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卓长仁劫机案是建国以来罕见的重大恶性劫机案。
1983年5月5日，卓长仁、姜洪军与四名同伙在万里高空，用手枪对准了中国民航296号客机机长王仪轩，此时飞机上已有两名机组人员遭受枪伤，胁迫之下，这架原本计划从沈阳东塔机场飞往上海的飞机迫降于南朝鲜（1992年，中韩建交公报签署，随后称其为韩国）。
如今已经是东北航空公司董事长的王仪轩回忆事件经过时说: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1983年5月5日，我们要飞沈阳—上海—哈尔滨—上海—沈阳这个航班，航班号也是我无论如何都忘不了的——296，一架英制的“三叉戟”飞机。飞机上一共有96名乘客，其中3个是日本人，其余的都是中国人。当时正准备吃午饭，我们身后就有动静了——有人想要闯进驾驶舱。就在这时，驾驶舱里的警报铃响了，这是我们事先和外面的乘务员约好了的，一旦他们发现有情况的话，马上赶到后舱按警报铃，我们前面一听到铃声，就知道后面出事情了。
我听到警铃的同时枪声就响了，枪是往驾驶舱里面打的，因为门是锁着的，他们就往里面打枪，大约打了十来发子弹吧。当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打门锁，但就是打不开，最后他们用脚一踹，门开了。因为我们里面已经有准备了，所以靠门的两个人一看到门被踢开了，马上就举起棒子和消防斧要打。劫机犯一看我们要打就开枪了，把报务员王永昌和领航员王培富都打伤了。
为首的劫机犯冲进驾驶舱以后，跑到我身边猛推驾驶杆，嘴里还大声喊着：“148度！148度！汉城！”他喊的这个148度是飞行航向，我一听，心里吃了一惊：在渤海湾这个位置上，148度就是汉城（今译首尔）方向啊！我想这是个什么人呀？他懂行呀！这个人就是卓长仁。后来我才知道，他果然比较懂行，因为他上过航校，是辽宁省航校毕业的。
北京，国家民航局总调度室。这里是国家空中交通安全管制的神经中枢。11时20分左右，值班的雷达管制员从屏幕上发现了异常情况：从沈阳飞往上海的296号航班信号若隐若现，并且开始偏离航线。
时任国家民航局国际司副司长卢瑞龄说：5月5日中午，我接到总调度室打来的电话，说从沈阳飞往上海的296号航班有可能碰到麻烦了。
当我赶到总调度室的时候，总调度正在雷达前观察情况。那架飞机一会儿看得见，一会儿看不见。地面人员一直在向机上喊话，但是一直也没有得到机组的答复。
我们分析了飞机的几种可能的去向，在渤海湾上空，它走的路线无非是日本、朝鲜和南朝鲜（中国与韩国建交前对其的称呼）。按照常理推断，如果飞机是飞往朝鲜的话，对方肯定会跟我们联系。飞到日本的话，对方也应该跟我们联系。可他们都毫无反应，那么只剩下了最后一种可能性，就是飞到了南朝鲜。
在那种情况下，当然最好是立即和南朝鲜有关方面取得联系了，但是我碰到了一个难题：我们和南朝鲜没有外交关系，两国的空中管制区域也没有联系。怎么办？情急之下，总调度室的一个副主任提醒我，让我看看是不是还保留着南朝鲜民航局局长金彻荣的名片，因为在这之前我们曾经参加过亚太地区国际民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南朝鲜代表一直积极地和我们接触，虽然中国和南朝鲜没有外交关系，但两国代表在国际会议上还是可以接触的。
我很快就找到了名片，由于情况紧急，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没有事先请示的情况下，用我的私人名义给金彻荣发了一份电报，问他，“我们有一架飞机失踪了，是不是在你们哪里？”并且开始焦急地等待对方的答复。
当国家民航总局发现296号航班有可能出问题的时候，局长沈图正在中南海向中央领导汇报工作。他的秘书在11时半的时候把电话打到了中南海，告诉他296号航班可能被劫持了，因为秘书那时已经接到了大连民航站的报告，说他们在11时25分的时候，听到296号航班的机组人员对地面喊话，内容是“有人劫持飞机”！
沈图接到电话以后马上就往回赶，回来后就直奔总调度室。没过多长时间，国家紧急处置劫机领导小组的几个主要成员也都赶到总调度室，我记得有组长谷牧，他当时是国务委员，另外还有公安部部长赵苍璧，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可见中央对这起事件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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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瑞龄回忆道，我们大家一边不停地继续对空喊话，向各个民航站询问情况，一边命令沈阳地区和从大连到上海沿线的所有机场，随时准备引导296号航班降落。就这样，一直到了下午1时多，我们的监听部门突然从国外的电台里听到了一条消息，说296号航班已经在当地时间12时13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3时13分的时候，降落在南朝鲜汉城东北面美军基地的一个机场，叫春川机场。
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有关的具体情况，但飞机被劫持这一点是肯定的了，所以国家紧急处置劫机领导小组马上召集我们开了一个会，分析了一下情况。谷牧在会上说，这次劫机事件是建国以来罕见的重大恶性劫机案，但是既然已经发生了，那就要尽最大的可能，把坏事变成好事。他让我们继续通过各种渠道弄清楚情况，并且马上起草一个处理这次劫机事件的报告上报中央。
我们的报告是在当天下午5时报送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的，我们提了三条建议：第一，立即派沈图同志前往南朝鲜直接进行交涉；第二，马上通过外交途径请日本和美国对南朝鲜当局施加影响，让他们保证乘客和机组人员的绝对安全；第三，以国际民航组织缔约国的身份，要求这个组织的理事会主席出面交涉，按照国际上的几大公约，也就是《东京公约》《海牙公约》和《蒙特利尔公约》的规定处理这起劫机事件。当天晚上7时，中央就批准了我们的建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亲自打电话来，要求我们马上分头行动，并且随时将进展情况报告给中央。
汉城收押罪犯
1983年5月7日《人民日报》报道，“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据共同社报道，被武装暴徒劫持到南朝鲜的中国民航296号客机上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已经在今天上午9时离开飞机降落地点附近的春川市，被送往汉城。被劫持的客机上的乘客和机组人员是在昨天晚上从春川附近的军用机场被送往春川市内的旅馆的。据报道，6名劫持犯已被南朝鲜军事当局拘留。中国民航局局长沈图率领民航工作组一行和机组人员共33人，将于7日上午8时乘专机离京赴南朝鲜，接运被劫持的中国民航客机的旅客和机组人员，处理这一劫机事件。”
1983年5月24日，也就是296号航班和最后一批中方人员返回中国一周后，韩国汉城地方法院以涉嫌违反《航空器运输安全法》为由，将卓长仁等6人正式收押。8月18日，该法院判处卓长仁、姜洪军有期徒刑6年，判处安卫建、王彦大有期徒刑4年，判处吴云飞、高东萍有期徒刑2年。6人不服判决,向韩国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上诉，但均被驳回。
仅仅在1年3个月后，韩国司法当局即宣布对6名罪犯“停止服刑”，并将其“驱逐出境”，6人随即前往台湾。在台湾，卓长仁重操旧业，继续干起了杀人越货的勾当。1991年8月16日，卓长仁因投资期货严重亏损、负债累累之故，伙同姜洪军以及1985年从福建乘船偷渡到台湾的施小宁等人，绑架了台北市国泰医院副院长王欲明之子王俊杰，然后向其家人勒索5000万新台币。后因勒索未果，卓长仁等人将王俊杰残忍杀害并弃尸桃园。后三人被捕。该案一审、二审均以“一级谋杀罪”判处卓长仁等人死刑。
劫机催生“严打”
中国空中安全员就此诞生劫机事件发生之后，国家紧急处置劫机领导小组的通报曾对事件发生原因进行分析，当中除了用“不正之风掩盖着反革命活动，反革命分子利用了不正之风”和“敌情观念淡薄”这些今天看来稍显陌生的字眼外，还罕见地直言“这次劫机事件也暴露了我们公安队伍涣散无力，治安保卫工作上有许多弱点和漏洞”。
在1983年的中国，卓长仁事件并非孤例。
1983年4月从司法部调任公安部部长的刘复之回忆说，在其刚刚上任的前后几个月内先是出现杀死十名、杀伤十一名解放军、公安干警和普通群众的“二王”事件，各地又陆续有强奸、抢劫等恶性案件发生，包括劫机事件在内的多重压力让刘复之将当时的社会秩序表达为“妇女不敢在夜晚上班，父母牵挂儿女，群众失去安全感，党内党外反应强烈”。
7月19日上午9时，刘复之受约前往北戴河看望邓小平，后者以他惯有的坚决说：“在3年内组织一次，两次，三次战役，一个大城市，一网打尽，一次就打他一大批。”
一个半月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和《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这就是让无数经历过那一时代的人记忆深刻的“严打”。
摘自《中韩“劫机外交”：卓长仁劫机案与汉城谈判内幕》阮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