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迅
香港民主斗士司徒华因肺癌病逝，被视为「香港的中国良心」，生前最大心愿是看到「平反六四」、「民主中华」来临。司徒华另一大鲜为人知的经历是六四后「黄雀行动」，营救被追捕的民运人士。「黄雀行动」前线总指挥陈达钲说司徒华在行动中「既是我的战友，又是我的上司和领导」，因为司徒华提供营救名单和资金。司徒华一生为中国的民主而奋斗，为香港不同派别的人所敬重。
香港民主斗士司徒华生前最大心愿，是看到「平反六四」、「民主中华」来临，他为此终生努力，他坦言「成功不必我在，功成其中有我」。临终前，他寄语一起奋斗的同伴：「平反六四，争取民主，继续努力」；他留给支联会义工的遗言是「我好爱他们」；他的最后嘱咐是「我死后，请把我的骨灰分为两份，一部分撒向海面，北望祖国大地；另一份要贴近香港土地、香港市民，安置在歌连臣角花园」。据悉，撒海的那份，会撒在西贡大坳门（大澳门）对开向北的海面，那是每年纪念六四而放飞民主风筝的山水地。
司徒华最为人们铭记的身份是支联会主席，他被视为香港人「六四情结」的代表人物。「六四事件」后，司徒华最为世人称道的，除了每年六四「风雨」无阻举办大型纪念活动外，无疑就是「黄雀行动」了。司徒华生前很少公开细叙「黄雀行动」。被称为「黄雀行动」的在中国大陆与香港间营救被追捕人士的秘密行动，二十多年来始终披着神秘面纱而深不可测。
司徒华逝世翌日，六十七岁的陈达钲在旺角广华街办公室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首度表明：「华叔既是我的战友，又是我的上司和领导。」在「黄雀行动」中，陈达钲说他只有两个领导，一个是司徒华，一个是岑建勋。行动中的战友有朱耀明、刘千石、刘达文、陈锡铮、罗海星等。整个「黄雀行动」，分为三部分，收集包括救助对象的信息、数据是一部分；前往前线救人是一部分；成功救助抵达香港后，安置被救助人员是一部分。
陈达钲说：「『黄雀行动』中，很多亟需营救人的名单和资料，都是华叔给我的。我拿到的是一张相片的一半，另一半在逃亡者手中，或者是一张纸币的一半，另一半在逃亡者那里，我们的人见到被营救的人，各自拿出半张照片或者纸币，若能吻接成一张完整的照片或纸币，这就是接上头了。我就带走他们，闯回香港。有时交接的是对暗语，判定对方是被营救者，而后才开始行动。我们往往是救了人送来香港，才知道他是谁。每次，由我根据情况部署营救计划，行动所需资金也由华叔提供，他的这笔资金是筹措所得，筹了几千万港元，不属支联会的资金。所以他是我的老板。我指挥行动营救成功后，带回了这一个个被营救者，华叔他们就筛选安排，帮助他们解决居住、生活费，解决出入境手续，有的安排去美国，有的去英国，有的去法国，有的去加拿大或澳洲，有的则留在香港。」
来自草莽的陈达钲是这一行动的主要核心人物之一。他说：「我和华叔相识在六四。营救行动最初是透过江湖大佬联系的，由岑建勋和邓光荣透过中间人找到我的。华叔为人低调，似乎不太想让人知道他领导『黄雀行动』这件事。现在他已经离开我们了，是时候给他一个公道，让世人铭记他在『黄雀行动』中的主要贡献，对此，作为前线总指挥，我应该说出真相，进一步揭开庐山真面目的清晰一角。」
北京「六四」开枪后，香港人的激愤转化为一股地下奔腾的力量。被北京当局通缉追捕的「六四」人士纷纷匿藏、外逃。「黄雀行动」是指「六四」事件中，秘密接送外逃人士的行动，在中国大陆南方沿海或陆地边界选择多个地点出逃香港，最初称为「秘密通道」出逃行动，逐渐形成规模，至少有三四百人摆脱警方追踪，成功抵达香港而转移外国。
在江湖上被昵称为「六哥」的陈达钲，在八九年六月至十二月，救出了被北京当局通缉、跟踪、迫害的一百三十三名学运领袖、民运分子和学者、作家。「黄雀行动」屡屡智破追踪，幕幕怒海枪战，演绎了一篇篇隽永传奇。整个行动有主要核心，但只是松散的组合，没有严密的组织架构，也没有固定人员，随时有人增加，也有人退出。从八九年六月开始，大规模的救助行动集中在八九年下半年，不过零星行动延续直至九七年香港回归前的六月才告一段落。
华叔为救人怒骂
陈达钲说，司徒华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是很能择善固执的人。「华叔为人很认真。在『黄雀行动』中，有一次，由于珠江口有解放军炮艇，我手下的船不能驶近香港，于是在离岛躲避了十几个小时。因此，没能按原计划时间返回香港，华叔心里很担忧，一股怨气朝我冲来，嚷嚷说，如有什么风吹草动，我就杀了你。华叔生气起来很让人害怕，但这是他的认真。我从来都很尊重他，合作很愉快。」
司徒华对每一次「黄雀行动」的营救过程都很关心。陈达钲举例说，在他所营救的一百三十多人中，要数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蔡崇国、陈宣良最惊险曲折，可谓九死一生。天安门广场总指挥柴玲震惊世界的《我是柴玲，我还活着》的录音带，便是在武汉大学录制，交由蔡崇国带来香港的。八九年八月，蔡崇国、陈宣良逃抵深圳。陈达钲指令弟弟号称「七哥」的陈达钳前往接应。谁知是晚武汉国安局人员就追到深圳搜捕，他俩幸而逃脱。
翌日，七哥在蛇口为他们安排逃生之路。他俩上船不到半小时，船老板就带着他俩折返，因整个海面已被公安、国安封锁，不允许船只出海。当晚，深圳和蛇口所有酒店，军警密布，严阵以待。他们只能匿藏而等待出逃机会。司徒华迟迟见不到蔡崇国、陈宣良来香港，质问六哥：「他们一旦有三长两短，我拿你是问」。七哥用暗语打电话给在香港坐镇的六哥，六哥在电话中语气强硬地说，「无论如何一定要保障他俩安全」。他俩在深圳藏匿了七天，七哥上街为他们买食物和饮水，谋划再度逃生之路。
十天后，当局批准蚝艇可出海作业，六哥、七哥两兄弟物色了一条出海捕蚝的船只。蔡崇国、陈宣良藏在船的暗格里。不料，船只出海不久，遭突如其来的十多艘公安船只包围，公安声称已获知两人在船上，要将船只拖回岸边检查。幸运的是，海水退潮，公安快艇无法与蚝艇一起往回走。此际，船老板对蔡陈两人说，如回去，你们肯定被捕；但躲在船上太久，你们也会闷死，与其如此，不如将你们丢入大海，右方是香港，左边是深圳，你们自己选择吧。他俩无奈中跳了海。
七哥买望远镜海上搜人
在香港流浮山等消息的六哥闻讯后，火爆三丈，对七哥吼叫：「他们有甚么好歹，我就杀了你！」七哥急中生智，赶紧跑到深圳湾大酒店，花一千二百元人民币买了一架军用望远镜，带了几名手下，直奔海边。六哥边讲着这个故事，边走到办公室的一角那个橱柜，找出那架高倍望远镜，给记者看。
话说七哥跑到深圳湾海边，用望远镜搜索海面上蔡、陈两人，发现有两个小黑点，当即命令两名手下下海将两人救回。又过了一周，两人仍无法摆脱监控而抵港，六哥只好拿出最后杀手锏，动用与中共边防武警的关系，用高速快艇将他俩安全送抵香港。司徒华在香港见到蔡崇国、陈宣良，才欣喜地笑了，拍拍矮个子六哥的肩膀：「你真是好样！」
司徒华患病入医院后，陈达钲去医院探望过他，平时两人也常有电话沟通。一月三日，香港《明报》发表司徒华生前两个月的访谈《华叔最后五堂课》，谈话中，司徒华披露，为营救吾尔开希，他直接与营救前线的「负责人」保持联络，答应付二十万港元营救。第一次营救行动，那「负责人」说浪太大而无法靠岸，但照收二十万元；第二次营救，「负责人」又说，有解放军在附近，无法接到吾尔开希，却也照收二十万元；直到第三次营救行动才成功，司徒华让李永达拿六十万元现金前往，一手交人一手交钱。
报道刊登后，诸多读者和一些传媒误以为那「负责人」就是陈达钲。当年「黄雀行动」主要参与者之一的《前哨》月刊总编辑刘达文旋即作出澄清，那「负责人」绝对不是陈达钲。刘达文一月三日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说，当时，吾尔开希逃亡到中山，北京国安跟踪南下，几经周折，最后由名为「怀德」的人，冒险驾车闯过珠海海关，交由澳门人员营救。「怀德」此君，当年中越战争时期身任团长，战争结束后，他下海经商，在珠海成为「珠宝大王」。营救吾尔开希时，尚未有「黄雀行动」的定义，营救行动也缺乏统一指挥机构，行动呈散兵游勇状，各干各的，当时陈达钲也还没有「前线总指挥」的称谓。吾尔开希成功抵达香港后几天，「怀德」向香港朋友发出求救呼声，国安部门始终跟踪他的行动，几次都是差一点遭捕捉。营救「怀德」逃出内地，才是陈达钲经手的。
刘达文说，司徒华与陈达钲有一个时期也有过误会，也是沟通出了问题，互相产生一些误解。当年「黄雀行动」中，一次在湛江营救北京学者陈子明和王军涛时，情报有误，令行动失败，陈达钲的两名弟兄中伏被警方抓获。陈达钲为营救那两小兄弟亲自上北京，向当局表明自己愿意退出「黄雀行动」，以换取两小兄弟释放。刘达文说：「六哥带了被当局判刑的两弟兄回到香港，他原以为他与北京『和解』的事，岑建勋和刘千石会与华叔沟通，他赴京前曾与两人谈过想法，获得他俩谅解和支持。但事实上岑建勋和刘千石都没与司徒华沟通。因此引起华叔的成见，支联会认为六哥立场不坚定。六哥为救弟兄而与中共和解，但他没有出卖朋友，向中共投降。不过，华叔患病后，他俩不时有沟通，恩怨已经消解。」刘达文认为：「司徒华是香港民主运动的一面旗帜，司徒华离去，香港民主的生态还会蓬勃发展，民主本来就应该多元化的，和而不同也是一种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