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仍然是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虽然没有了文革初期的屈辱性迫害，但也没有充分的自由。谁都知道这父女俩的生活是由不正常的政治环境造成的，但谁也看不到这不正常的尽头。不正常的长期化意味着不正常的正常化。一步半的家，凝滞的“空气”，让人窒息。
1974年春我升入了8年级。中学好像要补偿我小学时受到的诸多不公似的，所有的老师都给了我偏爱。二华前几天来电话还在说“脑崩啊，我咋寻思也不明白，咋哪个老师都对你好呢？你要说谁跟哪一个老师关系好点儿吧，还行……”。而且没有人嫉妒，我周围的同学跟着一起高兴。班里“甘心落后的”、“进步伤了心的”形成了一股势力，这伙人的头目是谁说不清，感觉是我和何锛儿，落后的人中一人受宠，一帮人跟着受鼓舞。
学校每天都非常愉快，一旦离开学校就想起妈。被妈放弃，成了断线的风筝，绝望，不理解父母，不理解命运，不理解一切，……脑子里总是一锅粥，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了将近一个学期。
那期间再次被什么文工团、歌舞团之类的选中。怕人家调查家庭，我干脆声嘶力竭地高高地唱了“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件事让我开始意识未来，意识爸的问题。再有一年半就要毕业，姐的命运、或说比姐更坏的命运在等着我。我不能再对内对外都躲躲闪闪，爸到底犯了什么罪、右派是什么派？我得弄清楚。
一天吃晚饭的时候我问爸“反右运动是怎么回事？”没敢直接问“爸为什么是右派？”
“反右一开始是帮助共产党整风，让各界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让人们大鸣大放。看到共产党的诚恳态度，很多党外人士给共产党提了批评意见。越是替国家担忧的人提的意见越多；越中肯也就越辛辣尖锐。共产党把这些意见当成了威胁政权的反动言论、反动势力，整风运动后来就变成了打击反党势力的反右运动”爸挑着好懂的词给我讲。
“那爸提了什么意见？”我追问。
于是爸给我讲了石家庄干校反右的事情(第一章3人灾人祸人无法活)。爸在批判会上的发言态度不明确，没有理解上级的意图，没让批判会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也不至于让他受这么大的罪。
我还是一个劲儿地追问爸“究竟那句话反党了？”
看我不解，爸接着说“大人的世界很复杂，有时不一定哪个举动、哪句话得罪了上级，就会被盯上。当时党中央向各地下达通知：知识分子的7--8%应定为右派。干校五十多名教员，有二十几人被定为右派。出身不好的一个都没有逃掉”。
“应该去问问当时的负责人，有什么证据把你定为右派，没有证据就说明是错划，不能这么糊涂着”。
“竟说傻话，这世上哪有那么多清楚事，就说这文革吧，有清楚的道理吗？像你这样什么都要弄清楚的，闹不好会弄个反攻倒算，倒更大的霉呢”。
“我想去找他们问个清楚。”
“你？你那时还没出生呢”。
“嗯，我去，一定去。找给你定罪，管你档案的机关去。当时的领导是谁，你知道他们在哪儿，现在干什么吗？”
爸抵不住我几天的软磨硬蹭终于点了头。同意我去是为了缓解我没有了妈的心灵孤寂，让我旅行一趟而已。
暑假我坐上了南下的夜车，这次到了终点也见不到妈，姐给了我妈的地址，我没有给妈写信。一心想去讨历史一个公道，一心想救爸，一心想自救。
爸的大弟弟我叫二叔，听说他是个进步青年，50年代初在报上发表了“与资本家的父亲断绝关系”的声明，然后到新疆支边，一次都没有回来过。在二婶的努力下，那年他终于从新疆调回了石家庄，我第一次见到他。
二叔一直在公安系统工作，我见到他时已经看不到一点儿热血青年的痕迹，是一个非常稳重和善的中年人了。二叔看我太小太楞，很是放心不下，叮咛了我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然后把我带到石家庄市教育局的楼前。
爸曾经工作过的干校已经撤销，人事关系都转到了石家庄教育局。我敲了人事处的门进去。里面的人见一个半大不大的孩子进来有些吃惊。
“我从锦州来，想打听15年前在干校作教员的张××划成右派的事情，我是他女儿。我想知道我爸爸被打成右派的理由，他被打成右派后……”我刚讲了一半，屋子里的6—7个工作人员已经开始落泪了。我并没有讲什么催人泪下的话，只是讲了爸的一些情况。
“被打成右派15年了，不光他本人受罪，我们全家也跟着受牵连。我希望知道他被打成右派的理由，他本人并不清楚，不清楚自己罪状的人，怎么能改造好。如果没有明确的理由，就说明定他为右派是错误的，错了的，就应该及时改过来。毛主席说了‘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的越迅速，越彻底，越好’，你们能不能本着这个精神重新审查一遍我爸爸的问题……”
文革培养了我们运用语录的能力。住在前五里营子，生产队的大喇叭每天早晚各一次，不想听都会把党的声音送进你耳朵里，再加上纺织厂的大喇叭，每天下午4点为交接班的职工广播大道理，我记住了好多共产党的好理论，还听出了一个有阴阳顿挫的朗读能力。
看到办公室人们落泪，我居然用起了毛主席语录，强调要他们按照共产党的原则改正错误，把二叔嘱咐的“不该说的”都说了。
“我知道你们现在答复不了我，但是我希望你们现在开始调查，当时的校长兼书记周××，后来在这里当副局长，他应该知道得很清楚。调查也并不费事。能不能告诉我他家的住址，我想请他出来解释当时的情况”。
在场的人都好像理解我似地不断点头，可是没有人回答我。
最后，有个小领导似的人说“我们把你说的事情反应上去”。(现在才知道那是最方便的搪塞话。)
从那里出来后，我还执着的要走下一步----找那校长兼书记的“系铃人”。二叔帮我找到了周××家的地址。
一个普通的宿舍楼的一楼，面对楼梯的房间。大概是为了通风，门大敞着，门上挂着竹帘子。房间里有一个双人床，床上铺着凉席，上面躺着一个脑袋完全秃了、半身不遂的老人，他就是那校长兼书记的周××。屋子里没有别人，我在靠墙的椅子上坐下，正好能进入他的视线。
“您还记得干校的张××吗？”我开门见山。
“记得，记得。大高个儿，篮球打得好”他说的一点儿都不错，爸爱打篮球，影集里还有在篮球场的照片。
校长兼书记虽然半身不遂了，脑子清晰，口齿清楚。最重要的是他还记得爸，而且记得很清楚，不像讨厌的样子。我好像看到了希望似地接着问“我是他女儿，我想知道把他划为右派的理由，您能讲一下吗？”
“那是反右小组定的，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
“您是反右小组的负责人，比别人更清楚吧”，我继续追问。
校长兼书记开始沉重地翻身，终于翻过去了，背对着我，再也不说话了。
反右时挥动党棒砸人的干部，多数文革时遭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拳脚。这位校长兼书记也没有逃过冲击。文革刚结束时读过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悼念她文革初被迫害致死的父亲陶铸，当时读得涕泪具下。过了段时间又读到一篇文章说：陶铸被打倒后，广东人奔走相告，弹冠相庆。陶铸在广东土改时搞得“村村见血，户户斗争”，令广东人至今谈虎变色。反右期间他更是急风暴雨，将民主党派的20%打成右派，成为无人能及的反右健将。这些老革命创立并维护了这个体制，最终却卡死在这个体制上。
看到几个工作人员流泪，知道了人心未死，还有那小头目说“反应上去”，我觉得应该继续找，不断地来催问“反应上去以后的情况”。从锦州来一趟太不容易，托姐替我来。于是，我坐上长途汽车到了姐插队的赵县，那时姐跟另一个家庭有政治问题的女知青在公社的加工厂工作，那加工厂就在汽车站旁边。
听了我的来意，姐一句话都没有说，一句都没有。
冷静地想一想，在那个左得登峰造极的时代，谁会为右派平反。姐的处境躲还躲不及，怎能去自报右派的女儿说事呢。这个道理，我很多年以后才搞明白。姐当时不知在心里骂了我多少遍“傻”，只是不忍心说出口而已吧。
我在石家庄按自己的想法“折腾”完了，大姑把我接到邯郸，在那里度过了暑假的后半部分。这次“上访” 的最大收获是加深了我跟大姑、二叔的亲情。到现在我对他俩的感情，不光是亲，还有一份感激。
如果，吉尼斯有关于“上访”纪录的话，我可以申请“年龄最小的上访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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