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1932-- 2008)，原名梁金广，出版各类作品近八十种、超千万字，是当代中国文坛最高产的作家。处女作是1956年冬发表的短篇小说《喜鹊登枝》。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艳阳天》(共3卷)、《金光大道》(共4册)、《苍生》、《乐土》；中篇小说《弯弯的月亮河》、《浮云》等；中篇小说集《嫁不出去的傻丫头》、《碧草岩上吹来的风》等；短篇小说集《杏花雨》等；儿童文学集《幼苗集》、《机灵鬼》等；《浩然文集》(2卷)，《浩然选集》(5卷)。浩然和刘绍棠是当今中国农民最喜欢的两支笔。刘绍棠爱写多情重义的女子和粗犷豪爽的汉子，浩然擅长刻画安分守已、吃苦耐劳的农民。
浩然-生平简介
浩然 浩然本名梁金广。祖籍河北宝坻，1932年生于开滦赵各庄矿区，在蓟县王吉素村长大。中共党员。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当过8年村、区、县基层干部。1954-1964年先后在《河北日报》、《友好报》(俄文)和红旗杂志社任新闻记者、编辑。先后任中国文化传播发展促进会会长，中国作协理事，全委会名誉委员，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市作协主席，三河市文联主席及《北京文学》、《大平原》和《苍生文学》杂志主编。他于1949年开始练习写作，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1956年，浩然以歌颂新人新事、充满浓郁泥土气息的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步入文坛，引起文学界的关注。其后几年中，又相继出版了《苹果要熟了》等三部短篇小说集。1964年底，浩然调北京市文联工作，成为专业作家。他勤奋创作，作品连连。到1966年“文革”前夕，他共出版了10部短篇小说集、4部儿童文学集、1部散文集，并推出了他的代表作、120余万字的三卷本长篇小说《艳阳天》。
《艳阳天》一问世即引起强烈反响，让浩然家喻户晓。他收到中国各地热心读者的来信一万余封。后来，同名电影的上映更使这部作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萧长春、弯弯绕、马小辫……小说中塑造了许多位个性突出、活灵活现的典型人物形象。1999年，面向全球华人世界的香港《亚洲周刊》评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1949年至1976年的中国大陆小说，只有浩然的《艳阳天》和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榜上有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浩然还出版了长篇小说《金光大道》。
经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度沉寂，浩然重返文坛，又相继创作发表了中篇小说《弯弯的月亮河》、《赵百万的人生片断》和长篇小说《乡俗三部曲》、《晚霞在燃烧》等一大批颇受称道的作品。八十年代中期，他以一部反映新时期农村改革的长篇小说《苍生》再一次令文坛瞩目，被海内外媒体誉为“又一次崛起”。浩然一生创作了一千多万字的文学作品，新华书店的统计资料显示，仅在中国境内，浩然的作品就有50多种，发行一千多万册。他说：“写农民、给农民写是我自觉自愿挑起的担子，我要把这付担子挑到走不动、爬不动、再也拿不起笔时为止。”他把对农民的深沉感情，都写进了作品里。
浩然1997年5月，在北京市作家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浩然当选为北京作协主席，2003年9月后任北京作协名誉主席。浩然关心北京市的文学艺术事业，为发现、扶植、培养文艺人才，殚精竭虑。晚年，浩然舍弃京城的安逸与舒适，扎根基层，定居京东三河县（现为河北省三河市），致力于培养农村文学青年和乡土文学作者，他把这一工程叫“文艺绿化工程”。他筹建三河县文联并出任主席，创办并主编了旨在“让苍生写，给苍生看，抒苍生情，立苍生传”的文学季刊《苍生文学》。在浩然的努力下，短短六七年间，三河县便形成了一个有声有色的作者群，还出版了三河本地作者的文学丛书《三河泥土文学丛书》。对于浩然不惜牺牲自己的创作时间而全力培育文学青年的行为，有人不理解，表示惋惜，浩然却说：“我自己是从农村成长起来的，是业余作者出身，因此我了解文学小苗最急需有人伸出热情的手加以扶植。”他浓烈的“文学绿化情结”和甘当人梯的行动，受到京郊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高度赞扬。
2002年11月11日，浩然因脑血栓再次复发住院，从此一直处于深度脑昏迷状态。2008年2月20日，浩然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浩然遗体告别式定于2月28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告别室举行，其骨灰与2006年去世的老伴一同安葬在河北三河市灵泉灵塔公墓。
浩然-为农民而写作
浩然“我的根在农村，我要为农民而写作。”这是著名作家浩然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写农民，为农民写”——浩然将此作为自己的创作宗旨，坚持了一生。这位农民出身、长年生活在农民中间的当代作家，对于中国农民和广大农村有着质朴而又深沉的感情。谈及文学和生活的关系时，浩然曾说：“好的小说应该像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萝卜，不仅带着须子和萝卜缨子，还带着一嘟噜湿乎乎的泥土呢。”他的作品，也始终充满着浓郁、朴实的泥土气息，被学者称为“中国农村近半个世纪的形象画卷”。
浩然常说：“农村是我创作和生活的不尽源泉，农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作家只有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是的，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作家，浩然的灵魂始终坚守在农村大地上，艺术生命之根深深扎在农村的沃土之中。从《艳阳天》到《金光大道》，从《山水情》到《苍生》，浩然在共和国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留下了记录时代风云的史诗般的作品，塑造了一系列多姿多彩、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新时代农民形象。读浩然的作品，不能不为他字里行间洋溢的对土地、对农村、对父老乡亲的真挚感情所深深感染，不能不为他笔下的一个个展现着崇高的思想光彩和浩然正气的农民形象而肃然起敬。
浩然-文革期间
浩然作品《艳阳天》文革时期中国的文学艺术百花凋零，当时的局面是“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浩然走在金光大道上”，因此，在谈论文革文化的时候，就不能绕开一个人，那就是浩然。在文革时期，浩然这个16岁入党，32岁写出长篇小说《艳阳天》、只上过三年小学的农民子弟，创造了中国文坛的“奇迹，亘古未出现过的奇迹”（浩然语）。
十年“文革”中的浩然，大致上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前六年（1966－1972），浩然出于对共产党、毛泽东的感情，拥护“文革”，并“出于自己创作的冲动和激情”（浩然语），先后写出了长篇小说《金光大道》、《艳阳天》和一些短篇小说。 第二阶段为后四年（1973－1976），由于《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受到了“四人帮”特别是江青的青睐，浩然本人也在天桥剧场、钓鱼台、大寨、人民大会堂等地多次得到江青的接见。《艳阳天》在文艺极度萧条时还被改编为同名电影（长春电影制片厂1973年出品，导演林农，主演张连文、郭振清、张明子、马精武）。 浩然此后平步青云，由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作家一跃而成为江青的大红人、拟议中的文化部副部长，也是江青的座上常客和“钦差大臣”。
1974年，浩然被江青“亲自委派”到西沙群岛前线视察，一路风光，回京后写出了《西沙儿女》（诗体小说）。后又奉江青之命视察大寨并写成《大地的翅膀》（报告文学）。 浩然还参加了中共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四届全国人大。1976年9月，成为文学界唯一参加毛泽东治丧委员会的代表。常以“文学工作者”、“文化界人士”名义参加外事接待、见诸报端，还曾出访日本。 这一阶段，浩然对“四人帮”贡献巨大，可以说是一位“得天独厚”的“帮闲文人”。
浩然-作家之间
浩然遗像 肖复兴第一次与浩然见面是20年前的事。“当时我和他应邀到天津给青年作家改稿，我们住在天津第一招待所的同一层楼上，晚上没有事我们就一块聊天，那段时间我们过得很开心。”肖复兴说，当年听浩然的名字如雷贯耳，没想他如此谦和、平易近人。肖复兴和浩然相处最大的感受是，他非常坦诚，“我们在聊天时不自觉地就聊到他在‘文革’期间发生的那些事。关于创作，关于自己对时事的想法，我能感觉到他当时的内心是矛盾的、彷徨的、挣扎的。一方面他在对过去所做的事进行反思，一方面他要面对未来，如何振作起来东山再起，介入新时期的文学事业。”肖复兴说。肖复兴还说：“他是个农民，他的一切错误或贡献都是农民式的。”肖复兴认为，尽管浩然的创作受当时政治观念很大的影响，但他的创作始终心怀农民，关心民生疾苦。雷达得知浩然去世后颇为感慨。“他也是我关注已久的作家，早年我曾对他的创作写过专门的论文。”
在雷达看来，浩然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他的《艳阳天》文本具有很大文学史研究价值和认识价值，“虽然带有为当时政治服务和阶级斗争色彩，有扭曲生活的成分，但由于作者对中国农民的熟悉、人民意识，其中塑造的一些主要人物形象还是有血肉的，颇为人称道。纵观他的创作，可见他是个有良知、有人民意识的作家。”雷达说。与此同时，鉴于浩然作品带有的为当时政治服务倾向，雷达认为浩然是“十七年文学”最后一个歌手，“包括《金光大道》在内的所有作品，给浩然的创作贴上了鲜明的标签，与当时的政治意识靠得太近，这对于一个真正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但浩然似乎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些，他是真诚的，也是不无固执的。”雷达说，“文革”后浩然也做了很大努力，创作了像《苍生》等在内的一些颇有影响的作品。
铁凝慰问浩然家属梁晓声与浩然没有什么交情，“我们也仅仅见过两面”，不过浩然的作品早为梁晓声所熟悉。“早些年，作为知青我还在北大荒插队时，就读过浩然的不少作品。最为熟悉的就是他的《喜鹊登枝》。那时，为了掌握写作技巧，我们一帮文学青年，还曾就浩然的一部儿童小说进行过研讨，结果获益颇丰。”据梁晓声介绍，他与浩然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次饭局上见过一面，“当时我和他挨着坐，只在吃饭间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但透过话语，我能感觉到他是一个厚道的人，朴实而诚恳，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梁晓声看来，浩然在“文革”期间创作的包括《西沙儿女》在内的作品，的确与政治靠得很近，“但在那个时期，完全由不得他，他也是被时代所裹挟，这一点我能理解他。”
铁凝认为：“浩然是中国五六十年代很有代表性的作家，尤其在一个文化沉寂的时代里，我们这一代作家都对《艳阳天》印象深刻，他几乎整整影响了我们一代人。”当记者问她如何评价浩然的文学价值？在铁凝看来，浩然的作品虽然出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但是他的文学语言清新质朴，笔下的形象，比如滚刀肉，弯弯绕，鲜活，有生命力。“我相信，他对乡土的眷恋是真挚的，深厚的。”
浩然-父子之间
悼念浩然身为父亲在外人眼里，作为著名作家的儿子，是多么风光的事。浩然长子梁红野却不这么认为：“在我眼里他永远是父亲，而不是什么戴着光环的作家。”梁红野说，他从小就看父亲的作品，尤其喜欢《艳阳天》，少年时代曾经反复看，“越看越有味道，它让我从中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身为作家，浩然并没有要求子女将来和他一样从事创作，“父亲很开明，尊重我们的选择。他常对我们说，不要老想着要大福大贵，平平安安、和和睦睦、健健康康就是他对子女最大的期望。” 梁红野说，父亲对他最大的影响就是教会他当好长子，“小时候我很凶，总是和弟弟妹妹们闹别扭。有一天，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作为大哥，你有责任和爱心照顾好你的弟弟妹妹，他们是你的亲人。当时我不明白他说的话，后来的某一天，我突然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我们兄妹至今都相处得很和睦。”
浩然-评价
《金光大道》谈到浩然，听到最多的感慨是，“他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从对浩然或褒或贬的评述中，能感觉到，浩然已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成了一段历史时期文化标志的代名词。解玺璋在博客里写了一篇怀念浩然的文章，有三百多条留言，其中很多人表示怀念从收音机里听《艳阳天》的岁月，还有不少人说，读着《艳阳天》开始了萌动的青春期，批评的留言不足三十条。
浩然的遗愿是最终没有写出“文革回忆录”，他曾说过写作动机，要“说清楚”自己“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战士”。解玺璋说：“可以看得出，那些批评他的大多不是从作品出发，而是指责历史漩涡里的他，可是，我相信，如果批评者真的读了那些作品，而不只是道听途说，应该就不会轻易地把一个简单的标签，比如‘他的文学价值远远小于他的时代意义’贴在一段无比复杂的历史身上。”
在浩然的追悼会上，一些从河北三河赶来的农民泣不成声，大多说“他是一个好人。他真的是一个大好人”。最后解玺璋说，“试想哪个作家会把自己的时间腾出来给业余作者呢，但浩然做到了，而且心甘情愿，晚年他躺在病床上还帮他们改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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