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 年7月17日，全国土地会议在河北平山召开，刘少奇主持会议。会上，刘承认，自实施《指示》以来，解放区内仍有1/3地方没实行中共中央提出的土改政策。在实行土改的解放区，出现土改运动不到位现象，没有将农民很好地组织起来。刘发言说：“全国土地改革只晋冀鲁豫及苏北比较彻底；山东、晋察冀、晋绥都不彻底，尚须激烈斗争，才能解决问题……”刘认为，土改运动之所以不彻底，原因在于干部队伍中存在严重不纯现象，很多抗战时加入革命队伍的地主富农分子表现有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之人占比重很大。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经过贫农团和农会，发动群众放手发扬民主”，才能彻底改造各级党、政干部，完成土改任务。刘知道并明白：“这个方法，……若在全国实行，必致有数十万党员及大批干部被群众抛弃，或被批评斗争与审判，若干事变，亦将不可避免要发生。”（见《刘少奇年谱》下卷，第86-88页）。
会后2个月不到，也就是9月13日，一份令解放区所有地主闻风丧胆的、比《指示》更为激进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在全国土改会议上出炉了。该大纲具有共产主义早期社会理念框架，其内容也是6点：
1， 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废除土改前的封建性剥削债务。
2， 乡村农会将上述接受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平均分配。
3， 乡村农会接受地主的房屋、农具、牲口，粮食等其它财产，并徵收富农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再按乡村全部人口重新分配，地主与农民一样，也可分得一份生产资料。
4， 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经营不受侵犯。
5， 土地改革之合法执行机关为各级“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
6， 政府组织骨干分子建立人民法庭，审判一切对抗或破坏此法的罪犯。
不可思议的是：当全国土地会议在平山还未结束，晋绥边区这边已闻风而动，率先成立乡村农会。农会贴出《告农民书》，《告书》前五款是：
1，地主阶级必须彻底打垮，不论大小地主，男女地主，本村外村地主，以及隐藏了财富装穷的地主，化装成商人，化装成农民的地主，大家都可以清算。…….大家要拿去斗，就可以拿去斗。….. 不管他是甚么样的人，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2，富农，和地主不同，但富农的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也必须消灭。富农多余的一切财物，必须拿出来。罪恶极大的富农，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3，农民当中少数恶霸、敌伪爪牙和地主的狗腿子，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4，为了帮助其他农民翻身，中农必须拿出长（多）余的土地抽出来分。
5，雇农、贫农，是实行平分土地最坚决的分子，这些人当中，有小毛病，不能给他们戴上二流子、傻瓜、懒汉帽子。看不起穷人的观点应当取消。
……
《告书》最后强调说：“共产党和毛主席都批准了咱们，有监督、审查、批评、处罚、表扬、教育”的权利，人民法庭既然有政府支持，那么，我们“该批评的，该斗争的，该处分的，该撤职的，大家都可以批评，可以斗争，可以处分，可以撤职。如果是共产党员，大家认为可以开除党籍的，也可以……开除。”（见《晋绥日报》，民国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版）。
当时，兴县有个出名的开明绅士，名叫刘象坤，他是个热心肠人，却因为有财富而被当作恶霸地主活活打死。他的儿子为了表示自己与父亲一刀两断，竟一把夺下民兵手里带尖刀的步枪，在其父尸体上补上两刀。刘象坤哥哥刘少白（其名写入《毛选》，见《毛选》第四卷“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一文，毛认为他是抗战时期开明绅士），他担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也被农民们押回老家斗争，撤消一切职务。该村党支部书记刘玉明说了几句公道话，即被打得晕死过去。众人以为他死了，就把他拖到黄河岸边，准备扔进黄河，没想到刘玉明这时苏醒过来，几个土改积极分子端起刺刀，就在他胸口猛扎两刀，直到他停止呼吸为止。（刘少白于1942年写过一首歌颂朱德的诗：“古今名将兮，但知事君，一将成功兮，万众牺牲，专治（制）君主兮，杀戮功臣，以暴易暴兮，千古痛心！”倘若刘少白在天之灵发现这个国家还是在以暴易暴地轮回，一定会失望透顶。）
在兴县，还有一个名人，名叫“牛友兰”，他的名字也写入《毛选》，被毛认为是抗日爱国绅士。毛泽东1948年路过晋绥时住的窑洞（即：当时的晋绥军区司令部，现为蔡家崖革命纪念馆），就是他家的房子。抗战中，他把房屋、店铺、工厂、土地、金钱等值钱的财物全部捐献出来。土改前，他已落得身无分文，过苦日子。土改到来时，却在劫难逃。就因为他曾是晋西北首富，成份不好，秋后算账。也因为他姓牛，斗牛大会上，有人别出心裁地拿一根铁丝穿过他的鼻子。当时，铁丝把鼻翼下脆骨搞断了，老牛鲜血直流，会场上人人震惊，而他的儿子——牛荫冠（时任晋绥边区行署副主任）大摇大摆地牵着其父游街示众。牛友兰受不了这种污辱打击，回家后即绝食。三天后含恨去世，终年63岁。
姚依林之妹姚锦女士曾编著《姚依林百夕谈》（2003 年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该书谈到他1947年亲自参加的一次土改会议，里面这样记录：“此会甚‘左’。会上支持农民对地主挖浮财，没收工商业，人身消灭。当时农民仇恨地主，往往一来便把地主打死，不打死也整得很厉害。如搭个‘坐蒋台’，让地主站上去，下边拆台，把地主摔下来。晋绥行政委员会主任、共产党员牛荫冠的父亲是晋西北兴县首富、大地主兼工商业主，在县城有四万白洋买卖。他因是开明绅士，曾捐款一万元抗战，成为边区参议会议员。土改到来后，他被斗，用绳牵鼻，让他的儿子牛荫冠拉着游街，牛荫冠不敢不划清界线。”
土改中，对付地主富农的办法五花八门、惨绝人寰。除了用棍子打、锥子捅、绳索綑、石头砸、火钳烫、石灰扑眼，耳朵插*点灯之外，还有好多种。比如“磨地”，所谓磨地，是把棱角锋利、黄豆般大小的料炭和菠菜籽撒在地上，然后把要斗的人衣服脱光，推倒在地，提住他的双脚在这上面来回拖，拖到他半死不活为止。
另一种办法叫“坐圪针柜”，就是把放衣服存粮食的躺柜拿来，中间去掉隔板，在里面撒上剁碎的枣树圪针，把被斗的人全身衣服扒光，扔进躺柜里，盖上盖，然后来回摇柜。柜里的人从这边滑到那边，又从那边滑到这边，全身被圪针刺得肉肿皮烂。
还有一种办法叫“扔四方墩”，四方墩就是长城的烽火台，有三丈高。墩下铺满石头弹子，被斗的人从上面被推下，不死拉上来再推，再推还不死，那就干脆拿大石子朝他脑袋砸去。直到脑浆迸裂，七孔出血，方才住手。
有个姓韩的教书先生，他的老婆被一个姓田的土改分子兼少先队员认定是坏人，从四方墩上将她摔死不算，田某还有意在推前松开她的腰带，拉住她的裤角管，让她赤裸下身而死。她的裤子被没收，转手分给其他妇女穿。
另有一个叫“周二”的药铺掌柜，被剥光上衣，头朝后着地，脚朝前，被人撵着一路狂磨。他的身上还坐着一个女人，压着一个石磨，为得是增加身体与地面摩擦力。没多久，他的后脑勺被磨塌，脊背上的肋骨全部裸露出来，一根一根的，脑浆与鲜血一路都是，惨不忍睹。
牛荫冠在晚年编写《牛荫冠纪念集》一书中这样写道：“曾经看到一位乡长被綑在树上，被人们用树皮刮出骨头，惨死在路边……”
确实，在土改积极分子眼里，天下所有地主都是剥削农民的坏人，是坏人就必须坚决打倒。诸不知，中国社会阶层有它的特定结构。很多地主其实是发了财的富农，而富农来自中农。换言之，地主就是发了财的农民。然而，这些发了财的农民，其权宜在土改中得不到任何保障，转而成为无地之民斗争对象。不管他们对红军或抗日战争曾作过多少贡献，都将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的祭品。而农民，不管他如何坏，如何恶，都是好人。比如说，李佩芝（王若飞夫人），从延安来到晋绥边区从事土改工作，她所依靠的土改积极分子有小偷小摸毛病的二流子，因为小偷小摸，曾经被村里一个富裕中农打过。土改时，此人见公报私仇机会来了，一下子就把那富裕中农打死了。群众对此不满，李佩芝却回答说：“你们怎么能不懂得贫雇农的穷苦呢？正因为贫穷，所以他才去偷人。不能因为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就模糊阶级界限。”只是此人极不争气，后又偷了军区一匹布，让军区给抓了起来，当作斗争对象押到会场。李佩芝端着碗饭送到会场给这个人吃。当即遭到群众围攻，李佩芝振振有辞地推销着她的那套阶级界限理论。群众心里好坏分明，此事后来闹得很大。
闹得最大的是分老婆和分闺女，在分房分地结束之后，土改积极分子又忙着分起地主的老婆和他的闺女来。因为地主都被斗死了，或者自己逃亡失踪了。这些女人被农会干部统统招来，作为财产再分配给村里讨不起老婆的男人。有些地主命大，没被斗死，可他的老婆还是被农会干部强行夺走，再分配给别的男人。
《山西日报》记者鲁顺民在《“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一文中说：“不仅仅地富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富裕中农冯万礼的闺女就分配给了贫雇农。
据《中国的土地改革》一书记载，一些地区在1947年冬至1948年春，“挖财宝”运动成为风潮，不仅仅如此，还发展成了“打堂子”运动。开始还以村为单位，即让地主、富农净身出户，把他们的财物都拿来分掉。后来觉得本村的是熟人或亲属，不好下手，便发展成为以区、甚至以县为单位的“联合打荡”，在村与村、区与区之间互相“扫堂子”。 在重新划分阶级，彻底平分土地的大风潮下，不仅仅是地主，就连一些中农也未能幸免，在山东黄县，“同一时间封了全县各村地主、富农和部分中农的门，将其全家扫地出门，没收全部财产，实行武装管制，并责令一切富裕些的农民献房、献地、献东西。”
面对土改中耸人听闻的“暴力化”、“左倾”现象，毛泽东只是轻描淡写地批评晋绥当事干部一番。他在1947年12月25日发表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说：“农村户口中，地主富农只占百分之八左右……中农、贫农、雇农合占百分之九十。”毛的意思很明确，革命要胜利，必须要见鲜血。他在其后发表的几篇文章中（见《毛选》第四卷）均肯定了晋绥土改的成绩、意义和作用。即便是在1948年2月15日起草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一文，也没对主持土改工作的刘少奇提出半点批评意见。就是由上海市高校“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编写组编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对当年轰轰烈烈的晋绥土改只字不提。
历时一年半的土改运动使解放区的整个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许多地区几乎颗粒无收，饿死的党员干部的普通群众不计其数。这里，我引据《山西历代纪事本末》于“老区土地改革运动”一文资料，上写：“据1948年6月22日统计，兴县8个区域290个村，打死1050人，其中有地主380人，富农382人、中农345人。贫雇农40人；自杀共863人，其中地主255人、富农285 人、中农310人，贫雇农11人；被斗争扫地出门后冻饿而死的63人。”
悲剧！悲剧的一页历史。孟子曰：“不仁者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总结历史，土改运动由刘少奇全权负责，刘埋下这笔历史老账没人提，也没见后人站出来说“清算”与“赔偿”四个字。但见一片沉默，心底多善良的中国农民呵！
这里，我倒觉得智效民先生在《刘少奇与晋绥土改》一文中说得一针溅血。他说：“如今，大家都对刘少奇在文革中遭受的迫害深表同情。殊不知在土改，‘四清’和文革初期，由于他的存在，惨遭迫害的人真是不计其数。这就提醒我们：一个暴虐时代的形成，还有许多无耻的帮凶，这固然是他们自己的可悲之处，也是我们民族灾难深重的主要原因。”（见该书“引言”部分。）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