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5月16日，耿飚作为党的“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位大使，来到阿尔巴尼亚首都的地拉那。他遵照中央方针，为推动和增进两国团结合作的关系，积极开展友好工作。但是，他从阿领导人谈话中渐渐地察觉到，中阿两党在一些国际问题和观点上有着深刻的分歧。特别令他忧虑和棘手的是我国对阿的援助问题。
对阿援助高达90亿元
众所周知，我国对阿援助一直是在遭受帝国主义势力封锁，全国人民勒紧裤带的情况下提供的，从1954年以来，我国给阿的巨额经济、军事援助高达90亿元人民币。要知道，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300万，平均每人高达3000多元。这对当时每月工资仅几十元的中国广大工人和一年收入只有十几元、几十元的中国农民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可是，在阿方领导人看来，向中国伸手要援助似乎天经地义。阿劳动党总书记霍查曾毫不掩饰地说：“你们中国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阿总理谢胡竟然反问道：“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李先念访阿期间曾问谢胡：“你们拿了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的回答说：“我们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1935年，红军时期的耿飚
1996年9月，江泽民与耿飚
1981年9月，耿飚在军委工作期间，检阅部队军事演习
1982年7月，耿飚 和邓小平在军委的一次会议上
1960年11月19日，耿飚同志与毛泽东、周恩来等接见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左二为耿飚
1949年，华北野战军第19兵团（杨罗耿兵团）领导人合影。左一为耿飚
惊人浪费令人痛心
身负中国驻阿特命全权大使重任的耿飚，在阿一些地区进行实地考察，感到问题非同小可：第一、阿方在向我国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要求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在我国广大的城乡除了北京、上海等大都市，连黑白电视机都少得可怜！第二、我援阿纺织厂建成后，他们却无米下锅没棉花。我方还得动用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外汇为其进口棉花、织成布、做出成衣，反过来硬要卖给我们从中赚钱。第三、我对阿方提供的军事援助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巨大，远远超出了阿国防需要。第四、我援建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阿方一公顷地达到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令耿飚尤为痛心的是，阿方对我援助物资的浪费惊人。他亲眼看到：在阿方马路边大量堆积的电线杆，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成的。我国援助的水泥、钢筋，绝大多数被阿方在仅有2.87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高达1万多个！我国援助的化肥也被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
大胆提出意见
耿飚，这位贫苦农民的儿子，童工出身的外交官，心潮难平，寝食不安。他认为，对友好国家进行援助，一定要按照我国的实际能力量力而行；要根据对方实际需要用好援助的物资。如果像现在这样援助，实际上是把我国人民的劳动成果倒进了一个无底洞！这不仅加重了我国经济困难，而且也养成了对方的懒惰习惯和依赖心理。作为大使，应该把这一真实情况如实向国内高层领导反映。
他将一股激情凝聚笔端，给当时主管欧洲事务的乔冠华副部长写了一封长信，一针见血地提出：我国对阿的援助客观效果并不好，不但没有使他们的经济得到发展，反而助长了他们的骄傲、懒惰和依赖思想。他大胆提出了对援阿规模、内容和方法均重新考虑、通盘调整的重大建议。乔冠华对他如实反映情况的精神和胆略表示赞赏，对他提出的修改援阿方略的建议也表示肯定，立即将耿飚的信转报中央。不久，当耿飚回国述职时，李先念风趣地对他说：“你胆子真不小呵，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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