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雪庵与《何日君再来》
李泥
刘雪庵先生
(3)
反右派运动以后，刘雪庵的名字连同他的歌曲都销声匿迹了。他在学院图书馆资料室里默默地工作，留给同事们的印象是‘工作极其认真细致’。有时候学院作曲系缺人讲课，也会让他去顶替一下；没人抄谱，也会召他回去抄写一下。
他原本是国家一级教授，工资很高。反右派运动前，他自动要求降了两级，成为三级教授。打成右派后，降至六级。在这样的境地下，他仍然‘位卑未敢忘忧国’，当他从新闻中得知‘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时，他深感不安。当时他一家八口人，生活并不宽裕，但他仍决定节衣缩食，从每月不到150元的工资中拿出6元，以‘刘世’的名义捐献出来，支援世界革命。这一捐款一直持续到‘文革’爆发，身陷囹圄为止。
音乐是他的生命。在没完没了地检查交代之余，他仍坚持器乐和歌曲的创作。先后为毛泽东诗词《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绝.为女民兵题照》、《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菩萨蛮.黄鹤楼》谱曲，还创作了钢琴曲《小山雀》，编写了《乐理初步》、《曲调作法》和《中国简易和声新解》，撰写了百余万字的学习笔记。1959年，他创作了管弦乐曲《瞬间》，倾诉他心中的苦闷，期盼这场噩梦能瞬间过去。
然而，作为右派，他的作品无处发表，也无人演奏演唱，只能束之高阁。他等待着，等待著有朝一日，能洗清冤情，重获自由。
但现实太残酷了。文化大革命像决堤的洪水向他凶猛冲来，冲毁了他的家，冲垮了他的期盼。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中，他不仅是老右派，还是走资派（尽管没有职务）；不仅是历史反革命，还是现行反革命。
他是个高度（2700度）近视眼患者，即便戴上眼镜，看书写字也很吃力。有一次抄歌词，误将‘反帝’抄成‘美帝’，这一字笔误，他成了‘现行反革命’。他被赶进‘牛棚’，家被抄了十二次。他多年珍藏的图书、字画、古董、照片，还有倾注他心血的手稿，统统被抄走了。而这一切，竟都一去不复返，刘雪庵只有望天兴叹。
他被勒令扫街，红卫兵动辄用棍子抽打，有时把他打趴在地上。他不断被揪斗，在学校里斗，在家门口斗，还要游街，脖子上挂着三十来斤重的铁牌子……
接着，他们全家被扫地出门，从三室一厅的教授楼里被赶了出来，住进了一间四面不见阳光的小平房里。
年过花甲、身体孱弱的刘雪庵，哪能承受得了如此的淩辱和折磨？他绝望了，只求一死。但他的几次反常举动，都被日夜为他提心吊胆的妻子发现了，她拦阻了他。
刘雪庵的妻子乔景云救了丈夫一命，自己却未能幸免一死。
一天，她正在路上走着，一个同事故意将一张毛主席像扔在她的脚旁，然后诬告她‘践踏毛主席像’。（后来知道，此人是因怕她揭露自己的出身问题而先发制人，对她进行栽赃陷害的。）
她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了‘现行反革命’，遭到红卫兵的毒打，打得她子宫脱垂。
这时刘雪庵又被发配天津军粮城炮兵农场劳动。乔景云怕他再出事，就拖着病体和他一起去了农场。在那里整整呆了两年多，后来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才被孩子们背上火车，回了北京。
由于是现行反革命，连她的合同医院也拒绝收治，她只得在家里捱着。1971年11月18日，她含恨而死。
数十年相濡以沫而又遭受株连、历尽磨难的妻子，永远地离他而去了。刘雪庵滴血的心口，又遭到致命的一击。他悲痛欲绝，度日如年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了，‘十年浩劫’宣告结束。
刘雪庵终于等来了这一天！他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立即拿起笔来，为郭沫若的新作《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谱曲：‘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梁……。’
仍没有人敢发表他的作品，他就来到小孙女的学校，教孩子们唱。在学校的庆祝大会上，当听到学生们演唱这首歌时，他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说：‘我又可以重操旧业了。’他满怀胜利的喜悦，又和潘孑农合作，谱写了《衷心曲》：‘……经历多少苦难，尝遍多少艰辛！如今日出乌云散，化雪融冰，迎来个百花齐放大地春！’他重整笔砚，百倍信心，老当益壮，焕发青春，倾吐豪言壮语：‘要为祖国“四化”立功勋！’
1979年3月，蒙冤受屈二十载的刘雪庵得到‘改正’。但仅仅是在会上作了宣布，书面的结论直到1982年才交给他本人。结论中仍然将《何日君再来》与《红豆词》定为黄色歌曲。
同年10月，刘雪庵出席了第四届全国文代会。这是‘十年浩劫’后的第一次文代会，会上与贺绿汀等朋友们劫后余生相聚，有多少话语要互相倾诉，有多少是非要颠倒过来，有多少事情要还它们的历史本来面目啊？！然而，万万没有想到，1979年在文代会上，竟还有人出来‘清算’《何日君再来》，仍然说这首歌是歌曲！
刘雪庵再也无法承受这个刺激了。他气得眼底出血，视网膜脱落，双目失明了。从此，他卧床不起，有苦难言，只是默默垂泪……
他没有得到彻底平反，在社会上仍然抬不起头来，一些人甚至还不敢和他往来。只有一些深知他的老同学老朋友周小燕、江定仙、贺绿汀、谢孝思等，有时来看望他，给他带来难得的安慰与温暖。
戏剧家金山走出监狱后，也来探望了刘雪庵。两位老友相见，感慨万千。不久，金山担任了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想要把《屈原》重新搬上舞台。但四十年前刘雪庵写的曲谱已经遗失，只好再求助于他。刘雪庵在人们的帮助下，硬是把原曲谱追忆了出来，还对某些地方作了修改。
不料，正当他埋头于恢复《屈原》乐谱时，社会上掀起了对《何日君再来》的又一轮批判。
八十年代初，港台歌曲迅速传入大陆，其中包括台湾著名歌星邓丽君演唱的《何日君再来》。有人惊呼：‘《何日君再来》这样的歌曲现在开始在一些角落里传播……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于是对《何日君再来》的批判卷土重来。
感谢记者沙青，就在这个时候，他走进刘雪庵的家，采访了这位‘已销声匿迹二十多年’的老作曲家。三天后，《北京晚报》刊登了沙青的专访报道。他在结束语中写道：‘当我写完这篇稿子的时候，心里涌出了一句话：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吧！’
一声轻轻的呼喊，重重地捶在人们的心上。‘拨乱反正’的时代已经来临。人们开始一个个站出来，为《何日君再来》鸣冤，为刘雪庵鸣不平！
刘孟洪的《抢救历史》，黎莉莉的《幸存者有责任讲实话》，葛鑫的《又一个幸存者来讲实话》，吴蔚云的《要历史地公正地评价》，潘孑农的《澄清一件史实》，还有徐苏灵的《对“艺华”不能一刀切》等，相继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继而被许多报刊转载。
葛鑫（当年《孤岛天堂》的演员）说：‘《三星伴月》插曲《何日君再来》的演唱者，颇有成就的早期歌星周璇，一向以擅长唱民歌出名，我还没听她唱过什么靡靡之音……’这部片子拍成于1937年，1936年这首插曲就在上海流行。那时日本鬼子还没有打进上海，又何以断定它的内容和客观效果是引诱观众脱离当时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模糊人民的抗日意志，转移人们对现实斗争的注意力？’‘1939年有朋友刚刚从东北沦陷区回来，告诉我那里深受敌寇铁蹄蹂躏之苦的中国民众，很爱听《何日君再来》。唱它时心里盼望着节节败退的中国军队早日再打回来……’
当年《孤岛天堂》的摄影师吴蔚云说：‘蔡楚生决定选用这首歌曲，并不是……把它当作反面人物的陪衬，如果它当时是什么“”歌曲，我们是决不会让它在这部抗战爱国的影片中出现的。’
当一个个幸存者撰文见证历史时，反对的文章也陆续见诸报端。不过，这场争论总算有了一个共识：‘把《何日君再来》列为歌曲是无稽之谈’，‘刘雪庵是一位爱国作曲家’。
1980年11月，《北京晚报》刊登了曾白融的《文艺的社会功能》，论述了《何日君再来》的社会效果。文中写道：‘一件艺术品，是作者、欣赏者共同创作的。因为人们的经验、思想感情并不相同。因此同一作品可以对不同的人发生不同的作用，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还有一种情况，是人们往往藉用他人之情，甚至古人之情，以表达自己类似的感情’，‘因此，“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又可能是以离情别绪来打动人的。这首歌在抗战时的后方也很流行，抗战僵持阶段，国民党统治区有极低的政治气压，用这种低沉的曲调，以抒发内心苦闷，正逢时也。’
沈鹏年的《年青的期待》一文，介绍了曾经被国民党逮捕，后来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参加新四军辗转大江南北，担任过谭震林秘书的刘若平，于1938年离开上海前发表在《七月》上的文章《喘息》，专门分析了上海人民喜欢唱《何日君再来》的原因。他的结论是：‘上海未曾陷落之前，所流行的歌曲是“起来！起来！”（《义勇军进行曲》），那是年青胸膛的鼓动；陷落后的歌声《何日君再来》，应该作为年青人满怀的哀诉。虽然孱弱，然而是真的。’
沈鹏年是研究鲁迅的专家，他所提到的《喘息》的作者刘若平是鲁迅当年十分熟悉的‘随便谈谈的青年’。
沈鹏年在给《北京晚报》编辑部的信中说：‘刘雪庵先生至今还在检讨，其实是不必的。因为在当时并没有出现有人唱了《何日君再来》而变成“反革命”的事实，根本谈不到什么“恶劣后果”，刘先生也不必为此痛心。’如今，当我们再唱《何日君再来》的时候，会想起永远离我们而去的刘雪庵先生，唱出我们心中永远的痛，唱出我们对他永远的怀念
刘雪庵瘫痪在床，一次次到医院求治，终不见效。自己不能行动，身边又没了老伴，苦不堪言。久而久之，身上长了褥疮。
1985年初，孩子们送他去住院治疗。他本可享受单人病房待遇，但医院说没有病房，住不进去；虽然与他几乎同时去医院的朋友住进去了。
他被留在观察室里。嘈杂的环境，让他不得安宁；心头的疑虑，更是困惑着他。他原本是不愿去住院的，无奈褥疮在家得不到有效医治，只好听从孩子们的劝说去了医院，却落得这样的处境，使他的身心遭受了更大的痛苦。他于1月1日住进观察室，在这里一直呆了一个多月，到2月份才被送进病房，但仍不是他该享受的单人病房，而是和一个因肠道手术失败、肠子暴露体外的患者同住一屋，而这位患者已感染上了绿霉杆菌！
绿霉杆菌是一种十分可怕的病菌，它发展迅速，且难以抑制，对人体的正常组织具有极强的破坏性，身体有创面的人最容易感染，而一旦感染，即难以救治。
事实正是这样残酷！同屋病友身上的绿霉杆菌，悄悄地潜入长了褥疮的刘雪庵体内，使他的病情迅速恶化。自知生命已走到尽头，垂危之际，他还嘱咐孩子们将他的遗体捐献给国家。
一代杰出的爱国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刘雪庵，带着深深的遗憾与痛苦，于1985年3月15日与世长辞，永远地离去了。
中国音乐学院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高度评价他为音乐事业作出的贡献。可惜，这个评价来得太迟了！他那颗深受重创的心，生前没有得到应有的抚慰。
刘雪庵病重期间有个愿望，想把在古曲中有着重要地位的《南北派十三套琵琶新谱》（李芳园编）重新整理出来，留给后人。他曾向前来探望的音协领导提出，给他配个助手完成这一任务，可领导说‘不行’，当场拒绝了。他很失望，不禁吟诵起李白的诗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倾吐他满腹的惆怅。
刘雪庵一生写了五百余首歌曲，其中绝大多数是抗日歌曲。而一首不经意的作品《何日君再来》，却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何日君再来》这首历经劫难，被禁唱了半个多世纪的歌曲，凭着自身的艺术魅力流传了下来。录有《何日君再来》的磁带、唱片，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喜爱。朋友们相聚时，会常常唱起这首歌来——唱的是人世的沧桑，对生离死别的倾诉，对流逝岁月的怀想，对故人的思念。没有靡靡之音，没有消极颓废，没有黄色情调。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何日君再来》陆续出现在一些歌本上。
1990年，《周璇歌曲100首》出版了。这是周伟（周璇之子）从周璇演唱的300多首歌曲中，精选了她首唱的歌曲105首汇集而成的，《何日君再来））选收其中。
1995年，王文和編著出版了《中国电影音乐寻踪》。其中选收电影歌曲138首，包括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音乐发展史上各重要时期的代表作。《何日君再来》及刘雪庵作曲的《定情歌》（《新桃花扇》主题歌）、《中华儿女》（《中华儿女》主题歌）、《思故乡》（《十字街头》主题歌）、《孤岛天堂》（《孤岛天堂》主题歌）均被收入。
1999年，田青編著出版了《老歌》，共选收歌曲100首，分为《蓝色的梦》、《戎马天涯路》、《火红的时代》、《最响亮的歌》、《为自己歌唱》五个部分，各代表一个不同的时代。每个部分选收20首歌曲，从李叔同的《祖国歌》到谷建芬的《年青的朋友来相会》，从《何日君再来》到《东方红》……。《何日君再来》被选收在《蓝色的梦》中，田青还曾为之赋诗一首：
致刘雪庵
曹操说‘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没人怪他栖惶。
东坡说‘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没人骂他颓唐。
可为什么你唱了一句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便被赶下歌堂？
荒唐，荒唐，笑罢似觉悲凉
2000年底，由孟欣、冯学敏主编的《〈同一首歌〉——二十世纪中国流行歌曲精品》出版了，《何日君再来》选收其中。主编在《前言》中写道：‘20世纪的中国音乐留给我们无数财富，它是世纪的回声，艺术家的足迹，歌迷、观众美好的记忆，也是我们的慰籍……让这些熟悉的歌伴随我们走过春天，走过冬夏，走过人生。’这段话无疑给《何日君再来》在二十世纪的纷争，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刘雪庵主要从事音乐教育工作，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音乐人材，可谓桃李满天下。在他诞辰95周年之际，由美国圣荷西州立大学教授杨鸿义倡议，得到香港著名教育家杜学魁赞同，由旅居美国的音乐家钟励余牵线，联络到重庆歌舞团作曲家任然承办，于2002年1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刘雪庵作品选》。
他们都是刘雪庵的学生，怀着对老师的敬仰和爱戴，专门成立了《刘雪庵作品选》工作组，克服重重困难，历时数载，完成了编选工作。由于刘雪庵所有的图书、资料、手稿均在‘十年浩劫’中被抢掠一空，收集他的作品难度极大。《作品选》的《后记》中特别指出：‘刘雪庵老师一生的作品甚丰，限于人力和财力，此次工作小组只将刘老师在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选编付印，但亦不全面。如经刘雪庵老师配乐、写插曲的历史名剧《屈原》，经多方面寻找资料，都没觅得。此次搜集到的歌曲、论文等资料两百余首（篇），多数是由刘雪庵老师的子女奔跑北京各图书馆，寻查大量音乐资料而得的复印件。’经过艰苦努力，从收集到的作品中，最后选了歌曲73首，钢琴作品6首，论文3篇编成《刘雪庵作品选》。这是刘雪庵的学生和他的子女们为中国乐坛和中国老百姓奉献的一份珍贵音乐资料，功德无量。
《刘雪庵作品选》工作组曾赋诗一首，表达他们的心意：
出版《刘雪庵作品选》咏
师表雪庵秉丹心，爱国浩气冲宵云。面对秀糜斥侵华，谱写战歌壮国声。曲作蜚声海内外，艺苑乐坛享盛名。卅载奇案含冤逝，一代大师久寂闻。髦髦学子缅怀切，出版《刘选》泽后人。
《作品选》中还载有刘雪庵的同学、朋友和学生的一些题词，例如：
雪地天晴朗，又闻腊梅香，长城长万里，玉笛声悠扬。（校友周小燕题）
如今，当我们再唱《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时，会想起为此而使身心备受摧残，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的刘雪庵先生，唱出我们心中永远的痛，唱出我们对他永远的怀念。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