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李鸿章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扩建为江南制造局(今上海江南造船厂)。与此同时,苏州机器局亦随李鸿章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今南京晨光机器厂)。1870年调任直隶总督,接管天津机器局,并扩大生产规模。于是,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另一个是左宗棠、沈葆桢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已如他自己所言“练兵以制器为先”。尔后,在引进西方设备进行近代化生产的实际操作中,他又进一步认识到:“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视野愈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结论,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 1872年底,他首创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由此奠定了“官督商办”政策的基调。其后李鸿章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1875年)、江西兴国煤矿(1876年)、湖北广济煤矿(1876年)、开平矿务局(1877年)、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年)、山东峄县煤矿(1880年)、天津电报总局(1880年)、年)、津沽铁路(1887年)、漠河金矿(1887年)、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1887年)、上海华盛纺织总厂(1894年)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客观上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总之,李鸿章一辈子的特点就是办实事!他反躬自问:“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唐胥铁路(1881年)、上海电报总局(18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