，一条是弃军逃跑；一条是到北京后与刘少奇、彭真搞到一起。也有些好事，如苏联的二十大，他不同意，也未查出叛徒。有人说打（仗）也不怎么样，总打过些仗。苏区邓、毛、古、谢，（邓小平、毛泽潭、谢维俊、博古）王明是反对的。
中央苏区邓、毛、古、谢，王明是反对的。差不多了吧？还要选个政治局，又要个常委，中央委员还没选出来嘛。我想还是由下而上的办法比较好。只提一个数目，不提名单。这又要时间，还是想几个问题，你们想一想政治局怎么组成？常委怎么组成？群众路线方法比较好。一个名单叫选苏联的办法，由上指定人叫下面划圈圈，我们这个不是，我们是由下至上提名。今天能搞完预选吗？预选时间可以交头接耳。
我的话是些老话，就是大家知道的，没有什么新话。无非是讲团结，团结起来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苏修攻击我们，什么塔斯社的广播，王明的材料，以及《共产党人》的长篇大论，说我们现在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叫做“小资产阶级的党”。说我们搞一元化，回到了过去根据地那个时代，就是讲倒退了。什么叫一元化呢？他们说就是军事、官僚体制。按照日本人的话叫体制；按照苏联的话叫做“军事官僚专政”。他们一看我们名单里头，军人不少，这就叫“军事”；还有什么“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来呀，康生呀，陈伯达呀这批“官僚”。总而言之，你们凡是不是军人，都属于“官僚”系统就是了！所以叫做“军事官僚专政”。这些话嘛，我看让人家去讲！人家怎么讲，就怎么讲。但他有个特点，他就是不骂我们叫资产阶级的政党，而叫“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我们呢，就说他是资产阶级的专政，恢复资产阶级专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