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希特勒控制言论的5个手段
早在1935年的时候，希特勒就强调，为了德国人民的全体利益出发，致力于建立政府控制一切的制度，全面加强对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控制，以追求种族、社会和文化的“纯净”。于是他宣布解散一切政党，用法律规定“纳粹党为德国的唯一政党”，其党即国、国即家（家族）、家即个人（领袖独裁），并禁止一切罢工；取消言论、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
纳粹党的统治手法是非常高超的。剥夺人民的自由，对异议言论的打压，包括对那些不符合纳粹口味的书籍、报章的焚毁，纳粹党并没有用非法手段来进行，而是千方百计为自己的独裁披上合法的外衣。因为所有这些提议，都是假借人民之口。
到了1935年，德国的政治生活已经面目全非了，新闻报刊，电影，电台，书籍都掌握在一个党的手中，统统成为了为纳粹党散布谎言、欺骗公众、制造谬论、蛊惑战争的工具。宣传部长戈培尔的那句名言“谎言重复一千遍”成了真理。公民不敢再随便议论政治，不敢再在公众场合嘲弄纳粹党的种种丑陋与罪行，生怕哪天走到大街上会被莫名其妙地逮捕。
下面是纳粹控常用制言论的五个手段。
一，给群众洗脑前，先驯服宣传者。
戈培尔有句名言：“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1933年9月22日，成立德国文化协会。该协会下设德国美术、音乐、戏剧、文学、新会、广播、电影等协会。凡在相关领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须加入相关协会。“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协会拒绝接受为会员，已取得会员资格的，可以开除。这样，通过德国文化协会对整个文化活动的集中控制，就可以“纯洁”出一支效命于纳粹政权的文化队伍。
问题是一旦文艺成为政权的附庸和工具，退化就不可避免。但希特勒、戈培尔们并不是笨蛋，他们也不想德国的文化艺术“退化”得无人问津。相反，他们希望艺术性和纳粹化能完美结合，不仅德国人喜闻乐见，就是全世界也喝彩。希特勒亲自邀请德国著名女导演里芬施塔尔出马，就是例子。里芬施塔尔拍摄的《意志的胜利》，成功地将纳粹政治艺术化。戈培尔称赞它“成功地摆脱了陷入简单宣传的危险”，将伟大时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
二，审查管制严厉多重
电影公映、书籍出版、报刊发行、新闻内容审查权牢牢地攥在戈培尔的教化与宣传部手里，除此以外纳粹还通过购买、清洗、控制股份、审查、停刊等手段加以控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纳粹党或党内个人拥有或控制的报纸，只占全部报纸销量2500万份中的三分之二。《伏斯日报》是德国最主要的报纸，地位有如《泰晤士报》之于英国，《纽约时报》之于美国，它创刊于1704年，可是在1934年4月1日，这家发行了230年的自由主义报纸，被迫停刊。另一份世界驰名的自由主义报纸《柏林日报》，虽然不像《伏斯日报》那样被直接要了老命，可是它的老板在1933年春被迫出让自己在这家报纸的股份。
戈培尔对新闻的管制，细致入微。当过驻德记者的夏伊勒这样写道：“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报纸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怎么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三，灌输纳粹党理论比生产重要
戈培尔认为，“灌输纳粹党学说比工人们的生产更重要”。纳粹上台之初，德国的收音机普及率不高，没法让家家户户都很快拥有一台收音机。于是纳粹创造性地下达了集体收听广播的命令。因此，国民们连耳根清净的自由都没了。而且，许多广播节目被安排在上班时间播出，在播出的时候，人们必须放下手头的工作收听广播。即使广播的时候你是在咖啡厅或者餐馆，那也不会成为漏网之鱼，因为像餐厅、咖啡馆之类的所有公共场所，都必须配备收音机。而对于行人来说，街头的扬声器照样会把纳粹党的声音传送到你的耳朵里。
四，隐瞒事实真制造谎言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
为了更好地蒙人，纳粹德国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比如，对于隐瞒和掩盖真相的一个理由就是，如果如实地公开披露，会损害国家的威望，为英法等西方国家提供了攻击德国的口实。
这种是非颠倒的逻辑，却为一些对“德国”情意绵绵的忠诚国民所接受。他们认为，对纳粹的抨击就是对德国的抨击，作为一个德国人，他们感情上接受不了，揭露何批评德国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伤害他们的感情。结果，被当局当猴耍了还觉得自己是爱国呢。
五，整肃手段异常残酷血腥
纳粹当局知道，规定媒体这也不能报道那也不能评论的做法见不得人。于是，堂堂第三帝国的教化和宣传部就如黑帮一样偷偷行事，把每天规定的这也不能报道那也不能评论的指令，当成纳粹党国的秘密。按照纳粹德国刑法典的规定，“泄露国家机密者，处死刑”；“以泄露为目的，而着手取得国家机密者，处死刑或无期重惩役”。
1936年，因为偶尔把戈培尔每天向新闻界下达的一些密令副本给过外国记者，德国《波森日报》的一位先生被判处死刑，后来又被减为无期徒刑。《格鲁恩邮报》的编辑埃姆·韦尔克因为指责说，报刊之所以变得干巴巴，是因为宣传部的官僚主义和高压手段。于是这份周刊受到停刊三个月的处罚，而韦尔克自己不仅被戈培尔撤了职，还被送进了集中营。
因为无线电波跟报刊不同，如果不能进行有效地技术干扰，一家英国电台的广播，柏林人也可以收听到。为此，第三帝国就把收听外国电台视为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有一次，一名德军飞行员的母亲接到通知，说她的儿子已经失踪并被认定死亡。可是几天后，英国广播公司公布的德国战俘名单里却有她的儿子。次日，有八个朋友和熟人来信告诉她这个消息。可是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这位母亲向警察告发了这些人收听敌台，于是他们全都被捕了。
希特勒上台伊始就如此迫不急待地取消和禁止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说明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是独裁的最大障碍。 纳粹新闻"理论家"公开地鼓吹"一个party、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进步报纸，采取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
为了阻止人民识破独裁者的真面目，避免妨碍他们的既得利益，统一思想、控制言论也就成了奴役民众不可或缺的手段，灵感被窒息、个性被压抑、人格被扭曲，没有激情、没有创造、没有比较，只有盲目的服从与崇拜，生长在这种环境中的人们能不愚昧、冷漠、冷酷、血腥、暴力？
如果当时有互联网，纳粹将如何控制？
早在1935年的时候，希特勒就强调，为了德国人民的全体利益出发，致力于建立政府控制一切的制度，全面加强对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控制，以追求种族、社会和文化的“纯净”。于是他宣布解散一切政党，用法律规定“纳粹党为德国的唯一政党”，其党即国、国即家（家族）、家即个人（领袖独裁），并禁止一切罢工；取消言论、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
纳粹党的统治手法是非常高超的。剥夺人民的自由，对异议言论的打压，包括对那些不符合纳粹口味的书籍、报章的焚毁，纳粹党并没有用非法手段来进行，而是千方百计为自己的独裁披上合法的外衣。因为所有这些提议，都是假借人民之口。
到了1935年，德国的政治生活已经面目全非了，新闻报刊，电影，电台，书籍都掌握在一个党的手中，统统成为了为纳粹党散布谎言、欺骗公众、制造谬论、蛊惑战争的工具。宣传部长戈培尔的那句名言“谎言重复一千遍”成了真理。公民不敢再随便议论政治，不敢再在公众场合嘲弄纳粹党的种种丑陋与罪行，生怕哪天走到大街上会被莫名其妙地逮捕。
下面是纳粹控常用制言论的五个手段。
一，给群众洗脑前，先驯服宣传者。
戈培尔有句名言：“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1933年9月22日，成立德国文化协会。该协会下设德国美术、音乐、戏剧、文学、新会、广播、电影等协会。凡在相关领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须加入相关协会。“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协会拒绝接受为会员，已取得会员资格的，可以开除。这样，通过德国文化协会对整个文化活动的集中控制，就可以“纯洁”出一支效命于纳粹政权的文化队伍。
问题是一旦文艺成为政权的附庸和工具，退化就不可避免。但希特勒、戈培尔们并不是笨蛋，他们也不想德国的文化艺术“退化”得无人问津。相反，他们希望艺术性和纳粹化能完美结合，不仅德国人喜闻乐见，就是全世界也喝彩。希特勒亲自邀请德国著名女导演里芬施塔尔出马，就是例子。里芬施塔尔拍摄的《意志的胜利》，成功地将纳粹政治艺术化。戈培尔称赞它“成功地摆脱了陷入简单宣传的危险”，将伟大时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
二，审查管制严厉多重
电影公映、书籍出版、报刊发行、新闻内容审查权牢牢地攥在戈培尔的教化与宣传部手里，除此以外纳粹还通过购买、清洗、控制股份、审查、停刊等手段加以控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纳粹党或党内个人拥有或控制的报纸，只占全部报纸销量2500万份中的三分之二。《伏斯日报》是德国最主要的报纸，地位有如《泰晤士报》之于英国，《纽约时报》之于美国，它创刊于1704年，可是在1934年4月1日，这家发行了230年的自由主义报纸，被迫停刊。另一份世界驰名的自由主义报纸《柏林日报》，虽然不像《伏斯日报》那样被直接要了老命，可是它的老板在1933年春被迫出让自己在这家报纸的股份。
戈培尔对新闻的管制，细致入微。当过驻德记者的夏伊勒这样写道：“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报纸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怎么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三，灌输纳粹党理论比生产重要
戈培尔认为，“灌输纳粹党学说比工人们的生产更重要”。纳粹上台之初，德国的收音机普及率不高，没法让家家户户都很快拥有一台收音机。于是纳粹创造性地下达了集体收听广播的命令。因此，国民们连耳根清净的自由都没了。而且，许多广播节目被安排在上班时间播出，在播出的时候，人们必须放下手头的工作收听广播。即使广播的时候你是在咖啡厅或者餐馆，那也不会成为漏网之鱼，因为像餐厅、咖啡馆之类的所有公共场所，都必须配备收音机。而对于行人来说，街头的扬声器照样会把纳粹党的声音传送到你的耳朵里。
四，隐瞒事实真制造谎言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
为了更好地蒙人，纳粹德国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比如，对于隐瞒和掩盖真相的一个理由就是，如果如实地公开披露，会损害国家的威望，为英法等西方国家提供了攻击德国的口实。
这种是非颠倒的逻辑，却为一些对“德国”情意绵绵的忠诚国民所接受。他们认为，对纳粹的抨击就是对德国的抨击，作为一个德国人，他们感情上接受不了，揭露何批评德国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伤害他们的感情。结果，被当局当猴耍了还觉得自己是爱国呢。
五，整肃手段异常残酷血腥
纳粹当局知道，规定媒体这也不能报道那也不能评论的做法见不得人。于是，堂堂第三帝国的教化和宣传部就如黑帮一样偷偷行事，把每天规定的这也不能报道那也不能评论的指令，当成纳粹党国的秘密。按照纳粹德国刑法典的规定，“泄露国家机密者，处死刑”；“以泄露为目的，而着手取得国家机密者，处死刑或无期重惩役”。
1936年，因为偶尔把戈培尔每天向新闻界下达的一些密令副本给过外国记者，德国《波森日报》的一位先生被判处死刑，后来又被减为无期徒刑。《格鲁恩邮报》的编辑埃姆·韦尔克因为指责说，报刊之所以变得干巴巴，是因为宣传部的官僚主义和高压手段。于是这份周刊受到停刊三个月的处罚，而韦尔克自己不仅被戈培尔撤了职，还被送进了集中营。
因为无线电波跟报刊不同，如果不能进行有效地技术干扰，一家英国电台的广播，柏林人也可以收听到。为此，第三帝国就把收听外国电台视为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有一次，一名德军飞行员的母亲接到通知，说她的儿子已经失踪并被认定死亡。可是几天后，英国广播公司公布的德国战俘名单里却有她的儿子。次日，有八个朋友和熟人来信告诉她这个消息。可是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这位母亲向警察告发了这些人收听敌台，于是他们全都被捕了。
希特勒上台伊始就如此迫不急待地取消和禁止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说明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是独裁的最大障碍。 纳粹新闻"理论家"公开地鼓吹"一个party、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进步报纸，采取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
为了阻止人民识破独裁者的真面目，避免妨碍他们的既得利益，统一思想、控制言论也就成了奴役民众不可或缺的手段，灵感被窒息、个性被压抑、人格被扭曲，没有激情、没有创造、没有比较，只有盲目的服从与崇拜，生长在这种环境中的人们能不愚昧、冷漠、冷酷、血腥、暴力？
如果当时有互联网，纳粹将如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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