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军史上有三个著名的“黄金组合”，即，四野林彪与罗荣桓，三野（华野）陈毅与粟裕，二野刘伯承与邓小平。在广泛的宣传下，这三对搭子，演绎出一段亲密无间，战功卓着，深入人心的神话。而事实上，这三对搭子都有不同程度的矛盾。其中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刘伯承与邓小平了。
1986年10月，刘伯承辞世后，82岁高龄的邓小平发表《悼伯承》一文，说：“我们在一起工作……前后共事13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人们习惯上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不管是不是邓亲笔所写，但这一“真情”表白，不知感动了多少人。但遗憾的是，这并非全部的历史真实。
1947年8月，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不久，刘邓之间有了尖锐的矛盾，到了“不在一起吃饭”的程度。邓做为政工干部，擅长政治拨高，比如打了胜仗，邓便高呼，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刘伯承认为这样说不妥，说：胜败兵家常事，打胜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如果打败了，岂不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失败？在此情形下，刘伯承、邓小平各带一部人马，分开行动。当然，大的军事行动没有存在分裂。中央军委也略知二人产生隔膜，周恩来曾为此对二人做过工作。毛泽东亦深感忧虑，调陈毅任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级别高于刘邓]，一方面化解陈毅与粟裕的矛盾，另一方面居中调和刘邓。毛泽东在用人方面的技巧，可见高超。陈毅资格老，既与邓同在法国留学过，又与刘伯承在四川泸顺起义中相交，因此，由陈毅调和刘邓是最合适不过了。
刘伯承去世后，南京电影制片厂编导、电影《佩剑将军》作者之一石征先，曾专程采访刘伯承的子女，刘太行和刘弥群，留下了珍贵的影像采访纪要。以下是部分采访实录
刘太行说：刘伯承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遭到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几十年不给平反，根子都是邓小平，刘邓之间的矛盾在进军西南以后就公开化了。
李达、萧克在邓小平再起后，写报告给邓小平要求平反，并让刘伯承在报告上签字。刘太行说：我爸爸对李达说：我一不签字，二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你们是“蚊子钉菩萨”，找错了人！果然，李达的报告邓小平没有同意平反。
后来，杨得志、张震二人去找邓小平，给58年扩大会议受批评的人平反，碰了大钉子。邓小平说：你们找来找去都没搞清楚，58年是谁负责批刘粟萧等几个人的，那个会的组长、负责人是我！你们不要再找别人了！张震说：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到此为止了。
刘弥群：应该是说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关系还是不错的，他是政委，我父亲是司令员，我父亲一是顾全大局，二是尊重党的领导，工作配合的也比较默契，两家的关系也不错，解放前夕，我父母一直在前方，我哥哥姐姐已是上学的年纪，跟着子弟学校到了北京。后来我父亲到了南京军事学院当院长，为了怕转学影响他们的学习，因此把他俩还留在了北京，我父母把他俩托给邓家好几年，他俩星期六星期天就回邓家，所以说我们两家关系还是不错的。
但是，那次反教条主义，对我父亲打击很大，他没有想到，因此非常震惊，特别是使用的方式，坐火车上北京做检查前就有几天晚上没睡好觉，在火车上又一夜未眠，眼压高达73度，就这样带病被架到怀仁堂做了检查。但是他从来没有给我们这些孩子们说起这些事情，这是组织纪律性问题。但是几十年后，彭德怀的侄女彭刚曾给我们家带过话说，彭总晚年对那次反教条主义感到后悔，“叫我代表他向你父亲道歉，但是让你父亲到怀仁堂做检查，彭总当时是不同意的，那是邓小平的意见。”我本人根据所经历事情相信此话。
我父亲是1986年10月7日去世的，去世前一直没有平反。我母亲提出，在我父亲盖棺定论前，一定要请组织给我父亲平反，她说，这不是刘伯承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跟我父亲一起工作的许多同志的问题，关系到今后院校工作怎麽搞的问题。当时我母亲还说，全国连胡风都平反了，为什麽不给我父亲平反。我们兄弟姊妹都支持我母亲的意见，后来卓琳阿姨给我们打电话，叫我们做好母亲的工作，要听中央的话，就是让我母亲不再提平反的事。当时我们也得到另外的信息，在 85年开军队院校会议前，张震和杨得志两位领导同志感到军队只提革命化是不够的，需要提现代化和正规化。给刘帅平反迫在眉睫，因此他们两个人亲自向邓小平汇报，请示给刘帅平反事，邓沉默许久后说：“我就是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的小组长!”他们两人无言以对，邓的意思非常明白，就是不能平反。
因此，我母亲认为平反有一定难度，需要加大力度，于是正式给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写了信并抄报给每个政治局和书记处同志，要求平反。徐帅、聂帅、叶帅办公室都打来电话过问此事，并说已向邓办反映了意见，要求给以平反。第二天组织上告诉我母亲，一切问题解决了。一是平反了。二是相应的悼词也改了。三是补发了一套新87式军装。因为我父亲一辈子都是军人，但是最后一次没有给我父亲发新军装，我母亲要求在遗体告别时我父亲要身着军装，但组织上也一直没有给以答复，现在就算补发了一套新军装吧。就这样我们全家的愿望都达到了。这麽快就解决了这麽多的问题，我想与邓希望如期召开追悼会有关，如推迟召开，广大群众一定会生疑。
后来听我母亲说过，庐山会议以后，彭总受批，李达（原第二野战军参谋长）感觉是时机，曾找过邓小平，要求平反。当时我父亲给我母亲说，李达是陕西人，是吃宽面条的，心粗啊，是蚊子叮菩萨认错了人。后来果然没有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