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批斗景观五则
莽东鸿
题记：“文革”时期，被诬为“牛鬼蛇神”的知识分子、干部和平民百姓，遭 受了肆无忌惮的欺凌，其中采取的类似古代的髡、墨（黥）刑，头戴东岳庙无常鬼 高帽子的仿照物，和胸挂写有罪名的牌子的种种羞辱方式，风行全国。一些地方和 单位，又常常各有一些特色。所使用的帽子、牌子的种类、样式愈来愈多，分量愈 来愈重。
２００６年是“文革”发动的４０周年，结束的３０周年。笔者写了一组有关 “文革”批斗景观方面的文章，反映“文革”给“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中共 中央１９８１年决议用语）的一些情况。可供过来人回忆那个时代，青少年则可增 加这方面的历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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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之一：从头到脚的另类标志
2 之二：形形色色的帽子
3 之三：五花八门的牌子
4 之四：站立低头弯腰下跪
5 之五：爬·踏上一只脚
之一：从头到脚的另类标志
外形上损毁一个人的尊严，一般是“从头做起”，即败坏其头发和颜面。头发 。红卫兵“破四旧”的胡乱剪发，是针对一般人“腐朽生活方式”的“怪发”，很 快就转变为专对“牛鬼蛇神”的“剃鬼头”（又称“剃黑帮头”），包括阴阳头（ 又称鸳鸯头）、十字头，剃去周边只留中部一小撮，剃去中部只留周边一圈，或者 乱铰一气，甚至将男女都剃成光头。１９６８年上海作协的“牛棚”监督组，勒令 巴金等“牛鬼蛇神”一律剪成平头。有时是连剃带薅，甚至就是薅。有的人的头发 全部被薅光。张家口有个姓王的造反派，外号叫“一把抓”，经常抓掉“牛鬼蛇神 ”的头发。文洁若（萧乾妻）在北京一胡同口，见到一位被薅了头发游街的老妇， 她写道：“这位老太太的阴阳头却不是剃的，而是活生生地拔的。粉红色的头皮耷 拉下来，滴滴嗒嗒淌着鲜血”。
保留头发对造反派也有用处：便于搞“抬头示众”。时任青海省委秘书长的王 仲方的每次批斗，都有造反派抓住他的头发向后仰，他的一头又黑又密的头发，被 一把一把抓了下来。鲁西农村的一位关姓教师，经历了不计其数的批斗会以后，他 这个当地唯一“右派分子”的一头茂密的头发，被薅光了。李井泉妻子肖里的头发 也被薅光。头发还可成为施刑的一个用具，如专案组审讯东北局马明方，将马的头 发揪住，“拼命往后揪，揪至面目朝天”（马明方语）。
脸部。颜面被用黑色墨汁、油墨涂成黑色（时称“画鬼脸”或“抹鬼脸”。寓 意“黑帮”），还在脸上画上红叉，或在额头上写字、绘画。甚至有将一瓶或一盆 墨汁，从头顶向下浇的。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南京大学生物系党总支女书记 谢家极，复旦大学教授苏步青、颜福庆等，被墨汁浇了头部、上身甚至全身。户县 七中副校长王生孝的脸被黑色、兰色油墨乱画，再用红油墨打叉。１９６６年８月 ２６日任仲夷被批斗的那次，红卫兵将墨汁盆对着任的头使劲往上一抖，弄得他满 脸漆黑，眼睛和鼻孔里都灌进了臭烘烘的墨汁。上海的贺绿汀夫妇被墨汁兜头泼了 一身，红卫兵大笑：“瞧，这对黑帮！”
耳朵也有利用价值。成都搞游斗，被斗者耳朵上挂墨水瓶，当做“耳环”。
眼睛。河北鸡泽二中教师杨昌希，家庭出身资本家，眼睛高度近视，造反派将 他的眼镜摘掉，用席蔑儿插成眼镜，挂在他的眼眶上。
嘴。嘴叼物，如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及几位副部长游街时，分别用嘴叼着稻草 （寓意“捞救命稻草”。中国文联的一次批斗会，十余被斗者左手各持稻草一束， 亦属此意）和鞋子。甚至口中被灌墨汁等污物。
有特征的胡子被剪或揪掉。画家丰子恺留了数十年的长须被剪去，盖叫天后来 蓄起的胡须亦被造反派连皮带肉剪去，弄得鲜血淋漓。
脖后插箭标（又称标牌）、小旗甚至鸡毛掸子。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６日游斗彭 德怀、张闻天，两人被插上长长的箭标。女劳模吕玉兰脖后被用削尖了的秫秸杆和 竹劈子做的小旗旗杆插入，插得背部流血。除了挂牌，脖颈还可以套别的东西。兰 州医学院内科支部书记被斗时，他的脖子上被套上一个铁环，铁环上又系了多根绳 子，学生们手持绳子的一端，把他拽来拽去。
手及手臂。整只手常常被墨汁、油墨涂成黑色（寓意“黑手”），甚至黑及全 手臂；衣袖上套白色或黑色的袖章、臂章。冀、豫、皖、浙、陕、滇等地一些城镇 的“黑五类”“黑帮”，佩戴白袖套或白袖章。四川省文联和省作协设在大邑安仁 镇的“牛棚”，被关押者的胳膊上套着“劳改”字样的袖章。西安市科委副主任石 澜等人佩戴写着“顽固不化走资派”的白袖章。中科院昆明植物所所长吴征镒、副 所长蔡希陶、浦代英等人的白袖套上写着各自的罪名、姓名。安徽大学红卫兵规定 该校１００多名“牛鬼蛇神”必须在右臂佩戴臂章，一律用四寸宽的新白布缝制， 用毛笔黑墨写上本人姓名和罪名。
腰。穿纸裙子。北影“八一三”批斗，女演员于蓝被穿上由许多纸条拼合的裙 子，每个纸条上都有字，写的是：“我是周扬的红人！”还叫她大声念出来。
脚。迫令女性穿着抄家抄出的高跟鞋、绣花鞋示众。河北鸡泽县小学教师顾振 中，满族人，被认为是皇亲贵族，不但迫令他戴高帽子游街，还要他穿着一双妇女 的绣花鞋在村子里扫街。
有的单位要求“黑帮”穿的衣服是黑色的。在新发的职工证上，也写明此人的 “牛鬼蛇神”身份。成都峨眉电影制片厂１９６７年１２月换发出入证，原厂长朱 丹南的职务一栏，写的是：“走资派”。
理怪发，脸涂彩，穿高跟鞋等等，在当今社会不足为奇，甚至成为某种时尚， 但在那个时代，被迫如此，则是一种奇耻大辱。
之二：形形色色的帽子
多数情况下，被斗的“牛鬼蛇神”戴的纸制高帽子，是圆锥形的，个别为筒形 。帽子高度一般半米至一米，少数两米。彭德怀戴过用铁皮和纸制作、高两米的帽 子。马识途戴过一丈即三米多高的竹制帽子。据冀石记述，河北省深泽县一个农村 一批“牛鬼蛇神”的街头示众，戴的帽子高达１丈８尺，帽子用四根竹杆协助固定 在人身上。
１９９８年任仲夷对当年拍照他头戴高帽子批斗照片的李振盛说：“你给我照 的这张照片中的高帽子还不算是最长的（笔者按：约１。５米），有一次在省委机 关造反团和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的一万多人的批斗会上，给我戴的高帽子比这个可 长多了，还很重很重。造反派故意折磨人，他们给我戴上又高又重的高帽子，让你 既抬不起头来，又不准让它掉下来。”
被斗者大都戴过高帽子。一次，李先念召开财经口的会，部长、司局长都来了 ，一问，都戴过高帽子。驻巴基斯坦大使章文晋回国，一下飞机，就被戴上高帽子 游街。至于基层的“牛鬼蛇神”，就更普及了。
王任重被游斗以后，造反派还给他写了一幅对联：“壮志已成泡沫，高帽挂牌 还乡”，予以嘲讽。王仲方回忆他当时的心情：“我站在车上，不时用手扶着有二 尺高的纸糊高帽子，以免被风刮倒，……我忽然想到毛泽东不是屡次教导要反对风 头主义吗？领导干部戴着高帽子游街，倒是绝妙办法，以后谁还敢再出风头呢！”
经常出现群体戴高帽的现象。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至７日三天，复旦大学遭到 揪斗的近５０名专家与干部，被戴上高帽，脸部被墨汁涂黑。８月２７日中科院哲 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一次批斗会，学部所属的各研究所之戴高帽者，共七八十人（其 中包括翁独健、钱钟书、陆志韦、顾颉刚），可谓壮观。
帽子上还要搞花样。如在圆锥形的帽子上，配一对帽翅，或在帽尖上加一条长 辫、一绺纸甚至一个纸蝴蝶。还有按官位区别的，成都的小官外加的是短短的两个 圆翅，大官的长翅长到拖在地上。帽子经常有“就地取材”的，厕所纸篓、办公室 废纸篓和痰盂、浆糊桶甚至尿罐、尿盆、尿桶，都上了头顶。
特制的帽子大都沉重或者形状特殊。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２日批斗张霖之，汾西 矿务局制作的６０多斤铁帽子扣在他的头上，不到一分钟，就把他压趴在台上。沙 河县委书记耿喜谦在农村批斗，戴的是１３斤重的铸铁帽子。四川云安造反派的高 帽子，暗藏玄机：外观是纸帽子，里面是铁皮尖帽，帽里还塞有一二十斤的干泥， 有人记述：“这样两个小时戴下来，当官的脸上直冒汗”。
福建省体委党组女书记李威被戴上抽掉竹叶的斗笠，斗笠上挂着死老鼠、死蛇 。红卫兵给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牛鬼蛇神”戴的是清代官帽、乌纱帽、博士帽。
帽子上面，常常用毛笔醒目地写着被斗者诸如“走资派”“现行反革命”“漏 网右派”等等罪名及姓名或口号。姓名通常被打上红×（表示对此人的政治否定或 “判决”：此人已被打倒），有的字倒写（表示轻蔑、敌视）。
辽宁省新邱露天煤矿勒令各单位“牛鬼蛇神”去支援彰武县农场夏锄，给他们 每个人发了秫秸编的遮阳帽，帽顶上用毛笔写上醒目的姓名与罪名，胸前别着白布 条名签。１９６６年底北师大红卫兵到曲阜砸“三孔”，砸下来游街的孔子头部塑 像，戴了一顶硕大的帽子，上写：“打倒头号大坏蛋孔老二”。
有的单位的高帽子由“牛鬼蛇神”用纸自制，可以折叠或卷成筒形。他们一般 将它藏在口袋或挎包里，快到单位才戴起来。当时传说，侯宝林自制的帽子能够伸 缩，被批斗时，他自己变换帽子的高度，说：“够不够高？不够可以再拉。”当红 卫兵喊“打倒侯宝林”时，他“不打自倒”，立即趴下，说：“您甭打，我自己趴 下啦！”“文革”后方成问过侯宝林，是不是真事，他笑着说：“这是群众的创造 。”
之三：五花八门的牌子
人的胸前，是除了颜面、头发以外，仪容美化的一个重要场所，有“美在胸前 ”之说。这块“风水宝地”，“文革”时被充分利用于对“牛鬼蛇神”的丑化：通 常是在批斗、游斗或示众时挂上牌子（时称“挂黑牌”）。后背也被利用，如贴大 字报和直接写字，甚至画污辱漫画。季羡林的背部就被画了一个大王八，他看到一 个被迫害成半傻的学生，背部也被画了一个大王八。有时在搞“背朝天”大弯腰游 街时，后背可以挂上牌子。还有在胸前、后背各挂一块牌子的。
牌子多数用纸、木板制成；大小不一，一般是长约一米，宽半米多的矩形，或 半米长宽的方形。牌子上书写此人的罪名和姓名。如同高帽子上的写法，姓名或姓 名中的某个字，常被倒写，打上红叉。罪名的写法也有别样的，如“我反动，我该 死”。还有画鬼头、毒蛇等漫画的。
有些单位的造反派在牌子的种类、重量和挂绳方面，不断搞花样，重达十几公 斤的硬木板、铁牌，以及砖头、闸瓦、铃铛、秤砣、哑铃、杠铃盘、铁炉、炉圈盖 、垃圾箱、粪桶等等，也成为悬挂物。挂绳有时改为细细的铁丝、钢丝。于是，重 １０公斤的大牌子出现在两弹一星元勋赵九章的脖子下。北大荒友谊三分场二队给 刘瑛（我国第一个女收割机手）挂的是拖拉机支重轮（每个重１７公斤），每次批 斗后，刘瑛脖子上都是鲜血淋淋，把衣服都洇透了。一个被遣返回农村改造的“右 派分子”，脖子下挂的是一颗树。
有人当时还是少年，如今回忆起当时所见情景，仍历历在目。陈凯歌：“我已 经记不清究竟有多少次看到大大小小的斗争会场面，……他们用细细的铁丝系住哑 铃或杠铃盘，挂在他们的脖子上，眼看着铁丝没入肉内”。有人回忆：“我依仗人 小，挤到了最前排，看得十分真切。‘地主分子’（笔者按：医院的一位老大夫） ‘坐’着‘喷气式’，脖子上挂着一个沉重的木头牌子，而那悬挂牌子的竟是一根 极细的铁丝，铁丝 深深地勒进后脖颈的皮肉中”。
穿纸背心，纸孝袍，纸斗篷，纸衣。夏衍在文化部集训班被批斗，身穿写着两 个醒目大字“夏衍”的纸背心。目击此景的于蓝马上想起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电 影中，德国法西斯对待犹太小女孩的精神侮辱，那女孩的背上写着“犹太”二字。
在身上挂、粘长纸条。１９６６年８月中旬，北京市委机关和工青妇上百个干 部被集中到居庸关南口集训，临行前，有些人的身上被挂上写着“黑帮×××”的 长纸条，廖沫沙的纸条拖到了地上，他只好将“纸尾巴”塞进口袋里。季羡林背后 的衣襟曾被捆了起来，绑上了一根带叶的柳条，他的“考证”是：“这大概就算是 狗尾巴吧”。
马识途当时在《凝眸》诗中，提及了挂牌和戴高帽：“文章奉命皆‘修正’， ‘赤匪’而今变‘黑帮’。高帽人夸冲斗汉，黑牌自顾笑荒唐。”
那个时候，凡不服从剃阴阳头画鬼脸以及挂牌戴高帽者，即被拳打脚踢，有些 人不堪凌辱而自尽。多数被斗者怀着“两个相信”和“前途是光明的”的信念，忍 气吞声备受欺凌。
有些蒙难者也就不太以为意，有的人甚至采取蔑视的态度。湖南师范学院教师 吴容甫戴高帽挂牌子，手里提着大铜锣，却昂首挺胸，旁若无人，把铜锣敲得震天 价响。街上一个旁观者说：“看，这个走资派，多神气！”上海雕塑家张充任顶着 阴阳头上下班，昂首出入，每日往返于长乐路单位和合肥路家之间。他的想法是： “所有的人都不会认为是我自己剃的，我不耻于阴阳头在光天化日之下展览，公众 绝不会以头发的美丑判断我的善恶，而只会去评判此‘杰作’发明者的心态。美丑 善恶、是非曲直、黑白阴阳，大众心目中自有一杆秤。”
之四：站立低头弯腰下跪
站立、低头、弯腰、下跪、爬，是“牛鬼蛇神”被示众、批斗及体罚时的姿态 ，用当今文雅一些的语言说，是对“另类”实施的一种“行为艺术”。在这种强迫 “牛鬼蛇神”由直立“回归”至类似四脚动物爬行的“返祖”过程的各种姿态中， 往往还有进一步的残害。“踏上一只脚”，则是发扬“痛打落水狗”或“宜将剩勇 追穷寇”的精神，对匍匐在地的“牛鬼蛇神”，添加的一种“永世不得翻身”的“ 行为艺术”，以显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英雄”形象及强大的专政力量。
站立，确切的说是罚站，广泛应用于各类示众和批斗中。站立时，经常被要求 俯首低头，以示其有罪、服罪、认罪，或“态度老实”，除非叫你“抬头示众”。 天津作家何迟被罚站，两手还要平伸，捎有晃动，就要遭打。
新民晚报的副总编辑冯英子的头，被摁进了垃圾箱。吉林某地质大队的技术员 李素能、干部王中静的头，则被摁进猪粪池中，还几个小时不让洗涤，“污泥”在 他俩的脸上结成了一层暗色硬膜，说起话来，只有眼白和露出的牙齿是白色的。较 短时间的站立、低头还不太难受，长时间的站立和低头就成为一种苦难。
弯腰，有时甚至是九十度的弯腰，常见于示众及批斗会，游斗也有。就整个身 躯来看，弯腰比低头的曲率当然要大得多，受力的重心转移到了腰部。弯腰时间稍 长，许多人痛苦难耐。
胡乔木在一次批斗会上因弯腰过久，弯腰“度数”太大，双腿麻木，散会后无 法走路，由两个人搀着才勉强走出会场。１９６８年６月１８日，北京大学中文系 召开批斗大会，王力、朱德熙等教授弯腰九十度，背上还被压上了砖头，时长两小 时。一次在北大校园斗王光英，王光英的身子弯成像Ｕ形的马蹄铁，不准他伸腰， 他的汗与泪，像水那样的往下淌。于蓝发现导演成荫双腿附近有黄豆大的水点滴下 ，误认为是他的泪珠，“我再仔细看，原来是他不堪这九十度的大弯腰，头上冒出 豆大的汗珠，不断地落在土地上。”
还有另一种姿态。兰州医学院管理牛棚的政工干部，要求身高１。８米多的一 位内科副主任，在列队出工、收工时，必须与手中的铁 锨等高。李蕴辉看到，“ 他只得缩脖、弯腰、屈膝行走，呈半蹲下状，宛如舞台上扮武大郎者。”
批斗或示众时，常常要求被斗者下跪，以进一步表示其另类地位的低贱。中国 地质科学院及中国评剧院，分别出现过几十名科学家（学部委员谢家荣亦在内）、 干部和演员跪倒一大片的现象。上海作家２０多人跪在作协大厅里，巴金、吴强、 孔罗荪、王西彦、魏金枝、师陀跪在前面。在甘肃天水某部队操场也有过许多人下 跪示众的场面，在第一排里有严寄洲、黄胄、王愿坚，总政文化部陈其通、姜思毅 和几个少将。
在红卫兵发动一起“革命行动”之后，在“小将”们铜头皮带的挥舞抽打之下 ，和“用资产阶级思想毒害学生、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罪行”的声讨声中，１９６６ 年６月７日，安徽大学几十名教授、讲师，直挺挺地跪在水泥篮球场上。上海戏剧 学院“狂妄兵团”在人民广场召开的大会，“牛鬼蛇神”跪在地上一大片，黑压压 ，一眼望不到边，其中有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员丹尼（金韵之）。
下跪时，造反派给痛苦中的“牛鬼蛇神”还要增加痛苦。一是有碎玻璃碴、炉 灰渣、小石子铺的地，水泥地，洗衣搓板，砖头，瓦片，桌子，凳子，铁棍，角铁 ，钉子板，汽油筒盖……都成为膝盖下的垫底。北京大学附中女职员李洁被毒打以 后，红卫兵学生迫令她跪进了一只抽屉里，结果动弹不得。云南玉溪还规定了下跪 的“标准”姿势：双手举高，头低到胸部，两腿跪直，臀部不准靠着脚后跟。
之五：爬·踏上一只脚
爬，像狗、龟一样在地上爬行，据说这是为了“还牛鬼蛇神禽兽的真面目”。
在北京许多中学校园及居民区流行过，如第１０１中、女三中的教师们，被迫 在煤渣地和铺着碎玻璃碴的地上爬行，煤渣、碎玻璃扎进他们的膝盖和手掌，鲜血 淋漓。当时在东城区麻线胡同小学读书，后来写了《梅花党》的张宝瑞看到，他们 班的熊姓女班主任被学生栓了一根绳子拉着，在地上学熊爬，“熊老师很胖，她被 拉得气喘吁吁，我当时非常伤心”。北大附中女副校长刘美德一边爬还要一边喊： “我是刘美德，我是毒蛇。”上海某中学三好学生闻达爬着还要学狗叫（寓意“狗 崽子”。闻父是“历反”）。
盖叫天、王昆及脖子上挂着四块砖头的孙历生（北京第三女中的女教师），都 被迫在地上爬。上海音乐学院的贺绿汀在地上爬行时，头上还套着一个浆糊桶。该 校从香港回来的女教授李翠贞被迫从低矮的绳下爬行，又趴在地上用粉笔写：“我 是老妖精李翠贞”。复旦大学包括苏步青在内的一批教授被逼令在操场上爬，还要 潘世兹从红卫兵裤胯下钻过去！据后来成为该校“红三司”头头的安文江记述，红 卫兵还要苏步青在晒得冒泡的柏油路上爬：“苏步青教授被保守派押上台，主持大 会的是我们年级的团支书，一位质朴善良的女同学。她声嘶力竭地声讨、斥问。突 然把一瓶红墨水喷洒在苏教授谢顶的头上，随即推到台下，责令他在晒得冒泡的柏 油路上做狗爬……”
陕西师大第一附中红卫兵强迫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在操场上进行爬行比赛 ，规定谁爬得慢就要挨打，结果校长史青云落后了，遭到惨无人道的毒打。梁伦（ 华南歌舞团团长、舞蹈家）的批斗会结束时，舞蹈队的一人在他后面踹了一脚，大 喝一声：“爬着滚回去！”梁伦口衔装着检讨材料的袋子，爬出了会场。有的农村 开完批斗会，规定地主富农必须爬着回家。
某工读学校校长还被迫趴在冰上，红卫兵说：“给我们表演一下卧冰求鱼吧” （该校长讲过二十四孝）。原驻苏大使刘晓被关在秦城监狱的时候，由于被认为不 坦白，也被审讯他的办案人惩罚，迫令趴在冰上。
四肢落地的“牛鬼蛇神”，背上又被踏上了一只甚至几只脚！
当时流行的一个口号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永世不得翻身 ！”有个造反派在“批判刘少奇黑《修养》”的大会发言中说：对刘少奇不仅要踏 上一只脚，而且要踏上两只脚；一只脚，是因为他出卖了中国革命，另一只脚，是 因为他毒害了全世界的一切革命干部。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２５日张家口市集会， 批判省委第一书记林铁，以及胡开明、葛启、解峰等人，还提出了“一万只脚”： “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北京日报》记者拍摄过北大附中红卫兵的“英姿”：副校长刘美德跪在一张 桌子上，“英雄的红卫兵”把脚踩在她的背上。照相之后，刘美德被一脚踢了下来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３日中央美术学院红卫兵举办“黑画”展览，年近六旬的叶浅 予被推倒在地，仰面朝天，一个红卫兵在他的胸膛上，踏上了一只“革命大脚”， 另一红卫兵拿起照相机拍照留念……
http://www.recordhistory.org/mediawiki/index.php/%E2%80%9C%E6%96%87%E9%9D%A9%E2%80%9D%E6%89%B9%E6%96%97%E6%99%AF%E8%A7%82%E4%BA%94%E5%88%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