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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道路》课题组
编者按：站在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的起点，回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检视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人民走过的九十年的这条道路，总让人心潮难平，感慨万千。概括和描述这条道路，可以有多种方式。我们选择的，是镌刻在每一个十字路口、每一个历史的拐弯处一篇篇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心血和智慧的重要文献，它们仿佛一块块路标，指示着前进的方向。它们前后承接的足迹，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路线图。本文以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为大背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些经典文献进行解读和回顾，拟分五期连载，希望对理解和思考中国道路有所助益。
第一章 历史选择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道路就是党的事业的命脉。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事业都经历了寻找正确道路的艰难过程。”这是2007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对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说的一段话。
走过90年，回首100年。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事业的征程中，历经艰辛寻找到的正确道路，就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道路。
这条路，就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之路，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就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之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
这条路，集中体现在《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等凝聚中国共产党人鲜血和智慧、散发着历史风烟的重要文献中。它们从波澜壮阔的历史实践中脱颖而出，成为历史航道的灯塔，成为思想心灵的旗帜，引领着中国道路，从昨天走到了今天。
这条路从哪里开始呢？
《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
1921年阳历新年的长沙，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十几个年轻的知识分子，踏着五四先进文化催生的救国潮流，来到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民学会长沙学员新年大会。
会议是在一个并不起眼的小房子里召开的，但讨论的话题却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和目的。28岁的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这两次发言，后来作为全书开篇，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毛泽东在发言中说：我赞成用俄国式的革命道路，这是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他还比较了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方法，认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把这篇发言作为《毛泽东文集》的开篇，是因为它标志着毛泽东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道路。实际上，在一个月前，毛泽东在给蔡和森、萧子升等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的信中也谈到：“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毛泽东用形象的十个字，概括了近代以来仁人志士探索民族复兴之路苦涩的心路历程。自1840年以来，救国寻路，民族复兴，就成为近代中国的基本政治主题。
19世纪下半个世纪，中国人已经做过了多种尝试：只搬用一些洋枪洋炮和近代工业技术的洋务运动救不了中国，上层士大夫曾希望依靠光绪皇帝的支持来进行改革的戊戌维新运动又失败了，下层民众自发掀起的义和团式的旧式反抗运动也失败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没能改变中国的命运……
万水千山走遍却不得其门而入，精神的苦痛折磨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呢？
1899年2月，上海广学会出版的122号《万国公报》上第一次出现了两个对中国人来说还很陌生的名字，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这篇由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中国教士蔡尔康撰的《大同学》中说到，“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而后，朱执信、陈望道、马君武、刘师培、江亢虎等人也撰文译述过马克思的学说。一批介绍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日文著作相继被译成中文，在上海出版。
这时的马克思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学说，还仅仅是作为一种新思潮被介绍。思想只有被实践照亮，才能根本影响人类的历史选择。
1914年，人类历史上一次世界性的大劫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持续四年的战争，把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社会矛盾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尖锐的形式清楚地暴露出来。大劫后的满目疮痍，经济的萧条和社会的动荡，使那些曾经醉心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失所望。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就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黑暗中苦苦求索时，1917年，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劳农政府，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学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它像一缕新世纪的曙光，照亮了暗夜中国的前程。
于是，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成为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鲜明主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因此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种重要的新思潮。
1918年11月，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在天安门广场发表了题为《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的两次演说。李大钊热情洋溢地告诉世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那天，在听李大钊讲演的现场听众中，就有25岁的湖南青年毛泽东。也就是从此以后，毛泽东开始具体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阅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毛泽东后来对斯诺回忆说：当时阅读了《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对他影响很大，建立起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到1920年夏天，他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一种学说不管怎样正确、怎样新鲜、怎样宣传，如果人们没有内在的强烈需要，它是不会成为历史选择的对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正好给了当时正在苦苦寻路的中国先进分子一个全新的答案。
1921年的夏天，包括毛泽东在内的13个年轻人，拿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以改天换地的气概，在上海悄悄揭开了中国近代史上开天辟地的一幕——成立中国共产党。
中国革命的红色航船就这样起航了，起航之后是波澜壮阔的革命风暴。
信仰并不等于实践，选择并不等于成功。
中国革命是什么性质的革命，走什么样的道路，依靠谁，是不是可以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每一个问题都是关乎革命成败的大问题，都没有现成答案，对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都是命运之考。
1922年7月，刚满一岁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的宣言，以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奠定了它在中国革命道路上的重要历史地位。
党的一大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党的奋斗目标，但没有对党在现阶段的基本任务作出明确而恰当的规定。党的二大提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在现阶段的革命纲领应当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由一大确定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到二大确定首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中国革命在起点上就实现了的一次重大转变。
有了民主革命的纲领，明确了革命的对象，弱小的共产党到哪里去寻找依靠力量呢？
几年后，毛泽东写出了一份与众不同的重要答卷。
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5年初，从《共产党宣言》中拿起了“阶级斗争”武器的毛泽东，回到故乡韶山，一边搞农村调查和农民运动，一边研究实际的农村阶级斗争。后来，毛泽东曾回忆说，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阶级斗争的程度，这次回韶山后，才体会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
几个月之后，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重要文章，发表在1925年12月1日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四期上。1951年，毛泽东把它收入《毛泽东选集》，作为全书的开卷篇。
在这份答卷中，毛泽东开门见山地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逐一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后，毛泽东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半无产阶级的农民、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几个重要思想。一是提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他们受外国资本主义打击和封建军阀压迫时，赞成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但当革命威胁到他们自身利益时，又怀疑革命，甚至反对革命。所以，毛泽东说，他们举起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右手打倒共产党。他们的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他们的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这个思想在当时是相当深刻的，后来革命的发展也证明了毛泽东的这种分析和判断。二是提出了农民是革命的重要依靠力量的思想。在革命主要依靠力量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一开始是依照国际共运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把眼光和重心放在城市工人阶级身上，所以，共产党成立后的最初几年，主要力量都是在城市里搞工人运动。虽然那时党内也有人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但并没有把农民当作主要依靠力量。
1951年，毛泽东在把这篇文章收入《毛泽东选集》时，自己加写了这样一个题注：此文是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一种是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
在农村人口占85％以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城市彷佛只是大海中的几个小岛，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野蛮的封建剥削制度。在这个封建剥削和压迫下的广大农村，积压着农民千百年来受尽地主豪绅欺凌压迫而无处诉说的全部仇恨和愤怒。它像一个天然的火药库，一旦引爆，将会产生难以想象的巨大力量。
毛泽东看到了这种力量。他说：中国国民革命基本是农民革命，以往的革命党人都没有注意研究农民问题。辛亥革命、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就是由于没有得到农民的拥护。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革命，革命不会成功。
那时的湖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国民革命的推动下，农民革命运动如火如荼。沉默了几千年的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为争取自身的权益，向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贪官污吏以及农村各种宗法制度，发起了猛烈冲击。
然而，有些人对农民革命的力量感到害怕，甚至诬蔑和打压。同地主豪绅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国民党右派和北伐军中的一些军官，攻击农民运动破坏了社会秩序，是“痞子”革命、“惰农”运动。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也认为湖南农民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开始限制工农运动发展。
如何对待农民运动，成了中国革命的焦点。
1926年年底，身穿蓝布长衫、手拿雨伞的毛泽东回到湖南农村，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对湖南的农民运动作了一次详细调查。
在调查中，毛泽东看到：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各种宗法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被打得落花流水。农会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那些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的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他们甚至愿意拿出些钱来，请求农会干部批准他们加入农民协会。
这一切，都是以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奇事，但它们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一切似乎都翻了个个儿，一切又似乎才刚刚开始。这一切，让毛泽东大开了眼界，也使他兴奋不已。他对农民革命排山倒海般的力量认识得更清楚，体会更深了。
1927年2月12日，毛泽东结束32天的考察，从长沙回到武汉，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16日，他写信给中共中央，表示中央对农民运动政策有很大的缺点，并很快写成了2万多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在《报告》中采取了全新的路线，热烈赞颂农民群众打翻封建势力的伟大功绩。他兴奋地感叹：“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40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40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报告》还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这实际上指出了农民斗争同中国革命成败有密切的联系。
在毛泽东的笔下，农民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甚至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他大声疾呼：一切革命派、革命同志都应该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和支持他们，而不应该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表现出来的对农民运动的认识，已超出中央的认识。他从对农村、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重要性，从分析农民中各阶层的经济、政治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动力和目标。这就比较具体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问题，大大深化了人们的认识。
毛泽东将农民视为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上至关重要的理论问题。这与孙中山所领导的忽视底层百姓参与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有着本质区别，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也是一个新发展。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没有把农民作为革命主要依靠力量的思想。这一点，为毛泽东后来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奠定了基础。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于1927年3月5日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战士周报》连载，社会反响十分强烈。接着，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刊载，随后汉口《民国日报》、《湖南民报》相继转载。
远方的共产国际也注意到了毛泽东的这个考察报告。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发表了这个报告。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
当年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瞿秋白满怀激情地为这本书写了一个序，序中说：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和土地，中国的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的这本书。瞿秋白还将毛泽东和海丰农民运动领袖彭湃称为“农民运动的王”。
然而，恰恰在是否愿意代表广大的工农说话做事的这个根本问题上，孙中山逝世后的国民党停下了脚步，转过身来就向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运动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的不成熟和不完备，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失败中奋起，在失败中反思。从井冈山到瑞金城，从长征路上到宝塔山下。
1939年，当历史又一次来到岔路口时，中国共产党在西北黄土高原上收获了自己成熟的理论，有了自己鲜明的旗帜——新民主主义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里程碑：《新民主主义论》
《新民主主义论》是反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一篇重要文献，原本是毛泽东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长篇讲演，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最早发表在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同年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刊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自己说，他写《新民主主义论》，目的主要是驳国民党顽固派。
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党和国民党再度携手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当局却加紧了反对共产党的活动。他们在军事上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在政治上极力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国民党的一些理论家提出：你们共产党不是赞成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吗？中国只要一个三民主义就够了，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因此，中国未来不需要社会主义，共产党不需要存在。国民党的这些言论，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理论挑战。
即使是在中共党内，此时的认识也有些不一致。有人主张一切经过并服从国民党，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有人则主张直接搞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与博古在“是否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抗战”的问题上发生尖锐争论。博古以“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的教条，反对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毛泽东愤激地反驳说，难道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就是对祖宗不忠，对祖宗不孝吗？博古被驳得哑口无言。
还有一个故事。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王明写了一首诗，题为《新民主主义论——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根本错误》。诗中说：“新民主主义，理论自托陈”，“资革成功后，资行社不行。”“列义被修正，前途迷雾存。”就是说新民主主义理论出自托派、陈独秀。民主革命成功后，搞资本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是对列宁主义的修正。
历史要求中国共产党作出自己的理论回答。
1939年到1940年初，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集中思考着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写出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
新民主主义这个科学概念，最早出现在1939年12月写成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第一次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区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等问题逐一进行了论述，并对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定义：“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但是，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容是什么，它们的特点是什么等问题，还没有阐述。这些问题是在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得到全面阐述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纲领在《新民主主义论》这篇文章中得到了更加系统的阐发。
新民主主义新在何处呢？它和旧民主主义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呢？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是否掌握了领导权的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提出来了，但无产阶级怎样去实现这个领导权，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搞清楚。毛泽东也经历了长期思考和探索，到了1939年10月写《〈共产党人〉发刊词》时作出了全面论述，提出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的重要思想。
《新民主主义论》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关于这个问题，过去党内存在过许多混乱的思想。有人常把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相混淆，急于在民主革命阶段采取一些社会主义措施；又有人认为，既然现阶段中国革命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只能在将来再去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国际也没有提供一个清楚的答案。直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才从理论上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完成前一个革命，才有可能去完成第二个革命。
《新民主主义论》一问世，就受到各界瞩目，它把长期困扰人们的一些重大问题一下子弄清楚了。
远在大西南的闻一多后来谈起读到《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的感受时，这样说道：“我们一向说爱国、爱国，爱的国家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自己也不明白，只是一个乌托邦的影子，读了这些书，对中国的前途渐渐有信心了。”
当年，《新民主主义论》在国统区秘密流行。为了逃过国民党的检查，它的封面被伪装成各种样式，有被伪装成言情小说的，有被伪装成《大乘起信论》的，还有被伪装成《文史通义》、《中国向何处去》，等等。《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魅力由此可窥一斑。
理论引领着实践，实践又推动理论创新。
毛泽东曾说过：“《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100遍，每次翻阅，都有新的启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我又不知翻过多少次。”
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时还说：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只有经过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不少观点，在马恩列斯的著作中有过论述，这些论述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寻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基点。但是，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成果，远远超越了这个基点，也远远超越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列宁发展了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第一，以《新民主主义论》为代表的理论成果，把马列著作中已经提出的一些观点完全中国化、具体化，使之成为带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理论、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大大丰富了这些观点的内容；第二，它们提出了一系列经典著作从来没有讲过，但却符合马列主义原理原则的观点、概念、论断。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和成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飞跃的最重要标志，它为中国人民指明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夺取民主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也是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毛泽东早年曾经说过：“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中国人民从选择马克思主义起，经过20年的艰苦探索和曲折经历，终于独立自主地竖起了“新民主主义”这面旗帜。
1927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危机中，年幼的共产党没有独立自主的理论旗帜，付出了血的代价。13年后，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危机中，已经成熟的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新民主主义”旗帜，中国革命的道路从此走上了历史的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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