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永胜》读后感-
黄永胜的倒台之真正原因辨析以及书中所涉及的几个党史人物
黄永胜列林彪死党“四大金刚”之首，本书作者黄正，系黄永胜之三儿子。《军人永胜》一书共分一个序、十一个章节、尾章，附带五个附录。主题部分分为十一个章节，讲述了黄永胜自参加北伐中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到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历经红军时期、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抗美援朝等各个时期血与火的历程。1955年3月，黄永胜出任第一任由中南军区改称的广州军区司令，同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军人永胜》一书，又称《原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将军前传》。此书虽是前传，也涉及到黄永胜在1968年3月入京后的部分内容，特别是书中最后黄永胜和其子的对话以及迟泽厚所写的《不识时务亦俊杰》，更是笔者最感兴趣的地方。本书透露出黄永胜倒台之真正原因，也涉及到不少党史、军史上的重要人物，例如粟裕、刘伯承、聂荣臻、许世友等。
一：黄永胜是毛泽东、罗荣桓的人
作者黄正问黄永胜：“谁是你最好的上级？”黄永胜回答说：“如果不算毛泽东，那就是罗帅了。还有一个是陶铸，在广东我们配合很好，我很尊敬他。”（p538—笔者注，以下引用《军人永胜》部分一律只标出页码。）林彪在黄永胜看来，是排在毛泽东、罗荣桓之后的。
作为自秋收起义就跟随毛泽东的黄永胜认为，毛泽东指挥打仗他就服，其他人指挥就不行。共产党内最能打仗的也是毛泽东，其他人能打也是毛泽东全局指挥的好。（p541-542）因此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黄永胜从心底里对毛泽东和他的革命路线，是抱着崇敬和奉命的决心。（p516）黄永胜说：“毛泽东很欣赏我的。去了北京，一开始他对我很支持，很信任。”(p543)黄永胜这么说，是有充足证据的。
1968年3月，黄永胜被周恩来以“商量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人选问题”为名骗到北京，然后被吴法宪直接带到人民大会堂。精神十分萎缩的杨成武在两名军人“陪伴”下被带到黄永胜和周恩来等人的面前，周恩来当众面无表情的宣布“杨成武犯了严重错误，不能工作，要好好检讨错误。”并当场宣布杨成武的工作由黄永胜接替。(p513-515)
而在《林彪呈给毛泽东关于黄永胜任命的请示报告》上关于黄永胜的原拟职务是：黄永胜任军委办事组代组长、总参党委第一副书记代第一书记、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代总参谋长。毛泽东则将从“黄永胜任”后面开始到“总参谋长”中间的全部划掉，于是黄永胜直接就任总参谋长。林彪的解释是本意是给黄永胜一段适应时间，如果不行，则回广州。但是由于黄永胜是参加秋收起义过来的，毛泽东信任。于是黄永胜头上没有了“代”字。
黄永胜认为他是毛泽东的人。直到最后，黄永胜仍然说：他这个上将是跟着毛泽东得来的，跟着毛泽东和共产党走，这条路没走错！这一辈子，他不后悔。（p539）
但是黄永胜知道，前四任总参谋长（粟裕、黄克诚、罗瑞卿、杨成武）的下场均不太妙，此任职是凶多吉少。黄永胜接到任命后，一肚子烦闷，于是叹道“要是罗帅在就好了，他水平高，关系又好，我们就总有个人可以问一下。罗帅走的太早了……” （p520）黄永胜说：从三湾改编后，罗荣桓就是他的上级，从那以后，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那是二十多年的上级。（p508）黄永胜在书中不止一次提到罗荣桓对他的谆谆教导，犹如师长般给以他无数关心与爱护。
相比之下，对于也是二十多年的老上级聂荣臻则是另一种看法：黄永胜说他不喜欢聂荣臻。而且有一次黄永胜从延安去东北的路上顺道看望聂荣臻。聂荣臻要求黄永胜留在晋察冀。黄永胜说中央命令他去东北，在那打仗更痛快。这下子，黄永胜一下子把聂荣臻得罪了，就这么一点小事。（p543）
二：黄永胜倒台之真正原因辨析
黄永胜倒台的真正原因在笔者看来，是配合了林彪，防止江青插手军队。除此之外，黄永胜多次顶撞江青，更是破坏了毛泽东让江青当常委的意图。于是林彪事件之后，虽然有周恩来的“保票”，可还是很快锒铛入狱。因此，即使黄永胜是毛泽东的人也无济于事，现实政治利益早已经把历史形成的渊源洗涤的荡然无存。
黄永胜就任总参谋长之后就发现，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不只关心“样板戏”和文化大革命，他原以为军事工作与文化大革命是两条线，却不料江青对军队也很感兴趣，黄永胜尤其对她插手北京卫戍区的工作极为反感。北京卫戍区主要担负中央机关和北京地区的安全警卫任务，名义上它是北京军区的下属单位，实则很多工作都由军委和总部直接领导，其地位极为重要。黄永胜批评、制止了卫戍区个别领导人擅自向江青汇报工作的错误行动，江青心中自然不快。（p597）江青随后多次刁难黄永胜，借黄永胜先批报告后再报送江青而大发脾气。
更让江青难以忍受的是，黄永胜借毛泽东的一个批示，该批示说“像这样的报告（指调动军队），只要写上三个人（毛、林、周）就可以”，从而有关军队调动的报告再也不像从前一样要经过江青过目。江青因此事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大骂黄永胜、吴法宪目无中央、无组织、无纪律，搞独立王国，封锁消息。江青要黄永胜等写出检讨。对于这样无理的要求，周恩来等人竟然也要求黄、吴两人写出检讨。但是林彪支持黄、吴不作检讨。（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下册，p731。）
继而，在1968年11月，江青又向黄永胜发动了一次猛烈进攻。11月28日是阿尔巴尼亚解放34周年纪念日。阿尔巴尼亚是当时中国在东欧的唯一盟友，中方很早便向阿方通报，将派以黄永胜为团长的代表团赴阿参加庆祝活动。江青却突然发难，说黄永胜没有资格当这个团长，要求换人。经过周恩来多方奔走劝说，最后又请示了毛泽东，总算维持原定人选不变。（p598）
迟泽厚发问道：江青似乎是白闹腾了一场，但有心人都会思考：江青为什么胆敢如此无理取闹？但是这一切，却没有引起黄永胜的“警觉”，依然故我。
黄永胜在多个方面继续顶撞江青。而黄永胜认为顶撞江青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应该坚持原则，不吃江青那一套，好。（p540-541）
中共“九大”之后，江青以谈工作为名，把黄、吴、李、邱等人连续召到她在钓鱼台的住处(笔者注：总共是四次。)，对周恩来大加诋毁，希望黄、吴、李、邱等人站在她这一边。离开江青处之后，四人认为这是严重的非组织活动，立即报告了林彪，又在林彪的支持下，由黄永胜、吴法宪向毛泽东作了报告。（p598）
而这前后最重要的一次莫过于黄永胜阻扰江青当常委的事情。九大之前，毛泽东提议黄永胜当常委。黄永胜的第一个反应是：如果我当常委，江青一定要闹着当常委。第二个，黄永胜认为自己资历和能力都不够格。第三个是林彪没有表态，黄永胜明白了其中“水”很深。于是黄永胜坚决而又坚决的辞掉了常委—为了江青也当不上常委。对于一名“秋收起义的弟子”，一名手握兵权的大将，一名地地道道的毛派，应该是最一心一意的紧跟革命路线的自己人，此时却不配合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了。（p524）黄永胜又接二连三的和江青对着干，不能不让毛泽东开始怀疑黄永胜的忠心。
而黄永胜最让毛泽东恼火的事情莫过于黄永胜当面同毛泽东谈论张春桥的历史问题。黄永胜说：“张春桥还是个叛徒（笔者注-根据笔者所掌握资料，笔者并不认为张春桥是叛徒。），文件我们原先都看过，最后呈送到毛泽东那里。我就说主席，张春桥是个叛徒，你也知道，该怎么处理？”(p551) 八十年代后，黄永胜说：“现在我觉得他还是坐在江青、张春桥那边更多些。”可这是黄永胜后来的认识，当时在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上还不是照样看不清形势。(p543)
黄永胜说：“1970年庐山会议，我在北京留守，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后，要我上山。我一到山上，什么人都不让我先见。没见林彪，直接去见毛泽东。我们谈话时，所有的人包括林彪都在等，等这个谈话有什么结果。毛泽东跟我谈了很长时间，最后要我表态”。最后黄永胜表态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黄永胜表示：我知道毛泽东不高兴了，他想听的不是这句话。（p550）
黄永胜的这番表态和作为，等于把自己推进了“林彪集团”。一旦毛泽东决定拿掉林彪，那么黄永胜不仅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更是受其职务所累。诸如一样同林彪关系密切的粟裕和苏静等人，就没有受林彪事件影响。黄永胜不行。黄永胜任总参谋长，这个职务必须拿掉。此时，无论黄永胜原来是谁的人都不重要了，毛泽东要换上自己现在信任的人。虽然黄永胜质疑林彪为什么跑，跑了，就说不清了。在中共当时的斗争模式下，即使林彪不跑，就能说清么？而是根本没有可能去说清，只有无穷的羞辱和检讨。那个时候，黄永胜如果不反戈一击，只能是任毛宰割。能说清，只能寄希望林彪能够活的比毛泽东更长久。
三：粟裕
“淮海战役打的那么好，主要是刘伯承的功劳吧？”（黄永胜之子发问---笔者注）
黄永胜回答道：“你还要多看点军史才行。淮海战役是两个野战军合在一起，主要是粟裕提出要打，也是粟裕指挥的。”（p541-542）
黄永胜此说，是否有当时对于邓小平的不满，不得而知。笔者更认为，黄永胜此说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开国高级将领的看法和认识。粟裕曾经作为第三野战军的首席代表在1949年9月的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发言。（《粟裕年谱》，p477。）而元帅的人员名单的考察早于1953年的10月。（刘秉荣，《贺龙全传》，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如果作为一个野战军的代表兼淮海战役的指挥，进入不了元帅候选名单是不可想像的。而事实上，粟裕确实没有被评为元帅，真正的原因却在于饶漱石的倒霉。
黄永胜还说：“元帅里最会打仗的是林彪。”（p541）林彪和粟裕之间的关系在各大论坛上一直是热点。根据孙万国先生的采访，粟裕和陶铸到林彪家是不需要事先“敲门”的。（笔者和孙万国交流）林豆豆则说：林彪虽然很少与人来往，但是他对于他所看得起的所谈得来的人还是愿意与之交谈的，而且一谈就是大半天，粟裕和陶铸就是。林豆豆还说林对粟裕的作战指挥艺术很欣赏，在战争年代就与粟裕电报来往颇多。（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 p208） 笔者认为这是林豆豆对林粟交往的一个“曲笔”说法。根据笔者的采访，林彪和粟裕的交往在建国后确实较多。这在《粟裕年谱》里面也多有记载。而在“913”之后，粟裕并无对林彪的揭发材料，仅是受命参与过对林彪军事思想的批判。依据粟裕和林彪的交往，特别是在五十年代初共同在苏联的一段经历，完全可以大肆揭发一把。在文革结束以后，所谓粟裕揭发林彪是逃兵的说法可以说是完全“照抄”了陈毅的说辞。
四： 刘伯承
1995年， 迟泽厚曾经因为刘伯承写过一个揭发林彪的材料而致信刘伯承的夫人汪荣华。 迟泽厚对这个材料的看法是：“在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印发的十多份个人揭发材料中，有一份是刘伯承元帅的谈话记录稿。记录时间为
《军人永胜》一书记载了黄永胜的一个回忆： “打倒贺龙，我正在北京，那时我还是广州的司令。肖华来找我，说要带我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我不想去，认为北京的事我没有什么太大关系。肖华说会议非常非常重要，你去了就知道了。我跟肖华一起去了西山，会议是元帅叶剑英主持的，讲打倒贺龙的事。元帅刘伯承做了长篇发言，讲贺龙是大军阀、大土匪，讲了好几个小时。这就给贺龙定了调子。”（笔者注：贺龙的调子只能是毛泽东定，其他人都是落井下石罢了。）（p549）
黄永胜的回忆恰恰和迟泽厚的说法对应起来，那就是在中共当时的体制下，每一次打倒一个重量级人物，高层人物每一个人都需要表态，然而表态则是各有不同。精明者如陈毅，在形势尚不明朗之时，就敢给庐山上的彭德怀上眼药，告诉毛泽东：因为只剩下一个陈毅留守，苏联人告诉他可以搞政变了。（林蕴晖，《朱可夫事件与彭德怀庐山罢官》，《国史札记》，事件篇，p231。）在随后批判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陈毅两次跳出来批判彭德怀，并列举若干事实来证明彭德怀是反对毛泽东的。陈毅还自我唾面，检讨自己历史上的错误，最后宣传林彪作战勇敢，一直很崇敬林彪，表态完全拥护和信任林彪的新领导。（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下，p531、537。） “林彪事件”之后，陈毅再次走上前台，不仅亲笔致信毛泽东，揭发“揭露大叛徒、大汉奸、大卖国贼、大野心家林彪早年的反党错误和罪行”，还口述然后录音亲自修改，劳累至口吐鲜血终未完成任务。陈毅的表现得到了回报，毛泽东亲自参加了陈毅的葬礼，称之为“好同志”。
五：黄永胜与专案组
黄永胜说：“彭德怀专案组、贺龙专案组，都是周恩来总负责。对彭德怀，对贺龙，还有文化大革命，发明权、版权都不是我的。敢把所有人的批示都拿出来吗？”(p549)
黄永胜在1968年3月底代替杨成武主管中央专案组二办。时被看押的黄克诚回忆：杨成武倒台前，专案组对他不仅搞“逼、供、信”，甚至采取车轮战法，通宵达旦，不许黄克诚休息，有时甚至采取骂、侮辱等手段，发展到极致竟然对黄克诚“武斗”。杨成武倒台之后，专案组比较讲理，懂得要重调查、不重逼供。虽然因为个别事件，黄克诚和看守人员发生冲突，甚至两拳相向，但是无论如何比原来好多了。（黄克诚，《黄克诚自述》，p280-282。）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张爱萍身上。张爱萍在杨成武倒台之后，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仅从1968年1月8日至1月22日，张爱萍就被连续突击审讯15次。张爱萍还回忆说在监禁中受尽了折磨，除了辱骂之外还要挨打，更是常常不让大小便，逼得屎尿淌在裤子里。杨成武倒台后，专案组成员有了调整，新来的专案人员不再审讯张爱萍。而专案组关于张爱萍反党反革命罪行的帽子减少了：日特、叛徒的帽子没有了。（张胜，《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
毋庸讳言，黄永胜也写过揭发信。例如黄永胜在当广州军区司令时曾经写道：“张爱萍和彭德怀关系很深。林副主席指示，军队中特别是高级干部中，不能埋下颠覆的种子。最近又说，兵坏坏一个，将坏坏一窝。我建议总参党委对张彻底审查。此信如你认为有必要，请转呈林副主席已阅。”（张胜《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黄永胜此信是给了杨成武，后来转发全军。相对比一下杨成武当时对于张爱萍的一些做法。
打倒罗瑞卿后，杨成武又以“同罗关系密切，批罗不积极，态度不好”等罪名，下令“火烧”(后上升为打倒)张爱萍。一九六六年五月，听传达中央关于批判彭真会议精神时，张对有些人的发言持有不同看法，杨成武知道后，把邱会作、罗舜初、雷英夫找到家中，授意他们联名给中央写报告，攻击张爱萍。总参开展“四大”后，杨成武又授意雷英夫把报告抄成大字报贴在旃坛寺。一九六七年三月，总参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批斗张爱萍，把张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错误思潮的看不惯，说成“反对文化大革命”；把张对杨成武有意见，说成“不尊重”，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会后，总参党委写的情况报告中说：张爱萍同志“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彭、黄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是罗瑞卿篡军反党的得力帮凶，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王新亭主持会议，吹捧杨成武一贯正确，说：要紧跟杨代总长，这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如果说这是拍马屁的话，这个马屁是拍定了。同年杨成武在一次干部大会上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张爱萍是个假党员。”这一年的十二月，总参党委建议将张爱萍隔离审查。一九六八年，杨又宣布：“张爱萍不仅是假党员，而且是特务”。（《总参领导在第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几个主要问题》，1978．11．02。）
文革期间彭德怀专案组也隶属于中央二办之下。但在此之前，却是独立的，当时是由贺龙等人主持。1963年11月-1964年1月，彭德怀专案办公室写出《关于彭德怀反党问题审查报告》。（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 该报告说：因为彭德怀犯有“里通外国”罪，建议处以“死刑”。(孙立忠，《彭德怀所谓“里通外国”的真相》，《湘潮》。2009年第2期。) 而在1970年11月的专案审查小组报告中却把死刑予以免除，代之以“判处无期徒刑”，这无可避免的仍然带有文革专政的特征，但也是一小进步。黄永胜对此报告批示“同意”上报。（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
六：传奇上将 许世友
《军人永胜》一书附录四是迟泽厚写的《不识时务亦俊杰—秘书眼里的黄永胜》，其中透露了一位开国上将的“事迹”。迟泽厚写道：一位以告密为能事的上将军，在文化大革命初起时，他便向江青密报原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陈丕显在上海毛泽东和江青的住处安装窃听器；“二月逆流”事件发生后，他诬告“二月逆流”的主将、革命元勋谭震林是叛徒；“杨、余、傅事件”发生前，他又给毛泽东、林彪报送材料，称空军政委余立金在皖南事变中曾被俘叛变，致使这三人都身陷囹圄。江青多次夸奖他“立了新功”，并要为他“记功”。就连对他有大恩的周恩来，他也没有放过，把国民党伪造的诬蔑周恩来是叛徒的《伍豪启事》密报江青，给后来得悉此事的周恩来造成很大精神压力，直至周逝世前3个多月最后一次进手术室前，还叫工作人员找来他就此事的辩诬材料，用颤抖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并大声说道： “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此情此景，怎不令人悲愤填膺！（p601-602）
知情人透露，许世友还是1976年年底率先向毛泽东进言要求批邓的几个人之一。许世友的功夫不仅体现在告密上，更体现在整人上。董国强先生曾经以江苏南京为例，详细论述了许世友利用“清理阶级队伍”机会大整原来对立面的过程。（董国强，《从南京大学的“清队”运动看“文革”主要矛盾的转化及其后果》，《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七十期，2008年1月31日。）许世友更是利用整“五一六”造成冤魂无数，更应该为著名的蔡铁根大校冤案一事负责。蔡铁根的儿子后来在回忆其父的文章中发出怒吼：我们知道当年对父亲的陷害与残杀是以国家以党以革命和集体的名义进行的，而许世友这个毛泽东的走狗、老王八蛋，是罪魁祸首！（蔡铁根，《蔡铁根长子叙述蔡铁根平反经过》，未删节版。）
1973年底，因为周恩来拒不承认其在中美会谈中对美国“犯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决定对周恩来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批判斗争。许世友等外地的政治局委员也被召来参加这次批斗。在批斗会现场，许世友在椅子上不安分的跳上跳下，用手指着周说：告诉你，总理，如果苏修打进来，美帝打进来，你如果想要做儿皇帝，我告诉你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会允许你的，不会放过你的。（司马清扬、欧阳龙门，《新发现的周恩来》。）1974年1月，许世友在江青的支持下，对原广州军区的干部进行了残酷的“揭批”。许世友拉上赵紫阳，接见已堰旗息鼓多年的广州地方两派群众组织的３３名头头，宣称军区原主要领导人刘兴元、丁盛、任思忠是林彪死党，要这些头头与他“共同奋斗，你们在地方揭，我们在军队揭”。许世友频频在大会、小会、军内、军外讲，广州军区的问题“不简单”，过去被“捂了盖子”，现在要“打破沙锅纹(问)到底”。于是，运动迅速升温。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问题越揭越多，而且都具有“爆炸性”。随着材料越揭越玄，破绽越来越多，中央终于看不下去。北京在7月29日发来紧急电报指名批评了许世友，并派韦国清来处理善后。广州军区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戛然而止。（迟泽厚，《人间自由真情在－战备疏散来穗老干部接待记》，《广东党史》,2007年第4期。）
许世友的这些功夫确实够传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