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975年秋与孙谦（中）浩然（右）马烽（左）参观大寨 马烽说：“浩然是新中国成立后涌现出来的青年作家。我最早是读过他的短篇小说《喜鹊登枝》，之后又读过他的长篇小说《艳阳天》。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中国作协开会时见过几面。后来他调到《红旗》杂志当文艺编辑，曾找我约过稿。我和他没有什么深交，印象中是个本分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所有作家都被打翻在地，只有浩然不断有新作问世。那时人们私下议论：‘中国只有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这一个作家指的就是浩然。特别是报上曾登了江青委托他向西沙驻军赠书的消息后，人们的议论就更多了，说他是北京市文联造反派头头，甚至有人指责他是江青的红人。当时我对浩然倒没有什么恶感，原因之一是曾听北京市文联的熟人说，浩然‘文革’一开始就是‘文革’组长，但他没有整过人（巧合的是，“文革”开始，马烽也曾担任山西省文联的“文革”组长。而马烽恪守一条底线就是“不整人”，并尽最大可能对当时已被抛出来的李束为、西戎给予保护。相同的处境使马烽与浩然有了共鸣）。江青虽然很看重他，但他头脑还清醒，并没有得意忘形，趁机往上爬。” 马烽忆及他与浩然的两次交往。 1973年春天，马烽和孙谦在北影修改反映农业学大寨的电影剧本《山花》，有一天，忽然收到浩然的一封信，内容很简单，大意是说“你们认识许多老作家，得便时可向他们打个招呼，不要急于搞创作”。马烽和孙谦反复看了半天，也闹不清是什么意思。信封上没有写地址，只有“内详”两个字。那时，与马烽认识的一些老作家，大都还在“五七干校”劳动，马烽也无法与他们联系，这事就放下了。过了不久，山西晋剧院进京演出新编现代剧《三上桃峰》。文化部的人看后认为是给刘少奇、王光美贴金的大毒草。于是把编剧、导演以及带队的负责人，集中起来进行批斗。《人民日报》还发了一些批判文章。原因是王光美“文革”前在河北一个叫桃园的村里搞过“四清”，把这个戏的地点改为“桃峰”是为了掩人耳目。发生了这么一场不白之冤后，马烽才意识到，浩然给他们写那封简短的信，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诚恐一些老作家一时冲动搞创作，再栽一个跟头 1975年，在大寨召开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前江青把许多文艺界人士召集到大寨，马烽和孙谦因电影剧本《山花》也应召前往。 马烽说：“有天上午，江青向全场巡视了一遍，忽然质问于会泳，怎么浩然没有来？于会泳忙说，早就通知他了。前几天听说他因心脏病住了医院，昨天我又亲自给医院打了电话。浩然答应一两天就来。果然，过了两天，浩然到大寨来了。浩然来大寨后，很快就主动到招待所来看望我们。那时候，不论是文化部的人，还是各个写作班子的人，即使不是解放军，也大都穿一身没领章的军装。浩然则和我们一样，穿的是灰布中山装。他对我们显得很热情。他对‘文革’前孙谦写的《大寨英雄谱》大加赞扬。他说他是第一次来大寨，很想亲眼参观一下。于是我们就领他到村里村外随意转游。我见他走路很敏捷，脸色红润，没有一点病容。随口问道，听说你有心脏病？他说，有点，不碍事。我说，听说你刚从医院出来？他支支吾吾地说，是。输了点液。于部长几次电话催，只好来了。老孙问他知不知道召集这么多人来大寨是要干啥？浩然说，大概是要布置新的创作任务。他这一说，我俩倒放心了。因为江青已指名要我们修改《山花》，当然不会再有什么别的任务落在我们头上了。一路上，从闲聊中，我感到浩然是尽量想和江青他们拉开距离，甚至我猜想他住医院输液，很可能就是想躲避接受新的创作任务。浩然来后的第二天，江青就召集所有从事创作的人开会，布置重要创作任务。她先讲了一通样板戏的巨大成就，然后就说她现在要抓两个重大题材的电影剧本，一个是毛主席创建井冈山红色根据地；另一个是举世无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江青说，再过两年就是建军50周年。我决心要拿出这两部影片向建军节献礼！当时我不由得就想到一个问题：既然是向建军节献礼，为什么不写南昌起义呢？我马上就意识到其中的情由了：写南昌起义就不能不写周恩来、朱德、贺龙这些领导人，江青怎么可能颂扬她要打倒的人呢？正在这时，只听江青继续讲道，毛主席教导我们，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写井冈山就得到那里去深入体验生活；写长征就得沿长征路线走一趟。随即她点了几个人写井冈山，并指名要浩然负责。浩然说，这是个重大题材，是一个光荣的任务。可是我不好办，我有心脏病。江青说，你可以带个大夫一块去嘛。浩然没有再敢吭声。” 马烽说：“江青点名要我和张永枚、薛寿先写长征。我一听要我参加写长征，‘轰’一下脑袋就大了。我听北影导演成荫同志讲：前些时，北京正在上演陈其通的话剧《万水千山》。有天，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几位领导观看了演出，并接见了作者、导演。陈其通对以前改编的电影不满意，那是由成荫、孙谦改编，成荫导演的，主要是嫌篇幅太短，许多该展开的情节没有展开。邓小平说可以重拍嘛，一部放不下，可以拍两部、三部。这就是说，那里打算重拍反映长征的《万水千山》，这里江青却要组织人另写长征。这样一来，我将会被卷入这场政治漩涡中。我觉得无论如何都要推掉这一任务。当时我向江青说，首长不是要我们改《山花》吗？江青说，改完这个再写那个嘛！我说，我水平有限，恐怕担负不了这一重大任务。要写长征必须要沿长征路线走一趟，可我岁数大了。江青问，你今年多大？我说，已经50出头了。江青说，我比你大10来岁，现在不是还在继续工作？我说，我身体不好，患有高血压。江青说，我还患有冠心病呢！雪山草地气压低，可以坐飞机过去嘛！说完再不理我了。接着又向孙谦说，孙谦同志，你的任务是和张天民合写一部新《创业》。孙谦说，我从来都是写农村，对工业题材一点也不熟。连螺丝钉怎么拧都闹不清。江青说，我是要你写人物，是要你去拧螺丝钉吗？她说话的声调都提高了。我见孙谦挺起脖子想反驳，忙用脚碰了碰他的腿。我知道他是个犟牛脾气，火起来什么话都能冒出来，万一惹恼江青，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他大约已感到了我的示意，咽了口唾沫，随即低下头，没有吭声。江青也就调转了话头。 “这天我俩回到宿舍，情绪都极为败坏。我说，这可真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不知不觉就跌到一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了！老孙说，我比你更惨，写新《创业》，这不明明是和毛主席唱对台戏吗？猛一听有点胡扯，细细一想也有点由头。《创业》是写大庆人艰苦创业的一部电影。江青看后不让上映。剧作者张天民就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这次张天民来大寨后曾悄悄告诉老孙说，毛主席曾批了两句话：‘此片无大错，可以上映。’因而江青对张天民十分恼火，可又不好公开整他，于是就要他写一部新《创业》，以挽回面子。我俩正在发牢骚的时候，浩然来了。他告我们说，江青让于会泳尽快把三个创作组负责人的名单提出来。刚才于会泳说，晚上要找他商量。他说，看来我是逃不脱了。二位也有被提名的可能。老孙抢着说，割了脑袋我也不当！我说，我干不了那差事。你能不能和于会泳说一说，别提我俩。浩然说，我尽力而为。依我看，二位还是不当组长为好。第二天早饭后，于会泳把我们召集到一起，宣布了经首长批准的三个创作组组长名单：井冈山组浩然，长征组张永枚，新《创业》组张天民负责，由孙谦协助。我和老孙听完，都大大松了一口气，都暗自感谢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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