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谢韬 对“毛泽东时代”的反思
“毛泽东时代”是从毛泽东取得大陆政权开始，到毛泽东逝世为止，包括毛泽东宣称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选出了国家领导人，制定了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利属于人民”；“国家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共同纲领》阐明：新中国的经济政策是促使五种经济成分（国营、合作化、个体、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10月1日，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我和慎之，同全国人民一样，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尽管对于呼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对于毛主席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正是这样”的说法；对于毛主席说“我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等，感到十分惊讶。但是马上就想，呼喊“万岁”表达了人民对毛主席的热爱，毛主席说他是秦始皇加马克思，宣称我们要“独裁”，这不过是他老人家以其特有的幽默，表达马列主义的一条原理而已。
我和慎之都记得，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的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报告里，毛泽东说：“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他又说：“没有几万万人民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1950年，毛泽东还说：要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1951年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3年准备、10年建设”，经过10年或更长时间的建设后，才考虑采取某些社会主义的步骤，稳步地从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可实际情况是，“三年准备”即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刚刚结束，1952年9月，毛泽东跟中央少数人讨论后突然改变国家发展方向，不打算等到10年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是从现在（1952年）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这段时间即马克思所说的“过渡时期”，过渡时期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
在同年（195?年）6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过渡时期“中国国內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及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的矛盾，而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人民民主专政则变成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必须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毛泽东反右前宣布的区分“毒草”与“香花”的标准（即划右派的标准），林彪的四个“念念不忘”，以及“89风波”后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都是这一理论的表现。
按照这一理论，民主革命没有了，民主、自由与人权只有“人民”可以有，专政对象则没有。马列主义一直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是不能超越的，毛主席自己也说过，这是“天经地义”。民主、自由与经济繁荣的新民主主义还没有开始实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怎么竟能够直接“蹦”入社会主义呢？我与慎之都十分不解。
尽管经过学习和反复教育，我们只是口头上说明白了，而心里并没有弄清楚，更没有料到从此中国将进入一个黑暗和专制的“毛泽东时代”，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从反右、反右倾直到文化大革命，如灭顶之灾，降临到要求自由民主，反对专制主义的共产党人和民众身上，降临到曾跟毛泽东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开国功臣和元勋身上，降临到千千万万希望个人权利能够不受侵犯的无辜的公民身上。这些人都被毛泽东说成是“民主革命的同路人”，这些“同路人”由于跟不上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先后变成了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
其实，共产党的民主革命除土地改革外（农民在土改中分得的田地，又被毛泽东以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名义要了回去，时至今日，农民仍然没有取得土地的所有权。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大陆的土地革命并没有完成，这是造成今日中国大陆“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根本就没有进行，哪来什么“同路人”？
毛泽东时代的主要特征，或者说毛泽东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方法，就是毛亲自发动的政治运动，像雨后春笋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往外冒。每次运动都将5%的人，载上名目不同、花样翻新的帽子，打成“专政对象”，即使不计算无辜受牵连的家属和朋友，搞上20次运动，就可以把100%的民众专政一遍。在1956年之前，有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潘汉年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等，还有一个至今也让人莫明其妙的高饶反党联盟案。与此同时，全国还轰轰烈烈地批《武训传》，批俞平伯、批胡适，整党建党、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等。
正当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包括对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偏偏就在1956年上半年，发生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发斯大林专制独裁，大搞“个人迷信”的事件，及随之发生的柏林事件，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反革命事件”。毛泽东为了稳定中国大局，又运筹帷幄，定计设局，“引蛇出洞”，于是在1957年上半年，毛泽东公开宣布“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在下半年就迫不及待地发动了急风暴雨式的反右运动，无端地从人民内部“挖”出了55万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右派分子。然后，乘反右“胜利”的东风，又在1958年发动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运动，在大炼假钢铁、大放假卫星的“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之中，耗费了国家大量资源，把祖先几千年来留下的一片片青山绿水变成了荒山秃岭。
为掩盖大跃进的错误，毛泽东又在1959年发动了“反右倾运动”，反到了开国元勋张闻天、彭德怀头上。1960年由于经济实在太困难，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不得不出来为毛弥补一下错误，搞了一个三年调整时期，即老百姓说的“三年困难时期”。三年之内饥饿造成几千万人死亡，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都不得不勒紧裤腰带艰辛度日。
1963年至1965年期间，经济形势刚有好转，退居二线的毛反戈一击，先是发动“四清”运动，而后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运动时间长达10年，先后有“三家村”、“海瑞罢官”、“二月兵变”、“彭罗陸杨反党集团”、“刘邓路线”、“61人叛徒集团”、“二月逆流”、“杨余傅事件”、“5•16事件”等，大批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本主道路的当权派”，不计其数的群众组织被打成坏头头操纵的反动组织。当时的8亿人□中受到打击迫害，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数竟达1.6亿，比两次世界大战的伤亡人数还多。文革10年中,不正常死亡人数达700多万，是解放战争中，国共两军死伤人数的两倍以上。运动后期在“四人帮”支持下，搞起“批林、批孔、批儒、批水浒”的恶作剧，把矛头指向“愚忠”的周恩来，只是因为周先谢世，毛方作罢。最后还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名义，在“天安门广场事件”后罢免了邓小平。
除上述这些矛头指向“专政对象”的政治运动外，毛泽东还搞了大量属于所谓“人民内部”的政治远动，比如：农业合作化运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批判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等。所有这些运动都被说成“自愿参加”、“自觉革命”，在专制制度下，在“大批判”的大棒下，在“群众专政”的威慑下，那有“自愿”可言？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专制制度下，中国社会继续实行希特勒倡导的、蒋介石率先仿效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张报纸”的独裁方针，只不过对象有所不同：共产党代替了国民党，毛泽东代替了蒋介石，《人民日报》代替了《中央日报》。
许多被毛泽东定为专政对象的人，有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敢于讲真活。我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就是因为讲了真话，为胡风鸣不平；李慎之因为向毛泽东派来征求意见的人说了真话，希望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彭德怀元帅反映了所谓“三面红旗”下，给中国社会造成的真实恶果，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头子。
毛泽东专制主义造成的最大恶果之一，就是从上到下，全民不敢讲真话。在日常生活中，老百姓必须处处小心，时刻防范被毛“引蛇出洞”。在专制之下全民只能讲拥护毛、拥护党的话，如果任何人想要升官、入党、提级、评职称，就连找工作、升学、办户口等都要说假话。讲假话成了专制制度下，中国普通人的生存之道。如果说，政治上搞错了可以平反,经济上搞糟了可以恢复，这些事情可以在短时间内尽快完成，但是由于假话流行造成中华民族精神、道义和品德的败坏，则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克服的。
在革命的名义下，在阶级斗争的口号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帜下，各种非法的、反人道的、无人性的、野蛮的做法，在全社会通行无阻。最豪迈的最革命的语言与反理性、反人道、反人性的最丑恶的现实相结合，成为“毛泽东时代”这段历史的主流。在中国的武术中，有种技法叫“形左实右”，意思是说从形式上看要打对手的左侧，而实际上是要攻击对手的右侧。这个词后来被毛泽东活学活用到《我的一张大字报》上，用来批判刘少奇。其实，这个词最能反映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特征，从1951年毛泽东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开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止，在社会上形成“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错误思潮，这一思潮连绵不断花样翻新，为害中国几十年。文革中出现的所谓“四人帮”，就是“形左实右”路线的典型产物。我与慎之虽然被打倒在地，虽然被踏上一只脚，但我们的脑子仍然在不停地思考：为什么会在社会主义中国出现如此黑暗的专制时代？为什么社会主义会走向反民主反自由的专制主义？李慎之在劳改中，我在共产党的监狱中，遭受到同样的挫折，面对着同样的现实，虽然没有联系，但我们思考着同样的问题。
当年我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慎之被打成极右分子后，有一段时间总感到自己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我们还自作多情，向党向毛主席表忠心，要认真改造自己。李慎之给毛主席写过一封匿名信：“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署名“一个党内右派分子”。
一直到大跃进失败，进入人祸大于天灾的“困难时期”，1960年工农业总产值只完成指标的69.3%，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12.6%。粮食产量下降37.8%，降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作物产量下降50.9%，降到1949年水平。几亿中国人手里拿着粮票、布票、肉票、烟票、油票、鞋票、工业票、购货本，以及每逢节日供应的豆腐票、花生票、瓜子票等，过着缺衣少食的日子，因饥饿、浮肿而死亡的人数估计为4000万人，经济损失估计达到1200亿元人民币，这种情景在中国历史上（包括国民党时代）也是史无前例的。当我们看到社会萧条，民众饥肠辘辘，不断有人饿死病死时，当眼前的现实跟我们当年投身革命的愿望，跟毛泽东许诺的自由民主繁荣，人民幸福的新中国，截然不同时，我们开始以批判的眼光思考问题。我们不再相信所谓的毛泽东思想，所谓的马列主义了。我们没有必要再在心里做假戏了。
对此，慎之说了8个字：“削肉还母，剔骨还父。”
当我们从“地狱”重新回到“人间”时，我们发现，除了极少数的“健忘症”患者外，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8亿中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都在反思同样的问题。在这场没人领导、没人发动、没人号召、没人组织的全民大反思中，李慎之是这些反思者之一。李慎之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熟悉世界各国的民主化进程，他博古通今、视野开阔，他从中国现实出发，在20多年的反思中，终于在他人生的最后10年，说出了心中沉淀了多年的话，发出了我们时代反专制、争民主、争自由的最强音。
到了20世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实现民主化，为什么中国还是专制社会？这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跟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李慎之渐渐形成了一种看法：“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是不同的概念。“传统文化”是指中国自古以来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之总和，比如：诗、词、曲、赋，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学说，政治、宗教、礼仪、风俗等。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是丰富的、复杂的、是不断产生又不断消亡的。“文化传统”则不然。它是渗透在各种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神或灵魂，它是基本不变的、相对稳定的、单一的，它贯穿在上述各种形式的传统文化之中，支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
李慎之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专制主义”。它的核心就是：“九五之尊，至高无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曾国藩把三纲提到“天”的高度，而天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后最高的概念。在皇帝被推翻以后的100多年里，专制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仍然长盛不衰。
我和李慎之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学过一首歌，歌中唱到“把生命交托给总理”，歌中的总理指的是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他当时都已死了，而他的在天之灵还管治着中国的芸芸众生。我们在上初中的时候，还学过一首歌，头几句就是“大哉中华，代有贤能，蒋公中正，今日救星”。解放之后，我们和全国人民日夜高唱《东方红》，歌颂“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
一方面是专制主义，一方面是奴隶主义。就这个意义上说，专制主义是一个合二而一的结构，它决定了中国的政教礼俗，也决定了中国的国民性。鲁迅创造的阿Q就是长期的专制主义统治下中国国民性的典型。文化大革命中，数亿民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活，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胸前佩戴毛的像章，手中挥着毛的小红书，口中喊着毛“万岁！万岁！万万岁！”，这种专制下的狂热，比起苏联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伊朗人对霍梅尼的宗教狂热，德国人对希特勒的法西斯狂热，有过之而无不及。
毛泽东消灭蒋介石的800万大军取得了胜利。他一再强调，“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毛泽东早年就有“湖南农民王”之称，一部《毛选》，开宗明义第一篇就是从中国农民立场出发，进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接着就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欢呼农民暴力“好得很”。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曾经是无政府主义者，成为政治领袖以后，就自称是“绿林大学毕业”了，到了晚年更是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农民运动在发动阶段，总是带有“平等、自由”的民主色彩，但是随着革命的胜利，为了克服平均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就必然要求越来越严酷的纪律，直到实行孔子所说的“天无二日，尊无二上”的专制主义。在中国历史上，农民出身当皇帝的朱元璋，就是农民起义取得胜利后大搞专制主义的典型——跟随他起义的开国元勋们被他杀得一个不留。
50年前，全国解放前夕，吴晗到西柏坡向毛泽东请示对朱元璋的评价，毛泽东就指出吴晗对朱元璋的批评过当，因为朱元璋的所作所为，即朱元璋大搞专制主义，同秦始皇一样，都是巩固政权之必需。毛泽东跟朱元璋不同之处，是打起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列大旗，而在思想上毛泽东跟秦始皇、朱元璋一样，大搞专制主义“是巩固政权之必需”。
中国专制主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李慎之把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帝，算为中国专制主义的起奌，在秦始皇之前实现的是“分封制”，天子把土地分封给世袭的诸侯，由各地诸侯管理国家，这种政治制度欧洲人称为封建社会【在过去的中国史书上，没有封建社会之说，它是马克思社会发展五阶段理论引人中国后，为了套用这一理论，从英文“the system of enfeoffment”(直译为“一种分封的政治制度”)翻译而来的——笔者注】。秦始皇称帝后废除分封制，实行中央集权的官僚制，由中央委派的官吏管理国家，所有的官吏都不是世袭的，任命和罢免权都在中央手里，从而建立了一种以皇帝为无上权威（“朕即国家”）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有的专家建议称为皇权主义制度，也有的专家主张称为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李慎之对此并无定论，他曾多次说明自己不是专家。尽管大家对此种制度的称呼不同，但一致认为：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跟“分封制”，应当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从秦始皇到鸦片战争，中国专制主义的国家体制基本上没有变化，持继了大约2200多年，在世界历史上是最悠久的了。当然别的国家也有专制主义，但是它们持续的时间大多没有中国长。
从1940年算起，中国向现代化或向现代文明（即工业文明）的过渡，已经有将近160年的历史了。在这160年中，无论是在清王朝，北洋政府，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权的统治下，物质方面都有所成就（洋务运动时期，清王朝国民生产总值曾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精神上也有收获（如今在中国，亲朋好友间私下议论党和国家领导人，议论国家重大问题，包括“***”、***等问题，也包括传阅李慎之的《风雨苍黄五十年》等文章，一般不会被“监督”或“告密”了，这比起毛泽东时代已进步多了！），但李慎之认为，中国人的政治文化传统变化很少。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首长自以为是，下属曲意逢迎真是随处可见，打开电视，翻开报纸“只见千士之喏喏，不见一士之谔谔”；只见“首长在前，大小百官前呼后拥，民众列队恭候”的画面，一幅接一幅。
李慎之在文章中，列出中国专制主义的七大特点：第一是资格特别老；第二是具有某种神学品格，不管是流氓地痞还是杀人放火的强盗，一登皇位，就是“奉天承运”、“继天立极”的天子，是“天”在人世间的代表，是“道”的化身；第三是专制主义人情化，在外国的专制主义下，老百姓是臣民，而中国的老百姓是“子民”，历代统治者都“爱民如子”，直到现在“父母官”还挂在人们嘴上，中国民众还在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第四是“大一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第五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最高权利集中在皇帝一身，民主思想根本没有产生的空间；第六是实行言论管制或曰愚民政策，这是中国专制主义最可恶、最黑暗的一个特点，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在中国以言获罪，以文字贾祸的，代不绝书，在今天报纸、书刊、甚至互联网上发表与中央不同的意见，或者被列入中宣部的“黑名单”剥夺言论自由，或者以“颠覆国家安全罪”的罪名，判言者有罪；第七是中国专制主义生命力特别顽强。不说专制王朝时期的2100多年，即使在辛亥革命之后，先后就发生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蒋介石北伐成功之后立即暴露出法西斯独裁本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自称“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李慎之认为，在中国支持专制主义的因素很多。计划经济是对专制主义的最有力的支持，在计划经济下，全国只有一个老板，没有国家的恩赐，任何人都不可能有饭票，迫使50年来中国人屈服于专制主义。专制主义的另一强力支持是民族主义，任何一个专制政府只要把民众的怒火引到外国头上，就可以压倒民众的民主要求，保住甚至加强专制统治。中国人对于爱国还是卖国的敏感程度，要比对专制还是民主的敏感程度高出万倍。李慎之还指出，集体主义是支持专制主义的又一强大力量。在中国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中，从来没有“个人主义”，没有“自由”和“人权”的观念。“甘当革命的螺丝钉”，“做共产党的驯服工具”，“顾大体、识大局”，人们正是在这种高贵的情操中变为奴隶。中国的专制主义还受到传统哲学的支持。得到儒家和法家的支持，也得到阴阳家和谶纬学的附和，还受到道家和佛教的消极支持。近百年来被认为代表下层人民利益的墨家也是十足的专制主义者，主张“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
从秦始皇开始到毛泽东止，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一直在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的桎梏下，如何才能拔除专制主义这个毒根呢？李慎之认为：中国首先要进行政治制度改革和民主启蒙教育，而且只有先实行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才能完成大众的民主启蒙教育。
李慎之认为，在中国许多人是不懂什么叫民主的，突出表现在“民主”这个词在中国泛化之极。李慎之说：“就我个人经验所及，没有哪一个国家如此滥用这个词的。”譬如说：“某某人作风很民主，某某人作风不民主。”“这种做法不民主，那种做法真民主。”这样的话在中国几乎随时随处都可以听到，在接待外宾时，这些话中讲的“民主”真不知该怎么翻译，才能让外国人听懂此话的意义。另外，中国古来就没有“科学”这个词，如今也用得十分泛滥。也许还可以加上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没有的“真理”这个词儿，在“五四”以后也流行得离谱。
李慎之说：“我曾问一个跟我同时代的同学和战友：什么是民主？他的回答是：民主就是反独裁。这也许可以代表我们当时大部分人的认识。甚至我们的师长，如马寅初、闻一多等人亦是如此。”在“五四”中高举民主旗帜的陈独秀，当时也不十分清楚民主的含义，曾说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独裁就是无产阶级民主。当他晚年病在江津时才醒悟到根本没有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之分，无产阶级独裁必然会导致个人独裁。但这时的陈独秀，已不能对中国思想界产生影响了。由于中国人对民主完全没有经验，他们反独裁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如果国家不建立民主体制，民众不具有民主意识，那么老的独裁者打倒了以后，极可能会被新的独裁者取而代之，正如中国传统的王朝轮回一样。
英国人就有较丰富的民主经验，在对德战争取得胜利而对日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战时领袖、民族英雄邱吉尔选下台去，以防他集中大权而成为独裁者，而中国则不同，似乎谁打江山谁就该永远坐江山，结果是“以暴易暴”，独裁者一个接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台”，以至于专制主义的香火不断。
什么是民主？根据民主这个概念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根据世界上大多数政治家和学者的共识，民主是属于政治范畴的概念，从内涵和外延来看，它是由互相联系的两项内容组成的。第一，民主是用来表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即国家政权的组织、管理和运作机制；第二，民主是用来表示公民拥有管理国家的政治权利的，即公民拥有选举监督罢免国家领导人和决定国家重大事情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是普适的、不可剥夺的。我们所说的“争民主”，实际就是要建立一个民主体制的国家即民主国家，就是要保证全体公民拥有普适的不可剥夺的民主权利。
专制是与民主对立的概念，专制制度的国家最重要的特征，在农业文明时代表现为皇权至上，在工业文明时代表现为“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或者“党管政府、党管军队、党管干部”的独裁统治。因此争民主必须反独裁，但是反独裁之后若不建立民主的国家体制，若不对民众进行民主启蒙教育，保证公民学会行使手中的民主权利，即在“游泳中学会游泳”，那么新的独裁者就会应运而生。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
实际上，当年的民主国家都有类似的教训。如英国的克伦威尔，法国的拿破仑一世与拿破仑三世等，都曾是反对专制独裁斗争的领导人，当他们一旦取得政权后就利用自己的威望，重新走上专制独裁之路。当然，跟英法等国不同的是，在苏联与中国出现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它打着最革命的口号，举着马列主义的大旗复辟专制主义，具有迷惑民众的“形左实右”的特征。不断地揭露这种新的专制主义，还民主的真实面貌，这既是李慎之早年争民主争自由反独裁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李慎之在新时期对中国人民事业的重大贡献。
在民主体制下或在民主国家中，公民拥有对国家重大决策即重大政治问题发表意见，对国家各级领导人对各个政党的政治活动，进行公开批评和监督的权利。比如在美国，人人都可以“骂”总统，人人都可以公开批评民主党或共和党，尼克松则因“水门事件”丢了乌纱帽。在民主国家除了国家与政党可以办报纸出版社广播站电视台互联网宣传自己的主张外，任何公民也可以完全自由地经办自己的报纸出版社广播站电视台互联网，一方面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对政府和政党进行批评与监督。
李慎之认为，在专制国家，知识分子的主要作用是帮助政府教化民众，宣传执政党的方针政策；在民主国家，知识分子的主要作用是反映民众的声音，对政府和执政党进行批评揭露和监督。这样做的目的有三个大大的好处：第一，可以防止领导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做出错误决策；第二，可以防止领导人搞钱权交易贪污腐败；第三，可以防止领导人滥用手中的权力走向专制和独裁。一举而三得，何乐而不为之呢？
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必须制定一部民主宪法。什么是民主宪法？民主宪法有两个特点：
第一，民主宪法不是“管”人民的，而是用来“管”领导人的，防止领导人特别是防止有威望的领导人滥用职权侵犯公民权利，防止领导人特别是有威望的领导人走向专制和独裁。世界各国的民主宪法都实行包括反对党的多党制，实行普选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领导任期制等，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领导人，特别是有权有势有威望的领导人，利用手中的权力走向专制独裁，这也是斯大林、毛泽东等不愿接受民主制的根本原因。
在专制国家也有宪法（包括秦始皇的《秦律》），它是用来保护领导者的权力的，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把某个领导人某个党对国家和人民的统治写入宪法，如当年苏联的“斯大林宪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该人和该党的统治提出异议或反对（这本来是每个公民应有的民主权利），则被扣上违反宪法的帽子，定为右派或反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宪法赋予人民的各种政治权利，统统是空话。专制制度下，国家领导人的一句话（还记得“一句顶一万句”吗？），原定的宪法就可以作废。美国在建国时建立的宪法，一百多年来只做了几次小的修攺，每次修改都是应民众、政党和议会的共同要求进行的。
毛泽东时代搞了四部宪法，它们都是按照同一个领导人的决定进行的。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规定的民主革命，因为毛泽东一句话，还没有开始执行就被废除了。毛泽东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是坚决主张民主宪政的，当时这样做就是为了限制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权力；毛泽东取得政权后，不愿意自己个人的权力受限制，把民主宪政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新的打着马列旗帜的专制主义者，正是利用自己手中的不受限制的权力，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甚至鱼肉乡里，贪污腐败，为非作歹。
第二，民主宪法是保护民众的，民主宪法中赋予民众的民主权利，是全国民众人人都有的、普适的、不可剥夺的。毛泽东在反右时提出要区分两类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众才能称为“人民”，才能享有民主自由和人权；属于敌我矛盾的民众称为“敌人”，他们是不能享有民主自由和人权的。
什么叫敌人？一本普通的中学生词典（闵家骥晁继周编写的《中学语文词典》），对此作了准确解释：“两军作战中敌对的一方”。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中，使用这个词表示日本军国主义或“三座大山”，说明他理解这个词的准确含义。但他老人家一贯“活学活用”，总是在不同的时期用不同的帽子，安排一部分（理论上是5%）民众充当“敌人”。虽然中国已经没有战争了，但在毛泽东时代“敌人”的数量和品种，却比过去大大增加了。除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等八大类外（还不包括反党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分裂主义分子等），知识分子也成了“老九”。
毛泽东去世后情况有了好转，但把部分民众定为“敌人”的专制主义做法依然存在，把参与*•*事件的学生定为“暴乱分子”，把***信徒定为“邪教分子”等。这些人如果有杀人、放火、抢劫等行为，完全可以依法判处，剥夺或部分剥夺其自由权。在民主国家为了防止刑事犯人用暴力侵犯他人权利，经公开公正公平的审判后，可以剥夺或部分剥夺他们的自由权，但犯人的民主权利（如发表对国家大事的意见，投票选举总统的权利等）是不能剥夺的。中国的死囚还要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纯属笑料。
李慎之还从下列几个方面对专制者歪曲民主的说法进行了批驳——
第一，“我们要的是无产阶级的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这跟过去把市场经济说成是资本主义的，把计划经济说成社会主义的，同出一辙。民主作为一种普适权利，它是跟每个人的出身、职业、立场、观点、宗教信仰等无关，无论是工人还是过去称为资本家的企业家（眼下流行的称呼叫“老板”），都拥有相同的民主权利；
第二，“我们要的是实质民主，不是形式民主”。李慎之针对这一批评，明确表示：我们既需要实质民主，也需要形式民主，形式民主是实质民主的保证，没有形式民主（如多党制、议会制、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就不会有实质民主。把“民主”这个概念引进中国的陈独秀，就因为受实质民主的蛊惑，折腾了20年之后才觉悟到实质民主只不过是一个蛊惑人心的名词；
第三，把民主体制的建立同国民的民主意识的提高对立起来。远在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时，共产党就要求国民党开放民主。当时国民党认为中国人民素质太低，实行不了民主。共产党的反驳是：要学会游泳只有跳到水里去才能学会，不首先实行民主政治，人民的民主素质永远不会提高。奇怪的是，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人比过去大大地进步了，国民党的论点反而成了现在共产党的论点；
第四，用“稳定压倒一切”来反对实行民主制度，在专制主义没有改革的前提下，这实质上就是“专制压倒一切”。在专制下的所谓“稳定”，由于信息不流通，由于说假话，必然会造成经营与决策失误；由于人民不能监督领导者，必然造成贪污腐败与官僚主义，激起人民的反抗斗争。如果建立了民主体制，上述矛盾即可在民主范围内解决。看看近代史，从英法建立民主体制，从美国反对专制主义的独立战争建立民主体制后，将近300多年的时间内，世界上哪个国家不是内忧外患，战乱不已，惟有英美法等民主国家一直保持了稳定。偶尔发生几起比较严重的内部问题，表面上看闹得不亦乐乎，最终都能不动干戈地依靠自己的民主机制而得到解决；
第五，把民主体制的改革与经济的发展对立起来，认为民主会影响经济发展，影响人民生活的改善。事实上,在任何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只有政治民主化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与稳定发展。2001年11月13日，美俄两国总统在华盛顿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说：“市场经济和开放的民主社会是保障公民丰衣足食的最有效的工具”。应该说，所有发达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个论断；
第六，民主是相对集中而言，要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下民主。而且把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地方服从中央，称为民主集中制。李慎之指出：民主集中制是一个组织采取的行动规则，它跟我们所讲的民主不是一回事。民主作为公民的政治权利，不存在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地方服从中央的问题，与此相反，作为公民的权利，下级可以批评和反对上级的意见，少数可以批评和反对多数人的意见，地方可以批评和反对中央的意见。在民主国家这是十分普通的现象。李慎之认为，即使把民主集中制作为政党或组织的行动规则，也不应叫“服从”，应该改成“少数人的意见与多数人的意见不同时，按多数人的意见行动”，少数人不仅不需要从思想和言论上服从多数人，而且应当受到多数人的保护。比如说选举某人当总统时，应按多数选举人的意见办，在总统当选后少数人仍可继续批评当选总统；又比如，英国在决定是否加入欧盟时，应按多数民众意见办，但处于少数地位的民众仍可继续对欧盟的批评。在民主国家中，涉及到跟国民有重大关系的问题时，比较流行的做法就是全民公决，执政党和政府领导人必须按公决中多数人的意见采取行动；
第七，关于大民主的问题。毛泽东在中共八中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有这么一段话：有几位司局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的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李慎之说：“‘大民主’的话本是20世纪50年代，我在反映意见的过程中，讲得忘乎所以时的临时发明。当时痛感人民群众没有多少议政参政的权利，认为这都是从苏联模式学来的，现在苏联既然出了问题，中国也必须改弦更张，实行大民主，以免重蹈苏联的覆辙。为什么毛主席心目中的大民主同我心目中的大民主有那么大的反差，或者说截然相反？在60年代的“文革”中我已经悟到，毛主席心目中的大民主其实和他心目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回事，至少是用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手段。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斗争与“文化大革命”其实都是他所说的大民主。不过，相对比而言，反右派与反右倾是比较小一点的大民主，而文化大革命则是特大的大民主而已┅┅”；
第八，认为中国现行体制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西方的民主体制不符中国国情，不适用于中国情况。当年共产党要求按西方民主方式同国民党组成联合政府时，国民党内顽固派就说过类似的话。李慎之认为，中国原有政治体制是农业文明时期专制主义的产物，民主体制是工业文明时期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体制，因此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时，政治体制由专制向民主体制过渡，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用所谓“中国特色”反对建立民主国体，“这种说法的荒谬，就和说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
上面我谈到了李慎之批判专制体制，倡导民主体制的内容。实际上李慎之对民主的阐述很多。例如，李慎之提到毛泽东把土地改革说成是民主革命或民主改革，又把民主革命分成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毫无道理的泛用民主概念。
事实上，中国近代的思想家，包括严复、胡适、鲁迅、蔡元培等都批判过专制主义，李慎之的贡献主要是把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区别开来（除李慎之外，也有不少学者持相同或相似的观点），深刻揭露毛泽东推行的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中国专制文化传统的表现，毛泽东建立的新中国政治体制，是打着革命口号举着马列主义旗帜的专制政治体制，是地地道道的不折不扣的秦始皇加马克思。
“毛泽东时代”是从毛泽东取得大陆政权开始，到毛泽东逝世为止，包括毛泽东宣称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选出了国家领导人，制定了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利属于人民”；“国家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共同纲领》阐明：新中国的经济政策是促使五种经济成分（国营、合作化、个体、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10月1日，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我和慎之，同全国人民一样，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尽管对于呼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对于毛主席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正是这样”的说法；对于毛主席说“我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等，感到十分惊讶。但是马上就想，呼喊“万岁”表达了人民对毛主席的热爱，毛主席说他是秦始皇加马克思，宣称我们要“独裁”，这不过是他老人家以其特有的幽默，表达马列主义的一条原理而已。
我和慎之都记得，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的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报告里，毛泽东说：“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他又说：“没有几万万人民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1950年，毛泽东还说：要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1951年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3年准备、10年建设”，经过10年或更长时间的建设后，才考虑采取某些社会主义的步骤，稳步地从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可实际情况是，“三年准备”即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刚刚结束，1952年9月，毛泽东跟中央少数人讨论后突然改变国家发展方向，不打算等到10年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是从现在（1952年）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这段时间即马克思所说的“过渡时期”，过渡时期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
在同年（195?年）6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过渡时期“中国国內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及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的矛盾，而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人民民主专政则变成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必须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毛泽东反右前宣布的区分“毒草”与“香花”的标准（即划右派的标准），林彪的四个“念念不忘”，以及“89风波”后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都是这一理论的表现。
按照这一理论，民主革命没有了，民主、自由与人权只有“人民”可以有，专政对象则没有。马列主义一直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是不能超越的，毛主席自己也说过，这是“天经地义”。民主、自由与经济繁荣的新民主主义还没有开始实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怎么竟能够直接“蹦”入社会主义呢？我与慎之都十分不解。
尽管经过学习和反复教育，我们只是口头上说明白了，而心里并没有弄清楚，更没有料到从此中国将进入一个黑暗和专制的“毛泽东时代”，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从反右、反右倾直到文化大革命，如灭顶之灾，降临到要求自由民主，反对专制主义的共产党人和民众身上，降临到曾跟毛泽东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开国功臣和元勋身上，降临到千千万万希望个人权利能够不受侵犯的无辜的公民身上。这些人都被毛泽东说成是“民主革命的同路人”，这些“同路人”由于跟不上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先后变成了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
其实，共产党的民主革命除土地改革外（农民在土改中分得的田地，又被毛泽东以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名义要了回去，时至今日，农民仍然没有取得土地的所有权。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大陆的土地革命并没有完成，这是造成今日中国大陆“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根本就没有进行，哪来什么“同路人”？
毛泽东时代的主要特征，或者说毛泽东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方法，就是毛亲自发动的政治运动，像雨后春笋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往外冒。每次运动都将5%的人，载上名目不同、花样翻新的帽子，打成“专政对象”，即使不计算无辜受牵连的家属和朋友，搞上20次运动，就可以把100%的民众专政一遍。在1956年之前，有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潘汉年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等，还有一个至今也让人莫明其妙的高饶反党联盟案。与此同时，全国还轰轰烈烈地批《武训传》，批俞平伯、批胡适，整党建党、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等。
正当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包括对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偏偏就在1956年上半年，发生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发斯大林专制独裁，大搞“个人迷信”的事件，及随之发生的柏林事件，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反革命事件”。毛泽东为了稳定中国大局，又运筹帷幄，定计设局，“引蛇出洞”，于是在1957年上半年，毛泽东公开宣布“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在下半年就迫不及待地发动了急风暴雨式的反右运动，无端地从人民内部“挖”出了55万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右派分子。然后，乘反右“胜利”的东风，又在1958年发动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运动，在大炼假钢铁、大放假卫星的“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之中，耗费了国家大量资源，把祖先几千年来留下的一片片青山绿水变成了荒山秃岭。
为掩盖大跃进的错误，毛泽东又在1959年发动了“反右倾运动”，反到了开国元勋张闻天、彭德怀头上。1960年由于经济实在太困难，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不得不出来为毛弥补一下错误，搞了一个三年调整时期，即老百姓说的“三年困难时期”。三年之内饥饿造成几千万人死亡，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都不得不勒紧裤腰带艰辛度日。
1963年至1965年期间，经济形势刚有好转，退居二线的毛反戈一击，先是发动“四清”运动，而后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运动时间长达10年，先后有“三家村”、“海瑞罢官”、“二月兵变”、“彭罗陸杨反党集团”、“刘邓路线”、“61人叛徒集团”、“二月逆流”、“杨余傅事件”、“5•16事件”等，大批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本主道路的当权派”，不计其数的群众组织被打成坏头头操纵的反动组织。当时的8亿人□中受到打击迫害，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数竟达1.6亿，比两次世界大战的伤亡人数还多。文革10年中,不正常死亡人数达700多万，是解放战争中，国共两军死伤人数的两倍以上。运动后期在“四人帮”支持下，搞起“批林、批孔、批儒、批水浒”的恶作剧，把矛头指向“愚忠”的周恩来，只是因为周先谢世，毛方作罢。最后还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名义，在“天安门广场事件”后罢免了邓小平。
除上述这些矛头指向“专政对象”的政治运动外，毛泽东还搞了大量属于所谓“人民内部”的政治远动，比如：农业合作化运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批判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等。所有这些运动都被说成“自愿参加”、“自觉革命”，在专制制度下，在“大批判”的大棒下，在“群众专政”的威慑下，那有“自愿”可言？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专制制度下，中国社会继续实行希特勒倡导的、蒋介石率先仿效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张报纸”的独裁方针，只不过对象有所不同：共产党代替了国民党，毛泽东代替了蒋介石，《人民日报》代替了《中央日报》。
许多被毛泽东定为专政对象的人，有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敢于讲真活。我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就是因为讲了真话，为胡风鸣不平；李慎之因为向毛泽东派来征求意见的人说了真话，希望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彭德怀元帅反映了所谓“三面红旗”下，给中国社会造成的真实恶果，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头子。
毛泽东专制主义造成的最大恶果之一，就是从上到下，全民不敢讲真话。在日常生活中，老百姓必须处处小心，时刻防范被毛“引蛇出洞”。在专制之下全民只能讲拥护毛、拥护党的话，如果任何人想要升官、入党、提级、评职称，就连找工作、升学、办户口等都要说假话。讲假话成了专制制度下，中国普通人的生存之道。如果说，政治上搞错了可以平反,经济上搞糟了可以恢复，这些事情可以在短时间内尽快完成，但是由于假话流行造成中华民族精神、道义和品德的败坏，则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克服的。
在革命的名义下，在阶级斗争的口号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帜下，各种非法的、反人道的、无人性的、野蛮的做法，在全社会通行无阻。最豪迈的最革命的语言与反理性、反人道、反人性的最丑恶的现实相结合，成为“毛泽东时代”这段历史的主流。在中国的武术中，有种技法叫“形左实右”，意思是说从形式上看要打对手的左侧，而实际上是要攻击对手的右侧。这个词后来被毛泽东活学活用到《我的一张大字报》上，用来批判刘少奇。其实，这个词最能反映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特征，从1951年毛泽东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开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止，在社会上形成“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错误思潮，这一思潮连绵不断花样翻新，为害中国几十年。文革中出现的所谓“四人帮”，就是“形左实右”路线的典型产物。我与慎之虽然被打倒在地，虽然被踏上一只脚，但我们的脑子仍然在不停地思考：为什么会在社会主义中国出现如此黑暗的专制时代？为什么社会主义会走向反民主反自由的专制主义？李慎之在劳改中，我在共产党的监狱中，遭受到同样的挫折，面对着同样的现实，虽然没有联系，但我们思考着同样的问题。
当年我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慎之被打成极右分子后，有一段时间总感到自己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我们还自作多情，向党向毛主席表忠心，要认真改造自己。李慎之给毛主席写过一封匿名信：“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署名“一个党内右派分子”。
一直到大跃进失败，进入人祸大于天灾的“困难时期”，1960年工农业总产值只完成指标的69.3%，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12.6%。粮食产量下降37.8%，降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作物产量下降50.9%，降到1949年水平。几亿中国人手里拿着粮票、布票、肉票、烟票、油票、鞋票、工业票、购货本，以及每逢节日供应的豆腐票、花生票、瓜子票等，过着缺衣少食的日子，因饥饿、浮肿而死亡的人数估计为4000万人，经济损失估计达到1200亿元人民币，这种情景在中国历史上（包括国民党时代）也是史无前例的。当我们看到社会萧条，民众饥肠辘辘，不断有人饿死病死时，当眼前的现实跟我们当年投身革命的愿望，跟毛泽东许诺的自由民主繁荣，人民幸福的新中国，截然不同时，我们开始以批判的眼光思考问题。我们不再相信所谓的毛泽东思想，所谓的马列主义了。我们没有必要再在心里做假戏了。
对此，慎之说了8个字：“削肉还母，剔骨还父。”
当我们从“地狱”重新回到“人间”时，我们发现，除了极少数的“健忘症”患者外，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8亿中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都在反思同样的问题。在这场没人领导、没人发动、没人号召、没人组织的全民大反思中，李慎之是这些反思者之一。李慎之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熟悉世界各国的民主化进程，他博古通今、视野开阔，他从中国现实出发，在20多年的反思中，终于在他人生的最后10年，说出了心中沉淀了多年的话，发出了我们时代反专制、争民主、争自由的最强音。
到了20世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实现民主化，为什么中国还是专制社会？这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跟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李慎之渐渐形成了一种看法：“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是不同的概念。“传统文化”是指中国自古以来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之总和，比如：诗、词、曲、赋，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学说，政治、宗教、礼仪、风俗等。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是丰富的、复杂的、是不断产生又不断消亡的。“文化传统”则不然。它是渗透在各种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神或灵魂，它是基本不变的、相对稳定的、单一的，它贯穿在上述各种形式的传统文化之中，支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
李慎之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专制主义”。它的核心就是：“九五之尊，至高无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曾国藩把三纲提到“天”的高度，而天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后最高的概念。在皇帝被推翻以后的100多年里，专制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仍然长盛不衰。
我和李慎之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学过一首歌，歌中唱到“把生命交托给总理”，歌中的总理指的是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他当时都已死了，而他的在天之灵还管治着中国的芸芸众生。我们在上初中的时候，还学过一首歌，头几句就是“大哉中华，代有贤能，蒋公中正，今日救星”。解放之后，我们和全国人民日夜高唱《东方红》，歌颂“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
一方面是专制主义，一方面是奴隶主义。就这个意义上说，专制主义是一个合二而一的结构，它决定了中国的政教礼俗，也决定了中国的国民性。鲁迅创造的阿Q就是长期的专制主义统治下中国国民性的典型。文化大革命中，数亿民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活，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胸前佩戴毛的像章，手中挥着毛的小红书，口中喊着毛“万岁！万岁！万万岁！”，这种专制下的狂热，比起苏联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伊朗人对霍梅尼的宗教狂热，德国人对希特勒的法西斯狂热，有过之而无不及。
毛泽东消灭蒋介石的800万大军取得了胜利。他一再强调，“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毛泽东早年就有“湖南农民王”之称，一部《毛选》，开宗明义第一篇就是从中国农民立场出发，进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接着就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欢呼农民暴力“好得很”。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曾经是无政府主义者，成为政治领袖以后，就自称是“绿林大学毕业”了，到了晚年更是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农民运动在发动阶段，总是带有“平等、自由”的民主色彩，但是随着革命的胜利，为了克服平均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就必然要求越来越严酷的纪律，直到实行孔子所说的“天无二日，尊无二上”的专制主义。在中国历史上，农民出身当皇帝的朱元璋，就是农民起义取得胜利后大搞专制主义的典型——跟随他起义的开国元勋们被他杀得一个不留。
50年前，全国解放前夕，吴晗到西柏坡向毛泽东请示对朱元璋的评价，毛泽东就指出吴晗对朱元璋的批评过当，因为朱元璋的所作所为，即朱元璋大搞专制主义，同秦始皇一样，都是巩固政权之必需。毛泽东跟朱元璋不同之处，是打起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列大旗，而在思想上毛泽东跟秦始皇、朱元璋一样，大搞专制主义“是巩固政权之必需”。
中国专制主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李慎之把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帝，算为中国专制主义的起奌，在秦始皇之前实现的是“分封制”，天子把土地分封给世袭的诸侯，由各地诸侯管理国家，这种政治制度欧洲人称为封建社会【在过去的中国史书上，没有封建社会之说，它是马克思社会发展五阶段理论引人中国后，为了套用这一理论，从英文“the system of enfeoffment”(直译为“一种分封的政治制度”)翻译而来的——笔者注】。秦始皇称帝后废除分封制，实行中央集权的官僚制，由中央委派的官吏管理国家，所有的官吏都不是世袭的，任命和罢免权都在中央手里，从而建立了一种以皇帝为无上权威（“朕即国家”）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有的专家建议称为皇权主义制度，也有的专家主张称为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李慎之对此并无定论，他曾多次说明自己不是专家。尽管大家对此种制度的称呼不同，但一致认为：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跟“分封制”，应当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从秦始皇到鸦片战争，中国专制主义的国家体制基本上没有变化，持继了大约2200多年，在世界历史上是最悠久的了。当然别的国家也有专制主义，但是它们持续的时间大多没有中国长。
从1940年算起，中国向现代化或向现代文明（即工业文明）的过渡，已经有将近160年的历史了。在这160年中，无论是在清王朝，北洋政府，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权的统治下，物质方面都有所成就（洋务运动时期，清王朝国民生产总值曾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精神上也有收获（如今在中国，亲朋好友间私下议论党和国家领导人，议论国家重大问题，包括“***”、***等问题，也包括传阅李慎之的《风雨苍黄五十年》等文章，一般不会被“监督”或“告密”了，这比起毛泽东时代已进步多了！），但李慎之认为，中国人的政治文化传统变化很少。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首长自以为是，下属曲意逢迎真是随处可见，打开电视，翻开报纸“只见千士之喏喏，不见一士之谔谔”；只见“首长在前，大小百官前呼后拥，民众列队恭候”的画面，一幅接一幅。
李慎之在文章中，列出中国专制主义的七大特点：第一是资格特别老；第二是具有某种神学品格，不管是流氓地痞还是杀人放火的强盗，一登皇位，就是“奉天承运”、“继天立极”的天子，是“天”在人世间的代表，是“道”的化身；第三是专制主义人情化，在外国的专制主义下，老百姓是臣民，而中国的老百姓是“子民”，历代统治者都“爱民如子”，直到现在“父母官”还挂在人们嘴上，中国民众还在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第四是“大一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第五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最高权利集中在皇帝一身，民主思想根本没有产生的空间；第六是实行言论管制或曰愚民政策，这是中国专制主义最可恶、最黑暗的一个特点，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在中国以言获罪，以文字贾祸的，代不绝书，在今天报纸、书刊、甚至互联网上发表与中央不同的意见，或者被列入中宣部的“黑名单”剥夺言论自由，或者以“颠覆国家安全罪”的罪名，判言者有罪；第七是中国专制主义生命力特别顽强。不说专制王朝时期的2100多年，即使在辛亥革命之后，先后就发生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蒋介石北伐成功之后立即暴露出法西斯独裁本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自称“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李慎之认为，在中国支持专制主义的因素很多。计划经济是对专制主义的最有力的支持，在计划经济下，全国只有一个老板，没有国家的恩赐，任何人都不可能有饭票，迫使50年来中国人屈服于专制主义。专制主义的另一强力支持是民族主义，任何一个专制政府只要把民众的怒火引到外国头上，就可以压倒民众的民主要求，保住甚至加强专制统治。中国人对于爱国还是卖国的敏感程度，要比对专制还是民主的敏感程度高出万倍。李慎之还指出，集体主义是支持专制主义的又一强大力量。在中国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中，从来没有“个人主义”，没有“自由”和“人权”的观念。“甘当革命的螺丝钉”，“做共产党的驯服工具”，“顾大体、识大局”，人们正是在这种高贵的情操中变为奴隶。中国的专制主义还受到传统哲学的支持。得到儒家和法家的支持，也得到阴阳家和谶纬学的附和，还受到道家和佛教的消极支持。近百年来被认为代表下层人民利益的墨家也是十足的专制主义者，主张“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
从秦始皇开始到毛泽东止，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一直在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的桎梏下，如何才能拔除专制主义这个毒根呢？李慎之认为：中国首先要进行政治制度改革和民主启蒙教育，而且只有先实行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才能完成大众的民主启蒙教育。
李慎之认为，在中国许多人是不懂什么叫民主的，突出表现在“民主”这个词在中国泛化之极。李慎之说：“就我个人经验所及，没有哪一个国家如此滥用这个词的。”譬如说：“某某人作风很民主，某某人作风不民主。”“这种做法不民主，那种做法真民主。”这样的话在中国几乎随时随处都可以听到，在接待外宾时，这些话中讲的“民主”真不知该怎么翻译，才能让外国人听懂此话的意义。另外，中国古来就没有“科学”这个词，如今也用得十分泛滥。也许还可以加上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没有的“真理”这个词儿，在“五四”以后也流行得离谱。
李慎之说：“我曾问一个跟我同时代的同学和战友：什么是民主？他的回答是：民主就是反独裁。这也许可以代表我们当时大部分人的认识。甚至我们的师长，如马寅初、闻一多等人亦是如此。”在“五四”中高举民主旗帜的陈独秀，当时也不十分清楚民主的含义，曾说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独裁就是无产阶级民主。当他晚年病在江津时才醒悟到根本没有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之分，无产阶级独裁必然会导致个人独裁。但这时的陈独秀，已不能对中国思想界产生影响了。由于中国人对民主完全没有经验，他们反独裁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如果国家不建立民主体制，民众不具有民主意识，那么老的独裁者打倒了以后，极可能会被新的独裁者取而代之，正如中国传统的王朝轮回一样。
英国人就有较丰富的民主经验，在对德战争取得胜利而对日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战时领袖、民族英雄邱吉尔选下台去，以防他集中大权而成为独裁者，而中国则不同，似乎谁打江山谁就该永远坐江山，结果是“以暴易暴”，独裁者一个接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台”，以至于专制主义的香火不断。
什么是民主？根据民主这个概念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根据世界上大多数政治家和学者的共识，民主是属于政治范畴的概念，从内涵和外延来看，它是由互相联系的两项内容组成的。第一，民主是用来表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即国家政权的组织、管理和运作机制；第二，民主是用来表示公民拥有管理国家的政治权利的，即公民拥有选举监督罢免国家领导人和决定国家重大事情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是普适的、不可剥夺的。我们所说的“争民主”，实际就是要建立一个民主体制的国家即民主国家，就是要保证全体公民拥有普适的不可剥夺的民主权利。
专制是与民主对立的概念，专制制度的国家最重要的特征，在农业文明时代表现为皇权至上，在工业文明时代表现为“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或者“党管政府、党管军队、党管干部”的独裁统治。因此争民主必须反独裁，但是反独裁之后若不建立民主的国家体制，若不对民众进行民主启蒙教育，保证公民学会行使手中的民主权利，即在“游泳中学会游泳”，那么新的独裁者就会应运而生。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
实际上，当年的民主国家都有类似的教训。如英国的克伦威尔，法国的拿破仑一世与拿破仑三世等，都曾是反对专制独裁斗争的领导人，当他们一旦取得政权后就利用自己的威望，重新走上专制独裁之路。当然，跟英法等国不同的是，在苏联与中国出现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它打着最革命的口号，举着马列主义的大旗复辟专制主义，具有迷惑民众的“形左实右”的特征。不断地揭露这种新的专制主义，还民主的真实面貌，这既是李慎之早年争民主争自由反独裁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李慎之在新时期对中国人民事业的重大贡献。
在民主体制下或在民主国家中，公民拥有对国家重大决策即重大政治问题发表意见，对国家各级领导人对各个政党的政治活动，进行公开批评和监督的权利。比如在美国，人人都可以“骂”总统，人人都可以公开批评民主党或共和党，尼克松则因“水门事件”丢了乌纱帽。在民主国家除了国家与政党可以办报纸出版社广播站电视台互联网宣传自己的主张外，任何公民也可以完全自由地经办自己的报纸出版社广播站电视台互联网，一方面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对政府和政党进行批评与监督。
李慎之认为，在专制国家，知识分子的主要作用是帮助政府教化民众，宣传执政党的方针政策；在民主国家，知识分子的主要作用是反映民众的声音，对政府和执政党进行批评揭露和监督。这样做的目的有三个大大的好处：第一，可以防止领导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做出错误决策；第二，可以防止领导人搞钱权交易贪污腐败；第三，可以防止领导人滥用手中的权力走向专制和独裁。一举而三得，何乐而不为之呢？
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必须制定一部民主宪法。什么是民主宪法？民主宪法有两个特点：
第一，民主宪法不是“管”人民的，而是用来“管”领导人的，防止领导人特别是防止有威望的领导人滥用职权侵犯公民权利，防止领导人特别是有威望的领导人走向专制和独裁。世界各国的民主宪法都实行包括反对党的多党制，实行普选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领导任期制等，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领导人，特别是有权有势有威望的领导人，利用手中的权力走向专制独裁，这也是斯大林、毛泽东等不愿接受民主制的根本原因。
在专制国家也有宪法（包括秦始皇的《秦律》），它是用来保护领导者的权力的，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把某个领导人某个党对国家和人民的统治写入宪法，如当年苏联的“斯大林宪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该人和该党的统治提出异议或反对（这本来是每个公民应有的民主权利），则被扣上违反宪法的帽子，定为右派或反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宪法赋予人民的各种政治权利，统统是空话。专制制度下，国家领导人的一句话（还记得“一句顶一万句”吗？），原定的宪法就可以作废。美国在建国时建立的宪法，一百多年来只做了几次小的修攺，每次修改都是应民众、政党和议会的共同要求进行的。
毛泽东时代搞了四部宪法，它们都是按照同一个领导人的决定进行的。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规定的民主革命，因为毛泽东一句话，还没有开始执行就被废除了。毛泽东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是坚决主张民主宪政的，当时这样做就是为了限制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权力；毛泽东取得政权后，不愿意自己个人的权力受限制，把民主宪政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新的打着马列旗帜的专制主义者，正是利用自己手中的不受限制的权力，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甚至鱼肉乡里，贪污腐败，为非作歹。
第二，民主宪法是保护民众的，民主宪法中赋予民众的民主权利，是全国民众人人都有的、普适的、不可剥夺的。毛泽东在反右时提出要区分两类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众才能称为“人民”，才能享有民主自由和人权；属于敌我矛盾的民众称为“敌人”，他们是不能享有民主自由和人权的。
什么叫敌人？一本普通的中学生词典（闵家骥晁继周编写的《中学语文词典》），对此作了准确解释：“两军作战中敌对的一方”。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中，使用这个词表示日本军国主义或“三座大山”，说明他理解这个词的准确含义。但他老人家一贯“活学活用”，总是在不同的时期用不同的帽子，安排一部分（理论上是5%）民众充当“敌人”。虽然中国已经没有战争了，但在毛泽东时代“敌人”的数量和品种，却比过去大大增加了。除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等八大类外（还不包括反党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分裂主义分子等），知识分子也成了“老九”。
毛泽东去世后情况有了好转，但把部分民众定为“敌人”的专制主义做法依然存在，把参与*•*事件的学生定为“暴乱分子”，把***信徒定为“邪教分子”等。这些人如果有杀人、放火、抢劫等行为，完全可以依法判处，剥夺或部分剥夺其自由权。在民主国家为了防止刑事犯人用暴力侵犯他人权利，经公开公正公平的审判后，可以剥夺或部分剥夺他们的自由权，但犯人的民主权利（如发表对国家大事的意见，投票选举总统的权利等）是不能剥夺的。中国的死囚还要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纯属笑料。
李慎之还从下列几个方面对专制者歪曲民主的说法进行了批驳——
第一，“我们要的是无产阶级的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这跟过去把市场经济说成是资本主义的，把计划经济说成社会主义的，同出一辙。民主作为一种普适权利，它是跟每个人的出身、职业、立场、观点、宗教信仰等无关，无论是工人还是过去称为资本家的企业家（眼下流行的称呼叫“老板”），都拥有相同的民主权利；
第二，“我们要的是实质民主，不是形式民主”。李慎之针对这一批评，明确表示：我们既需要实质民主，也需要形式民主，形式民主是实质民主的保证，没有形式民主（如多党制、议会制、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就不会有实质民主。把“民主”这个概念引进中国的陈独秀，就因为受实质民主的蛊惑，折腾了20年之后才觉悟到实质民主只不过是一个蛊惑人心的名词；
第三，把民主体制的建立同国民的民主意识的提高对立起来。远在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时，共产党就要求国民党开放民主。当时国民党认为中国人民素质太低，实行不了民主。共产党的反驳是：要学会游泳只有跳到水里去才能学会，不首先实行民主政治，人民的民主素质永远不会提高。奇怪的是，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人比过去大大地进步了，国民党的论点反而成了现在共产党的论点；
第四，用“稳定压倒一切”来反对实行民主制度，在专制主义没有改革的前提下，这实质上就是“专制压倒一切”。在专制下的所谓“稳定”，由于信息不流通，由于说假话，必然会造成经营与决策失误；由于人民不能监督领导者，必然造成贪污腐败与官僚主义，激起人民的反抗斗争。如果建立了民主体制，上述矛盾即可在民主范围内解决。看看近代史，从英法建立民主体制，从美国反对专制主义的独立战争建立民主体制后，将近300多年的时间内，世界上哪个国家不是内忧外患，战乱不已，惟有英美法等民主国家一直保持了稳定。偶尔发生几起比较严重的内部问题，表面上看闹得不亦乐乎，最终都能不动干戈地依靠自己的民主机制而得到解决；
第五，把民主体制的改革与经济的发展对立起来，认为民主会影响经济发展，影响人民生活的改善。事实上,在任何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只有政治民主化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与稳定发展。2001年11月13日，美俄两国总统在华盛顿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说：“市场经济和开放的民主社会是保障公民丰衣足食的最有效的工具”。应该说，所有发达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个论断；
第六，民主是相对集中而言，要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下民主。而且把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地方服从中央，称为民主集中制。李慎之指出：民主集中制是一个组织采取的行动规则，它跟我们所讲的民主不是一回事。民主作为公民的政治权利，不存在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地方服从中央的问题，与此相反，作为公民的权利，下级可以批评和反对上级的意见，少数可以批评和反对多数人的意见，地方可以批评和反对中央的意见。在民主国家这是十分普通的现象。李慎之认为，即使把民主集中制作为政党或组织的行动规则，也不应叫“服从”，应该改成“少数人的意见与多数人的意见不同时，按多数人的意见行动”，少数人不仅不需要从思想和言论上服从多数人，而且应当受到多数人的保护。比如说选举某人当总统时，应按多数选举人的意见办，在总统当选后少数人仍可继续批评当选总统；又比如，英国在决定是否加入欧盟时，应按多数民众意见办，但处于少数地位的民众仍可继续对欧盟的批评。在民主国家中，涉及到跟国民有重大关系的问题时，比较流行的做法就是全民公决，执政党和政府领导人必须按公决中多数人的意见采取行动；
第七，关于大民主的问题。毛泽东在中共八中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有这么一段话：有几位司局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的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李慎之说：“‘大民主’的话本是20世纪50年代，我在反映意见的过程中，讲得忘乎所以时的临时发明。当时痛感人民群众没有多少议政参政的权利，认为这都是从苏联模式学来的，现在苏联既然出了问题，中国也必须改弦更张，实行大民主，以免重蹈苏联的覆辙。为什么毛主席心目中的大民主同我心目中的大民主有那么大的反差，或者说截然相反？在60年代的“文革”中我已经悟到，毛主席心目中的大民主其实和他心目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回事，至少是用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手段。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斗争与“文化大革命”其实都是他所说的大民主。不过，相对比而言，反右派与反右倾是比较小一点的大民主，而文化大革命则是特大的大民主而已┅┅”；
第八，认为中国现行体制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西方的民主体制不符中国国情，不适用于中国情况。当年共产党要求按西方民主方式同国民党组成联合政府时，国民党内顽固派就说过类似的话。李慎之认为，中国原有政治体制是农业文明时期专制主义的产物，民主体制是工业文明时期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体制，因此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时，政治体制由专制向民主体制过渡，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用所谓“中国特色”反对建立民主国体，“这种说法的荒谬，就和说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
上面我谈到了李慎之批判专制体制，倡导民主体制的内容。实际上李慎之对民主的阐述很多。例如，李慎之提到毛泽东把土地改革说成是民主革命或民主改革，又把民主革命分成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毫无道理的泛用民主概念。
事实上，中国近代的思想家，包括严复、胡适、鲁迅、蔡元培等都批判过专制主义，李慎之的贡献主要是把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区别开来（除李慎之外，也有不少学者持相同或相似的观点），深刻揭露毛泽东推行的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中国专制文化传统的表现，毛泽东建立的新中国政治体制，是打着革命口号举着马列主义旗帜的专制政治体制，是地地道道的不折不扣的秦始皇加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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