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之风 写在“西安事变”前的国共秘密谈判
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起步，开始于1935年下半年。这一年是中日关系史上的又一重要年份。日本在占领中国东北之后，国内决策者在北进苏联和南下中国关内之间最终选择了后者。1934年，日本国内不断掀起反华恶浪，将几十批华侨驱逐回中国；随后又在华北不断制造事端。1935年6月，日本通过“何梅协定”，迫使中国军队自平津、河北撤出。秋季，日军策动“华北自治”，企图将华北五省从中国版图分裂出去，成为第二个“满洲国”。冬初，日军向华北大量调兵，同时又策动汉奸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在民族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于1935年8月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阶层、各团体、各军队团结起来，一致抗日。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郑重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华北事变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在国民政府内引起极大震动。蒋介石认识到，中日战争已无法避免。而要取得对日战争的胜利，首先必须得到大国特别是临国苏联的支持，为此必须改善与苏联的关系；而要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又必须处理好中共问题。从“八一宣言”的字里行间，蒋介石看出，共产党的政策有了重大转变，如能以此为契机，通过政治手段解决中共问题，当不失为上策。
自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两党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双方已经进行了8年之久的战争。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如何进行接触和沟通，如何保证接触和沟通人员的安全，的确存在着许多技术上的困难。
就共产党方面而言，是通过建立下层统一战线打通与国民党的联系，逐步发展到建立上层统一战线。红军结束长征落脚陕北后，很快同东北军达成谅解，统一战线对象由东北军中下层军官一直发展到最高统帅张学良。后来又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进行接触，共商抗日大计。但是，如何同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核心领导层建立统一战线，还未纳入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
就国民党核心领导层而言，是通过以下三条渠道寻求与共产党接触。一是派员直接到共产国际所在地莫斯科与中共领导人谈判，并同苏联达成有关协议；二是利用私人关系，与共产党人地下组织进行接洽；三是直接派人到陕北与中共领导人面谈。
1935年11月，第一条联系渠道开通。联系人是驻苏武官邓文仪和陈立夫、张冲。邓直接同王明谈判，陈、张则更名改姓，在德国就近待机而行。邓与陈、张之间没有联系，一切听凭蒋介石遥控指挥。
1936年1月13日，在胡秋原的引见下，邓文仪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潘汉年在胡的住所进行了首次会晤。邓向潘表示，他是奉蒋介石之命与中共领导人王明商讨联合抗日问题，希望能与王明面谈。数日之后，邓文仪同王明进行了两次会谈。在会谈中，双方一致同意联合抗日，至于联合的条件、形式等问题，应在国内通过谈判解决。王明还特别提出建议：蒋介石应派代表到陕北直接会见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并将他写给毛泽东等人的亲笔信交邓带回国内面交。同时，受王明委托，潘汉年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外交部副部长”的名义致信蒋介石，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红军总司令朱德，保证邓文仪进入苏区的人身自由和安全。此信件由邓转交。邓回使馆后，立即向蒋介石报告：与共产党的联络线已完全接通。
正当邓文仪庆幸自己不辱使命，顺利完成任务之时，突然接到国内来电，命他立即停止与王明接触，转道德国，会同陈立夫等听候命令。邓无奈，只得向王明表示歉意并辞行。王明非常愤怒，大有一种受愚弄的感觉。他连续在共产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指责蒋介石是“团结和抗日救国的最大障碍”。
蒋介石突然中止两党高层接触的原因在于：第一，派陈立夫这样高级别官员赴苏谈判的消息被日本方面侦悉，日方发出警告，迫使蒋停止原有计划。第二，蒋介石试图通过苏联向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迫使中共向蒋“投诚”，在遭到苏方婉言拒绝后，命令停止谈判。第三，蒋介石已经通过其他途径与国内的中共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等接上了关系，无需舍近求远去找他认为在中共党内、军内并无多大实权的王明谈判。无论如何，邓文仪与王明的会谈毕竟是国共两党经过八年内战后的首次高层接触，迈出了合作的第一步。
国民党通过私人关系打开和谈之门的行动也于1935年底开始。这次行动的策划者是宋子文、陈立夫，出面执行的是曾养甫、谌小岑。曾养甫当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政务次长，与陈立夫关系密切。当他得知陈立夫准备和共产党谈判又苦于无法联系的时候，便承担起寻找共产党的任务。曾养甫委托既是老同学又是下属的谌小岑负责与共产党打通关系。谌小岑早年是天津“觉悟社”成员，与周恩来、邓颖超交往颇深。后因政见不同而分手。谌小岑领命，立即写信给朋友、时任北平中国大学历史教授的吕振羽。谌小岑知道，吕是有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即使他本人不是共产党，在他周围肯定有共产党员学生。谌在信中用了很多笔墨回顾了二人之间的友情，并说明自己在政府中任职实乃生活所迫。信的最后说到正题，大意是，近年以来，东临欺我太甚，惟有姜府和龚府联姻，方可齐心协力，共谋对策，以保家财。希望吕能到南京面谈。
吕振羽接到信后，立刻转给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周小舟又将情况向中共北方局作了汇报。北方局决定派周小舟、吕振羽到南京与国民党谈判。1935年11月底，吕振羽以中间人身份到南京找到谌小岑。经谌引见，吕振羽与曾养甫会见。曾向吕表明，同共产党谈判以便联苏抗日是国民党最高当局的决策，希望吕能帮助当局找到共产党领导人。根据吕振羽的报告，周小舟于1936年1月到达南京，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与中国国民党代表曾养甫等进行谈判。谈判并不顺利，中共方面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开放民主，承认苏区合法地位；国民党方面要求中共军队接受改编。从1月到6月，双方进行了三轮谈判。在此期间，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信宋子文、孙科、冯玉祥以及谌小岑等，表明中共的抗日决心和合作诚意。到1936年秋，由中共北方局出面进行的国共谈判因分歧太大而终止。看来要最终解决两党合作问题，还须在更高层次上进行接触。于是便有了沟通的第三条渠道。
就在第二条渠道谈判艰难进行之时，曾养甫开始筹划打通与中共中央的直接联系。他请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任职的中共地下党员左恭出面物色一名赴陕北的信使。左恭推荐张子华（化名黄华表）担当此任。张子华曾担任过中共上海临时中央组织部秘书，临时中央被破坏后，他仍留在上海坚持秘密工作。这样，张子华就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的使者前往陕北，为两党再度合作牵线搭桥。临行前，曾养甫再三嘱咐，此行乃绝密行动，务必谨慎。
与此同时，董健吾受宋子文、宋庆龄兄妹委托，踏上了赴陕北之路。董健吾是中共临时中央成员。曾冒险收留毛泽东遗失的三个儿子：岸英、岸青、岸龙。党组织遭破坏后，他以牧师的身份结交了笃信基督教的宋子文母亲。宋氏兄妹欲与中共建立联系，促成国共合作，联络员非董莫属。于是，董携带密信和宋庆龄交给红军的云南白药等急需药品，踏上了西行之路。
因天气恶劣，张子华和董健吾二人恰巧同时滞留西安。他们分别来到张学良官邸，请求张提供援助。张、董原本同志，十分熟悉。此时不期而遇，惊异之余，只好装做互不相识。在张学良“介绍”之下，互相寒暄，如同演戏一般。1936年2月底，张子华和董健吾乘张学良提供的飞机前往陕北并同时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当然，二人都不知对方此行的目的。
张子华单独向在瓦窑堡留守的博古作了汇报，又赶赴前线向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汇报。董健吾也向中共中央报告了相关情况。3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山西前线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与国民党联络、谈判问题。从此张子华数次往返于国共两党之间，传递信息。经过半年左右的沟通，中共中央确信国民党对谈判颇有诚意，遂决定派由莫斯科回国的潘汉年前往上海。张、董二人的使命随之结束。
1936年11月初，潘汉年作为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的正式代表同陈立夫进行了首次会谈。会谈开始，潘汉年将毛泽东分别写给蒋介石和陈果夫、陈立夫的信，周恩来写给陈果夫、陈立夫的信面交陈立夫。这些信件表明，共产党愿意与国民党实行合作，共同抗日。其中周恩来于9月22日写给陈氏兄弟的第二封信（第一封信写于9月1日，由张子华转交），表明了共产党对合作抗日的诚恳态度。信中结尾写道：“两先生为贵方党国中坚，领导党仪。倘能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则两党之幸，亦国家之幸也”。谈判之中，潘汉年提出共产党对国民党的要求是：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前提下，全国军队统一指挥，统一编制，但不得打乱红军的现有指挥系统；改革现行政治制度，选举产生全国国会，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在此条件下，苏区取消；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军队参加的国防会议，讨论抗日救国方针；建立统一的全国军事指挥机关———军事委员会和总司令部，共产党可选派代表参加该机关，但同时承认，国民党将在该机关中占主导地位。从以上所列条件看，共产党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大让步。但是，蒋介石却把共产党的诚意看作示弱，他令陈立夫向潘汉年提出了令其难以接受的条件。这些条件是：对立的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共产党目前可保留三千人的军队，师长以上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如军队问题能如此解决，政治上各点都好办。蒋介石提出的条件，就是要整个地收编红军，这理所当然地为中共中央所拒绝。12月初，中共中央致电潘汉年，明确指出：红军仅可在抗日救亡前提下，承认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线，服从抗日指挥，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并须在抗日战争中扩充。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以外，静待谈判结果，绝对不做无原则让步。
正当两党谈判陷入僵局之时，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从此，国共谈判又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综观西安事变前一年多的国共两党秘密谈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随着日本向华北逼近，中国共产党开始改变其政治方针，由以前反对国民党统治当局为主，转变为以抗日为主，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国民党当局在强敌入侵面前，为争取得到苏联帮助，改变了对共产党的策略，从以“剿”为主变为“剿”、“抚”并重，试图用政治方式收编红军；国民党在获悉共产党改变方针后，积极派人主动地多渠道地和中共联络，中共亦积极响应，两党谈判最终得以实现；在谈判中，国民党方面提出的实际上收编红军的方案为中共所拒，谈判无果而终；尽管如此，国共两党信使往来，相互沟通，从此拉开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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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起步，开始于1935年下半年。这一年是中日关系史上的又一重要年份。日本在占领中国东北之后，国内决策者在北进苏联和南下中国关内之间最终选择了后者。1934年，日本国内不断掀起反华恶浪，将几十批华侨驱逐回中国；随后又在华北不断制造事端。1935年6月，日本通过“何梅协定”，迫使中国军队自平津、河北撤出。秋季，日军策动“华北自治”，企图将华北五省从中国版图分裂出去，成为第二个“满洲国”。冬初，日军向华北大量调兵，同时又策动汉奸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在民族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于1935年8月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阶层、各团体、各军队团结起来，一致抗日。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郑重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华北事变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在国民政府内引起极大震动。蒋介石认识到，中日战争已无法避免。而要取得对日战争的胜利，首先必须得到大国特别是临国苏联的支持，为此必须改善与苏联的关系；而要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又必须处理好中共问题。从“八一宣言”的字里行间，蒋介石看出，共产党的政策有了重大转变，如能以此为契机，通过政治手段解决中共问题，当不失为上策。
自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两党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双方已经进行了8年之久的战争。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如何进行接触和沟通，如何保证接触和沟通人员的安全，的确存在着许多技术上的困难。
就共产党方面而言，是通过建立下层统一战线打通与国民党的联系，逐步发展到建立上层统一战线。红军结束长征落脚陕北后，很快同东北军达成谅解，统一战线对象由东北军中下层军官一直发展到最高统帅张学良。后来又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进行接触，共商抗日大计。但是，如何同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核心领导层建立统一战线，还未纳入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
就国民党核心领导层而言，是通过以下三条渠道寻求与共产党接触。一是派员直接到共产国际所在地莫斯科与中共领导人谈判，并同苏联达成有关协议；二是利用私人关系，与共产党人地下组织进行接洽；三是直接派人到陕北与中共领导人面谈。
1935年11月，第一条联系渠道开通。联系人是驻苏武官邓文仪和陈立夫、张冲。邓直接同王明谈判，陈、张则更名改姓，在德国就近待机而行。邓与陈、张之间没有联系，一切听凭蒋介石遥控指挥。
1936年1月13日，在胡秋原的引见下，邓文仪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潘汉年在胡的住所进行了首次会晤。邓向潘表示，他是奉蒋介石之命与中共领导人王明商讨联合抗日问题，希望能与王明面谈。数日之后，邓文仪同王明进行了两次会谈。在会谈中，双方一致同意联合抗日，至于联合的条件、形式等问题，应在国内通过谈判解决。王明还特别提出建议：蒋介石应派代表到陕北直接会见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并将他写给毛泽东等人的亲笔信交邓带回国内面交。同时，受王明委托，潘汉年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外交部副部长”的名义致信蒋介石，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红军总司令朱德，保证邓文仪进入苏区的人身自由和安全。此信件由邓转交。邓回使馆后，立即向蒋介石报告：与共产党的联络线已完全接通。
正当邓文仪庆幸自己不辱使命，顺利完成任务之时，突然接到国内来电，命他立即停止与王明接触，转道德国，会同陈立夫等听候命令。邓无奈，只得向王明表示歉意并辞行。王明非常愤怒，大有一种受愚弄的感觉。他连续在共产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指责蒋介石是“团结和抗日救国的最大障碍”。
蒋介石突然中止两党高层接触的原因在于：第一，派陈立夫这样高级别官员赴苏谈判的消息被日本方面侦悉，日方发出警告，迫使蒋停止原有计划。第二，蒋介石试图通过苏联向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迫使中共向蒋“投诚”，在遭到苏方婉言拒绝后，命令停止谈判。第三，蒋介石已经通过其他途径与国内的中共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等接上了关系，无需舍近求远去找他认为在中共党内、军内并无多大实权的王明谈判。无论如何，邓文仪与王明的会谈毕竟是国共两党经过八年内战后的首次高层接触，迈出了合作的第一步。
国民党通过私人关系打开和谈之门的行动也于1935年底开始。这次行动的策划者是宋子文、陈立夫，出面执行的是曾养甫、谌小岑。曾养甫当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政务次长，与陈立夫关系密切。当他得知陈立夫准备和共产党谈判又苦于无法联系的时候，便承担起寻找共产党的任务。曾养甫委托既是老同学又是下属的谌小岑负责与共产党打通关系。谌小岑早年是天津“觉悟社”成员，与周恩来、邓颖超交往颇深。后因政见不同而分手。谌小岑领命，立即写信给朋友、时任北平中国大学历史教授的吕振羽。谌小岑知道，吕是有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即使他本人不是共产党，在他周围肯定有共产党员学生。谌在信中用了很多笔墨回顾了二人之间的友情，并说明自己在政府中任职实乃生活所迫。信的最后说到正题，大意是，近年以来，东临欺我太甚，惟有姜府和龚府联姻，方可齐心协力，共谋对策，以保家财。希望吕能到南京面谈。
吕振羽接到信后，立刻转给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周小舟又将情况向中共北方局作了汇报。北方局决定派周小舟、吕振羽到南京与国民党谈判。1935年11月底，吕振羽以中间人身份到南京找到谌小岑。经谌引见，吕振羽与曾养甫会见。曾向吕表明，同共产党谈判以便联苏抗日是国民党最高当局的决策，希望吕能帮助当局找到共产党领导人。根据吕振羽的报告，周小舟于1936年1月到达南京，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与中国国民党代表曾养甫等进行谈判。谈判并不顺利，中共方面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开放民主，承认苏区合法地位；国民党方面要求中共军队接受改编。从1月到6月，双方进行了三轮谈判。在此期间，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信宋子文、孙科、冯玉祥以及谌小岑等，表明中共的抗日决心和合作诚意。到1936年秋，由中共北方局出面进行的国共谈判因分歧太大而终止。看来要最终解决两党合作问题，还须在更高层次上进行接触。于是便有了沟通的第三条渠道。
就在第二条渠道谈判艰难进行之时，曾养甫开始筹划打通与中共中央的直接联系。他请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任职的中共地下党员左恭出面物色一名赴陕北的信使。左恭推荐张子华（化名黄华表）担当此任。张子华曾担任过中共上海临时中央组织部秘书，临时中央被破坏后，他仍留在上海坚持秘密工作。这样，张子华就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的使者前往陕北，为两党再度合作牵线搭桥。临行前，曾养甫再三嘱咐，此行乃绝密行动，务必谨慎。
与此同时，董健吾受宋子文、宋庆龄兄妹委托，踏上了赴陕北之路。董健吾是中共临时中央成员。曾冒险收留毛泽东遗失的三个儿子：岸英、岸青、岸龙。党组织遭破坏后，他以牧师的身份结交了笃信基督教的宋子文母亲。宋氏兄妹欲与中共建立联系，促成国共合作，联络员非董莫属。于是，董携带密信和宋庆龄交给红军的云南白药等急需药品，踏上了西行之路。
因天气恶劣，张子华和董健吾二人恰巧同时滞留西安。他们分别来到张学良官邸，请求张提供援助。张、董原本同志，十分熟悉。此时不期而遇，惊异之余，只好装做互不相识。在张学良“介绍”之下，互相寒暄，如同演戏一般。1936年2月底，张子华和董健吾乘张学良提供的飞机前往陕北并同时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当然，二人都不知对方此行的目的。
张子华单独向在瓦窑堡留守的博古作了汇报，又赶赴前线向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汇报。董健吾也向中共中央报告了相关情况。3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山西前线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与国民党联络、谈判问题。从此张子华数次往返于国共两党之间，传递信息。经过半年左右的沟通，中共中央确信国民党对谈判颇有诚意，遂决定派由莫斯科回国的潘汉年前往上海。张、董二人的使命随之结束。
1936年11月初，潘汉年作为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的正式代表同陈立夫进行了首次会谈。会谈开始，潘汉年将毛泽东分别写给蒋介石和陈果夫、陈立夫的信，周恩来写给陈果夫、陈立夫的信面交陈立夫。这些信件表明，共产党愿意与国民党实行合作，共同抗日。其中周恩来于9月22日写给陈氏兄弟的第二封信（第一封信写于9月1日，由张子华转交），表明了共产党对合作抗日的诚恳态度。信中结尾写道：“两先生为贵方党国中坚，领导党仪。倘能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则两党之幸，亦国家之幸也”。谈判之中，潘汉年提出共产党对国民党的要求是：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前提下，全国军队统一指挥，统一编制，但不得打乱红军的现有指挥系统；改革现行政治制度，选举产生全国国会，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在此条件下，苏区取消；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军队参加的国防会议，讨论抗日救国方针；建立统一的全国军事指挥机关———军事委员会和总司令部，共产党可选派代表参加该机关，但同时承认，国民党将在该机关中占主导地位。从以上所列条件看，共产党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大让步。但是，蒋介石却把共产党的诚意看作示弱，他令陈立夫向潘汉年提出了令其难以接受的条件。这些条件是：对立的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共产党目前可保留三千人的军队，师长以上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如军队问题能如此解决，政治上各点都好办。蒋介石提出的条件，就是要整个地收编红军，这理所当然地为中共中央所拒绝。12月初，中共中央致电潘汉年，明确指出：红军仅可在抗日救亡前提下，承认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线，服从抗日指挥，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并须在抗日战争中扩充。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以外，静待谈判结果，绝对不做无原则让步。
正当两党谈判陷入僵局之时，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从此，国共谈判又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综观西安事变前一年多的国共两党秘密谈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随着日本向华北逼近，中国共产党开始改变其政治方针，由以前反对国民党统治当局为主，转变为以抗日为主，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国民党当局在强敌入侵面前，为争取得到苏联帮助，改变了对共产党的策略，从以“剿”为主变为“剿”、“抚”并重，试图用政治方式收编红军；国民党在获悉共产党改变方针后，积极派人主动地多渠道地和中共联络，中共亦积极响应，两党谈判最终得以实现；在谈判中，国民党方面提出的实际上收编红军的方案为中共所拒，谈判无果而终；尽管如此，国共两党信使往来，相互沟通，从此拉开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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