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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美国要不要改革？欧洲要不要改革？世界其它国家要不要改革？美国开不开放？欧洲开不开放？世界有几个国家不开放？但到目前为止，世界上除了中国，有哪一个国家在把“改革开放”作为政治口号？为什么中国非得这么喊？为了谁？为了什么？
先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两个小资料：
1、毛泽东论改革和开放
1950年6月6日，毛主席在七届三次大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好转而斗争》的报告，他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燥，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它条件不成熟也不能进行重大改革，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改革，没有群众条件，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毛主席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又讲到：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习，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搬，他们的短处缺点不能学。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都要照办，因为我们现在还不懂，还没有，学了对我们有利。
2、吕思勉论开放（吕思勉：1884-1957，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学界泰斗）
“开放”这个词本是没有的，“开放”就是“门户开放”的简称，是继“势力范围”之后在中国兴起的另一个新名词，起于英人，英国旅中侨民要求英国政府对于在中国有利益各国，订立契约，维持在中国商务的机会平等，这种敲骨吸髓的政策，在身受之的中国，固然再没有人爱惜，然而在敲之吸之的各国，是否就竟能均平分脏更无冲突呢？
看完上面两个历史人物之于“改革”和“开放”的有关论述，我想再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两个词。
近三十几年来的中国人，反复地把“改革开放”作为口号呼喊，无非是说毛泽东的时代没有进行改革，无非是说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然而，大家只要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79》这本书，你就会毫不犹豫地反对那些散布谎言的无耻小人，因为新中国的一切基础工业都是在毛泽东手上奠基的，新中国的所有国防事业都是由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最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农村集体经济也是在那个年代取得大发展的，不改革、不开放怎么实现的呢？大家特别要注意，毛泽东反复强调改革的条件，人民群众的意见是决定改革与否的根本。至于为什么毛泽东时代的开放程度不如现在，我将在后面再作全面论述，但之前我要告诉大家：打开同西方接触的大门，实际上也是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的，同美国也好，日本也好，欧洲也好，开启外交接触的始点都是毛泽东时代，后人只是传承和扩大,如果不想开放，干吗要跟他们握手，机会到了，开放也就自然而然了。
有关吕思勉先生对“开放”的论述则应当站在他的历史时期来分析，因为他是出生于十九世纪的人，对清朝末年的民族屈辱感同身受，对列强要求中国“开放门户”的霸道作法恨之入骨，所以，他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开放权的自主性是无限地珍惜，新中国成立以后，帝国主义和西方国家已经不可能再强加给中国不合理的开放条约，开放也不如清朝末年那么可怕，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名词，适度地开放也并不意味着屈辱，但是，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纪，“开放”是否就是一个值得炫耀的词呢？我看也未必，因为西方国家强行要求落后国家开放门户已经有几百年了，可它们自己从来都没有把“开放”当作外交辞令来宣传过，更没有把“开放”作为国家的政治口号，从历史上讲，“开放”之于中国并不光彩，之于未来也很难把握，在我看来，我们可以按自己的方式与任何国家打交道、做生意、开放合适的业务，但大可不必把“开放”作为政治口号。
分析完两位逝者之于“改革”和“开放”的有关讲话，我想谈谈现阶段中国人对于两个概念必须要认真分析的基本要点，最后我想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放弃把“改革开放”作为政治口号，转而寻求更为和谐、更为适中的新提法，中国人不是为某个人而活，中华民族也不是为某个人而复兴。
从过去到现在，我个人从来都不反对改革，也不反对开放，因为，无论是从新中国历史的哪一个阶段来看，还是从人类历史的进程来看，我们都是在设法践行改革和开放，即使中间因国家战略的需要有过曲折经历，也不能说新中国领导人有意抵制过改革和开放，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现阶段把“改革开放”定为“教义”的几个主要原因：
满足西方社会的需要。中国人在毛泽东时代取得了自己想要的核威慑和自己想要的航天成就，为中国人独立自主地与世界各国打交道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武装基础，也为后来与西方人打交道奠定了安全保障，根本性解决了中国人接触西方人的恐惧心理，但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随着一种变形的“改革开放”的向前推进，面对西方，中国人从“不恐惧”又回到了“怕得罪”的历史循环，“改革开放”成了中国讨好西方政治势力的一种承诺、一种口号，也成了中国人给自己戴上的一副沉重枷锁，哪一天不喊“改革开放”的口号，政治人物好象心里难受一样，国内要喊，在西方国家更要喊，感觉如果不喊的话，西方人就会抽我们的鞭子、打我们的屁股、抢我们的政权一样令人害怕，这种思想牢牢地掌控了一大群中国政治人物和民间亲西方势力，“改革开放”现在成了不是为中国而提、是为西方而设的特殊礼品，它已经不是政治口号，而是中国人对西方的“保证书”和“宣誓词”。
为满足国内资改派的需要。中国经过近几十年的变革，已经由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向类似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反跨越”，从而也顺其自然地产生了中国式资产阶级阵营，这个阵营还在不断地扩大，这个阵营对于中国政治的影响力也是与日俱增，很有可能将中国带入到“官僚政治”和“寡头政治”阶段，这个阵营现在已经基本控制了中国的方方面面，普通人民群众对于国家的政治影响力接近于一种摆设，普通百姓对于自身权益的保障权力也接近于完全失守，资产阶级要维系其政治和经济目的，最有效的“教义”是什么？现阶段毫无疑问是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在提出这个概念时未必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但是，资产阶级却聪明而高调且不时失时机地将其神化成了中国式的“基本教义”，因为它带来了看得见的“物质享乐”，这种“教义”短时期内具有相当强的传播优势和接受普遍性，对于普通的人民群众来说，被洗脑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总体来讲，资改派可以说已经完全掌握了把“改革开放”当作维护他们自身利益的绝对控制权，谁不推行，谁可能就失去了资本和政治的支持，谁就有可能失去一切。我不是一个100%排斥资本家的人，我比较能容忍部分行业的私有化，但是，我不太赞成全面私有化，如果中国不能在整体上保持社会主义属性，中国共产党最终就会面临合法性挑战的问题。
政治方向的迷失。中国现在形式上已经处在了类似资本主义阶段，尽管官方不愿意承认，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宣传中必须强调中国社会主义特性是出于对宪法的“尊重”，因为宪法明文规定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制度，在走什么样道路的问题上中国已经处在十分难以决择的情况下，口号也就成了一个难题，不提“改革开放”好象满足不了资改派的要求，不提社会主义又满足不了国家大法的强制束缚，但是，变了味道的“改革开放”又不能代表政治现实的真实面貌，所有的中国政治人物都在徬徨，再提毛泽东思想又担心自身利益受损，显得是提心吊胆的，左右权衡，他们最后还是选择了把“改革开放”作为基本教义，因为这至少能保证他们自身的利益不至于尝失，政治的迷茫不必由某一个人来承担责任，历史和人民终究会承担的。
实际上，中国根本不需要把“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的“教义”。
改革的历史永恒性。人类历史的任何一个阶段都处在时时刻刻地改革进程中，尽管不同的阶段叫法也许不一样，有时叫“变革”，有时称“革新”，有时又叫“变法”等等，但是，本质的意义就是我们现在挂在嘴上的“改革”，如果人类没有改革，怎么能进步到现在这样的信息社会呢？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国家更是沿着这样的路走过来的。即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1978年以前，中国也同样是在尝试着不同的改革方式，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但从来没有停止过改革的步伐，把1978年以后作为中国改革的起点是经不起推敲的，抛开远的历史不谈，从最近的时代来说，华国锋执政后，实际上也加大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力度，甚至有人批他是“唯生产力派”，“两个凡是”的政治口号成了他下台的一根导火索。
改革的普遍性。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不是边前进边改革吗？有哪一个国家是原地不动的过日子吗？不管是西方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做着推动社会发展的改革。然而，我们没有看到哪一个国家以某一年作为其“改革的起点”来纪念的，因为改革是普遍的，是无需纪念的，中国为什么就要例外地纪念呢？我们到底是为了纪念人？还是为了强调1978以前中国没有改革？如果说纪念邓先生在某些方面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中国人应当都没有任何非议，但是，如果是为了纪念一个人而刻意否定新中国的改革，那就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争论，于国于民都不利。
改革的历史侧重性。不同时期中国面对的国内和国际形势都不一样，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也不一样，采取的改革手段不一样，改革的侧重点会不一样，最后产生的后果肯定就不一样，当历史条件和历史人物出现变化，社会局面可能也会产生新的不同特点，改革就必须从解决一种主要矛盾转化为解决另一种主要矛盾。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很难从“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的利益捍卫者”角色上挣脱出来，新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第三世界大国，选择了当一面旗手的角色，不能随便倒下；因为我们要进联合国，离开了同一社会阵营的帮助，我们将毫无作为。当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最大战略问题解决以后，中国与西方的意识形态的斗争明显减弱，国内经济建设的步子也明显加快，与西方的接触也明显起步，我们可以翻开中国的历史年鉴找到答案。从国际环境来看，毛泽东作为当时世界上唯一个敢与美苏交恶的领导人，西方不可能希望在毛的晚年帮助他解决国内问题，毛泽东是一个让他们既恨又怕的人，所以毛泽东时代改革的艰巨性可想而知。当中国进入另一个时代以后，中国放弃了独立自主的国家战略，“市场换技术”的思维对任何西方国家来说都是一种挡不住的诱惑，中国的改革阻力大为减小，资金推动力明显加大，所以，从物质的丰富程度来讲，改革的进步性很快让人民忘记以前的一切，“物质欲”一直伴随三代人走到现在，不过，单用物质来考察改革的成果还为时尚早，等待检验的东西还很多。只要中国愿意敞开市场，谁领导中国谁都会得到西方的物质，换一种改革模式中国是否就一定不如现在好呢？很难说，把现在的一切功劳记在某一个决定上好象有些牵强，把现在一切问题都推到一个人身上也不客观。历史的进步是积累而成的，不是一蹉而就的。
开放的主动性与被动性。因闭关锁国导致清王朝的灭亡，这一点新中国的开国元老们不可能看不到，他们从内心肯定是渴望开放的，希望在尽快的时间内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如果有人否认他们的主动性，是不客观的说法，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了适应当时的恶劣的国际形势，最终选择要上马“两弹一星”，就注定要遭到西方的围剿，但是，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又不可能不搞核威慑，要搞就必定会遇到困难，开放自然会遇到阻力，在西方阵营对中国采取封锁的情况下，中国对社会主义阵营，对第三世界国家尽了最大程度的开放，即使在西方阵营内部，我们也选择了一些突破口，以求赢得一些西方国家的理解和合作，瑞典、法国也比较早地与中国建立了关系，毛泽东时期对外开放的主动性是不容质疑的，但是，外部环境的恶化、西方世界的封锁又使当时中国开放的被动性显而易见。到了1978年以后，中国在“两弹一星”作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也才有了更大胆开放的勇气。八十年代初，中国采取讨好西方人的口味来扩大开放，当然阻力小多了，中国基本上抛弃了国家的非物质战略，转向了物质决定政策的战略阶段，只要有物质上的满足，什么样的开放都可以实现，超乎想象的主动性让西方世界调整了对华政策，由单纯意识形态的围剿转向到以经济围剿带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围剿，也就是说通过对中国经济的控制实现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根据中国目前的现状，应当说西方国家的基本目的已经实现，唯一还没有达到西方彻底满足的领域就是：军队还没有完全西化。但是，如果不改变思路，最后的防线也有被突破的危险。
开放的广泛性。有人说1978年以来，中国成了世界工厂，中国成了世界的中心，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这些评价，从表面上看都是可以成立的，没有人能否认三十年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中国人所付出的代价也是空前的，因为中国几乎所有的产业都被西方控制了，除了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传统产业幸免于难以外，中国很难看到没有向西方开放的领域，现在，连一向被视为弱质产业的农业也基本被跨国集团操控，“中国人挖资源，西方人控技术”成了中西方打交道的铁律，科技、文化、经济、价值取向完全置于西方的无形和有形之手，讨好西方人的认同感和赞美是当前中国一部分精英的主流心态，谁反西方谁就是封建思维的代表，谁不融入洋人的价值轨道，谁就是没有文化和教养的落后群体，处于集体阿谀奉承心态的中国完全没有活在自尊状态之中，“只要能过腐朽的生活受辱也值得”成了一种上、中、下层中国同胞的共识。“裤档开放”其实只是中国最广泛开放的一个小部分，比“裤档开放”更可怕的是中华民族处于一种向“大脑动物化”发展的趋势，完全失去了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民族应有的气质和内涵。
开放的阴谋性。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必须处于相对的开放状态，但是，涉及到不同领域和层面的开放，各个国家会大有不同，有些国家的开放领域和开放程度会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中国有很多领域的开放则完全是被阴谋者所利用，有些领域是中了外国阴谋者的圈套，有些人是中了国内汉奸的圈套，传统产业和国家高端产业的西化可以说是因无知和目光短浅而中了外国人的圈套；而金融、军工等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的沦陷则完全是国内汉奸内外勾结的结果，因为两方面的失败均不同程度的因为阴谋的存在，所以挽救起来极为艰难，最后就只能是：国家的损失人民承担。中国年年喊大发展，喊了几十年，大部分人民却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之下，有人说是中国人多的缘故，其实是胡说八道，中国正是由于庞大的人口优势才保证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拥有象中国这样的独立的完全流通的单一系统，这样的系统能量是任何一个经济体也无法比拟的，一个固定的系统，分子越多，能量越大，人口多绝不是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借口，更确切的原因应当是：高速发展的经济，快速集中到少数先富起来的人手中，更广泛的人民群众得到的是经济成果的残羹冷汁。
“改革”和“开放”是人类发展过程中无时无刻存在的一个中性词汇，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不同的历史阶段其任务和方式可能有别，但是，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国家稳定的人民幸福，把“改革”和“开放”独立于某个时代过度解读，其实透露出的不是“科学的发展观”，而是“人治的发展观”，为了政治需要，为了造神需要，我们把“改革开放”价值绝对化了。 中国必须尽快走出“以个人需要决定历史”的人治主义思想，尽快走上“按实事书写历史”的正确道路上来。
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无疑经历了一个最激荡人心的改革大时代，也是社会主义走向一步步胜利的时代，后期的延续改革无疑也是有值得书写的浓墨重彩，但是，方向的偏离几乎让中国失去了社会主义的属性，如何开放？开放多少？由谁主导？是否需要尊重《宪法》等等问题已经不能再回避了，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和谐中国？中国要不要振兴强大？肯定要。
“改革开放”不是一个合适的当代口号，中国当务之急还是得回到《宪法》框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最重要。
我对中国的未来保有信心，是因为我对中国大多数人有信心，对所有以祖国为根的中国人有信心，浮游的精英并不是我心中的依靠，他们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中南大学孙锡良（转载须署名）2010年12月18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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