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故事，往往起自琐碎而零星的童年记忆，从这些故事里，父亲的身影自远而近、日渐清晰，他是个爱家的男人。没有神话，没有传奇；有的只是一份认真与倔强，以及一份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与一份真挚的情感。
烧饼换回花泥球
在我很小的时候，家里十分贫穷。在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玩具是人们的奢求。可父亲宠着我，宁愿委屈自己也要让我天天开心。
有一天，父亲在卖烧饼的路上遇到一个孩子，正拿着花泥球玩具玩耍。见他走过来，那个饥饿的孩子想吃烧饼，却不吭气，直盯着烧饼看。父亲见不得可怜人。看见这样子，他掏出自己兜里当饭吃的烧饼，对那孩子说：“这样吧，你给我个花泥球，我给你个烧饼吃。”
那孩子高兴地说：“行，我有3个，你都拿去吧。”
他说：“那怎么行？我也给你3个烧饼吧。”
回来后，父亲就对母亲说起了这件事：“我一天没吃饭，省下3个烧饼，救了一个娃子，还给儿子换回来3个花泥球。”母亲感慨地说：“穷人多，好人也多啊！”
父亲为了让我高兴，宁愿饿了一整天。幼时的我并不知道父亲的良苦用心，只是兴高采烈地玩着泥球玩具。父母亲围在我身边，不时发出朗朗的笑声，这个温馨关爱的情景成为我记忆中永不磨灭的一刻。
趴在父亲背上去探亲
在我七八岁时，父亲决定带我出趟远门，去山庄头看望姥姥。山庄头没通汽车，要走30里山路才能到。我一路上兴奋地跑着，跳着。走了几里路后，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喘着气。见我走不动了，父亲诡秘地一笑：“我这里有大杏子你吃不吃？”他不知什么时候放了这些好吃的在衣兜里。我见了一下子有了力气，跑到他身边，拿过杏边吃边走。走到寺家庄路口时，在前面走着的父亲悄悄地在路旁石头上又放了5个杏子，指给我看，我会意地跑过去捡起来，吃着杏，又坚持走了很远。实在走不动了，我又耍赖坐了下来：“爹，姥姥家怎么这么远啊？”本来想锻炼一下我，可见这样，他却心软了，心疼地背起我一路走去。
我边吃杏边咂着嘴巴，不知什么时候伏在父亲温暖宽阔的背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父亲怕我感冒，想了个办法，指着路边的一只狗说：“小孩，醒醒，看这儿有只狼。”一边说一边摇了摇我。我迷迷糊糊地说：“有狼哩，狗我也不怕！”见我还没醒，他脱下外衣搭在我身上继续走。
父亲就这样背着我一步一步地走着，大约三四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到了山庄头。父亲看我醒了，就把我从他背上放下来。他没有说自己有多累，第一句话就是问:“小孩，俺孩累不累？”
父亲牵着我的手，走进一个很破旧的小院里。这院子没有院墙，没有街门，房子是小沙石垒成的，房顶上有的地方用茅草遮着，有的地方用石板盖着用来挡雨。我叫了一声姥姥，姥姥闻声扭着小脚从里屋出来，看见是我们远道而来，喜欢得两眼眯成了一条缝，忙把我们迎进屋。
父亲刚坐下一会儿，就起身帮姥姥家整修房子，一边干活还一边聊天。姥姥看见他能说会道又会干活，脸上乐开了花。
住了两天后，我开始想家了，吵着要回去。父亲依了我，准备回家，走时往姥姥手里塞了一把钱。姥姥依依不舍地送出我们好远。
躲过了一次父亲的批评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很威严的，在家里他说了算，母亲和我都得听他的。由于母亲只生了我一个孩子，对我十分疼爱和娇宠。有一次，母亲生病了，还在不停地做鞋子，缝帮纳底，白天做，晚上也不停。我心疼地说：“妈，你不要做鞋了，等病好了再做吧！”每当这时，母亲总是深深地看我一眼，叹口气，继续低下头做着，而且做得更快了……一双新鞋子终于做好了，母亲很高兴，把我叫过来：“小孩，穿上试试吧！”我试了一下，正合适！母亲摸前摸后,把手指塞在鞋子里面试着大小，叫我左转右转，好像看不够似的。看我穿得舒服的样子，她高兴地说：“俺孩喜欢，就穿着吧！”父亲在一边直夸她手艺好，说：“谁能做下这么好的鞋子？”听见父亲夸自己，母亲微笑着，一家人沉浸在幸福中。
第二天，下地劳动时我迫不及待地穿上了新鞋。父亲看见了问：“你穿着新鞋去地里劳动呀？你穿新鞋去，不怕别人说你？”少年的我并不理解父亲要求我们艰苦朴素的良苦用心。我正体会着快乐，却被父亲一番说道，就发了小孩子脾气，把新鞋扔出屋子，鸡和猫吓得到处乱跑。
父亲看见我这个样子，说：“怎么，我说你一句，你就……”没等父亲把话说完，我就赶紧走出院子到场上干活去了。因为我了解他，他说话一套一套的，谁要被他抓了理，他就会说得头头是道，句句在理，听的人无法还嘴，恨不得钻到地缝里。与其留下挨一顿批评，还不如出去干活，他多少会消消气。
晚上开青年会，我作为团支部书记主持会议。会还没开始，父亲就进来了。我赶紧招呼他坐下。父亲问：“你们开什么内容的会？”
我说：“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找到毛病。”
父亲“嗯”了一声说：“散会后，给我汇报一下。”
会后，我慢慢地走到他房里，只见他抽着烟，身边放着个水杯，在等我，似乎坐了好久的样子。我心想他一定还惦记着白天的那个纠葛，估计还要教育我一顿，心里有点发虚，为了躲过这一关，不引起他的注意，我只冲着妈叫了一声：“妈，我回来了！”
父亲见我没跟他打招呼，主动应声道：“噢，明珠，你回来了？”
父亲见我这样子，知道今天教育不成了：“你睡吧，明天早点叫上吉义，担上粪，听见没有？”
我说：“听见了，你也早点睡吧，爹！”
父亲有时也会夸奖我。有一年秋天，我在大寨参加劳动。父亲说：“这里有3担水果，你和丙恒、计周3个人到洪水村去卖了吧！这是任务，务必完成啊！”
“为啥去那里？”我不解地问。
“那里唱戏，人多好卖。我还有事，先走啦。”话音没落，他已走出好远。他怎么什么都知道，我暗自佩服他。
“爹，卖多少钱一斤？”我赶紧喊。
“你们看着办吧。”父亲给我们充分的自主权。
看戏的人确实很多，我们3个看见人多，又是第一次到外村卖东西，怎么都喊不出来。磨蹭了半天，想着如果完成不了任务，回去肯定挨父亲批评，就斗胆喊了出来：“卖水果了！5分钱一斤！”3人一唱一和，叫卖声越来越高。50斤水果终于全部卖完了。父亲知道后鼓励我们：“很好，今晚社员会表扬你们，你们是咱村的接班人啊！”
“要好好学习，听先生的话。”
在父母的影响和教育下， 1959年，我考取了县城最好的昔阳中学。我拿着通知书喊着：“爹，我考中了，你看，通知书来啦！”知道大寨村就我一个人考取，父亲脸上幸福地泛着红光。他从小没有条件上学，看到我考上了好学校，怎能不激动呢！他高兴地说：“俺孩给爹长脸了！今天爹给你包饺子吃。” 妈也乐得直擦眼泪，做了一锅我最爱吃的“头脑汤”。父母亲用这种最朴素的方式表达他们内心的喜悦。
由于离大寨较远，我住在县里的学校，父亲整理好行李，送我到学校，报了到，安排好后，对我说：“你在这里念书吧。我回去了。到县里开会时我会来看你的。”又嘱咐我说，“你要好好学习，不打架,不贪玩，听先生的话，星期六回来，我们给你做好饭吃，听话啊！” 说完拍拍我的肩膀，父亲很忙，经常顾不上我，但就这么轻轻一拍，总能带给我无穷的力量。
那时家里穷，没吃过包子。我在昔阳中学的食堂看见卖白面肉包子，想起了十几里之外的父母亲，就买了几个攒在书包里，一个没舍得吃，周末回村带给父母亲。看着他们吃得香甜的样子，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默默地对自己说：“父母受了这么多年的苦，我以后挣了钱一定带他们到县城里，好好地享福。”
望子成龙
1962年，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下农村，向邢燕子、董加耕等青年学习，鼓励农村中学毕业生尽量回乡务农当接班人。
我中学毕业后，父亲响应国家号召，要我回村参加劳动，希望我在农业上成才。母亲希望我能升学，将来当个国家干部。为这事他俩各人有各人的想法，父亲说：“学习认字，有了基础就行了，关键在于会用。我42岁才扫盲，现在对报纸也能看个八九成，都去升了学，农活让谁来搞？我看把他培养成新型农民，等我们老一辈下世了，也有人接班了。”我听他说得有理，就依了他。母亲见我高兴，也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她当然更乐意我陪在她身边。
7月，我回到了农村，和父亲一起参加劳动，他对我说：“我从小受尽了苦，你可不知道啥叫苦，你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吃的、穿的、花的，一切都是富富裕裕的。你是在福窝里长大的，得好好劳动，锻炼吃苦。”我听了点点头。随后连续十几天打场、切草、拌肥、切谷穗，我累得腰酸腿疼，晚上躺在炕上，浑身骨头像是散了架一样。可我想我是谁的儿子？硬是咬着牙坚持了下来，却没几天就病倒了。
晚上，梁便良从地里回来，端着碗来看我，坐在炕沿教我：“三日肩膀两日腿，打熬过了难受劲儿就习惯了。别人劳动惯了，你刚参加劳动，不能猛干，要把力气匀开使唤。慢慢习惯后，就不觉得什么了。有时到县城开会歇上几天胳膊腿，可再劳动时却觉得更难打熬，还不如不歇。”
经过这一番开导，我打算再试一试，病刚见好，就又上地了。当时，大寨人锄地是必须要脱鞋的，一是不会把锄过的地踩实，二是脚后跟踏过去后留下小坑，可以积聚雨水，保持水分。
我一直上学从来没有光过脚，上地的时候我就穿着鞋走进去。不巧，恰好被父亲发现了。他一般不在别人面前批评我，直到回家后才教育我说：“你倒是愿意劳动，可就是不像劳动人民的样子。”母亲听了不高兴地说：“咱们就这么一个儿子，你也不心疼他，不爱惜他？”父亲说：“我教育他，才是心疼他，爱他。疼孩子，爱孩子，就是让他们学会吃苦，不要脱离劳动，也不能脱离群众。”后来，父亲一批评我，母亲就不让，他干脆就到地里去批评我。
有一天，热辣辣的太阳，晒得地皮发烫。父亲在地里见我又穿着鞋子，当众就说我：“你看老的、少的，哪个人穿着鞋袜锄田?”我心里很委屈，但父亲说话是很有威慑力的。我只好一声也不吭，脱了鞋光着脚下田了。干了一个上午，我的脚底就烫起了很多燎泡，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到了晚上，回家后母亲一看心疼了，哭着埋怨父亲太狠心。他说：“这有什么！这是好事，我们要叫他知道劳动果实不是平白无故得来的。”
父亲看到我不吃饭，赤脚在炕上躺着，和声对我说：“明珠，快起来打盆热水洗洗脚。”我确实从心里惧怕父亲，见他口气温和了很多，就洗起脚来。这时，他又开导我说：“你如果离开了集体劳动，眼睛和耳朵就不灵了，鼻子也不通了。”我疑惑地看了他一眼，他笑着说：“就是说，和群众隔了一层皮，看不见听不见也闻不见群众的心声了。”我被他一席话逗乐了。后来我脚上长了很厚的茧子，走路多时脚上就会生疼生疼的，父亲很着急。有一天夜里，我睡得正香，忽然觉得脚痒痒的，一睁眼发现父亲正在用一块小磨石治我的脚——这就是我的严师，我的慈父。
俗话说：“三天学个买卖人，一辈子学不会庄稼人。”经过这次教育，我进步很大。我深深知道：庄稼活不好学，庄稼人不好当。也正因为有那一段艰苦的经历，我熟练掌握了农业技术活儿，了解了父辈的不容易。
父亲在教育我的问题上下了不少工夫。他不只教我耕作技术，还教育我如何认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关系，如何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有一次，一个青年在工作上犯了错误，我在共青团会上动了气，狠狠地批评了这个青年。父亲知道后，回家就教育我：“你为什么要发脾气？为什么要动冷眼？你是工作嘛，又不是当老爷！知道的人，说你是念了几天书，骄傲自大，不知道的人，肯定要说你是抱了我这粗腿！”
一句话说得我很委屈，到院子里嚎啕大哭。父亲看着我，不吭气，等我哭完了，问我：“你20岁人了，哭什么呢？”
我说：“我这也是为了工作，你不给我撑腰！”
父亲耐心地说：“好事我一定会给你撑腰，这事我可不能给你撑腰。我越给你撑腰，你就要越头大。”
我赌着气说：“那我以后怎么管人呢？”
父亲一字一句地对我说：“咱们和大家一样，都是公社社员，没有一点特殊的地方。只有一点不同，咱们是干部。干部是大家选出来办事的，不是选出来训人的。至于怎么管人，干部就得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就得比普通社员多干活，多操心。社员有了思想问题，咱们干部得启发诱导，苦口婆心地规劝他们，这才是好干部。如果干部要像你这样，我看就是坏干部——坏干部也当不长，因为你给大家办不了事，大家就不选你了。”
父亲的一番话就像一把开心钥匙，开了我思想上的锁。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善待和联系群众的道理。
正在这时候，有人在外边喊着：“上山割蒿了！”
我二话没说，光着脚提上镰刀就干活去了。
母亲见我光脚上山，着急地说：“割蒿可不像除草，山上净是葛针！踩在乱石上，疼得钻心。”
父亲说：“贾二货放了7年羊，没穿过一双鞋。他光脚半天就磨了脚了？不能再惯他了。”
父亲培养我的心血没有白费。我的思想逐渐进步和成熟起来，在实践中逐渐培养起了吃苦和拼搏精神。我当时担任大寨村共青团支部书记，兼村里剧团的首席乐师。贾吉义是团支部副书记，兼村里剧团的男主演。郭凤莲是女主演。我们在村里组织文化娱乐活动，同时不忘参加生产劳动。在劳动中，看到一些年轻人干活不像样就亲自给他们示范，有时还和他们展开竞赛。
周总理说：“我认识你，你是永贵的儿子。”
1963年，我带领的大寨俱乐部参加县里文艺比赛被评为先进，劳动也干出了成绩，我们一年打山草沤肥30万斤，修房抬石头15万多块，被省里评为先进团支部，加上7天7夜在洪灾中救粮救人的突出表现，1964年6月，我作为大寨村团支部书记到北京参加了中国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和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
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我和郝建秀、董加耕、李瑞环等人站在一起，毛主席和我们一一握了手，问我：“你是哪里人？”“我是山西大寨人。”毛主席说：“好好劳动啊！”刚说完，由于人多，后面的人一下子把我挤到周总理面前。
总理和蔼地扶起我，问我：“你是哪里的？”
我激动地说：“我是大寨的。”
总理一听我是大寨的，微笑着问：“陈永贵好吗？”
我回答说：“他是我父亲，他很好。”
总理关切地问起了大寨的情况：“小麦长得好不好？”
我向总理汇报：“小麦长得很好。”
总理鼓励我：“你很年轻，回村里一定要好好干，向你父亲学习。”我用力地点点头。
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我兴奋得没吃下饭。回到大寨后滔滔不绝地把当时的情形讲给父亲听，说周总理还问起了他。父亲夸我说：“你可好，你是大寨村第二个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人。”
1965年周总理第一次来大寨，我看到父亲陪着周总理在村里视察，就躲在了一边，父亲看到后，招呼我过去，向总理介绍。周总理笑着说：“你不要介绍了，我们已经认识了。”然后对我说，“我认识你，你是永贵的儿子。”一年多过去了，周总理还记得那么清楚，我非常感动。
我躺在父亲的怀抱里
父亲从小受苦，却看不得他人受苦。我稍微吃苦受累，父亲就很心疼我。但是为了锻炼我，他总是狠狠心叫我跟大家同甘共苦。
1965年，我同父亲和几个公社书记到晋东南学习。父亲对我们说：“调查研究不是游山玩水，而是要好好学习外地的经验，然后联系实际，考虑怎样再上新台阶的问题，担子可不轻啊！”
当年父亲50多岁了，和一位年龄大的领导同志坐在大卡车的副驾室。知道父亲一向要求我们不搞特殊，我就坐在卡车后面的车厢里，一路寒风吹着。卡车颠簸着走了四五个小时，到了一个树林子，大家都饿了。父亲把头天晚上做好的饼子拿出来叫大家吃。我从大卡车车厢上跳下来，就着水，狼吞虎咽地吃着干粮。父亲深情地看着我又冷又饿的样子，眼睛里闪着泪花。
学完回程的路上，借着一些酒劲我在大卡车的车厢上唱起了歌。父亲叫我下来到驾驶室里面坐，我坚持不坐。这时车停了下来，有人把我拉进车里，我迷迷糊糊睡着了，醒来一看，我竟坐在父亲的怀里。平时在外面他是个硬汉，这时却充满温情。我知道了我对父亲是多么重要。年轻的我享受着父亲抱着的感觉，轻轻地叫了声“爹”，假装睡着了，又一次躺在父亲温暖的怀抱里。
以身作则，不搞特殊
父亲那一代人，饱经风霜，过惯了苦日子，但在生活上从不追求奢侈。他深信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故而一向廉洁自律，奉公守法。
1965年，父亲到山东临沂专区参观。山东的同志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大寨代表来了，我们就要照顾。”他们给父亲安排了小卧车，可他不坐。他说：“那是大寨贫下中农做出的成绩，不是我一个人的。我总是怕脱离群众。如果离开群众，我还有什么能耐呢？每当我出外开会，总是比在家里吃得好。我一吃饭就要想起社员，确实他们过年过节吃的饭，都不如我们开会吃得好。我很注意这个问题。”
大寨出名后，参观的人不时带来些本地的土特产，向父亲表示心意。父亲把它们全部分给了乡亲们。开群众会，他手里拿出一瓶酒，将瓶盖打开，说：“这酒叫茅台，100多元一瓶。人家大老远送来，是看得起咱大寨，来，一人尝一口。”乡亲们有的用杯子，有的抱着酒瓶尝上一口，四下里便是一片咂嘴声。有时候开罢会，父亲把参观的客人送的一包包茶叶分给不能来开会的老同志，让他们的子女带回家，以表慰问。每逢父亲召集开会，人们就想着一定又有什么好东西要分享。
有一年，公社农场种了些花生，过年前给大寨支委送了些。父亲见了严厉地说：“是不是全公社社员都有份？要是没有，为什么专门给干部分？”他二话不说退了回去。大虎牧场养了许多梅花鹿和乌鸡，每年都要生产不少鹿茸等东西，可他一辈子也没有尝过虎头山的鹿茸和乌鸡是什么滋味。人到无求品自高。父亲让人尊敬的不是显赫的名声，而是做人的品格。
他不但自己以身作则，不搞特殊，而且对家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都很严格。他说：“但凡在我家，儿子媳妇不能高提。” 当时我留京很容易，某军区点名要我，清华大学也要我去读书，但父亲要求子女在基层锻炼。他说：“我当时就是这样干出来的。要凭自己的真本事。如果走着干还不行，就要跑着干。”他总是把自己的子女，安排在最艰苦的岗位上。
我担任昔阳县委宣传部长后，一次因公到广东出差，顺便到北京去看他，言谈中无意露出要坐飞机的事，他听后就发了脾气，说：“坐飞机那么贵，回去怎么报销，坐个火车硬卧还不行？”他硬是不让买飞机票，我和同伴只好坐火车到了广东。
有一天，父亲生病了，吃饭时，饭里有一块鸡肉，被他吃出来了，他非要问清楚鸡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看实在瞒不过他，就实话实说是他生病，人家看望他送的，实在推不了。他当场就吩咐我们：“把钱给人家寄过去，以后不准收人家东西。”一次次的严格要求，使我更加懂得了俭则久、久则平、平则稳的道理。
父亲出访和视察时，更注意廉洁自律。1975年，他去墨西哥访问。驻墨西哥的大使姚广是昔阳人，得知随行的工作人员每人发了20元外汇券，就建议每人用外汇券买块手表。父亲知道后对工作人员厉声道：“怎么啦，要戴外国表？周总理戴的还是上海表，你们搞什么特殊，要注意影响嘛！”他到浙江视察时，有人劝他去看看西湖，他说：“以后退休了再看吧。”到了泰山、黄山脚下，有人劝他上山游览，他也不去，说：“还是多看几个工程吧。”即使到了拉萨，他也没进布达拉宫参观。他总认为：“庄稼和土地是最有看头的东西。红旗招展、人欢马叫的农田基本建设场面，才是最美的景象。”
父亲是爱家的，更是爱人民、爱集体、爱国家的。他一生始终保持着农民那种质朴忠厚、勤劳执著、自强自立的本色，这种本色自始至终在他身上得以体现。父亲是个普通的农民，即使在他进入国家最高领导层后，仍然没有脱离基层，仍然保持了一个扎根大地的农民形象。
在父亲的影响和教育下，我们家一直保持着俭朴的作风，懂得了不搞特殊，学会了自己靠自己，勤俭过日子。看着如今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我在缅怀父亲的时候，自豪与欣慰之余，不免有些伤感和遗憾，他要是能活到现在该有多好。看看今天的农村，今天的大寨，看看大寨人今天的衣、食、住、行……在那个时候，几乎想也不敢想。
陈永贵与结发夫妻李虎妮
我的母亲李虎妮是父亲的结发妻子。她是个勤快人，常常早上不到5点钟就起床，先出去割草，然后回来做饭。她会当家，很爱干净，屋里屋外都收拾得整整齐齐。她待人接物纯朴善良，极富同情心，平时乐于帮助别人，不是盛两升白面给这家病人，盛一碗小米给那家坐月子的送去，就是把粮食送给孩子多、粮食不够吃的村民，而自家却总是糠面玉米面掺着吃，有时还用瓜菜充饥。母亲为人厚道，从没和人拌过嘴，在村里人缘极好。
母亲是村里惟一的一名接生员。有人生孩子，母亲虽然病了，可她还是挣扎着起来帮助接生。接生后，主家总要请吃一顿饭，扯一尺红布，可她不但饭不吃，布不要，而且还给产妇带上半斤红糖补身子。贾寿元媳妇刚出生的婴儿有生命危险，她毫不犹豫地对婴儿做开了人工呼吸，救了这个婴儿。人们提起她来赞不绝口。
由于表现突出，她成了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中国妇女》杂志还专门发表了《大寨女社员李虎妮》一文，表扬了她的先进事迹。
父母二人非常恩爱。父亲是村里的积极分子，常常有一群人到家来谈论事情，母亲十分理解和支持，在一旁忙里忙外地招呼着。大家谈论时,忙活了半天的母亲打起了瞌睡，父亲发现了，没有叫醒她，朝着她努一努嘴示意让大家看，大家会心一笑，谈论的声音于是小了下来。父亲在家里，家务事能做就做。只要他一有空，总是对母亲说：“你平时忙，让我来做饭吧！”后来，生活好起来以后，父亲更是喜欢做上几道拿手的家常饭，端到母亲手里给她吃。邻居见了羡慕不已，夸他几句，他哈哈大笑，说：“你们也向我学习嘛！”
父亲事事上心，不仅把家里家外都安排得好好的，而且很会打理和照顾自己。他喜欢穿白底布鞋，戴白毛巾。下地劳动回来，他第一件事就是拿起小笤帚扫衣服。说来也怪，他抽旱烟，衣服上却没有烟味。虽说穿着朴素，可他爱干净，每天都要换洗一遍。他自己洗衣服，从不用人帮忙。母亲在一边感叹地说：“衣服没味，白领子也不脏，白鞋边也不黑。俗话说：贵人鞋子上不落灰。你是贵人啊！”
由于父亲从小走路多，又经常赤脚下地，脚上有很厚的茧子，脚指甲是双层的，所以硬得只能拿剪刀才能剪得动，每次剪脚指甲都得费些力气。洗脚时，母亲蹲下想帮他剪，他说：“不用，我自己来，你也忙了一天了。”母亲怜惜地看着他，笑着说：“你什么都与众不同，连脚指甲也跟别人长得不一样。”
母亲从头到尾支持他，理解他。我小时候脖子上戴着一个银锁环，这是家里惟一值钱的东西。大炼钢铁那年，父亲不由分说交了公，贤惠、忍让的母亲“唉”了一声，也没说什么。他哪天发了脾气，母亲总是主动帮他去调解，跟村里人讲：“你要犯了不是，千万不要跟着他的脾气走，想办法补救才能压下他的火气。”
村里建起了饲养场，这活儿又脏又累，父亲让她去为村里喂猪、喂鸡、养兔。对于这些，她从无怨言。有一天，有几只鸡不知什么原因死掉了。她急得吃不下，睡不着。父亲安慰她：“没关系，死就死吧，这是天灾人祸，谁也挡不住。再说，咱们这里气候不适应。”母亲嗔怪说：“你这人也少有，什么时候都看得开。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跟你一说，什么都想开了。”他们夫妻二人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共同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有一天，父亲和井沟村党支部书记赵银泉一起出席省劳模会。赵银泉跟他说起了家里的事，他家已经生了两个女孩，这次老婆又临产了，只盼望生个男孩子，如果还是个女孩就不想要了。父亲想起母亲常念叨着跟前没有个女儿，就开玩笑地对他说：“如果再生个女孩，给了我吧！”本以为是闲唠家常，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赵银泉果真把刚满月的女孩带到我家里。母亲高兴地接过孩子，抱在怀中，叫我到供销社买回来奶瓶和奶粉，一口一口地喂她。父亲则取出平时舍不得喝的二锅头酒，又炒了鸡蛋款待赵银泉，笑嘻嘻地问他：“你老婆同意？”赵银泉回答道：“闺女来你家享福，她能不愿意？”两人一边说着一边对酌饮酒，母亲则摇着、哄着女孩，给她取名叫明花。母亲对女儿比亲生的还亲，长大些后，她常在母亲面前撒娇，谁也看不出是抱来的闺女。
记得夏天是我最快乐的季节。父亲虽节省，可是买西瓜却舍得，他常说：“伏天吃好西瓜，一年都不会生病。”他很会挑瓜，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又沙又甜的西瓜，真是其乐融融……没想到好景不长，母亲积劳成疾，患了癌症。父亲拿出所有的积蓄带她到北京医院看病。看着被病痛折磨着的母亲，每一分钟都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可她还在坚强地挺着。父亲心疼地对她说：“我怎么样能替了你啊！”母亲每次疼痛难忍，就叫父亲读《中国妇女》杂志中表扬她先进事迹的那篇文章。她一边静静地听着，一边柔柔地看着父亲，病痛似乎就可以减轻些。
临终时，母亲对父亲说：“我先走了，到那边为咱们收拾房子去。”她嘱咐着父亲，“我告诉你，你一定再找一个啊，要不老了可没人照顾你了。”父亲哽咽着，拉着母亲的手怜惜地说：“唉，说你小嘛，都当上奶奶了；说你老嘛，你才39岁……”
1965年，我最爱的母亲，没等到儿孙们长大成人尽些孝道，就带着遗憾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父亲告别了随他度过25年人生最艰苦时期的妻子，一向坚毅刚强的他脸上挂满了泪珠。
母亲是父亲和我最为敬重的一个人，也是最为怀念的一个人。记得有一次，父亲对我说：“你妈这一走，我的生活不好过，她的东西她的房间都原封不动保留在那里。我老在想她，想起从前的日子。这些年你跟我受苦了，以后生活无论多么苦，也要坚持下去。”
父亲为了孩子不想再找老伴，一人里里外外操劳着，两手粗糙还开了裂，我心疼父亲，到县里上班挣了钱后，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买了双手套。那天正刮着大风，我把手套塞到他手里，说：“爹，你不容易。”等我再回头时，只见父亲正呆呆地注视着手套，摸着它，脸上竟然全是泪痕。父亲与我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表现出那慈祥温和的一面。我心里在想：“爹，这种艰苦，你还要忍受多久呢？”
1966年，昔阳县委的领导考虑到父亲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经常在外辛苦，家里需要有人照顾，为他在昔阳王家山村物色了一位家庭妇女宋玉林。她当年40岁，会做饭，会做衣服，人很勤快，各种活计样样拿手，是个先进分子。当介绍人向她说起父亲时，她说：“现在不正是学大寨吗？陈永贵是个名人，实干家,我早就听说过，也不知道这事能不能成。”人们把正在地里劳动的父亲叫回家，让俩人见了一面。父亲对她说：“你来我家可得吃苦了。”她说：“我不怕吃苦，你也吃苦，这点咱俩还一样，不过我没有你那么大的能力。你在外面好好的，我把家里搞好，把孩子看好，把饭做好，这不就解放你了，你工作就有时间了，也不用惦记家务事了。”这事就定了下来。两个星期后，她把与前夫生的儿子明善也带了过来，按年龄次序排到明花之后，就这样组合成了一个家庭。父亲开玩笑地说:“我们家成了合作社啦！”
这位精明能干的母亲一边照顾着家里的生活，一边在大寨幼儿园看孩子。三年后，她和父亲生了小儿子明亮。考虑到年龄不小了还怀孕生子，她有点不好意思，父亲对她说：“这有啥？生个孩子，你老了，不是还有人照顾你？”明亮聪明伶俐，长大后上了大学，留在了北京。我在大寨守着父亲的事业，时时处处做出个大哥的样子，宽容忍让、爱惜着我这几个弟弟妹妹。母亲宋玉林看着我们兄妹手足情深，和睦相处，很是欣慰，经常教育我们要为陈家争气。80年代，她来到北京照顾父亲的晚年生活，和父亲共同生活了20年，陪他度过了人生的起伏岁月。
他疼爱子孙
父亲在感情上是那样深沉，有一次我爱人生病住院，他非常担心，站在阳台上来回踱着步。晚上，他一个人望着黑漆漆的夜空，在久久地思索着，等到星星全都闪现时，他似乎在默默地念叨着什么。他安慰儿媳妇：“吃五谷，生百病，贵人多遭难，过了难，大福大贵就来了。”我爱人给了他100元零花钱，他高兴地收下了，逢人就说：“我这儿媳妇可不错哩，还给我钱呢！”儿媳妇时常记着公公的好，评价他说：“他是个英雄。他从来都是把国家、集体放在第一位，能吃亏，不贪小便宜。他为人处世很有分寸，很有章法，一辈子都是个聪明人。”
我妹妹结婚后，带着妹夫来看望父亲，父亲故意往地上扔了10块钱，试探这位养女婿的人品。他捡到后如数交给了父亲，父亲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父亲疼爱孙子孙女，喜欢逗孩子们玩。孙女还小的时候，他经常把孙女抱在怀里喂饭吃。见孙女用小手抓他的酒杯，他就用筷子蘸一下杯中的酒，送进她的小嘴里。看着孙女脸上露出奇怪的表情，他哈哈大笑起来。
对于孙子孙女们的事情，他非常关心。遇到重要的事，他亲自定夺拿大主意。我女儿有段时间腿疼，医生说得动手术。他看了看孩子的腿说：“腿不治不拐，眼不治不瞎。好好的一个孩子，做什么手术呢？”我和爱人听了他的话，给孩子吃了些药，果然就好了。
80年代，我小女儿冬梅跟着他在北京生活，他带着孙女每到一个地方，就叮嘱道，冬冬，俺孩一定记住，这叫天坛，这叫长城，这叫飞机场……等我和爱人来北京看女儿时，他会让孩子给我们背诵爷爷带她去过什么地方。孩子一个个讲出来，他一边高兴地说着“对了，对了！”一边哈哈大笑起来。著名歌唱艺术家郭兰英来家里做客，看上了我的小女儿，想把她带去培养成为一名艺术人才。没想到，父亲婉言拒绝了。
父亲爱孩子。虽然他脾气不小，但从不会在孩子身上发脾气，对孩子永远是以理服人，婉言开导，讲完道理后还以幽默的方式将孩子逗乐。虽然他从来不用责骂的方法，可是孩子们接受批评时反倒有些敬畏他。正因为如此，子孙对他更加尊敬，更加热爱，更加听话。当孩子们与父亲欢声笑语的时候，只要桌上的电话铃声一响，或者有人找他谈事，孩子们都会悄悄地躲到别的房间。
父亲生活勤俭，也要求子孙节约，如实报账，不占不贪。孙子挣了工资，一共攒了3600元，全交给他保管。孙子向他要零花钱，他批评道：“这可不能干，老花钱还行？”孩子们喝完汽水后把瓶子退掉的钱要如实汇报上交；替他买烟，找回来的零钱也要如实还给他。他说：“其他可以商量，经济上不能马虎。”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节俭的民族，“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是古人的垂训。父亲从小过惯了苦日子，养成了节俭的习惯。 他带孙女出去散步时，买回一根5分钱的冰棍，拿刀切成两半，放在小铁碗里分给两个孩子一人一半。他常对孩子们说：“咱们是农民出身，什么时候都不要忘了本。”孩子们受到他的良好教育，花钱都不大手大脚，对金钱的态度淡然。
当他去世的时候，孩子们都还小，可十分懂事，没有所谓的优越感。他们认为，爷爷自力更生靠汗水创业，新一代当刻苦开拓自己的未来。因此，他们在外面读书时生活非常节俭，舍不得吃肉。我们很心疼，每次通电话总是再三叮嘱：“孩子，学习要紧，身体更要紧，就别老这样节俭了。”可是孩子们牢记着他的教诲，用实际行动来分担大人的生活压力。他们不依不靠，起早贪黑，勤奋读书，品行良好，个个都很争气，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有的还深造为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如今，孩子们都已成家立业，幸福和春梅在北京工作；新春和红梅在山西工作；冬梅19岁就入了党，在山西忻州师范学院团委工作，年年得优秀，曾受到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他们各个家庭美满，事业有成，这都是父亲所希望的。
谁不希望自己的子孙生活幸福，有所作为？自身显达，祈求荫及子孙，也是人之常情。然而，父亲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着想，置个人和子女的私利于度外，视功名利禄如草芥，家财不为子孙谋。居官清正廉明，胸怀坦荡，品格高尚。正如林则徐所说：子孙要是如我，留钱做什么用？子孙要是不如我，留钱又做什么用？
生活情趣
父亲在生活上是个很有情趣的人。他个性要强，处处不甘人后，事事走在人前。他不光农活干得好，而且吹拉弹唱也是样样行，大寨组织的文艺活动总少不了他。很多乐器，他拿起来就会奏出曲子。他会唱山西梆子，扭秧歌也是村里公认的好把式，白羊肚毛巾往脑袋上一拧，化装成花脸，走起步来很到位，常常走在前面当领队。每逢正月天闹红火，他总会组织几个村的积极分子串村表演舞狮子。他敲锣打鼓也是一把好手，有气势有节奏地挥舞着鼓槌，舞得出神入化，人们看得眼花缭乱。
父亲爱琢磨，脑子不得闲，走路时也在思考问题。他喜欢看晋剧的宫廷戏，爱动脑筋琢磨里面的门道。他悟性很高，习惯逆向思维，平时看见什么或听到什么，都要经过脑子转上几圈，从不同角度看问题，想想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样，下一步怎么办？无论做什么事，总要想些新套套，做完后还要总结哪些做得好，哪些需要改进。
他脑袋瓜好使是众所周知的，因此看问题与众不同。对一个问题，他不但能看到正面，还能看到反面；不仅能看到近处，还能看到远处；不仅能看到别人易于看到的问题，还能看到别人难以看到的问题。
父亲曾经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他有一次外出办事，看见两位穿干部服的人各自骑着自行车过一条泥泞的小河。一个人到了岸边，停下车想了想，挽起裤腿，把车扛在肩膀上，一步一步艰难地过了河，身上溅满泥水；另一个人骑到河边，没有下车，一使劲蹬过去了，人干干净净，车身却受到伤害。父亲说：“我敢肯定，前一个人骑的是自家车，后一个人骑的是公家车。我就想不通，但凡姓了公的东西为啥就该倒霉？”父亲心中装着一杆秤，他知道哪头轻，哪头重。
还有一次，油脂化工厂请他去参观指导，他立即答应。可走到工厂大门口，他就让司机掉转车头不进去。这个厂的领导问他为什么不进门，他说：“不去也知道是什么样子。”这位领导脸上露出不解的神情，父亲说：“厂门口长着那么高的荒草，里边还能好成什么样子？”父亲对看不惯的东西不迎合，不迁就，当场就指出来。
父亲看问题独到，听人说话非常认真,很注意吸取他人的长处。平时走路低着头，不多说话，但遇事说起话来头头是道，绝对是个天生聪明的人。许多人对他十分佩服。
父亲受人尊敬，所到之处人们总是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他，用崇拜的眼光看着他，一声声地叫着“老陈”。他头上的白毛巾是他标志性的打扮，更让人觉得亲切。有一次，他到延安参观，热情的人们远远地看见他头上的白毛巾，就围了上来。由于他头上箍的白毛巾很显眼，路上不断有人群欣喜地朝他的方向拥过来。秘书焦焕成担心路上耽搁的时间太多，灵机一动，帮他摘掉白毛巾，把身边贾承让的灰色前进帽给他戴上才算解了围。他到太原剧团观看演出，只要他一出现，所有的观众都面向大门口，背对舞台，用热烈的掌声迎接他。演出完后，演员们激动地等着他上台与他们一一握手，然后兴奋地簇拥着把他送出大门，直到他的车子看不见了才回去卸装。
父亲厨艺很好，逢年过节都是他掌勺。看到父亲受累，我很心疼他。父亲却说：“人嘛，还能不动弹（ 劳动）了？虫虫蚁蚁还自己找食吃呢！”他包豆包又快又好；包的饺子中间鼓上面高，馅不多却很好看；蒸馒头时拿起发面闻一闻就知道酸碱。我印象最深的是过年吃头脑汤饺子时，他习惯倒一小口白酒在上面，香喷喷的饺子配上五颜六色的蔬菜汤，酒气弥漫，异香扑鼻。他从小在外闯荡，大饼做得十分地道，用多少料、何时出锅等计算得很精确。他会做烧肉拉面。据说他在太原吃过一次后，回大寨就琢磨着口味做，做出来的味道绝佳，不亚于饭馆里卖的。大寨人觉得好吃，就请他把经验传授给大家，还纷纷把肉块拿到家里请他做。他自己节省，可对人却毫不吝啬，在自家厨房上足调料做好后一份一份给大家送过去。
村里的人经常端着饭碗来我家吃，边吃饭边议论生产上的大事。有时父亲也端着大碗走东家串西家，边吃边聊。他爱吃“豆面”和“玉米面撒粥”，他说：“土生土长吃土饭，吃得肚里舒服。”哪天做的饭味道好，他就向别人炫耀着说：“你看看我的饭，不错吧！”母亲怕他营养不够，偶尔给他弄些牛油茶和鸡蛋。他就端着这些稀罕东西，走到邻居进才家，分给他们吃。
村里的孩子们见了他端着碗走出院子，都“爷爷”、“爷爷”地叫着跑了过来，他就给这个嘴里喂一口，给那个嘴里拨一口，一边喂一边笑……母亲心疼他说：“这也是俺一片心，你不能一个人吃完？”父亲不吭声，把剩下的三口两口扒拉完，一放碗，说：“我愿意嘛！我吃饱了，你不要管我这事。”后来这样的事情多了，就习惯成自然了。现在大寨村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当年几乎都吃过父亲喂的饭。
父亲没有官架子。从中央一回来，马上到地里劳动。看他一放下镢头，村里的小青年就围上来，跟他嬉皮笑脸地要烟抽。他就往地上一坐，从口袋里掏出烟来，自己抽出一支，再把整盒烟往地上一放，小青年见状就欣喜地凑过来，你一支我一支拿去抽了起来。
外国报道“陈永贵的抽烟法”
父亲生活很朴素，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就是爱抽烟。早年他是种烟的好手，也是炮制旱烟的专家。他那烟杆儿尺把长，拴着一根细绳，下面吊着装烟叶的荷包，不抽烟时就挂在脖子上。
后来当了国务院副总理，经常在政治局开会，接见外宾，在脖子上挂个烟袋不方便，就只好买纸烟。但他一般不抽好烟，更不抽带过滤嘴的烟。只是在特殊场合，为了应酬也抽一点“中华”之类的高级香烟。卸任后国家仍按高干待遇给他特供，他不要。从此“中华”也不抽了，变成了抽“大前门”。但抽得最多的是3角多钱一包的“三七”牌烟等低档烟。再后来，他又抽起了旱烟，用上了以前挂在脖子上的烟杆儿。
他抽旱烟简直是一门绝技。田间休息时，他走到树阴下，脱下鞋子，往地上一扔，然后坐在鞋上，拿起烟袋就抽了起来。快抽完一袋时，将烟红磕出来，重装一袋烟末后，他头部向左微斜，用烟锅对上磕在地上的烟红，或者干脆用手把烟红捏到烟锅里，然后猛吸两口，浓浓的烟雾便四处缭绕……一袋旱烟抽完了，烟锅里只有一块烟灰，磕出来以后，烟锅里干干净净。
他抽香烟更是令人称奇。上台讲话时，他右手里夹着一支烟，嘴里不停地讲，左手挥舞着。第一支烟快抽完了，从衣袋里再摸出一支，在桌子上礅一礅，把礅实的那头捏扁，眼睛不望，快烧完的烟头准确地接到了刚取出的那支烟上。借着第一支烟头的余火，一吸，第二支烟就着了。几个小时讲完了，那一支烟还在手里，烟缸里装满了烟灰，可就是不见烟头。
平时坐着时，他用火柴点着一支烟，歪着头，用手半捂着嘴一边思考一边抽烟。半天抽完了七八支，火柴只用了一根，烟头也只有一个。
外国人看了非常惊奇，在外国不断报道这种又整洁又节约的“陈永贵抽烟法”。
这些年，到大寨参观的游客很多，对他很有感情，见了我总是说：“陈老是个伟大的人。我们一提起他就想掉泪！”他们知道我父亲爱抽烟，到他的纪念碑前，总要敬上一根烟，有人还把“ 中华”、“牡丹”等烟放在他的碑前。他受到了人民的爱戴，他是个幸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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