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四月十日早上，我在被窝里收听自己安装的矿石机里的中央台新闻。突然播音员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华东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同志因患重病治疗无效，于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在成都逝世，终年63歳。没几天，柯庆施同志的追悼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讣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柯庆施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以后又听班主任朗读过柯庆施同志的女儿柯六六的回忆文章，老师用我们听的懂的话说，柯老艰苦朴素，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那年，我十五岁，正在上海念初二。
文革中，在批判旧市委时，我抬头看满街的大字报时，也隐隐约约见到批判那些领导人如何不听柯老的话，想往资产阶级的生活，等等。文革后，批判所谓“四人帮”时，却说柯庆施是一伙的，当时，我是怎么也不相信。今天，我看到当年的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他的大公子分别在各自写的回忆录里，一个劲地伤害柯庆施同志，我要大声说，这样做不得人心！
伤害柯庆施同志的人，有这样几个理由，一是，柯庆施同志曾讲过，“跟从毛泽东要到盲从的地步，相信毛泽东要到迷信的地步。”我不知道说的人的依据在哪里？就算柯庆施同志说过，那又有多大的错！你去问问跟随毛主席打天下的几万老红军，那个不是这样认为的。笔者曾经访问过一些建在的开国上将，问他们，为什么当年那么愿意跟着毛主席？他们说，毛主席太神了！跟着他就是没有打过败仗。老打胜仗，你能不佩服？看来，柯庆施同志只不过是将千千万万个老红军的心声，用一种比较激动地语言加以表达而已。你可以不听，你可以不盲从，也可以不迷信。没人逼你，柯庆施同志也没逼你，他只是说说自己的感受而已，错在哪里？罪在何处？
第二件事是，柯庆施同志作过一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据说，毛主席拿着这篇报告，问周总理陈云，“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这就更荒唐了。柯庆施同志的报告时是在上海党代会上做的，总结的是上海的工作，他怎么知道毛主席会用他的文章来将周总理一军？他的报告里也没有针对周总理的内容，毛主席只不过是借题发挥一下。这是毛主席常用的工作方法，有什么可以深挖猛追的？
第三，严重了！柯庆施同志和江青同志一起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了《评海瑞罢官》，以及大搞革命样板戏，提倡大写十三年。但是请问，一个政治局委员要不要听党中央主席的指示？一个地方党委第一书记要不要积极配合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江青同志的工作？如果都以自己的认识，来拒绝、怠慢党中央主席的指示，那我们党还能有今天吗？就是今天的党中央总书记也绝不会同意，陈希同陈良宇的下场就是一个例子。请不要指责柯庆施同志了，近三十年来，一些老人围着一个普通党员的屁股团团转，用这个普通党员的话来压党中央的总书记，逼其就范，搞其下台。如此无法无天的行为，有哪一个批判过柯庆施同志的人出来哼过一声？陈丕显等人对邓小平的的言听计从，才是真正的盲从和迷信。
大搞样板戏是不是有罪？只要看看今天还在唱还在演，就是很好的回答。至于大写十三年，那简直就是六十年代的提倡主旋律。是共产党就要唱响自己的主旋律。在大写十三年的同时，柯庆施同志并没有说其他的文艺作品不能出现，“大写”绝非“全写”，“大写”更非“独写”。据柯六六回忆，柯庆施同志对京剧的传统戏仍是非常支持，经常欣赏梅兰芳的唱段，看周信芳俞振飞童芷令的演出，和他们共同探讨艺术内涵。那种抓住一句话，就断章取义，恶意攻击，太不讲道理了吧。
但任你怎么伤害，柯庆施同志在上海人民的心中是一座永远的丰碑。当柯庆施同志在陈毅同志离开上海，接任第一书记以来的十年间，为上海人民作出的贡献，绝对大大超过只在上海第一把手位子上干了几年的陈丕显，这是陈丕显再写十本回忆录也抹杀不了的。
上海人记得，柯庆施同志永远是脚穿布鞋，身穿旧中山装，下工厂，到农村，了解工农的疾苦，给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
上海人民记得，柯庆施同志曾经把自己的住房搬到工人新村去住，以便更多的接近工人兄弟；
上海人记得，正是在柯老的领导下，将上海建设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工商业大城市。新中国的许多个第一正是诞生在柯老任书记时期的上海，上海为共和国建造了第一辆小轿车、第一艘万吨轮、第一部照相机、第一座万吨水压机......
上海人记得，柯庆施同志领导下的上海文艺生活多姿多彩。工人有自己的俱乐部，青年有他们的青年宫。少年时期的我，一星期最少去看一次儿童场电影，和父母弟弟半个月上一次南京路上的饭馆，拉着母亲的衣角，一个月各逛一次大世界和大新游乐场；
那时的上海，社会那么和谐安定。我们钱不多，但人心齐，我们住房不大，但有奔头，我们物质不丰富，但对明天充满信心。
我们老百姓哪管得了上面“左”还是“右”。在你领导下，日子好过，就忘不了你，大家平等，就记住了你，干部经常和我们打成一片，我们就认定你。这就叫人心所向。
柯庆施同志真的在上海人的心中，高过陈丕显等人。陈丕显等人应该是清楚的。但不知出于是什么原因，文革后的“阿丕”们老是拿柯老说事，丑他贬他。人家已经离世四十多年了，“阿丕”的儿子们又来加入大合唱。新近的那本“阿丕”儿子写的一本书，居然将柯庆施同志专门辟出上下两节，计一万字左右，来写“柯庆施其人”。文革岁月和柯庆施同志毫不相干，老子也许出于嫉妒或者不满，写写还有情可原，儿子难道柯庆施同志也招你若你了？激起了你万丈怒火，要如此笔伐，真是太狂了。老实说，就是父辈之间有天大的仇，作为小辈，最好不要参与。你搞得清楚当年的是是非非吗？你就知道点皮毛而已，居然也敢谈史论人。以和为贵吧。你看人家柯六六，近几年在党史杂志上发表的回忆父亲的文章从不议论党内外的重大事件，从不去讲别人的坏话，从不参与父辈们的历史恩怨。
要讲怨，柯六六才怨呢。父亲在文革前就离去了，照例文革和他父亲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但好事者偏不放过。说什么“柯庆施要是活到文革结束，将是“五人帮”，“他早就是一个左将。”照此说法，如果刘少奇邓小平在文革前离世，那文革就根本不会发生了。这话不太厚道，但推论下去就是这样。柯六六饱尝人间冷暖，她当然活的没有陈丕显儿子那么潇洒，但她一定拥有父亲那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她已经不需要成天为自己的父亲是不是给别人比下去而烦恼。这是最幸运的。
不过，陈丕显儿子在书中透露的一点，倒是有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耀邦曾就要不要审查柯庆施同志请示过邓小平，“邓小平说：现在顾不上这个问题，先审查康生、谢富治的问题，柯庆施的问题以后再解决。”以后似乎也没解决过。大概邓小平对柯庆施同志不感兴趣，或者历史上柯庆施同志没有的罪过邓小平，于是想通过整柯庆施同志的人，吃了一记闷棍。但心里总是恨得痒痒的，于是一有机会出来骂骂也舒服。这当然谁也阻止不了。但我要提醒的是，不能上陈公子们的当了，如果再要把清算文革再闹下去，再去殃及文革前坚定地跟着毛主席的人，那共产党就等着孤家寡人吧。
文革中，在批判旧市委时，我抬头看满街的大字报时，也隐隐约约见到批判那些领导人如何不听柯老的话，想往资产阶级的生活，等等。文革后，批判所谓“四人帮”时，却说柯庆施是一伙的，当时，我是怎么也不相信。今天，我看到当年的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他的大公子分别在各自写的回忆录里，一个劲地伤害柯庆施同志，我要大声说，这样做不得人心！
伤害柯庆施同志的人，有这样几个理由，一是，柯庆施同志曾讲过，“跟从毛泽东要到盲从的地步，相信毛泽东要到迷信的地步。”我不知道说的人的依据在哪里？就算柯庆施同志说过，那又有多大的错！你去问问跟随毛主席打天下的几万老红军，那个不是这样认为的。笔者曾经访问过一些建在的开国上将，问他们，为什么当年那么愿意跟着毛主席？他们说，毛主席太神了！跟着他就是没有打过败仗。老打胜仗，你能不佩服？看来，柯庆施同志只不过是将千千万万个老红军的心声，用一种比较激动地语言加以表达而已。你可以不听，你可以不盲从，也可以不迷信。没人逼你，柯庆施同志也没逼你，他只是说说自己的感受而已，错在哪里？罪在何处？
第二件事是，柯庆施同志作过一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据说，毛主席拿着这篇报告，问周总理陈云，“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这就更荒唐了。柯庆施同志的报告时是在上海党代会上做的，总结的是上海的工作，他怎么知道毛主席会用他的文章来将周总理一军？他的报告里也没有针对周总理的内容，毛主席只不过是借题发挥一下。这是毛主席常用的工作方法，有什么可以深挖猛追的？
第三，严重了！柯庆施同志和江青同志一起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了《评海瑞罢官》，以及大搞革命样板戏，提倡大写十三年。但是请问，一个政治局委员要不要听党中央主席的指示？一个地方党委第一书记要不要积极配合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江青同志的工作？如果都以自己的认识，来拒绝、怠慢党中央主席的指示，那我们党还能有今天吗？就是今天的党中央总书记也绝不会同意，陈希同陈良宇的下场就是一个例子。请不要指责柯庆施同志了，近三十年来，一些老人围着一个普通党员的屁股团团转，用这个普通党员的话来压党中央的总书记，逼其就范，搞其下台。如此无法无天的行为，有哪一个批判过柯庆施同志的人出来哼过一声？陈丕显等人对邓小平的的言听计从，才是真正的盲从和迷信。
大搞样板戏是不是有罪？只要看看今天还在唱还在演，就是很好的回答。至于大写十三年，那简直就是六十年代的提倡主旋律。是共产党就要唱响自己的主旋律。在大写十三年的同时，柯庆施同志并没有说其他的文艺作品不能出现，“大写”绝非“全写”，“大写”更非“独写”。据柯六六回忆，柯庆施同志对京剧的传统戏仍是非常支持，经常欣赏梅兰芳的唱段，看周信芳俞振飞童芷令的演出，和他们共同探讨艺术内涵。那种抓住一句话，就断章取义，恶意攻击，太不讲道理了吧。
但任你怎么伤害，柯庆施同志在上海人民的心中是一座永远的丰碑。当柯庆施同志在陈毅同志离开上海，接任第一书记以来的十年间，为上海人民作出的贡献，绝对大大超过只在上海第一把手位子上干了几年的陈丕显，这是陈丕显再写十本回忆录也抹杀不了的。
上海人记得，柯庆施同志永远是脚穿布鞋，身穿旧中山装，下工厂，到农村，了解工农的疾苦，给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
上海人民记得，柯庆施同志曾经把自己的住房搬到工人新村去住，以便更多的接近工人兄弟；
上海人记得，正是在柯老的领导下，将上海建设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工商业大城市。新中国的许多个第一正是诞生在柯老任书记时期的上海，上海为共和国建造了第一辆小轿车、第一艘万吨轮、第一部照相机、第一座万吨水压机......
上海人记得，柯庆施同志领导下的上海文艺生活多姿多彩。工人有自己的俱乐部，青年有他们的青年宫。少年时期的我，一星期最少去看一次儿童场电影，和父母弟弟半个月上一次南京路上的饭馆，拉着母亲的衣角，一个月各逛一次大世界和大新游乐场；
那时的上海，社会那么和谐安定。我们钱不多，但人心齐，我们住房不大，但有奔头，我们物质不丰富，但对明天充满信心。
我们老百姓哪管得了上面“左”还是“右”。在你领导下，日子好过，就忘不了你，大家平等，就记住了你，干部经常和我们打成一片，我们就认定你。这就叫人心所向。
柯庆施同志真的在上海人的心中，高过陈丕显等人。陈丕显等人应该是清楚的。但不知出于是什么原因，文革后的“阿丕”们老是拿柯老说事，丑他贬他。人家已经离世四十多年了，“阿丕”的儿子们又来加入大合唱。新近的那本“阿丕”儿子写的一本书，居然将柯庆施同志专门辟出上下两节，计一万字左右，来写“柯庆施其人”。文革岁月和柯庆施同志毫不相干，老子也许出于嫉妒或者不满，写写还有情可原，儿子难道柯庆施同志也招你若你了？激起了你万丈怒火，要如此笔伐，真是太狂了。老实说，就是父辈之间有天大的仇，作为小辈，最好不要参与。你搞得清楚当年的是是非非吗？你就知道点皮毛而已，居然也敢谈史论人。以和为贵吧。你看人家柯六六，近几年在党史杂志上发表的回忆父亲的文章从不议论党内外的重大事件，从不去讲别人的坏话，从不参与父辈们的历史恩怨。
要讲怨，柯六六才怨呢。父亲在文革前就离去了，照例文革和他父亲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但好事者偏不放过。说什么“柯庆施要是活到文革结束，将是“五人帮”，“他早就是一个左将。”照此说法，如果刘少奇邓小平在文革前离世，那文革就根本不会发生了。这话不太厚道，但推论下去就是这样。柯六六饱尝人间冷暖，她当然活的没有陈丕显儿子那么潇洒，但她一定拥有父亲那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她已经不需要成天为自己的父亲是不是给别人比下去而烦恼。这是最幸运的。
不过，陈丕显儿子在书中透露的一点，倒是有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耀邦曾就要不要审查柯庆施同志请示过邓小平，“邓小平说：现在顾不上这个问题，先审查康生、谢富治的问题，柯庆施的问题以后再解决。”以后似乎也没解决过。大概邓小平对柯庆施同志不感兴趣，或者历史上柯庆施同志没有的罪过邓小平，于是想通过整柯庆施同志的人，吃了一记闷棍。但心里总是恨得痒痒的，于是一有机会出来骂骂也舒服。这当然谁也阻止不了。但我要提醒的是，不能上陈公子们的当了，如果再要把清算文革再闹下去，再去殃及文革前坚定地跟着毛主席的人，那共产党就等着孤家寡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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