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真伪复谁知----也谈梁化之 zt (图)

梁化之在风云变幻的山西历史上，绝对是仅次于阎锡山后最值得研究与回味的人物之一。 梁敦厚（1905年12月16日----1949年4月20日），字化之，生于山西定襄师家湾村，七岁入小学，兼读经史，十六岁入川至中学，十八岁转入太原进山高中，1931年毕业于山西大学文学院英文系。梁化之是阎锡山的姨表侄，大学毕业后任太原绥靖公署机要秘书，1936年任“自强救国同志会”总干事，同年9月任牺牲救国同盟会总干事，1948年任特警处处长（中将），1949年任山西省代主席，是年4月20日太原失守，在省政府服药自杀后焚毁遗体。 梁化之的祖母与阎锡山继母是亲姐妹，因此两家常相往来。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在五台城内开设积庆长钱铺，梁化之的父亲梁世爵是店员之一。阎锡山后来辍学也到店内学生意，二人的关系就进一步密切起来。阎锡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时，梁世爵曾任绥靖公署处长，也正是因为这层特殊的姻亲关系，梁化之在大学毕业不久就开始担任阎锡山的机要秘书，后来成了阎锡山最亲信的人物，掌管阎锡山经费开支和私人印章。绥靖公署的一切机要公文，都必须经梁化之盖印后，才能生效。据说，阎锡山左右的人见阎时，无论官职多高，谁都不敢携带武器，只有梁化之可以携带，随便进出阎锡山的卧室，任何人不敢阻拦。可见，梁化之在阎锡山眼里份量绝对不一般。阎锡山手下很多亲信，后起的像王靖国、孙楚、吴绍之、薄毓相、邱仰濬等虽也是登堂入室，可总比不了梁化之来得知近。 阎锡山身上有着浓厚的商人气息，山西的土财主舍命不舍财，阎锡山与他苦心经营三十余年的根据地太原共存亡的决心绝对是他的真情表露，为了保卫太原，一向精打细算的他可以不惜血本，即使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49年内战局面基本已定，也是他们同乡徐向前率解放军将太原团团围住，太原战役即将打响，阎锡山大势已去。阎锡山离开太原后，将军政大权交给由梁化之、王靖国、孙楚、赵世铃、吴绍之组成的五人小组，而实权则集中在前三人手中，王靖国与孙楚执掌实际兵权，梁化之负责与阎锡山联系，所有请示报告与阎锡山的机密指示都必须先通过梁化之之手。 阎锡山善于拉拢和控制部下，尽管由于他的多疑和在用人上过于浓重的乡土意识，致使名将孔庚、商震、徐永昌、傅作义、陈长捷等人先后脱离晋军，但他对部下控制之严密、部下对他之忠诚都是其它军阀所不能比拟的。虽然远在上海遥控的阎锡山最终向太原守军下达了投降的指示，时间是解放军总攻前夕的4月23日。但目前从一些亲身经历者撰写的文史资料来看，关于投降的电报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阎锡山在4月23日中午拍来电报说：“五人小组：太原守城事，如果军事没有把握，可以政治解决。”这也就是说，允许投降。当时阎锡山的电报均由梁化之亲译，24日上午九时许，梁化之自杀之后，这封电报才由梁化之副官的妻子赵佩兰发现并交给吴绍之，吴绍之为此慨叹道：“就因拖延了这么几个钟头，竟把和平解放变成了投降。” 　　另一种说法是，阎锡山在4月23日午夜，以留沪基干会的名义发来电报：“万一不能支持，可降；唯靖国、化之两人生命难保。”高干们传阅电报后，无人表示意见，梁化之看后，面色惨白，两手冰冷，薄毓相握住他的手说：“你太累了，休息一会吧”，梁化之惨笑无语。谁都知道，太原的守或降，主要取决于梁化之与王靖国，孙楚私下里说，阎锡山表面说是可以投降，但其实还是想让我们死守到底。 　　也许这两封电报可能都确实存在，所不同的只是梁化之是否隐瞒了其中一封而已。后一封电报更是充分体现了阎锡山的个性，首先，太原孤军的顽抗已经是无谓的牺牲，他不能不对依然为他血战的将士们有所表示，允许他们投降以保全生命，但他自己又不愿担负下达投降命令的名声，因而电报用的是留沪基干会的名义；从内心上讲，阎锡山依然希望太原杀身成仁，完成他心目中的涅槃，所以他又寄希望于王靖国与梁化之，让他们在尽可能的情况下顽抗到底。 所以，尽管他下达了允许投降的命令，但梁化之、王靖国这些死心塌地为他效命的将领们一直顽抗到解放军攻入绥靖公署。1949年5月18日，章士钊和邵力子在写给李宗仁的一封长信中，曾对阎锡山守太原有过这样的评价：“夫阎君不惜其乡人子弟，以万无可守之太原，已遁去，而责若辈死绥，以致城破之日，尸与沟平，屋无完瓦，晋人莫不恨焉。” 梁化之是阎锡山最亲信的人，对阎十分愚忠，是辅佐阎在山西推行特务统治的罪魁祸首。后来的研究学者从梁化之遗留的一本日记中发现，中华民族危亡之际，他没有盲目追随阎锡山勾结日本侵略者，没有跟阎锡山、王靖国等一伙妥协投降派同流合污，而对他们的降日活动表现出了愤懑和反对, 甚至冒杀身之祸奉劝阎锡山不向日军妥协投降，不当汉奸。梁化之敢于放胆向阎锡山进言，至少说明他还是有一点爱国之心的。 1940 年,阎锡山由陕西宜川秋林镇东渡黄河进驻吉县克难坡后，首先对其干部进行所谓“洪炉训练”，灌输“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降日理论，接着便派人与日军联系，积极进行对日妥协投降活动。梁化之在1942 年4 月4 日的日记中写到“闻敌于西樵(梁上椿) 来时即带来三条件：一为宣布脱离重庆政府，二为发表宣言，三为与敌人负责人晤面。”梁在同年10 月9 日的日记中又写到:“前年，迪吉(刘迪吉) 由此返籍接母,，经太原为象乾(伪省长苏体仁) 所知， 颇蒙优遇，并托以重责。归后向长官(阎锡山) 陈述后, 即奉命往太原,年余来即专做此事。” 这就是说，梁上椿、刘迪吉、梁延武、白太冲等频频往来于太原、吉县之间，就是为阎锡山勾结日军穿针引线，进行各项准备。经这些多方活动之后,阎锡山认为与日军妥协投降的条件基本成熟，遂于1942 年5 月6日在吉县安平村与日酋会面，即为臭名昭著的“安平会议”。 对这次会议的情况，梁化之在同年5 月13 日的日记中写到:“据印甫(赵承绶) 密告冠洋(李江) 云，司令长官于4 日离吉即赴三猴(镇) 等前方视察，抵安平后伪省长苏象乾氏偕敌驻天津、太原之司令及参谋长与司令长官会面，并带驼(驮) 骡200 头，载法币6000 万，伪币4000 万。谈会自12 时至下午4 时。我方参与者为赵印甫、王治安(王靖国)、吴绍文、梁延武。谈话内容彼要求司令长官脱离中央，共同剿共，反对英美。如能做到先将此一万万元留下,并由汾阳交枪两万支,以后有何困难彼均帮助。.. 问题之症结在敌要求立刻通电表明态度，司令长官不允。敌退出后复由象乾单独谈,未得结果，不欢而散。司令长官即返克难坡, 敌复运其款项返太原复命。” “安平会议”的丑闻传出后，阎锡山向日军妥协投降罪恶行径更大白于天下，遭到人们包括其统治集团内人员强烈的谴责和反对。梁化之在日记中写到:“宣传二年来之事,今日已得一结果。此事过去在山西参加与发动者为治安,参与者为印甫、绍之、延武及铁血团各军干。” “设有不幸,(司令长官) 为大家一时之蒙蔽,则司令长官历史上将如何? 我自己将何以自处? 吾愿忠于司令长官,吾更愿忠于中华民国。吾子孙均为中国之民众,设不幸出此,誓愿以生命劝司令长官, 并以报国家也。”实际上在“安平会议”前的3 月17 日晚梁化之就曾劝阎说:“大家只欲安富尊荣，不惜置你于何地, 甚有愿你作汉奸者, 请早筹, 免使临时无办法。” 4 月11 日,梁化之出任隰县区战地动员工作委员会主任,临行前又将对阎的怀疑和盘托出，言未尽,“司令长官大怒,威气斥责谓：次陇(赵戴文) 是个书呆子, 你比呆子还呆。你想想我的历史,我是如何的人,我如投降你们还能存在。你们如此真应该死。你们真是一伙小孩子。你想我的骨气如何? 你们岂能赶得上。你们岂配做个死节的人,次陇也不配.. 被斥后心中虽忐忑不安,但对被斥之因认为应该,我不应当以轻视污蔑之词加诸长者上,尤不宜动此心,但对谓只有司令长官配我们决不能(配) 死节一语尚未承认也。” 梁化之在1942 年3 月29 日的日记中写到:“ 临汾失守,各军人均拟退河西抗敌,是时我以誓死不渡河之号召(此语为薄一波来电请示时对时局之主张,我代拟一电内有‘宁在山西牺牲,不在豫陕流亡’,即以誓死不渡河为中心口号),坚定了青年及一部军政(人员) 抗战决心。” 尽管说,在民族矛盾尖锐之际阎锡山统治集团内也并非铁板一块,其他军政要员包括阎的老臣、省主席赵戴文等也都对阎的亲日倾向不满,但他们也只能把不满、愤怒和反对压在心底。1942 年4 月7 日梁化之日记中引用了赵戴文的一段话:“以前我有句话未说我决心,我们今后如政治上面走途径,时臣年已70 余,不愿再做他事,黄河即我葬身地矣。”真正敢出面直言的却为数寥寥。因此,可以说梁化之在坚持抗日,反对投降方面是阎锡山统治集团内部比较突出的人物。 据说，梁化之为人儒雅温和，极为聪明，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他也曾多次与共产党有过接触。1936 年中共中央派彭雪枫到太原活动,同阎锡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梁化之是彭与阎的惟一联系人；周恩来同志到太原做阎锡山的工作，发动民众抗日，也是梁化之迎送接待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到太原后，刘少奇同志在太原也同阎锡山的代表梁化之见了面，谈了话。他着重地向梁说了下面一段话：“牺盟会是共产党帮助发展起来的。发展统一战线，是为了抗日救亡，为了中华民族，不是为私利，不应有谁挖谁的墙脚的问题。我们之间是可以长期合作的。”共产党领导人顾全大局，不计前嫌，赤诚抗战的精神，无疑对梁化之是有深刻影响的。在梁化之建议下，阎锡山决定组建一只不同于现有晋军的抗日新武装……决死队，在领导人选问题上，阎锡山听从了梁化之的建议，任用了中共领导人之一的薄一波，于是，一只五万多人的抗日武装……决死队成立了！而这只武装以后又是中共120，115师的干部来源。山西建立牺盟会和新军后, 梁化之又是牺盟会和新军的领导人之一，经常同薄一波、刘岱峰、韩钧、董天知、纪雨秀等共产党人打交道。 薄一波和梁化之是同乡又是同学,虽然政见不同却私交极好。薄一波就因为与梁化之的这层关系，“文革”中被诬蔑“有特务之嫌”。文字材料中写到“抗战中他不断给大特务头子梁化之报告我军军情。1938年8月11日，薄一波给梁化之打电报，告密说：‘八路军大部分开往河北平原发展，切实调查河北有游击队，十五万支枪，指挥者为八路军宋明轩旧部别动队。’……”这曾成为“文革”中薄一波的一条重要“罪状”。 梁化之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与定襄龙门村人宋兰英结婚，宋兰英不识字，结婚后在家侍奉公婆，料理家务，养育子女，心直口快，热心待人，深得祖父疼爱。梁化之育有七子：秀莲，莲香，安仁、守仁，秀蓉、秀雯，志仁（莲香于五岁时因病去世）。 一九四八年，梁化之妻子为女儿秀蓉治疗口角皮肤癌前往天津，其他子女乘暑假之便，从太原到北京探母，从而在太原战役中逃出一命。此后北京，南京、太原相继解放，梁化之妻子及子女因此定居于北京。 文化大革命对这个家庭又是一次毁灭性地摧毁！宋兰英与小儿子梁志仁被下放回老家定襄，不满十八岁的小儿子要干最苦最累的活，还要带上二十斤的铁牌子在各村游斗！宋兰英也是个极刚烈的女人，一日，宋兰英和小儿子一起下地干活，她对儿子说她要先回去一下，儿子并没在意。回到家里，她给儿子做了饭，热在锅里，然后喝下了早已准备好的农药而死！女儿秀蓉在北京与丈夫因绘画詹天佑漫画，被批有丑化毛主席之嫌，点名批斗，受尽苦难，最后夫妻丢下八个月大的儿子，在丰台火车站卧轨自杀。其余子女也都历尽批斗艰辛，但所幸是保全了性命。 梁化之的大儿子梁安仁，于一九四九年六月，只身一人自北京经绥远等地辗转逃至广州，后随阎锡山到台湾，是年十五岁。初就读师大附中，后转学中坜中学。一九五五年考入台湾海军官校，一九五八年因病退学，转入政治大学政治系，毕业后先在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工作四年，后又转教育部文化局工作四年，一九七二年经日本、加拿大、辗转一年多后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抵纽约，改学冷暖气维修，在医院工作二十余年，于一九九九年七月退休。 梁化之的小儿子梁志仁在山西期间与一北京女知青结婚，并有了两个儿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费了番周折，他们一家回到了北京。薄一波此时已官复原位，念旧的薄老给了他们帮助，找了房子，也安排了工作。薄一波去世，薄熙来以治丧委员会名义请梁化之的大儿子梁安仁从美国回国参加葬礼，事后还把梁安仁和梁志仁接到家里叙旧。 如果今天把正义与非正义这个问题放在一边不说，身陷绝境的孤军究竟是应该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保持军人的气节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还是应该以普通士兵与无辜百姓的宝贵生命为重而寻求和平，古往今来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在内战期间，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梁化之是唯一以自杀方式赴死的人。有网友曾撰文说：“他完全可以不死，像其他人一样当俘虏，凭着他和薄一波的关系，按照共产党的政策，十年后当上政协委员，安渡后半生应该没问题，可他没有！他选择了一种最痛苦的方式。” 即便是多多妈，也不敢保证自己能在关键时刻为了某种信念放弃自己的生命。正因对生命的敬畏，多多妈敬重一切为了某种信仰而敢于付出生命的人。 总而言之，梁化之的个人悲剧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解放战争毕竟是两个阶级的殊死搏斗，流血的政治是不讲价值的！在这漩涡中，你卷进去了，功成名就或身败名裂就由不得你了！时间在打磨着历史尖利的棱角，逝者长已矣。尽管是曾经“大风起兮云飞扬”，然半个世纪前的烽烟毕竟已经散尽，尘埃已经落定。但一条生命，化作鸿毛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