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就算杀“土豪”过份，毕竟不是叛盟来杀国民党，所以以这理由清党没道理

(ZT) 1927年2月以后，武汉国民党人对农民运动的态度明显地变得激进起来。邓演达、孙科等均纷纷表态，或赞扬当今农民"在乡村中从事打倒反革命的土豪劣绅，为国民政府除去心腹之患，并且为将来民主社会的建设奠定了一个坚固的基础"；或宣传必须要解决土地问题，才能真正解放农民，最终成就国民革命。孙科：《国民革命中之农民运动--为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作》，1927年3月6日《汉口民国日报》；邓演达：《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1927年2月18日《汉口民国日报》第一张第一页。他们宣称：如果因为要实现最近政纲中的要求不得不围县署、杀土豪，根本说不上是什么"暴动"或"反常"。初民：《什么是农民运动目前实际需要的政纲》，1927年3月7日《汉口民国日报》第一张第二页。甚至公开演讲称：农民兄弟"多打一个土豪劣绅，就是多做了一件革命工作"《湖北农运之困难及最近策略》，1927年6月10日《汉口民国日报》第二张第三页。。

以甘乃光为部长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农民部发表宣传大纲，一面批驳农会是所谓土匪，农民运动是所谓痞子运动的说法，一面主张：第一，要解决农民的痛苦，必须实行"耕者有其田"；第二，"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种种反革命势力不能够用和平的方法打倒，我们要用我们的锄头镰刀爽爽快快的把他们压服下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总理逝世两周年纪念对农民宣传大纲》，1927年3月7日《汉口民国日报》第二张第一页。而唐生智等湖南省的国民党领导人，这时也公然宣称："现在对地主、对资本家正是进攻时期"，甚至还异口同声地赞同鲍罗廷关于"痞子流氓做先锋"的观点，声称"专靠做农运的几个人，是不成功的"《省农民协会昨日欢迎顾问纪事》，1927年2月22日长沙《大公报》第七版。。

　　在这样一种气氛下，原本主张"惩一儆百"，不咎既往的湖南省政府，在其制定《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时，并没有将这一方针写入其中。该条例认定：凡凭借政治经济力，或其他特殊势力(如团防等)，在地方有下述行为者，均应以土豪劣绅治罪。(一)反抗革命或阻挠革命者。(二)反抗本党或阻挠本党及本党所领导之民众运动者。(三)勾结逆军盗匪蹂躏地方者。(四)杀害人民及纵火决水强奸掳掠者。(五)压迫平民因而致人有死伤或损失者。(六)苛索民财或假借名义敛财肥己者。(七)擅理民刑诉讼，或包揽词讼压迫平民者。(八)破坏或阻挠地方公益者。(九)侵蚀公款者。凡犯以上第一款至第四款之罪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凡犯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之罪者，并得没收其财产。凡犯第五款、第七款之罪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二等以上有期徒刑，并得没收其财产一部或全部。凡犯以上第八款之罪者，处三等以上有期徒刑。凡犯以上第九款之罪者，未满500元者，处四等或五等有期徒刑，或拘役并科千元以下之罚金；500元以上，未满千元者，处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并科2000元以下之罚金；千元以上，未满3000元者，处一等或二等有期徒刑，并科6000元以下之罚金；30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并没收其财产。《湖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1927年1月29日长沙《大公报》第六版。而后湖北省推出的《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也照样搬用，只是稍稍细化了相关的内容。反抗革命或阻挠革命者一条，加上"作反革命宣传者"；勾结逆军盗匪蹂躏地方一条，在"地方"之后又加上了"党部及党部人员"；将杀害人民及纵火决水强奸掳掠一条，改为"与匪通谋坐分赃者"；压迫平民致人死亡或损失者一条，分做致人死亡和致人有伤害或损失者两条；擅理民刑诉讼或包揽词讼压迫平民者一条，改为挑拨民刑诉讼，从中包揽，图骗图诈者。同时增加两条，一是包揽乡间政权，武断乡曲，劣迹昭著者；一是欺凌孤弱，强迫婚姻，或聚众掳掠为婚者。其刑罚力度大致相同。《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1927年3月10日，台北党史馆藏档，汉15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