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县的孙子，少将的儿子，还想有好命运吗
作者：魁戈
闲时写些情感释怀一直是我的爱好。遗憾的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值腥风血雨阶级斗争，由于家庭出身的问题，而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与权利。 1964年我中学毕业，当时学校提出：要我们做好一颗红心，二种准备。所谓红心即是心向共产党，二个准备就是下乡和升学。然而象我这种出身不好的学子从一开始就内定要下农村。
我的爷爷在光绪年间曾任广东清远县知县七年。他为官清廉，七年知县、七年清官。家中仅有冷浸田三亩和一栋木板房。辛亥革命时，与孙中山、黄兴等人为推翻满清王朝付出了许多。中华民国成立时，孙中山要他在政府任职，但他却拒绝了。中山先生曾经送过他一块金字匾遗憾的是在土改时抄家时被抄了。我父亲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未任北大英文教授。三十年代后从政，曾与国民党元老李济深义结金兰。也与张治中、唐生智交好。父亲当时任中央警官学校少将总教官，他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在三四十年代还营救过一些共产党人。
就是这样的家庭背景：使我成了“黑七类”，属于“最高指示”中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人，理所当然地要下农村。毕业后不久，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户口已被注消。1964年10月13号是我一生难以忘怀的日子，不谙世事的我极不情愿，而又无奈的来到了湖南与广西交界的地方 ——江永县的大山中。从此开始了我人生历史上黑色的、悲惨的一页……
未满十八岁的我离开了故乡，来到一个陌生地方。为了生存，不得不干起了农活：插田扮禾、上山砍柴、种菜等等。在农村的一段岁月里，受尽白眼与欺凌。我是一个爱打抱不平的人，有一次为了大队的“邹桶子”，竟被当地农人捆绑吊打达二十八小时之久。身上伤痕累累，只至许久才痊愈。而心灵上的伤痕却永远难以痊愈……
每天起早摸黑地出工，收入仅仅二毛多钱，一年下来几乎看不到几个子儿。有时连理发的钱都没有，头发长得很长，有于山顶洞人。衣裳褴褛，蓬头垢面，形同乞丐。生活是有了上顿而无下顿，由于无钱买油和盐，只得去队上牛棚拿些牛吃的盐，然后去农人的菜地偷些辣椒将盐拌着做菜吃。如果想吃肉则几乎不可想象的事。长期的苦行僧似的生活消磨我的意志，什麽理想与报负已不存在。穷途潦倒的日子使我患上了严重的胃病，一直折磨我许多年，每当疼痛时使我痛不欲生……
当时队上有一个劳改释放回的农人对我说；“小KUI ”“你们“知青”真不是人过的日子，我当时在劳改时的生活要比你们好多了”。难怪后来“林付统帅”说；“知识青年下放是变相劳改”。在农村的一段日子里，肉体上与精神上受尽了折磨。我有时想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头。每到晚上便和几个知青好友来到村外的小河边，用心爱的笛子和口琴演凑出一首首凄凉的曲子，泪水不由得滑落下来……
1966年5月文化革命开始了，趁这机会我才回到故乡。临走时：我破釜沉舟，将所有的农具拿到晒谷坪上砸烂，发誓再也不回农村了。回城后由于家境贫寒，我只好到街道工厂和社队企业打工。自学电工，每月收入也有四五十元，这样的工资在当时就是高工资了。我为我能挣到钱而感到欣慰，也为我能学到技术感到高兴。可好景不长，1969年底“北京”下达文件：要知青们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我没有去农村，而是继续在街道工厂和社队工厂进行“游击战”偶而也回家看一看母亲和弟妹。
1970——1971年全国搞起了所谓“统一行动”经常在统一的时间内抓倒流城市的知青。在这二年内我不幸被抓四次。[一次在汨罗、一次在长沙县、二次在家里]被抓后关在收容所，丧失人生自由，关上十几天后统一谴送回乡下。临走时每二人合戴一副锈迹斑斑的手铐。记得有一次在火车上一些北方的乘客问我们： “你们究竟犯了什麽法？”我们说：“我们是知青，没有犯法”。押送人员竟大声说：“他们是小偷、强奸犯、女流氓！”。每当想起当年受辱的这件事就刻骨铭心，我们知青何罪之有？当时中国没有人权，这样的事情只是冰山一角……
从长沙到冷水滩的收容所又得关上十多天。记得那时冷水滩的跳蚤特别多，我们与流浪的乞丐们同居一间牢房，每天被跳蚤咬得难以入睡。关押期结束，将我们送到县城，押送人员打开手铐要我们老老实实回大队。我们身无分文，押送人员又不给钱，无奈的我们只好发扬“红军长征”的精神，乘“11号”车。从县城到大队有八十里地，我们忍着饥饿，头顶烈日，用了十多个小时才回到队上。
好在那时我拜了一位干妈，她老人家对我们这些从城市来的青年人特别疼爱，经常关心我们的生活。我有次病了就是住在她家里，她老人家上山采药治好了我的病。老人家的大恩大德我永远也忘记不了。不久干妈给了我路费，我又回到了长沙。
吃了不少苦头的我已经有了经验，不管晚上睡在什麽地方，都要在凌晨1点后睡。一旦外面有动静，我便隐蔽起来。有的时侯也会象猫儿一样爬到屋顶上，如果在冬天或是下雨天，在屋顶上的境况可想而知……这种办法也是许多知青经历过的。我曾经听说沙河街有一个知青在冬天为躲避查户口爬到窗外，而后从楼上掉下，被摔断一条腿，落得过终身残疾……
这样的担心受怕的日子几乎过了二年，只到1971 年“林彪事件”后才有改变。全国的统一行动也不搞了，这样我才能在家睡个安心觉。在那种年月里睡个好觉竟是一种奢望的事，现在的年青人能相信吗？
城市的情况好了许多，而此时的农村还在进行阶级斗争。道县、宁远、江永等地都相继成立了所谓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许多当地的二十一种人被杀。还听说有些没有及时回城的知青被杀，其中就有一个叫王松柏的知青。我们大队的“闻瞎子”也险些被杀，当时不是他跑得快，那麽他早已是“锄”下之鬼。{当时大队仅有汉阳造步枪二支}由于要杀的人太多，枪支不够用，只好用原始的农具锄头击其脑袋，这样也节省了不少子弹。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敢去农村，由于正确的决定，我才保住了一条“贱命”。
由于当时户口不能回城，许多知青开始借口身体有病来办理病退回城。当时有一些有病的知青经市一级医院开具证明，经工作组审查同意，户口迁回了长沙。他们从此告别阴影，与家人团聚。而有些没病的知青则想方设法人为地造病。我听人说，喝蓝墨水可造出肺病、用大功率的电灯泡长期照眼睛可造出高度近视、还有吃一种药就可以得肾病等。凡此种种，枚不胜举。知青们为了回到城市，不惜摧残自己。这是一种无奈之举，也是对黑暗的一种抗争。
有些人终于回城了。而等待他们却不是什么好命运，长时期的不安排工作。后来有些人虽然安排了工作，也只是一些街道居委会的小厂。去年十二月中我去天心区档案局查询有关知青档案时，发现一份六七十年代的红头文件。文件规定：凡是病退回城的知青，要对他们做到三个“不”。
1、 居委会不推荐知青工作。
2、 街道办事处不签任何意见。
3、 区劳动局不安排劳动指标。
由此可以看出：病退的知青连工作的权利也被剥夺，当年的知青成了边缘人物，无异于狗屎一堆。当时我将这份文件读给许多在场的老知青们听时，他们愤愤不平地说；“这是把我们当四类份子看待”。由于当时没有人权，这在当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1978年的5月，知青们终于迎来了春天。大地解冻，万物复苏。由邓小平等人制定的知青大回城的文件出台了。广大的知青们欢欣鼓舞，我听到这个消息，热泪盈眶，激动得好多天都睡不着觉。从1964年到1978年，总总十四年，十四年的“黑人”生涯让我吃尽了苦头。人的一生有几个十四年？我的青春年华和许多知青姐妹兄弟的青春年华一样被白白浪费牺牲，每当想起这些便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终于回城了，结束了无户口的生涯。可接下来的日子依然难过，同样由于出身的问题，有关部门一直不安排我的工作，为了生存我还得做临工。好在多年的拼博，终于练就了一身电工技艺，才能养家糊口。由于过去错误的“上山下乡”政策，使我和许多知青兄弟姐妹们一样，失去了受教育和招工的机会。如今我已是年过花甲，华发苍颜。由于无工作单位，还得继续打临工。“可喜”的是今年我将房屋抵押，才得以办理养老保险，但也由此背上沉重的债务。虽然疾病缠身，但我还想多活几年，想看看这世界的精彩。
为了明天，我永远不会停留。
知青的历史是一部尘封已久的历史，是一部血和泪的悲惨历史，是一个几乎被遗忘的角落，我们将永远也不会忘记那苦难的岁月。
作者：魁戈
闲时写些情感释怀一直是我的爱好。遗憾的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值腥风血雨阶级斗争，由于家庭出身的问题，而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与权利。 1964年我中学毕业，当时学校提出：要我们做好一颗红心，二种准备。所谓红心即是心向共产党，二个准备就是下乡和升学。然而象我这种出身不好的学子从一开始就内定要下农村。
我的爷爷在光绪年间曾任广东清远县知县七年。他为官清廉，七年知县、七年清官。家中仅有冷浸田三亩和一栋木板房。辛亥革命时，与孙中山、黄兴等人为推翻满清王朝付出了许多。中华民国成立时，孙中山要他在政府任职，但他却拒绝了。中山先生曾经送过他一块金字匾遗憾的是在土改时抄家时被抄了。我父亲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未任北大英文教授。三十年代后从政，曾与国民党元老李济深义结金兰。也与张治中、唐生智交好。父亲当时任中央警官学校少将总教官，他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在三四十年代还营救过一些共产党人。
就是这样的家庭背景：使我成了“黑七类”，属于“最高指示”中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人，理所当然地要下农村。毕业后不久，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户口已被注消。1964年10月13号是我一生难以忘怀的日子，不谙世事的我极不情愿，而又无奈的来到了湖南与广西交界的地方 ——江永县的大山中。从此开始了我人生历史上黑色的、悲惨的一页……
未满十八岁的我离开了故乡，来到一个陌生地方。为了生存，不得不干起了农活：插田扮禾、上山砍柴、种菜等等。在农村的一段岁月里，受尽白眼与欺凌。我是一个爱打抱不平的人，有一次为了大队的“邹桶子”，竟被当地农人捆绑吊打达二十八小时之久。身上伤痕累累，只至许久才痊愈。而心灵上的伤痕却永远难以痊愈……
每天起早摸黑地出工，收入仅仅二毛多钱，一年下来几乎看不到几个子儿。有时连理发的钱都没有，头发长得很长，有于山顶洞人。衣裳褴褛，蓬头垢面，形同乞丐。生活是有了上顿而无下顿，由于无钱买油和盐，只得去队上牛棚拿些牛吃的盐，然后去农人的菜地偷些辣椒将盐拌着做菜吃。如果想吃肉则几乎不可想象的事。长期的苦行僧似的生活消磨我的意志，什麽理想与报负已不存在。穷途潦倒的日子使我患上了严重的胃病，一直折磨我许多年，每当疼痛时使我痛不欲生……
当时队上有一个劳改释放回的农人对我说；“小KUI ”“你们“知青”真不是人过的日子，我当时在劳改时的生活要比你们好多了”。难怪后来“林付统帅”说；“知识青年下放是变相劳改”。在农村的一段日子里，肉体上与精神上受尽了折磨。我有时想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头。每到晚上便和几个知青好友来到村外的小河边，用心爱的笛子和口琴演凑出一首首凄凉的曲子，泪水不由得滑落下来……
1966年5月文化革命开始了，趁这机会我才回到故乡。临走时：我破釜沉舟，将所有的农具拿到晒谷坪上砸烂，发誓再也不回农村了。回城后由于家境贫寒，我只好到街道工厂和社队企业打工。自学电工，每月收入也有四五十元，这样的工资在当时就是高工资了。我为我能挣到钱而感到欣慰，也为我能学到技术感到高兴。可好景不长，1969年底“北京”下达文件：要知青们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我没有去农村，而是继续在街道工厂和社队工厂进行“游击战”偶而也回家看一看母亲和弟妹。
1970——1971年全国搞起了所谓“统一行动”经常在统一的时间内抓倒流城市的知青。在这二年内我不幸被抓四次。[一次在汨罗、一次在长沙县、二次在家里]被抓后关在收容所，丧失人生自由，关上十几天后统一谴送回乡下。临走时每二人合戴一副锈迹斑斑的手铐。记得有一次在火车上一些北方的乘客问我们： “你们究竟犯了什麽法？”我们说：“我们是知青，没有犯法”。押送人员竟大声说：“他们是小偷、强奸犯、女流氓！”。每当想起当年受辱的这件事就刻骨铭心，我们知青何罪之有？当时中国没有人权，这样的事情只是冰山一角……
从长沙到冷水滩的收容所又得关上十多天。记得那时冷水滩的跳蚤特别多，我们与流浪的乞丐们同居一间牢房，每天被跳蚤咬得难以入睡。关押期结束，将我们送到县城，押送人员打开手铐要我们老老实实回大队。我们身无分文，押送人员又不给钱，无奈的我们只好发扬“红军长征”的精神，乘“11号”车。从县城到大队有八十里地，我们忍着饥饿，头顶烈日，用了十多个小时才回到队上。
好在那时我拜了一位干妈，她老人家对我们这些从城市来的青年人特别疼爱，经常关心我们的生活。我有次病了就是住在她家里，她老人家上山采药治好了我的病。老人家的大恩大德我永远也忘记不了。不久干妈给了我路费，我又回到了长沙。
吃了不少苦头的我已经有了经验，不管晚上睡在什麽地方，都要在凌晨1点后睡。一旦外面有动静，我便隐蔽起来。有的时侯也会象猫儿一样爬到屋顶上，如果在冬天或是下雨天，在屋顶上的境况可想而知……这种办法也是许多知青经历过的。我曾经听说沙河街有一个知青在冬天为躲避查户口爬到窗外，而后从楼上掉下，被摔断一条腿，落得过终身残疾……
这样的担心受怕的日子几乎过了二年，只到1971 年“林彪事件”后才有改变。全国的统一行动也不搞了，这样我才能在家睡个安心觉。在那种年月里睡个好觉竟是一种奢望的事，现在的年青人能相信吗？
城市的情况好了许多，而此时的农村还在进行阶级斗争。道县、宁远、江永等地都相继成立了所谓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许多当地的二十一种人被杀。还听说有些没有及时回城的知青被杀，其中就有一个叫王松柏的知青。我们大队的“闻瞎子”也险些被杀，当时不是他跑得快，那麽他早已是“锄”下之鬼。{当时大队仅有汉阳造步枪二支}由于要杀的人太多，枪支不够用，只好用原始的农具锄头击其脑袋，这样也节省了不少子弹。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敢去农村，由于正确的决定，我才保住了一条“贱命”。
由于当时户口不能回城，许多知青开始借口身体有病来办理病退回城。当时有一些有病的知青经市一级医院开具证明，经工作组审查同意，户口迁回了长沙。他们从此告别阴影，与家人团聚。而有些没病的知青则想方设法人为地造病。我听人说，喝蓝墨水可造出肺病、用大功率的电灯泡长期照眼睛可造出高度近视、还有吃一种药就可以得肾病等。凡此种种，枚不胜举。知青们为了回到城市，不惜摧残自己。这是一种无奈之举，也是对黑暗的一种抗争。
有些人终于回城了。而等待他们却不是什么好命运，长时期的不安排工作。后来有些人虽然安排了工作，也只是一些街道居委会的小厂。去年十二月中我去天心区档案局查询有关知青档案时，发现一份六七十年代的红头文件。文件规定：凡是病退回城的知青，要对他们做到三个“不”。
1、 居委会不推荐知青工作。
2、 街道办事处不签任何意见。
3、 区劳动局不安排劳动指标。
由此可以看出：病退的知青连工作的权利也被剥夺，当年的知青成了边缘人物，无异于狗屎一堆。当时我将这份文件读给许多在场的老知青们听时，他们愤愤不平地说；“这是把我们当四类份子看待”。由于当时没有人权，这在当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1978年的5月，知青们终于迎来了春天。大地解冻，万物复苏。由邓小平等人制定的知青大回城的文件出台了。广大的知青们欢欣鼓舞，我听到这个消息，热泪盈眶，激动得好多天都睡不着觉。从1964年到1978年，总总十四年，十四年的“黑人”生涯让我吃尽了苦头。人的一生有几个十四年？我的青春年华和许多知青姐妹兄弟的青春年华一样被白白浪费牺牲，每当想起这些便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终于回城了，结束了无户口的生涯。可接下来的日子依然难过，同样由于出身的问题，有关部门一直不安排我的工作，为了生存我还得做临工。好在多年的拼博，终于练就了一身电工技艺，才能养家糊口。由于过去错误的“上山下乡”政策，使我和许多知青兄弟姐妹们一样，失去了受教育和招工的机会。如今我已是年过花甲，华发苍颜。由于无工作单位，还得继续打临工。“可喜”的是今年我将房屋抵押，才得以办理养老保险，但也由此背上沉重的债务。虽然疾病缠身，但我还想多活几年，想看看这世界的精彩。
为了明天，我永远不会停留。
知青的历史是一部尘封已久的历史，是一部血和泪的悲惨历史，是一个几乎被遗忘的角落，我们将永远也不会忘记那苦难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