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三十年忆

来源: 美国严教授于 2011-12-11 07:19:02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29539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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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图书馆和老斋舍（ＺＴ）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大学已经毕业三十年了。回首往事，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大学生活就像一块蜜，永远甜在心里。

公元一九七八年春，肩披满身的风雨征尘，怀着一颗赤忱的心，我们七七级的大学生从工厂、农村、军营、机关，学校，从全国各个角落，昂首阔步地走进了大学，开始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壮举。经过文革的洗礼，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干练，豁达，上进，勤奋，吃苦，耐劳，大家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我们班二十三人，老的老，小的小，有车间主任，公社妇联主任，小学校长，工人，农民，知青，待业青年，只有一个中学生，最大的同学可以当最小的同学叔叔。四载寒窗，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尊师爱友，互帮互助，争分夺秒，把失去的时光夺回来。一九八二年一月，我们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毕业了，手捧校长刘道玉签名的毕业证书和学士证书，心潮起伏，难以平静，那内心的激动难以言喻。我取下别在胸前四年的武汉大学白底红字校徽，细心地包在手绢里，珍藏起来，此后它一直跟着我，漂洋过海，呆在身边。想母校时，就拿出来看看，回忆我们那如歌的青春岁月。

当时我已经考上了吴瑞项目公派出国研究生，不日就要去教育部设在广州中山大学的GELC英语培训中心，那时的一切都由国家统一安排。送走了去外地工作和学习的同学们，我心中恋恋不舍，独自一人在校园里徜徉。此时学校放寒假，偌大一个校园静悄悄，校园门口池塘边一丛丛红梅开得异常鲜艳，腊梅暗香浮动，浸人肺脾。记得四年前我从工厂到学校报到，在武昌火车站下火车，来到武汉大学新生接待站，登完记，就被七六级同学接上了敞篷汽车。车驶进校园时，我一眼就看见了这碧玉般的池塘和梅花，春寒料峭里非常醒目。大家都知道武大的樱花美，桂花香，但我更偏爱这梅花，四年里时时在它们身边流连忘返，读书思考。我的少年时代是在严寒冰雪中度过的，所以凡是冬天里的美好东西我都有一种偏爱。我度到梅花身旁，它们在寒风中颔首，似向我依依惜别。再过不久，武大就是花的海洋了。

经过文学院时，忍不住停了下来。两个月前就是在这幢楼里，我和同学们参加了出国考试。当时国门初开，国家开始以公派的形式向国外少量派遣优秀留学生。另外国外的一些热爱故土的华裔教授们也以各种形式来中国联合招收博士研究生。美国的李政道搞了一个物理博士招生(CUSPEA)，吴瑞搞了一个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博士招生(CUSBEA)，都是当时影响很大的项目。因为学的是生物，我参加的是CUSBEA考试，挑选很严格。当时中国没有博士研究生，只有少量的硕士研究生，为最高学位。我们被要求先考国内硕士研究生，然后挑选各大专院校和中国科学院科研所的前三名参加CUSBEA考试。当时派遣留学生一定要是最好的，这关系到国家的荣誉。全国共设三个考场，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南地区两广四川的考生都到武大考场。卷子由美方出考题，相当于美国研究生一年级的水平，全部英文答卷，从北大由专门老师送来，一共考两天笔试，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三，二十四日举行。考完后原地待命，等通知。一个星期后，公布了初取分数线，上榜的去复旦面试，没上榜的打道回府。武大上榜的人数为全国之最，我也在其中。我们武大考生为学校争了光，刘道玉校长和学校的领导们高兴异常，大笔一挥，去上海面试的路费全部报销，还专门派了两个老师带队，把其他学校的自费考生羡慕得什么似的。

在去上海的轮船上，望着船舷外的滔滔长江水和连绵不断的青山，三国演义开篇诗句涌现出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同学们张开双臂，站在船头，任江风吹面。大家谈面试，谈理想，谈前途，谈美利坚，我们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世界是属于我们的！回到船舱，带队的老师让我们抓紧时间加练口语。午休时别人都在睡觉，化学系的罗明一个人玩着魔方，一直将四面都变成了一色。我当时想，人生就像这魔方一样变幻无穷，我们得跟上时代的步伐，激流勇进。

到了复旦，在校门口碰见一个复旦研究生，一付秀琅眼镜，音高细八度，说是接待我们的。后来知道，他叫付新元，谈家桢的研究生。安顿好后，在学校会议室见了北大负责招生的顾孝诚老师。她听说我们武大的考生考前并不知道有三本美方指定的参考复习书，全凭平时学的知识考上，一个劲地向我们带队的老师赞扬，表示要向武大学习。

考我口试的是哈佛大学的生化教授Manfred Karnovsky和他的太太。老教授考我专业知识，太太考我日常用语。和许多考生一样，我很紧张，怕考砸。但教授和夫人却很和蔼，笑容满面。专业知识不难，教授只是想知道我英文表述能力，他说在美国，许多研究生要做TA。考日常口语时，我向夫人讲了一段弟弟小时候将小鸡塞进热水瓶洗澡的故事，尽管英文蹩脚，可是她听懂了，而且哈哈大笑。我二十岁进大学才开始学英语，非常感谢刘道玉校长有眼光，武大请了许多外教教我们，许多英文课全部由外教用英文讲授，这在当时全国是很少见的。而且武大是全国第一个实行学分制的学校，许多同学选修了大量的英语法语课程，现在口试用上了。果不既然，武大除了一个考生外，其他口试都通过了，包括在北京面试的王小凡。其实这名考生英文不错，至少在我之上。专业口试时，问她一个酶学常数，她答了。问她是怎么知道的，她说是自学的。当时提倡自学成才，高人一等，可是美国教授不这么看，认为没有受过系统训练，给涮了。三十年后，我们第一批考取CUSBEA的九名武大研究生大半都在美国加拿大当了教授，许多人还兼职中国大学的职位，在国际生物医学领域从事一流的科研和教学，没有辜负吴瑞先生生前的一番苦心和期望。

回到学校，刘校长将我们考取出国研究生的同学们召集起来开会，祝贺我们凯旋而归，他还向学校各部门指示，一切手续开绿灯。池塘边的宣传橱窗里，挂有他和我们愉快交谈的照片。刘校长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校长，思想开放，锐意改革。当年留苏，他是莫斯科地区留学生的党支部书记，１９６３年和其他四名学生被苏联驱逐回国，受到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的接见。１９７７年八月邓小平在北京开科教座谈会，他时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主持会议，怂恿武大化学系的查全性院士向邓小平提出恢复高考，惠泽天下，让千千万万个我们跨进了大学的校门。为办出国的事，我到他家里去过一次，请他盖章。他一点架子都没有，儒雅文气，学者风度，贵为一校之长，却住在普通教师宿舍楼里，两间小屋，家具简陋，寒酸得不忍相睹，见了让人肃然起敬，让人终身不忘。后来中央让他当共青团中央书记和武汉市市长，都被他婉拒，他钟情于教育事业，只当武大校长，这种可贵的人实在太少，许多人都慕名追随他。刘校长高风亮节，八十年代武大的改革步伐太快，为权贵不容，１９８８年被教育部莫名其妙地免去校长职务，他立下誓言：“此生自己不再做被官方任命的官，哪怕是一个小组长也不做。”（见刘道玉《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铮铮铁骨，坦坦君子。我本来准备学成归国按原计划回武大工作，系里期望已久。他的离去和当时的急剧政治动荡已物是人非，让我魂断太平洋，成了一名流落在美国校园里的教授，为战胜人类的癌症奋斗终身。

我来到老斋舍，拾级而上到了顶楼平台，抬头仰望蓝天下巍峨的图书馆，宫殿式的富丽堂皇，孔雀蓝琉璃瓦盖顶，光彩夺目。它不仅雄伟气派，而且藏书丰富。春夏时节，四周鲜花盛开，特别是火红的石榴和洁白的玉兰让人难以忘怀。每天早上，晨曦薄雾中我们在图书馆前的空地上来回度步，默诵英文单词。入夜，下了晚自习的我们从图书馆里三三两两出来，沿阶而下，桂花香里头顶明月向各自的宿舍走去。那灯火通明的宿舍窗户里，常常爆发出笑声，或飘荡出某个女生的甜美歌喉。然后熄灯，睡觉，留下明月空对着寂静的山岗校园，几许清风，几声虫鸣。

我进到图书馆里面，踩踏在那厚重的地板上，用手抚摸着长条书桌，环顾四周，只有几个留校的学生在伏案学习，环形大厅里空空如也，没有了往日的人满为患，沙沙的翻书声，和小声的讨论声。我绕到后面侧廊，下到底层，借书处的窗户紧闭。我当了四年的学习委员，经常为班上的同学到这里借书，筹集学习资料，和借书处的罗老师成了知心朋友。我想到了国外，那里的图书馆不知是何样？后来到了国外，去了许多大学的图书馆才发现，武大的图书馆是最好的，最值得我怀恋。

从图书馆出来，我站在老斋舍平台边缘下望，下面是樱花道，我的宿舍就在旁边。每当樱花时节，推开落地窗门，眼前樱花满枝满头，花团锦簇，喧闹纷繁，连夜晚都是一派粉色的灿烂。我们头顶落英纷纷上课，我们脚踏残红片片下课。树上那花心的花蕊精巧细致，春风一吹，与其说是雪花飘扬，不如说是蝴蝶飞舞，缤纷世界。花瓣打在脸上，温柔舒贴，像婴儿的小手。吃过晚饭，夕阳里大家一人拿一个小板凳，各班各系围坐在樱花树下开团小组会，这里一堆，那里一堆，欢声笑语在花间荡漾。２００７年我带上耶鲁的女儿到这里故地重游，站在平台上看樱花校园。她望着父母的母校，久久不肯离去，太漂亮了。

收回眼光抬头远望，闻一多起名的珞珈山静静地盘卧在那里，山脚下由美国著名建筑师开尔斯先生（F.H.Kalse）设计的行政大楼（原工学院），理学院，以及生物楼，物理楼环绕着大操场。每年学校开运动会，这里最热闹，各个系争先恐后，助威呐喊。我们系最小，成绩总是最后一名。操场这时空无一人，不由得让我想起了许多趣事。有一年在这里上体育课搞测验，做俯卧撑，两个人一组。班上有个同学，又高又胖，平时喜欢吃猪油拌饭，做俯卧撑有困难。大概看着我瘦，文绉绉书生一个，体力不行，极力邀我一起做，不至于太难看。于是两个人趴在地上一起做，体育老师在一旁数着数。我一口气做了二十多个，他一个也没有做起来，笑得我岔了气。第一我人瘦身轻，第二我小时候野，文革期间不上学成天和一帮小孩练俯卧撑，做引体向上，拉砖头（类似于玩哑铃），基本功在那里，可惜我的那位同学不知道。

沿曲径而下，来到圆顶的理学院，是一座仿古罗马建筑。坐在里面的阶梯大教室里，黑板上还留有粉笔写的作业和注意事项。据说这里是中国最早的阶梯教室，上大课的地方。每次上课前，我和生物系的学习委员轮流将黑板擦净，让老师上课好用。望着空空的讲台，老师们的音容笑貌不断浮现在脑海里，数学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政治的，英语的。

当时世界和中国生物学界有米丘林苹果学派和摩尔根果蝇学派之争。巧的是两个学派在武大都有正宗传人。细胞专业的余先觉教授1931年考入武汉大学生物系。1935年毕业时留校在生物学系担任助教。1946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摩尔根“果蝇实验室”学习，筛选了一系列果蝇突变株，包括有名的“触角足突变”（以余先觉名字命名为AntpYu）。他和谈家桢教授是同门师兄，１９４９年博士毕业后回武大任教。我出国的推荐信有一份就是他写的。就是在这个教室里，我们系的高尚荫教授请复旦谈家桢教授来做基因学术报告，大教室里挤满了人，有幸见证全国生物学界唯一的两个一级教授齐聚一堂。徐教授不善言谈，喜滋滋地坐在谈教授的身旁听师兄凯凯而谈。

不过武大素有米丘林学派堡垒之称，其代表人物是植物专业的少壮派汪向明教授，他是５０年代武大有名的三大才子之一。他和余先觉教授都是湖南人。１９５０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生物系。１９５６年获苏联莫斯科大学生物学副博士学位（相当于硕士），深受李森科影响。米丘林学派认为环境决定物种，摩尔根学派认为物种不受环境影响。据说汪教授文革前年轻气盛，曾经和谈家桢为了捍卫各自的学派，大拍桌子争论，为真理而斗争，火星撞地球。汪教授给我们讲过遗传学，很有条理。尽管我们上大学时米丘林学派已经日落西山，但是我非常荣幸能够亲自聆听他的学术观点，开拓了眼界。受他的影响，我认为米丘林学派是达尔文学派的一种延伸，在外界环境的压力下，物种一定要发生改变以适应环境才得以生存，通过改变环境是可以达到改变物种的，就像米丘林创造的许多苹果品种一样。不过我又深受摩尔根学派的影响，基因决定生物形状，通过人为的基因突变同样可以加速改变物种。其实两种理论并不矛盾，只不过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和政治干扰，各自为政互不服气，偏离了正常的学术轨道。余先觉教授和汪向明教授都是好老师，他们的学术观点一直影响着我现在的科研实践活动，坚持己见，不墨守成规，勇于创新。可惜中国现在这样的好老师太少了，年轻一代教授们满脑子的金钱和名利。

刚进大学时，我在理学院组织过一次学术活动。高尚荫教授那时刚刚从美国参观访问回国，我登门请高尚荫教授为全系的同学讲访问美国的感受和国际病毒学动态，听了大开眼界。老先生满口浙江口音，兴致勃勃，旁边由青年教师刘尚文帮他翻译成普通话。CUSBEA报名时，学校将名额都分给了生物系，病毒系没有。系里丘泽松老师将情况告诉了高先生，老先生说岂有此理，于是给教育部打电话。看着他的面子，教育部给武大多加了一个名额，分给我们系。我没有辜负他的希望，顺利通过了考试，出国推荐信也是他写的。我真的很幸运，得到过许多恩师们的提携，才有了今日的成功。

想到这些，我心中恋恋不舍，站起身来走下阶梯上了讲台，最后一次将黑板擦干净，一点都不剩，我已经不是学习委员了。

我们班有个女生，来自西施的故乡。不知为什么，临近毕业前夕，班上的同学和系里的老师们老是有意无意将我们往一块凑，开玩笑，但是我们自己并没有往这方面想，因为学校不许谈恋爱。那时的我们单纯无比，传统而保守，满脑子的理想前途，一心一意忙于学习。特别是我，年少磨难，发奋图强，心无旁骛。大学期间有好几个女生找过我，或托人找过我，都被我谢绝。有次到教普通病毒学的张楚瑜老师家去汇报工作，他直问我和这个女生朋友交得怎么样，吓得我连连否认，没影的事。他说大家都在谈论我们的事。她不错哟，张老师意味深长地说。你可是要出国的人了，他又加了一句。

我是不是真的应该考虑考虑了。老师们的好意让我动摇了。

静下来后，她的影子不时在眼前晃动。她是系里的团宣传委员，两人为了班上系里一起共事，齐心协力，平时相处融洽，相互间彬彬有礼，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她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为人谦和，美丽大方，特别是那笑容很纯真。原来我对她的印像这么好，这一离开，恐怕真的要分手了。一当起了念头，就压不下去了。我都二十四岁了，还等什么等，无情未必是豪杰。

其实大家都走了，她没走，因为她已经留校当老师了，暂时还住在学生宿舍里。我来到老斋舍顶层女生宿舍，这里太熟悉不过了，当学习委员的工作让我频频光顾这里，收钱买课本，发书，收作业，通知教室更改，等等，等等，四年里一趟又一趟，不辞劳苦。每次来这里，都被一群女生纠缠不休，特别是每次考完试后，都问我要分数，叽叽喳喳。考得不好的，跟我有仇，质问我分数为什么这么低，我怎么知道，拿她们一点办法也没有，替老师受闲气。现在她们都走了，太安静了一点，反而不大习惯。我来到她房门口，门开着。见了我，她有点惊讶，似乎又不惊讶。

“进来坐。”她像平日一样邀请我。她和我一样，素来朴素，今天却穿了一件粉红带花点的新衣。

我在床沿坐了下来。

两人都不作声，似乎都有一种预感。没事我从来都不上女生宿舍。

她拿起热水瓶给我倒水，捂在手中暖暖的。

“我们出去散散步吧？”我开了口。

两人出了门，沿着美丽而熟悉的校园小径漫步，风将我们的头发撩起。我们以前上课，在这条小径上来来回回不知跑了多少趟，留下许多青春的梦想。

走了很久，在一幢教职员工宿舍楼前，她停住脚步：“你这是要把我带到那里去？”

“东湖边。”我据实回答。

“去干嘛？”

“想和你交个朋友。行吗？”我原本想在东湖旁给她来点浪漫的，不曾想她一问，这话随随便便就溜出了口，沉不住气，搞得我一辈子想起来都有点后悔。

她赶快点点头，那笑容又回到了脸颊上，灿烂无比，像春天里的桃花。这回两人靠近了点，肩并肩，手挽手，愉快地向湖边走去。湖边碧水连天，磨山影稀，一排排小船在湖水中摇摆，有点浪漫。两人站在湖边天然游泳池旁的一棵柳树下，一起回忆刚进大学时全班一起到这里来游泳的情形，大家都穿着游泳衣，女生们不好意思，离男生远远的。有一年大家还一起坐船到对岸东湖风景区去郊游，湖上隐隐约约似乎还听得见我们留下来的欢声笑语。

我们两人开始在校园内出双入对，享受着初恋带来的美丽，月影下樱花道旁枇杷影疏。有一天两人有说有笑在路上碰见了计算机系的章建平，他母亲是外文系的系主任。看见我们，他那脸色显出了尴尬。我也不好意思起来。几个月前在学校小卖部前，他向我打听我们班上那个眼睛大大的漂亮女生姓甚名谁，说他们班上的一个男生害单相思，想认识这位女生。我们班上大眼睛的有几个，漂不漂亮各人的标准不一样，我让他说具体一点。他说一天到晚在理学院地下室做实验的那位贤淑。好家伙，都知道得这么清楚了，我知道是谁了。那时大四的后半年都要做毕业论文，我是学习委员，自然清楚全班的情况，因为都是我安排的，那位女生在我们系遗传学教研室实习。我心底无私，想都没想就傻乎乎告诉了他那位女生的名字。现在看见那位女生站在我身边，笑吟吟，娇滴滴，亲热无比，章同学不解地看着我，满脸疑惑。我没法解释，是你的大概永远都是你的，时间和顺序基本无关。我知道他家有一台１２０照相机，想借来用一用。他很慷慨地借给了我们。我那时已经享受研究生的待遇，不是穷学生了，月薪五十。用薪水买来胶卷，我们俩在珞珈山山前山后和东湖旁照了许多像，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青春纪念。太太自然不知道这些，多少年后告诉她，吃了她一顿饱拳。

武大给我留下了太多的美好回忆，给了我成功的事业和美好的家庭。从这里，我们扬起了征程的风帆，驶向理想的彼岸。我和太太没有辜负母校的栽培，双双在美国医学院里当教授，比翼高飞。走到哪里，我都以一个武大人而自豪。每次回国，我一定要到武大去看看，看那日思夜想的青山绿水，楼馆校舍，寻师访友。毕业后，我们班的同学陆陆续续都出国了，只有当年的党支部书记张翠华留校搞行政，后来当了生命科学院的党委书记。二零零七年回校去看她，已经不在人世了，死于胃癌，让人唏嘘不已。

忆武大

闯荡天涯海角，

故园经年离别。

梦里千百回，

忆情难推却。

春光艳舞樱妩媚，

秋风桂里寻月。

枇杷玲珑，

寒梅映雪。

黄莺枝头，

飞蜂舞蝶。

霞光琼楼画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