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秉安家位於14楼的阳台望去，可以清晰地看到深圳蛇口的深港西部大桥。这座由深港两地合作兴建、於2007年投入使用的白色大桥，是连接深圳与香港的重要通道，在大多数时间裡，桥上车流滚滚，一片繁忙景象。
100万人 逃出深圳
但在碧水白桥背后，却有著一段几乎被人遗忘的惨痛歷史——1950年代至80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大陆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被研究者认為是冷战时期歷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深港西部大桥所在的深圳湾，便是当年逃港者的一条主要路线。
為了弄清这段歷史，陈秉安前后用了22年时间，採访了100餘名相关人物，收集了大量资料。2009年年底，已经担任深圳市作协副主席的陈秉安终於完成了30多万字的「大逃港」书稿。今年10月，其长篇报告文学「大逃港」公开出版。
在一些歷史研究者看来，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这部30多万字作品的问世，有著极為重要的象徵意义。因為，「这段此起彼伏规模宏大的逃港风潮，為中国改革开放最為重要的决策之一——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做了一个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铺垫」。
也正因為此，每当有记者来访，陈秉安都会不断重复深圳宝安的一个农民对他说过的一句话：「『改革开放』这四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
后来发生的所有故事，都要从一家酒店的开业庆典说起。
子弹打来 没了父亲
1987 年，陈秉安採访深圳市罗湖区的一家港资大酒店开业，其总经理致辞时，突然捧著演讲稿嚎啕大哭起来。他稍后冷静了一下，突然用脚蹬了蹬铺著崭新红地毯的地面，哽咽著说：「我的父亲……20多年前，就在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他背著我，已经快到河边了，一颗子弹打来……」
「不瞒大家。」他擦去眼泪，说道，「正是為了他当年对我的期望，要活得有出息，我才把酒店开在了这个地方。」
就像台下的许多人一样，刚刚辞去湖南老家的工作，孤身来深圳「闯天下」的陈秉安，并不清楚在这片土地上裡曾经发生过什麼。他赶紧询问一个在场的当地居民，才得知，「原来这个老闆，是逃港过去的呀」。
「逃港？什麼是逃港？」他开始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在这个总经理的身上，在这座看起来热火朝天的城市背后，似乎藏著一些不為人知的故事。
此后，他开始寻访这段此前少有人知的歷史。工作一有空隙，他便奔波於宝安县农村的山中小径、旧村瓦舍，採访那些逃港的亲歷者，听他们倾诉当年藏在心底的种种怨气，以及对香港天堂般的幻想。
11月初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62岁的陈秉安坐在家中书房的椅子上。「如果我不写下它，歷史，或许将留下一页空白。」他缓缓说道，「能给那些葬身在大海高山间的穷困的偷渡者和他们的亲人以一点慰藉，是我最大的心愿。」
逃港工具 轮胎、泳圈、乒乓球…
这是一部跨度达30年的惊心动魄的逃亡史。
在当时的深圳，曾经流传著这样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蠔。十屋九空逃香港，家裡只剩老和小。」
在民谣背后，则是一组惊人的数字。根据陈秉安掌握的资料，在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文件裡，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深圳歷史上总共出现过四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 (县)。
逃港者多為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从政治成分看，普通群眾居多，也有共青团员、共產党员，甚至中共干部。有一份来自深圳市的数据表明，至1978年，全市干部中参与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外逃。
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三种。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泅渡通常是首选。偷渡者往往会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顺利的话，大约一个多小时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
广东人把这种水路偷渡称為「督卒」，借用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在许多当地人的记忆中，一到夏天，水库和河裡便人满為患。不少孩童从小就被家人灌输，「好好练游泳，日后去香港」。
偷渡者通常都带有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救生工具，还有人将多个避孕套吹起来掛在脖子上。有些偷渡者下水后，还一边游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给自己打气：「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当时，上述物件都属於严格控制使用的物品。到后来，就连乒乓球都成了其中之一。因為边防部队发现，甚至有人将数百个乒乓球串在一起，作為救生工具。
中老年人和儿童妇女通常选择陆上偷渡，从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代，翻越边防铁丝网，粤语中戏称為「扑网」。為了躲避警犬，一些逃港者临行前会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找一些老虎的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犬闻了粪便的气味，便不敢追踪。
当时对偷渡者的打击是异常严厉的。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都被视為「叛国投敌」，抓到就处以收容。而边防部队对於偷渡者是最大的障碍。在1960年代之前，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山裡。此后，由於上级的严令，开枪的现象才逐渐消失。
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职业——「拉尸行」。在鼎盛时期，深圳活跃著200多个「拉尸佬」。19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
陈秉安曾採访过一个当年的「拉尸佬」。这个老人告诉他，最多的一天，自己从公社领到了750元，而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四个是他的亲人。
「死后 骨灰都不要吹回来！」
為什麼要逃港？这个问题，陈秉安曾经问过很多人，得到的答案也各式各样。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贫穷和饥荒。
1957 年，农村集体化进一步升级。宝安县委通过「关於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几项规定」，限制社员自留地和副业收入，副业收入不能超过全家全年总收入的30%；社外农民不准开荒，不准弃农经商，「以彻底堵塞资本主义漏洞」；「男全劳动力」一年要完成260个工作日；农民家中如果有金银首饰，都要报告政府，然后收為国有。
到了1959年，广东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一份资料显示，当年全省的粮食总產量只有177亿5800万斤，比1958年减產15.71%。1960年仍然是一个减產之年，农民实际比常年少收了61亿2500万斤粮食，这相当於他们八个月的口粮。
一个逃港者说，那个时候，伙食裡基本看不到肉和油，就连青菜都很罕见。為了缓解饥饿，他曾经吃过蕉渣、禾秆、木瓜皮、番薯藤，甚至一度还吃过观音土。
当时，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七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平均為70港币，两者间悬殊近100倍。当地流传的民谣唱道：「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八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匯款回来)。
政治上的迫害，也是逃港的主要原因之一。
著名音乐家马思聪是最為典型的代表。1967年，他借一次到深圳演出的机会，鋌而走险，乘船逃往香港。他抵达香港的第二天，全港的报纸与电台都报导了这一消息，从而掀起了一场以知识分子和知青為主体、长达十年的逃港浪潮。
反偷渡村 逃走大半
為了应付日益严峻的逃港浪潮，当地政府还曾想过这样一个办法。在逃往香港的梧桐山上，有一个叫做西坑的村子，宝安县决心在这裡「展开一场殊死的争夺」，把西坑村建设成「反偷渡的红旗村」。
村裡掀起了一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村前村后的墙壁上，刷满了大标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田头的井水边，也插上了「抓革命、促生產」的语录牌。一到天黑，就组织村民唱歌，曲目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等。
一时间，西坑村成了宝安全县乃至广东全省鼎鼎有名的「红旗」。每天来这裡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在村外的荒山上踩出了一条小路。但没多久，这个殊死争夺的阵地、社会主义教育堡垒、反偷渡的「红旗村」，也逃掉了一大半。
一个逃到香港的农妇甚至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
在陈秉安採访的数十名后来在香港事业有成的逃港者裡，几乎每个人都经歷过类似的艰难时刻。他们从社会最底层做起，受尽白眼，艰苦奋斗，不仅慢慢融入了主流社会，而且创造了许多「财富神话」。
曾有人做过统计，在20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1960、70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有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人。不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员。
在这些人中，陈秉安印象最為深刻的，是一个叫叶小明的企业家的故事。
叶小明是1962年逃到香港的，当时他还只有11岁。5月的一个深夜，他随母逃亡，母被洪水吞没。他含泪掩埋了母亲，然后朝香港走去。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叶争气，「发誓在香港干出一番事业来，一定要对得起死去的母亲」。他从底层做起，奋斗了数十年，如今已经是大型物业公司的老总，行业内数一数二的人物。
「我们不是总在讨论香港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奇蹟吗？你听那些专家分析这个指标、那个政策，他们懂得香港吗？他们懂得什麼是真正的香港人吗？」在採访中，叶小明流著眼泪，这样告诉陈秉安，「我告诉你，真正的香港奇蹟，是我们这些人，是我们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用眼泪创造出来的！」
应该拿逃港者怎麼办？这成為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个难题。
1962年，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受上级委派，来到深圳。他第一次弄明白了，香港人并非像宣传的那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生活，比大陆高出了许多。六、七十年代正是香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在大陆还吃不饱饭的时候，香港居民已经用上了电视机、洗衣机。
回到深圳后，这个记者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闭门不出。他先后写了四篇内参，把自己看到和认识到的情况向中央报告，希望执政者能从大逃亡中「吸取教训，反思歷史，调整政策」。
半年以后，原本铁板一块的政策，开始有所鬆动。据说，有中央领导人指示，对逃港者放宽不究，并且禁止边防部队向逃港者开枪。与此同时，大陆开始透过香港购买粮食，饥荒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但在此后的十餘年裡，依然发生了多次大规模的逃港浪潮，各级政府对此似乎也束手无策。
1978 年，习仲勋主政广东后，亲身感受到了当地居民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随后，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向中央提出了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的想法。很快，他们便迎来了復出不久的邓小平。1980年8月26日，在逃港的桥头堡深圳，率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许多已经逃到香港的当地居民，又都回来了。
逃港遗骨 两人紧绑
在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的1990年，陈秉安採访到了前去深圳参加庆典的习仲勋。当聊起那段歷史时，习仲勋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番话：「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在 30年后的今天，「逃港」已经成為一个歷史名词。但歷史依然会顽强地留下自己的印记。在这处工地裡，时常会挖出一些逃港死难者的遗骨。不久前的一天，一个朋友告诉陈秉安，他们在滩涂中挖出了两具逃港者的遗体。从尸骨的大小形态上判断，应该是一对男女，他们的手腕，用绳子紧紧地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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