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胡耀邦还是想保《苦恋》的

出于邓小平批判《苦恋》的指示后，
于是，总政治部组织了一班人马写了批判文章，于4月20日在《解放军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题为《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这篇文章批判《苦恋》宣扬不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是丑化党，丑化社会主义制度，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说不仅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甚至到了实际上否定爱国主义的程度。文章还说，《苦恋》的出现不是孤立的现象，它反映了存在于极少数人中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以至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
《解放军报》的文章发表后，立即在全国和海内外引起强烈反映反响。有人跟着出来指责《苦恋》将我们社会写成一团漆黑，不是站在党的立场，而从个人主义怨愤出发……。更多的是那些看过《十月》杂志或内部放映《太阳和人》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惊讶对这篇文章上纲的调子如此之高，言词如此之激烈，“自己的思想认识怎么又落后了”？文艺界许多人读了文章后有些慌乱，有的担心自己哪一部作品是否了也会挨批？在海外的爱国人士和外国友好人士则纷纷猜测我国的政治动向，担心再搞政治运动。有些外国舆论则认为中国“又要反右了”，“改革开放政策要变了”。
当时分工主管思想宣传工作的一位中央书记处书记听到邓小平的指示后，对批评《苦恋》也很热心，一再下令要《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人民日报》编辑部主要成员对这篇文章认识不一，报社及文艺部编辑同文艺界领导商量，认为这篇文章带有“文化大革命”时“打棍子”和“大批判”的色彩，摆事实讲道理不够，不能以理服人。经过反复研究，《人民日报》决定不转载，以免给全党全国人民误解为中央也同意他们的观点和做法。

（充分肯定创作的成绩和主流事关重大。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没有充分肯定主流。开展文艺批评和评论要有更多的分析和说理，不要无限上纲，乱扣帽子。我们党发誓不会把任何一个要革命的同志打成右派。）变字体

这时，胡耀邦刚从山东回来，他是因长期劳顿过度而颈椎病发作，被中央限令自4月1日起休养一个月的。他在北京治疗12天后，即去浙江、山东调查考察，于5是月上旬才回到北京的，胡耀邦先前听到过一些对《苦恋》的不同反应，他主张由文学界自己进行评论就行了。他没有想到《解放军报》公开发动了批判。他在浙江和山东已经听到了一些反映，回到北京后听取了中宣部和文艺界领导的汇报。那位中央书记处书记也来向他说了一通，还转述了邓小平3月27日的意见。胡耀邦感到事态的严重。
5月17日下午，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与中宣部、文化部、广播局的15位负责人进行了座谈。他在听了一些人的意见后发言说：这几年，总的来说，文艺是有很大成绩的。我们提出要开创一个新局面，我看这个新局面开始来了。这几年，创作了很多好的东西，也出现了一些不成熟、不正确的东西。这是必然会出现的。去年我在剧本创作会议上讲，理论方面也好，其他战线也好，正确和错误几乎是相伴而行的，哪里会一点缺点错误的东西都没有呢？不可能嘛！所以必须肯定成绩，也必须克服前进中不健康的、错误的、有害的东西。他强调，要充分肯定主流。他说，我们吃过没有肯定主流的亏。毛泽东为什么错误地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呢？就是没有充分肯定主流。我们不能因为有少量的不健康甚至有害的东西出现，就忘记大量是好的健康的东西。
胡耀邦说这段话，意在抵制有的人想借机发动一次反什么倾向的批判运动。但是对于《苦恋》，有些人十分积极，已经在全国性报刊上批判开了，维护中央威信、顾全大局为重的胡耀邦无法遏制和扭转。他只能尽可能降温降调，尽力把火辣辣的批判引导到平和的评论和批评上来。
胡耀邦说，克服不健康的、错误的、有害的东西，特别是文艺战线，根据过去的历史经验，要采取很稳妥的方法。新中国文艺的历史情况表明，对怎样克服错误的东西很敏感。因为这条战线受惊特别厉害，惊弓之鸟，不是一次弓弹而是多次弓弹，惊的程度比其他战线更甚，所以要特别注意。他说，最近对《苦恋》的批判，我看是需要的，是为了帮助作家，是为了教育大家，是有好处的。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在方法上更稳妥一些，可能效果更好一些。批判的办法和措辞更稳妥一些，不用评论员文章而用个人名义，可能更好一些。
胡耀邦很有针对性地再一次主张文艺批评叫文艺评论。这样可以避免把批评误解为无限上纲、乱扣帽子的批判；而且评论可以包括表扬和批评，可以有更多的分析和说理。他说，对错误的、有害的东西要有批评，最好争取作者自我批评，也允许反批评。批评作品同对这个人的评价不要完全混为一谈。可以批评作品中反映的政治态度，也可以批评他的艺术水平，都要充分说理。他还说，重要的批评，也不一定所有的报纸都登。即使是最有理的、最有说服力的文章，全国报纸上上下下一起登，大家都紧张，以为又在围攻谁了，以为又要反右了。出现这种局面对我们不利。因此可以自由选择登还是不登。不登完全允许，不要形成什么压力。他明白地说，对《苦恋》的批评，引起了国外的议论，反映很强烈。我的意思，现在把它冷下来，放一段时间再说。有些报纸登，有些报纸没有登，是正常的，是很自然的现象。几天后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邀请参加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的同志举行的座谈会上讲话中，又谈了批评是为了帮助，不搞运动的话。他谈到所谓“你爱祖国，祖国不爱你呀！”指出：“这个话当然是说错了，就要批评一下。要不要打倒？当然不要打倒。我去年代表中央说了这个话，我们党要发誓，不会把任何一个要革命的同志打成右派。我们发誓不打了。”


（邓小平说：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解放军报》可以不必再批了，《文艺报》要写出质量高的文章。）变字体

胡耀邦这些重要意见，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成。邓小平于7月17日把周扬、王任重、胡绩伟、朱穆之、曾涛等人召来谈对《苦恋》的批评问题。周扬、胡绩伟、曾涛向邓小平讲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邓小平表示，“党对思想路线和文艺路线的领导是有显著成绩的，这要肯定。工作中也存在着某些简单化和粗暴的倾向，这也不能否认和忽视。但是，当前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我认为是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接着，他说了《苦恋》和看到几个“很吃惊”的材料，说：“一句话，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回忆一下历史经验：1957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杀气腾腾的。”他说：“当然，对待当时出现的问题，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不能搞运动。”对于这些犯错误的人，每个人错误的性质如何、程度如何、如何认识、如何处理，都要有所区别，恰如其分。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他谈到《解放军报》批评《苦恋》时说：“首先要肯定应该批评。缺点是，评论文章说理不够完满，有些方法和提法考虑得不够周到。《文艺报》要组织几篇评论《苦恋》和其他有关问题的质量高的文章。”“《解放军报》现在可以不必再批了，《文艺报》要写出质量高的文章，对《苦恋》进行批评。你们写好了，在《文艺报》上发表，并且由《人民日报》转载。”《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听了邓小平的这番讲话松了一口气。他没有因为坚持不转载《解放军报》的文章而倒霉，他也庆幸胡耀邦诸如肯定主流、恰当批评、讲究文治、不搞运动等很多意见为邓小平采纳而成了他的指示。但是他也吃惊问题的严重性，因为邓小平把《苦恋》等一些作品上纲到“放肆地”、“明目张胆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大大超过了右派的水平”；说文艺界理论界的动向“就是自由化了，就是走波兰的道路”；还“严厉地批评了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软弱涣散”。
这之后，周扬、张光年主持《文艺报》撰写批评《苦恋》的文章，由唐因、唐达成两位文学评论家执笔。经过全国文联党组多次讨论和审阅修改，终于写成《论的错误倾向》。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处习仲勋等人对这篇文章的撰写和修改，也不断给予指导和关心。


（对文艺创作中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要一棍子打死。《苦恋》作者说，胡耀邦尽了他之所能，说了他能说的和必须说的话。）变字体

8月3日，胡耀邦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谈到文艺界及理论界、新闻出版界如何克服“软弱涣散”状态，着重讲了要学会运用批评武器问题。在谈到对《苦恋》的批评时说，解放军报的批评，小平同志已经作了正确的评价；小平同志还说，关于《苦恋》的批评我们今天达成了协议：解放军报现在可以不必再批了，但《文艺报》要写出质量高的好文章，对《苦恋》进行批评，你们写好了，在《文艺报》上发表，并且由人民日报转载。胡耀邦说，我们批评白桦的《苦恋》，因为第一，《苦恋》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类似《苦恋》或者超过《苦恋》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自由化的错误言论和作品还有一些。对这种错误倾向，必须进行了严肃地批评而不能任其泛滥；第二，国内外有些人大肆歪曲批评《苦恋》的真相，散布了大量煽动性的、挑拨性的言论。我们现在好好收一场，也是好好开一个场，否则我们以后批评就阻力重重。他说，对白桦同志，还是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要一棍子打死，白桦同志还写了好作品的嘛！但是《苦恋》就是对人民不利，对社会主义不利，应该批评嘛！帮白桦同志和一些别的同志洗个澡，我觉得是有好处的。没有必要的批评，是害人的。历史上经验证明，只嗑头不批评，叫形而上学，是要吃大亏的。他还说，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要清理一下最近以来发表、出版的言论和作品，选择其中主要的，加以评论；思想战线各个部门必须在思想领导上有一个明显的好转、进步。他鼓励大家：我们要充满信心，鼓足干劲，深入实际，团结群众努力奋斗，不断用批评自我批评的武器改进我们的工作，光明的伟大前途一定会到来。
在9月25日举行的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胡耀邦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文艺战线绝大多数同志都是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做出辛勤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指出：文艺工作中存在着某些消极的东西，我们要学会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大会休息时，他对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说：《苦恋》的事应该了结了。他还要陈荒煤给白桦写一封信。
经反反复复的修改，《文艺报》于第19期刊出了唐因和唐达成署名的《论的错误倾向》，《人民日报》于 10月7日全文转载。多数人认为这篇文章还是讲道理的，有分析的；白桦也说是实事求是的，愿意接受这个批评。12月，白桦《关于的通信——致解放军报、文艺报编辑部》发表。他在信中表示，《解放军报》首先提出批评“这个开始是应该的”，《文艺报》的文章“又给了我们启发和帮助”；党对一个普通党员“语重心长地谆谆告诫”，“我感到很温暖”。他表示今后要深入到沸腾的生活中去，认真观察研究大转折时期的社会生活，讴歌生活主流，对历史对人民对党负责。
人们可以看出，出于大局，胡耀邦对《苦恋》说了一些模棱两可甚至不正确的话，但是正由于胡耀邦的竭力降温和控制局势，这次批评《苦恋》没有酿成一场批判运动，使得文艺事业能够沿着健康的道路继续发展。当人们回顾这段历史想必会有很感慨。胡耀邦在新时期为繁荣文艺百花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历史不会忘记，文艺工作者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