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帖中谈到抗战时期的伪军，我提到”国共双方都有成建制的部队叛变投敌。有网友不赞同：老共方面有哪些成建制的伪军，有几个高级将领？
还记得这里有人信誓旦旦的说，成建制投敌的都是国军系列，共军没有。
估计都是被AI绑架了。因为如果你用简中问AI：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没有发生过整军、成建制的整体叛变投敌？
AI会斩钉截铁的告诉你：没有！
是嘛，记得另一网友说：如果有成建制投敌的都不用你揭发，国民党早就大肆炒作了。
这倒是给了我启发，于是用繁体中文去台湾相关网站查，终于有了线索。回过头来问AI：
你好像说的不准确, 查一下王砚田
非常抱歉，我之前的回答确实不够严密和准确，感谢您的指正！
关于王砚田（绰号“一眼六”）的事件，他确实是抗战期间八路军内部一起非常典型的地方部队成建制公开叛变投敌的案例。 [1, 2]
补充与修正：
王砚田的例子雄辩地证明了：在抗战最艰苦的相持阶段（1941年前后），八路军的县独立营、独立团这一级的地方武装中，确实发生过这种把整个建制、整连整营拉走投敌的恶劣事件。 [1, 2]
再次感谢您的纠错。
AI的优点：有错大大方方承认，有错必改。
这个缺口一打开，潘多拉盒子也就盖不住了。
中共自东北抗联以来，高级将领率部下投敌的案例触目惊心：
朱镇，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独立师师长，1934年率部投日。
罗英，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政治部主任，1936年2月率部投日。
兰志渊，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2师师长，1937年1月率部投日。
胡国臣，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军需部长，1937年12月21日率部投日。
安光勋，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参谋长，1938年2月13日率部投日。
高世魁，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10师师长，1938年4月率部投日。
秦秀全，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1师师长，1938年5月率部投日。
王振祥，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2师师长，1938年5月率部投日。
陈云升，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4师师长，1938年夏率部投日。
赵庆珍，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6师师长，1938年6月率部投日。
程斌，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第1师师长，1938年6月29日率部集体投日。
曲成山，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1师师长，1938年9月率部投日。
董宪章，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5师师长，1938年9月率部投日。
关文吉，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2师师长，1938年冬率部投日。
洪喜波，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参谋长，1938年11月率部投日。
李华堂，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军长，1939年2月李华堂承认失败率部投降了。
谢文东，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军长，1939年3月19日在抗战处于艰苦逆境时率部投降了日军。
全光，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军需处长，率部投日。
白云峰，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参谋长，率部投日。
尹夏泰，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1方面军参谋长，率部投日。
林宇城，东北抗日联军师长，率部投日。
吕歧山，东北抗日联军师长，率部投日。
赵庆珍，八军六师师长率部投敌。
宫显庭，五军三师师长、四师九团团长丛海山1938. 11，率部脱逃。
傅世江，三军四师四团团长1938.7，率二十余人叛逃。
其中，程斌部队被日本人改编成「程斌挺进队」专门负责搜捕杨靖宇。他带领日军一夜之间捣毁了抗联第一军的70多个密营，这些密营存放着粮食、药品和弹药。这直接切断了抗联的物资补给，使杨靖宇部队陷入弹尽粮绝的绝境。在程斌大队的围剿下，杨靖宇于1940年2月23日在蒙江县三道崴子孤身战死。直接开枪射杀杨靖宇的机枪手张奚若，正是原程斌第一师的机枪手。
八路军，新四军部分率部投敌案例：
兰国清，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第687团参谋长，伙同团长张绍东绍东带着1、3营部分营连长和部分团机关人员携械叛逃，徐海东得知后顿时呕血。
王凤鸣，原罗荣桓警卫员，八路军115师686团团长、苏鲁豫支队4大队政委，1941年2月率部投日。
王砚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支队临淄独立营(副团级)营长，1941年1月改编为团后第二天率全营投日，被改编为伪临淄县保安2团。
邢仁甫，八路军冀鲁军区司令、旅长，率部投日后，任津南六县剿共司令。
郭连杰，八路军独立第8旅旅长，1945年率部投日。
李振东，八路军江苏海陵县独立团副团长，1942年8月率部投日。
沈致祥，新四军兴化县兴南区独立大队队长。1941年7月率60余人向汪伪22师投降。
惠占彪，新四军第三师1支队1团团长1943年率部投日。
李庭芳，新四军江苏兴化县独立团政委1941年率部投降汪伪22师。
张经武，新四军第7师皖江支队政治部主任1944年率部投日。
也许有人又会说，这些与国民党投敌远不能比啊……
没错，国民党叛变投敌在人数和级别远超共军。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一个因素：国军在第一线与日军作战，而共军躲在敌后，哪一个叛变投敌的机会更多？
人性都是一样的，数量与机会总是成正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